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知名性別研究學者Judith/Jack Halberstam於1999年11月27日受邀來台參加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宛若TC」。本文詳細討論在Brandon Teena故事周圍形成的大量論述和圖像，例如〈男孩別哭〉一片的敘事方式是如何選擇性的架構起一個能被大眾接受的故事，但是也同時抹去了故事中另外一些重要的細節。Halberstam強調，不能僅僅以單一的跨性別身分來理解主體的困難存在情境，而需要同時關注到並行存在的其他社會因素和成見是如何重疊折射跨性別的歷史身影。中文版由何春蕤翻譯，刊登於《跨性別》，何春蕤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頁123-144。）
本案事實：Brandon Teena案件的悲劇事實如下，1993年12月31日三位年輕人在鄉村型的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瀑布城小鎮被行刑式的槍殺。一般而言，這種消息只會引起大眾一點點興趣，或者有人會因此譴責美國鄉村的特殊殘暴傾向；然而，三位受害人之一Brandon Teena是個年輕的白人，他原來生為女人但是一直以男人身分度日而且還和當地的女孩談戀愛。另外兩個受害人──Brandon的朋友Lisa Lambert，和Lisa的殘障非裔朋友Philip DeVine──看起來只是因為剛好不巧在場而被槍殺（雖然這一點還有疑義）。兇手是兩個當地的白人John Lotter和Thomas Nissen，前者目前在等候死刑處決，後者則選擇指證Lotter以便逃過死刑，目前被判終生監禁。
- 自知其所
本文關心的比較不是目前已經眾所周知的Brandon Teena案件細節，而比較是那些在短時間內圍繞著Brandon Teena這個名字累積起來的大量檔案和事件再現。我將嘗試追溯這個事件從美國中部鄉村酷兒邊緣生活的陰暗之地發展到好萊塢燦爛奪目的鎂光燈下的詭異路徑。到目前為止，這個名叫Brandon Teena的年輕跨性別男人已經徹底被小說、影片、紀錄片、劇本、網站轉化成神話人物，也因此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分析為什麼有些故事──特別是某些生命──能夠在他們所屬的次文化之外也變成代表性人物。
我將提供一些不同的架構來理解此刻Brandon Teena故事的象徵地位：首先我們可以透過Brandon Teena的生命故事和慾望來認識20世紀的跨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歷史。其次，我們可以檢視這個敘事的特殊鄉村背景，用它來思考酷兒研究對都會情慾形構敘事的偏好。第三，這個充滿性與暴力的故事有其種族、階級的相連界面，值得我們思考白種的種族形構以及捍衛白種男性特質的動力如何導致了一個「假扮者」被謀殺。最後，我還想討論這個敘事的特殊性如何使得它既方便被主流化，也抗拒被主流化。
當我1996年剛開始思考並寫作Brandon Teena謀殺事件時，我帶著典型都會酷兒的困惑來閱讀相關材料以嘗試了解為什麼Brandon以及他的非裔黑人朋友Philip沒有馬上收拾行李離開瀑布城，甚至為什麼他們一開始就選在瀑布城落腳。在所有相關文獻中，瀑布城聽起來應該是北美洲最不適合跨性別矇混的地方，更別說還和當地的女孩談戀愛；很明顯的，瀑布城也絕不適合只佔絕對少數的有色人種，更別說這個有色人種還和當地的白種女人約會。1970與1980年代去工業化所造成的農業危機使得這個小城就和其他眾多中西部小鎮一樣，成了被放棄的貧困國度，求職非常不易，當地白種年輕男人認為有色人種應該為這個日漸惡化的命運負責，但是聯邦政府卻完全沒有提供任何讓他們發洩不滿的出路。1980年代末期，內布拉斯加州的貧困和大幅削減的就業遠景滋生了暴力和煩躁的邪惡氛圍，促使許多對未來無望的年輕人轉向凌辱他人的舉動。
