（這是Judith Halberstam於1999年11月27日參與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學術研討會發表的主題演講。由金宜蓁、涂懿美合譯，何春蕤校訂）
「在小鎮上，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愛與恨互相激盪，羽翼幾乎相觸。」—Willa Cather
最近五年左右我研究的課題可以總括為「女性陽剛特質」(female masculinity)。然而最近我愈來愈覺得，「女性陽剛特質」很容易在我們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主體的政治、歷史、文化層面上受到質疑。雖然「跨性別」這個名詞近年被用來統稱所有跨性／別認同的主體(cross-identifying subjects)，然而我認為這樣的廣泛包含也使得「跨性別」這個名詞的意義和主體指涉都變模糊了。有些人──比方說Bernice Hausman──就不相信「跨性別」的說法，她認為跨性別只是一個後現代的稱呼，指向的是風格、再現、選擇，而不是實質、深度和內在的身分。另外一些人──包括女變男(FTM)的變性理論家Henry Rubin──則將跨性別讀成後現代積極批判暗含在變性(transsexualism)手術中的、對「真實」的信念。另外──像Biddy Martin──認為跨性別只是一種趕流行式的高舉跨界性別，其效應則是使得那些非跨界認同的酷兒們為自己的性別統一(gender conformity)而感覺羞恥。這些批判顯示大家對後現代主義、真實性以及選擇都充滿強烈焦慮，而我認為他們通通沒有對準問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將「跨性別」這個概念結合上跨性別的真實生活經驗：那些越界認同但是不一定選擇終究變性的人之所以如此抉擇，並不只是為了加入流行的行列或是為了追求踰越的力量。今天，我想進行一個有點弔詭的跨性別歷史計畫－－說這個計畫很弔詭，是因為它亟欲在敘事中再現的生命可能正是那些執意頑抗敘事的生命－－我將先建立女性陽剛特質的領土，探討女性陽剛特質與跨性別的重疊部份以及其重疊的方式，論文的最後將檢視一位跨性別主體Brandon Teena的生與死以及媒體對這個案例的熱切關注。在整篇文章中我將針對認同、敘事和所謂的酷兒傳記政治提出問題。
我之所以在1990年早期開始思考女性陽剛特質，原因之一就是想要為那些無法被輕易歸入「變性」社群和醫療模式的越界認同女性標出一個位置。由於都會酷兒社群中女變男的變性人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可見，這無可避免的會造成一些範疇和病因學上的移位，因此過去十年內「現身」的年輕人難免會搞不清楚她／他們越界認同的經驗所代表的意義。在這個脈絡裡，如果那些覺得自己是女性而且也慾望女性的女人叫做「女同性戀」，如果那些生／身為女人卻長期認同男性、認為自己是男性的女人叫做「女變男變性人」，那麼那些生／身為女人、認為自己很陽剛、但是卻不見得自認為男性或是女性的人又該稱做什麼呢？最後這個類型通常被稱為「T」(“butch”)，但是我想要做的就是將T這個名詞從它1950年代的脈絡中延伸出去，脫開T與「婆」(“femme”)的必然連結，將T放在一個較大的領域－－女性陽剛特質──中來討論。
有些人可能不同意用「女性陽剛特質」這個名詞來稱呼跨性別主體，也就是稱呼那些生／身為女性但卻想以男性身分生活的女人。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女性陽剛特質」這個名詞本身對跨性別主體來說可能不適用，但是它所引發的效應卻可以被用來幫助記錄跨性別主體的歷史。對於那些生／身為女人但是大部分時候都以男性身分生活（不管有沒有使用荷爾蒙）的人而言，「女性陽剛特質」這個名詞至少對他特有的陽剛特質以及以生理為基礎的陽剛之間做了區分，也面對了他身為女性的過去。當然，跨性別主體需要跨性別的歷史，需要一個方法學來記錄性別曖昧主體的存在，而這個方法學必須是細緻敏銳的，以免將跨性別主體化約為「一直都是女人」或者「失敗的男人」。