1996年前後，我讀了很多有關Brandon Teena短暫人生和他被殘暴謀殺的資料，也看了有關這個案件的一部紀錄片，於是我很快的就做出結論，認為整件事情就是當一個酷兒在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和一群粗野的農民發生衝突時的必然後果。1996年秋天我受邀去西雅圖的同志影展，在Susan Muska和Greta Olafsdotter拍攝的紀錄片The Brandon Teena Story放映後參加座談，和我同台的還有西雅圖本地的人類學家（也是跨性別男人）Jason Cromwell，以及來自洛杉磯的女變男哲學教授Jacob Hale。我們在座談前簡短的聊了一下，等到這個令人不安的紀錄片放完之後就上台面對觀眾。這個座談的主辦者似乎假設紀錄片本身會引發大家辯論是不是要把Brandon當成一個沒有辦法得到變性手術的女變男變性者，還是一個決定不要轉變性別的跨性T。我覺得這個問題沒什麼意思，所以我的發言就跳過了這個辯論而直接去談區域、地點、鄉村生活的問題。我說內布拉斯加州並非這個紀錄片的背景而已，事實上這個紀錄片的拍攝很技巧的把地景當成了這個敘事中的人物之一。觀眾聽了好像有點贊同。接著我繼續談到中西部以白人為主的小鎮生活，我暗示這些小鎮都是滋養仇恨和惡意的溫床，而這些仇恨和惡意顯然包含了同性戀恐懼和種族歧視的層面。這回，觀眾有點沈默。事實上，太沈默了。
問答時間一開始沒有什麼爭議，有幾位觀眾也起來作證自己作為女變男變性者或他們的愛人曾經在小鎮遇到何種困難；另外有些人則說到他們看紀錄片和接觸到Brandon謀殺案的可怕細節時感受到何等的創傷經驗。接著就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位觀眾問了我一個聽起來完全沒有惡意的問題：「你怎麼看這部紀錄片？你覺得拍得好嗎？你難道不覺得導演們有點高姿態？」我個人對這部紀錄片確實有意見，也不滿片中對瀑布城居民的呈現，但是我覺得這個提問是要我針對這個紀錄片提供一個平實的討論，所以我輕巧的避開問話中暗含的批評，我說我認為兩位導演做的訪談非常深刻。接著提出來的問題就深一點了：「那你怎麼看這部紀錄片對鄉村地區生活的描寫？還有，當你剛才說中西部小城是仇恨和惡意的文化時，你是什麼意思？」我企圖解釋我只是在描述大部分白種非都會區域常見的仇恨情結，可是接下來氣氛就火爆起來。一位女士站起來批評我的說法完全沒有顧及在場那些來自小城小鎮、不相信小城小鎮都是種族歧視或封閉狹隘的地方、甚至還希望回到小城小鎮去生活的觀眾。在場的觀眾爆出一陣自發的、持續的鼓掌，然後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坦承他們就來自小城鎮或鄉村背景，而他們也覺得被我侮辱了。
除了自尊有點受傷（當你無情的批評完某人之後，全場觀眾竟然站起來熱烈鼓掌支持她，這個經驗真不好受），我完好的離開西雅圖，但是這個經驗卻如影隨形的跟著我，強迫我重新思考圍繞著Brandon Teena的神話建構到底牽涉了什麼效應。這個謀殺案並不只是打開了20世紀末跨性別生命的潘朵拉盒子，也不僅僅提供了一個「跨性別恐懼」（transphobia）的鮮活案例；要是處理得當，Brandon Teena事件事實上提供了豐富的檔案，讓我們得以對比都會酷兒和鄉村酷兒的生命，對比小城鎮和大都會的仇恨與愉悅，對比種族、階級、性、暴力在美國公認的酷兒生命空間【譯註：都會區】之外有何種存在。更有趣的是，這個檔案庫還不只是有關Brandon的資料匯集，它也會包括有關他的家庭、女友、男友、Philip和Lisa、甚至有關都會區讀者自身的豐富資訊。
Brandon Teena的謀殺案就像六年後發生的Matthew Shepherd謀殺案一樣，確實使社會大眾注意到居住在美國中西部的酷兒年輕人（不管是跨性別還是男女同性戀）的特殊脆弱性。【譯註：1998年10月6日就讀美國懷俄明大學的出櫃酷兒學生Matthew Shepherd被另外兩名年輕白人Aaron McKinney和Russell Henderson綁架到鄉間，用手槍的槍柄打成重傷，還被綁在木樁上遺棄在鄉間等死，五天後傷重不治，兩位加害者後來被判無期徒刑。此案曾引發美國全國憤慨，更被同志團體嚴重抗議。】在這兩個案例中，死者後來都變成都會區酷兒人權團體的烈士，也都被大量各類不同媒體報導轉化，成為不幸被美國中部充滿同性戀恐懼和跨性別恐懼的陽剛暴力殘害致死的神話級超凡人物。雖然大家傾向於利用Brandon Teena和Matthew Shepherd謀殺案之後所生產的大量資料來鋪陳主角的生活和死亡細節，但是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應該是收集有關這些案件的細節、故事、事實、虛構，建立詳盡深刻的資料庫，以便未來可以繼續分析這些知名案件背後所指涉的其他眾多鄉村生命和慾望。以Brandon Teena的案例為例，這樣的資料庫應該呈現鄉村地區的認同和慾望有著何種種族的和階級的建構，也應該提供資料顯示年輕女性複雜糾葛的慾望，特別是那些被Brandon不完全但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男性氣息所吸引的女人。