跨性別身體對想要研究她／他們的許多「專家」而言是不合邏輯而且無法閱讀的；但是同時，跨性別主體的生活卻常常吸引無數作傳者、電影製片人、脫口秀主持人、醫生、和記者的注意，這些人都很想使跨性別主體一目了然。雖然我們不希望把跨性別生命歸於某種不幸的、荒謬的範疇，但是我們也必須避免用太過理性的敘事來敘述這些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生活。Billy Tipton和Brandon Teena就是最近遭受主流媒體和酷兒媒體高度關注的兩個跨性別案例，他們的生活也因此不斷的遭到外界好事的需求和慾望的攪擾、改變、及扭曲。在一本近來廣受好評的Tipton傳記中，學者Diane Middlebrook幾乎想要乾脆宣稱，Tipton只是因為太想當樂師才扮裝成男性；這種想法也迫使Middlebrook把Tipton和女人之間的關係都當作綿密的欺騙，將Tipton描述成織就「複雜的欺騙網」(176)的「魔術師」(147)，是個缺乏「自尊」(222)、因而劫掠天真無知婦女的人。至於很年輕時就嫁給Tipton的Betty，Middlebrook寫道：「Billy選擇Betty為伴是個很狡猾的決定，而這種狡猾的伎倆降低了Billy的道德境界」(177)。突然間，客觀、學術的傳記家變成了法官和陪審員，而Billy的生活必須被無法企及的高標準來衡量。
跨性別身分以及變性身分的研究者雖然身為學術人，有時也會操弄跨性別主體生活這個主題，而且經常透露自己在這個主題上的厲害得失；相較之下，其他的分析家、傳記學者、和歷史學家則會隱身幕後，樂意於讓焦點集中在特異的跨性別主體身上，例如Middlebrook寫的Billy Tipton傳記副標就叫《Billy Tipton的雙重生活》，而最近T女同志Joe Carstairs的傳記也在副標中以「反常」來形容她的生活故事。反常、表裡不一、口是心非、虛偽、古怪、自我憎恨──這些判語圍繞著甲仙女性(passing women)、扮裝者、不手術的變性者、以及自稱跨性別的人，彷彿其他性別正統者的生活就一點也不古怪、不會口是心非、不可能有表裡不一和矛盾的情形。Middlebrook在書中向讀者現身時，就饒富意味的把自己放在受騙的Tipton妻子的位置上。她寫道：「Betty在18歲時和Billy成為戀人，要是我在18歲時遇到Billy，那會怎麼樣呢？那時，也就是在1957年，我就跟大部分同齡的女孩一樣，對性交的細節毫無所知，也不太了解男性的生理構造，我會看得穿Billy的祕密嗎？」(175)。事實上，在這本完全專注於Billy Tipton的反常表現的書中看到作者唯一的一次顯現自我的時刻，倒是讓我們對Middlebrook有了更深的了解：它顯示Middlebrook認同的、同情的是Billy的妻子們，而不是Billy本人；它也顯示這個特殊的視角使得Middlebrook得以深入的認識Tipton的妻子們如何選擇忽略而且坦然的接受Billy的生理結構，同時深愛並尊敬他所選擇的性別。這本傳記事實上是Billy最後一任妻子委託撰寫的，不但為她而寫，也是寫給她的，因此也合於她的希望。不過，要是傳記作家認同的是Billy，這本傳記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寫作這種傳記是否應該以這種認同作為先決條件呢？Middlebrook對於Billy和妻子們共同分享的、異於常人的生活深感興趣，但是為什麼只選擇將Billy的生活搬上檯面？事實上，這些妻子們也過著雙重生活，也跟Billy一樣做了一些狡猾的選擇；然而為什麼只有那個跨性別的身體特別引起大家的關注，因而忽略了其他矛盾的生命中的特異之處？
變性理論家Jay Prosser在他的著作Second Skins中指出：「敘事手法可能是變性再現(transsexual representation)的攻防戰中最有力的武器。」（134）Prosser的Second Skins重新思考變性人自傳在創造「變性」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也嘗試將變性人建立為「作者主體」(authorial subject)；我這篇文章則希望能夠在那些沒有留下生活自傳的變性、跨性者，以及那些想接近她們複雜生命故事的讀者們之間，建立一些不一樣的關係。在這一點上，Brandon Teena的案例正標記了一個生命是如何被恐懼、誤解和殘酷現實所毀掉。
1993年12月31日Nebraska州鄉間的瀑布城(Falls City)有三個年輕人遭處決式的槍擊而死。一般而言，這類的案件只會引起輕微的興趣和有關美國鄉村殘暴生活的些許討論；然而，這個事件的特別之處是，三個被害者中有一個叫Brandon Teena的白種年輕人，他生／身為女人，但是一直以男性身分生活而且還與當地女孩約會。其他兩個被害人則是Brandon的朋友Lisa Lambert，以及Lisa的朋友Philip DeVine──一個殘障的非裔美國人；Lisa 和Philip之所以被殺似乎是因為她們剛巧在兇殺的現場（當然這個說法也有爭議）。今天，我要分析幾種圍繞Brandon Teena這個名字的敘述，以展現這個事件所引起的一些關於性別認同、地域、階級、情慾和暴力等議題的爭論。仔細研究Brandon的生活史，就會發現這些敘事中所相關的並不只有跨性別政治，同時也包含了城／鄉酷兒的認同問題，以及相關白種陽剛特質和性別地理學的一般討論。我在這篇論文中使用的文本是最近Susan Muska和Greta Olafsdottir獨立製作的片子「Brandon Teena的故事」（”The Brandon Teena Story”）；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錄影帶的製作只是近年有關Brandon Teena案件的一連串媒體再現之一而已。Denitia Smith曾經將這個事件寫成一本叫做The Illusionist的虛構小說；Aphrodite Jones把這個案件寫成真實犯罪的推理小說，書名就叫All S/He Wanted；Diane Keaton最近正在把Brandon的故事拍成故事片，由Drew Barrymore主演；Christine Vachon也在製作一部呈現這個謀殺案的酷兒長片。同時，酷兒媒體藝術家Shu Lea Cheang也為古根漢基金會建立了一個網站，站名就叫”Brandon”，根據她的描述，這個網站是由「多種藝術家、多位作者、多個機構合作而成的」。
在「Brandon Teena故事」一片中，Susan Muska和Greta Olafsdottir把Brandon的生死故事深刻的座落在Nebraska州鄉間的背景中，甚至使得Nebraska州在片中有了特別的個性，變成了劇情的角色之一。鏡頭緩緩帶過Nebraska的鄉野風光，掠過歡迎遊客到Nebraska享受「舒適生活」的路標，並且呈現美國小鎮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場景。製片者很清楚地顯示她們自身和瀑布城(Falls City)以及當地社區間既諷刺且疏離的關係：攝影機偷窺式的斜視著當地的「撞車大賽」、本地的排列式舞蹈、卡拉ＯＫ酒吧、以及那些被Brandon故事衝擊到的居民的生活。在一個表現「當地特色」(“local color”)的重要場景中，攝影機從背面掠過一群正在觀看撞車大賽的當地居民，而當鏡頭凝視著這些背影時，它也以慢動作呈現這些人如何轉身以充滿敵意的冷漠目光回瞪攝影機。攝影機和被攝主體間的互動，顯示出拍片者是西部鄉野世界中的外來者，而觀影者也因而被放在同一個疏離的位置上。這樣的敘事距離不但容許Brandon Teena的故事出現許多不同的版本，也因此把「恐同性戀」(homophobic)暴力和「恐跨性別」(transphobic)暴力的敘事都堅定的固定在美國下層白人(white trash)的地景上。〔放映電影片段〕
Nebraska的地景因而成為開展各種不同敘事的爭戰場域，而這些論述很難被統合成為一個故事──「BT的故事」。這些敘事有的著重憤怒、有的著重慾望、有的探討無知和殘暴、有的探討疏離和恐懼，有些敘事將暴力、無知所導致的偏見劃歸成貧窮鄉村白種男人的本質，還有些敘事則致力於引發有關種族部署以及暴力規訓的質疑。雖然「Brandon Teena故事」這個錄影帶鼓勵觀影者將自身遠離中西部鄉村的恐怖可怕，觀影者甚至會暗自慶幸自己住在都市而不住在鄉村，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藉著Brandon的故事來揭開白種勞工階級鄉村酷兒的各種故事，並且藉此認識那些使得美國農村在都會想像中成為恐怖和墮落場域的極為複雜關係。
對那些逃離中西部鄉村的束縛、安享都會匿名性的酷兒來說，這捲錄影帶可以佐證她／他們要是無法逃離鄉村就會遭受暴力相向的最壞後果；但是，如果仔細閱讀Brandon的故事，我們會發現許多中西部的酷兒其實共有慾望，想要留下而非離去。事件發生後有些記者會質疑，既然在鄉下會遭到警察騷擾、會被那些後來殺害他的人強暴，那麼為何Brandon Teena還要留在瀑布城呢？此時我們該注意的是，「留在原地」(staying put)正是建構複雜酷兒主體性的方式之一；有些酷兒必須離開家才能成為酷兒，有些酷兒必須留在家鄉才能維持自身的特殊性。小城鎮的危險──如同Willa Cather筆下的描述也包含了Nebraska鄉村的情景──來自於一種令人窒息的接近：「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Cather寫道，「愛憎相互激盪，羽翼幾乎相觸」。這個既美麗又恐懼的意象將鄉村生活描繪成非常容易被侵犯的空間，而這樣的描繪卻是奠基於一個完全相反的意象上：鄉村生活是開闊而自由的，有著「無垠的天空」或「廣袤的原野」。Cather一方面呈現鄉村生活的地廣人稀，另一方面呈現小鎮的幽閉恐懼和缺乏隱私，她完美的捕捉了鄉村生活的矛盾。自由和監視，就像愛和恨，彼此衝擊的羽翼幾乎相觸。
當愛與恨在空中相撞，唯一可能的結果就是狂暴的重返地球、重返物質本身。Brandon Teena的生命故事讓世人不斷地猜測他在瀑布城生活經驗中的特殊愛恨情仇，也顯示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簡單明瞭地／很異性戀地(straight-forward)呈現他的故事。有一些「Brandon Teena故事」錄影帶的觀眾指責製作人在描述瀑布城時有明顯的階級偏見，其他人卻認為這部片子精確地描繪出所有白人小鎮中憎恨和惡意的文化；我們若要處理Brandon謀殺案的周邊效應，就一定得面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The Brandon Teena Story」錄影帶挪用並延續階級偏見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描述反同性戀的暴力行為時，將許多受訪主體描述成毋庸置疑的「白種廢物」。Matt Wray和Annalee Newitz在＜白種廢物：美洲的種族和階級＞（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這本文選的導論中，將「白種廢物」定義為既是那些「確實存在、活在（通常在鄉村）貧窮中的白種人」，也是「一組有關貧窮白人之社會行為、智力、成見和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及神話」(7)。這兩個編者並提出「在地空間政治」(“local politics of place”)作為界定、對抗、以及解釋這些刻板印象的方法。
「The Brandon Teena Story」錄影帶用來對抗這些（針對白種廢物、針對性別扮演）刻板印象的方式之一，就是讓曾經和Brandon約會過的女人們訴說自己的故事以及她們不凡的慾望。在媒體忙著挖掘Brandon扮成男人的背後動機時，他們大多忽略了一個要點：這些女人明知道選擇Brandon的社會報酬很少，卻還是放棄了傳統男人而選擇了Brandon。影片中Brandon的女朋友們都將Brandon說成她們的理想男人、她們的夢中情人，認為Brandon是「知道女人想要怎樣被對待」的男人：Gina說Brandon很浪漫、很特別、很體貼，而Lana Tisdale則認為Brandon是「每個女人的夢想」。我們可以說，Brandon不只實踐、甚至迎合了他的女朋友們心目中的陽剛特質。而我認為Brandon的自我展現，必須被讀成不只是對周遭白種勞工階級陽剛性質的致命批判，更巧妙的挪用了代表美國男性浪漫理想的中產陽剛和所謂正統陽剛的特質。從這些女人對她們與Brandon關係的描述中，我們了解Brandon不只有意的提供給這些女人當地男性無法給予的對待，而且他也很能理解女人複雜的自我認知和慾望。
若想要了解Brandon是與何種陽剛特質進行競爭，我們可以轉而觀察那些謀殺者在相關報導中的再現。有一些關於Brandon Teena案例的報導企圖站在那兩個男性兇手－－John Lotter和Tom Nissen－－的位置上，因此聚焦於他們飽受家庭創傷的歷史，詳細鋪陳他們受虐的細節；然而「The Brandon Teena故事」錄影帶卻試著鼓勵這些男人親口說出他們自己施暴的理由。與Nissen和Lotter的交談精彩之處，除了片中允許這些男人們冷靜地描述強暴和謀殺情景之外，更因為Lotter在言談中顯示他對自身成長的文化環境中的普遍暴力有著敏銳的認識，相較之下，Nissen就不太有自省的能力，影片也把他呈現為終究比他的犯罪夥伴更為可惡。在影片中有一秒的時間，鏡頭靜止在Nissen手臂的一個刺青上，但是沒有讓觀者認出那是什麼，然而在Aphrodite Jones版本的Brandon故事中卻提供了訊息，認定那是一個代表白種優越主義的政治象徵。我們得知Tom Nissen在早期曾經斷斷續續和「白種美國團體」有牽連；或許Nissen和殘暴的白種優越主義團體之間的調情不是什麼驚人之事，但是這個關連卻具體的顯示了那些針對Brandon, Lisa Lambert和Philip Devine的仇恨其來有自。無論是紀錄片或媒體報導都沒有嘗試串連Nissen的種族政治和他對Brandon的施暴或是槍殺非裔黑人Philip Devine，後者總是被說成不幸在場而已，這個說法其實需要更仔細的探討。
有關美洲白權(White Power)運動的大多數敘述都將這類運動連結到中西部的白人小鎮和經濟弱勢的白種人。雖然人們不願將鄉下貧窮白種美國人妖魔化，把他們說成比都會或市郊的白種雅痞還要閉塞，但是我們還是得凸顯鄉間白人社區的特殊恐懼和偏執。鄉下白人陽剛特質的特點就是恐懼：對政府的恐懼，對聯合國的恐懼，對猶太人、黑人和同性戀的恐懼，而這些特殊的恐懼很容易就產生了憎恨的文化。在白種居民佔多數、有色人種是少數的小鎮中，差異通常是透過性別差異而非種族多元來一再加以標記。Newitz和Wray在剖析白種廢物時就指出，當我們試著描述、定義那些分布在不同地域中的不同形式同性戀恐懼和變性恐懼時，是可能碰到某種程度的特殊性的。
人類學家Kath Weston在她的文章＜進大城去：情慾想像與同志大遷徙＞(“Get Tee to a Big City: Sexual Imaginary and the Great Gay Migration”)中開始探討都會和鄉村「性想像」的差異。她批判「將同志主體定位於都市，而抹去他們在鄉村的存在」(262)的刻板城／鄉二分；她也追溯那些從鄉下逃離的酷兒們的足跡，他們在到達都會中疏離的酷兒空間時總是無可避免的充滿了失望。最後，Weston提出：「同志想像(gay imaginary)不僅僅是一個夢想，一個需要都市據點才能自由做同志的夢想；同時也是一個象徵的空間，一個藉著建立城／鄉生活對比來塑造同性戀特質的象徵空間」(274)。我們一方面需要了解城鄉的二分如何打造了一個象徵的、想像的、夢想的樂土，然而卻永遠無法提供它應許的自由；另一方面，我們也想要很明確的辨識，什麼樣的酷兒主體會在什麼樣的空間中、遇到什麼樣的、來自哪些人的威脅。舉例而言，都市中的有色同志或變性人最可能受到帶有種族歧視的警察暴力相向；而在鄉下，甚至土生土長的白種同性戀者，只要他們攪擾了白種家庭導向的社區中的同質和諧，就算是違法了。我們也注意到，當都會中變性的有色人種性工作者受到暴力侵犯時，並不會引起當地酷兒運動者的強烈抗議，而美國鄉下一個白種男孩被謀殺，卻會引發運動者驚天動地的回應。這些現象都顯示出還有其他的想像差異。
我相信進一步分析Brandon Teena被謀殺案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至今仍困擾酷兒社群的身分認同、責任、階級、區域、和種族等許多問題。Brandon不只代表一個在向鄉下異性戀陽剛暴力殘暴罪犯爭取跨性別人權時失敗的烈士，Brandon也成了一個標記，標出了二十世紀晚期關於空間、白種、和生存於鄉村的特殊文化焦慮。因此，Brandon的名字也就理所當然的成了一個代名詞，代表性別多元(gender variance)，代表對跨性別恐懼(transphobia)以及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所帶來的懲罰的懼怕，代表對非正統陽剛特質的欲求。Brandon這名字道出了被恐懼和憎恨所毀了的其他鄉下生命；Brandon更點出了將恐同暴力視為中西部本質的都會幻象。然而不論暴力出現在何處，它都標示了不同場域中的不同衝突關係；而在某個層面上，謀殺行為總是描繪了從抽象層面置換到悲劇現實的其他戰鬥中的微觀真實(micro-realities)。在本次會議中同台的Gayatri曾在她討論Cereus Blooms at Night的論文中提到，暴力的再現力量可能就是在揭露那些隱藏在早期殖民和國族形構中沈澱的懲罰和規訓。Lisa Duggan在她的”The Trials of Alice Mitchell”一文中也提到：描述另類情慾的主流論述總是很煽情、很本質地將另類情慾跟放血連結在一起，於是暴力就成了不自然情慾的自然──甚至是道德的──結果。然而就如同本文所說的，暴力常常超越它的再現疆界，而可以在轉瞬間自由流轉於掩沒與轉化之間、塗銷與揭露之間、自我犧牲與血腥復仇之間。Brandon Teena的故事當然需要將Brandon的性別呈現連結到有關於性別真實的對抗論述，但是同時我也希望Brandon的故事能夠被用來討論階級、暴力、地理、和酷兒遷徙等議題。就某個層次而言，Brandon的故事雖然有其特殊性，卻更需要保有其開放的敘事－－不是個有關女變男的認同的固定敘述；也不是個打怪胎(queer bashing)的單一故事；不是個有關美國鄉村暴力的示警寓言；更不是個宣傳都會酷兒社區組織的廣告。在Brandon的男性人生敘事中，愛恨在他的慾望中流轉；在他作為跨性別Nebraska人的死亡敘事中，愛恨的羽翼在致命而迴響的撞擊中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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