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經檢視過「跨性別傳記的政治」（politics of transgender biography），也討論過想要重新述說這些已經創造了特殊生命敘事的人的故事有多困難。[1] 在這篇文章裡，我希望來想像一個所謂「Bandon Teena檔案庫」，從仔細考量眾多被Brandon Teena的生與死碰觸到的生命和社會形構來發掘一些洞見和領悟，以鋪陳那些構成Brandon Teena謀殺案的地理政治因素。如果我們盡量不要把Brandon Teena的謀殺案當成一樁個人的悲劇，也不要把它當成一件和全世界酷兒或跨性別有關的象徵事件，那麼，或許我們可以貼近內布拉斯加州鄉村生活的地理和階級特色。Brandon Teena、Lisa Lambert和Philip DeVine的被槍殺，就像一場地震或像一場五級大火：它傷害的不僅僅是死掉的那三個人或者殺人的那兩個人，事實上，它也重創了整個小鎮，把大批的記者、攝影機和新聞人帶到這個區域來搜尋此案的殘跡，捕捉這個慘劇的意義。在有關本案的無數報導、新聞節目、談話節目中有一個獨立製片的紀錄片和一個劇情片比其他任何再現都更有力的決定了Brandon Teena謀殺案所留下的遺產，那就是Muska和Olafsdottir的紀錄片《Brandon Teena故事》以及Kimberly Peirce的奧斯卡獲獎片《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我想未來終究會有比這兩部影片更多更詳盡的敘事可以來述說這個案件的故事，也會有更複雜的方式來使用檔案庫的資料，但是為了創造其他不同的方式來理解Brandon Teena的眾多故事，我們必須仔細看看這些故事在這兩部影片中是如何凝聚成形的。我們需要看看前面這部獨立的錄影紀錄片和後面那部通俗劇情片凸顯了哪種敘事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哪些敘事細節被略過？哪些敘述使得這個案件得以進入主流？故事的哪些成份阻礙了它的流通性？什麼原因使得這個酷兒的慘死比其他酷兒的慘死更為重要？在敘事中，這個跨性別男人之死是如何掩蓋了同時發生的那位殘障非裔男人之死？在Brandon Teena事件從沒沒無名到惡名昭彰的轉型過程中，紀念儀式扮演了何種角色？最終，是誰有權利說故事？為什麼是這些人來說？不過，在我們思考這兩個影片的再現形式之前，我想先把這三件謀殺案脈絡化，放進有關鄉村酷兒的研究中。
- 都會vs.鄉村：酷兒研究失落的二元分野
Kathleen Stewart在她抒情描繪「另外一個」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煤礦窪地──時曾經詳盡的探究「記憶」（memory）在這種被忽略的貧困之地──她稱之為「路旁的空間」──有何意義。在她的田野研究中，Stewart收集了許多參差不齊的敘事，這些敘事攪亂了傳統田野敘述平順向前的發展，也因此使我們得以看到小鎮生活特有的拉扯力如何作用在那些被小鎮生活殘害的人們身上。例如Stewart問到西維吉尼亞州居民Sylvie Hess為什麼她沒法在都市裡生活，Sylvie的回答卻是用一堆童年的記憶來說明那個破敗的家鄉為什麼對她有這麼大的吸引力。Sylvie回憶她童年最喜歡的動物──一隻名叫Susie的母牛，她小的時候這隻母牛總是跟著她到處走，但是有一天母牛死了，一群野狗咬斷了她的喉嚨，把她撕成碎片。說到這裡，Sylvie在這個殘暴的畫面上停留了一會兒，然後突然轉變話題說：「但是那個地方真是美啊！」訪談者Stewart分析：「在這裡，家鄉是個充滿張力躍動的地方，不斷有事情發生，也留下痕記。正因為在那裡喪失了她最喜歡的母牛，家鄉因而更為甜蜜。」[2] Stewart精準的呈現了Sylvie的記憶中看似矛盾的衝動，也暫時提供了都會讀者一個機會可以理解這些住在小鎮中的勞動階級主體是如何在貧窮、孤立、疾病和暴力的殘酷現實中仍然找到美麗與平靜，都會讀者也因此能夠理解鄉村小鎮對這些主體的吸引力。對研究者Stewart而言，鄉村的貧戶代表了美國異象中被遺忘的少數，因此也提供了田野研究進行記錄社會差異的沃土。
到目前為止，同性戀研究和酷兒研究很少注意到鄉村酷兒生活的特殊性。大部分關注社區、性認同、和性別角色的酷兒研究都建基於都會人口群，對非都會性／別和認同的可能研究表現強烈的冷漠。[3] 20世紀大多數同性戀理論都假設同志文化立基於都會，認為同志文化和都會生活之間有特殊關連，或者像Gayle Rubin在經典論文＜思考性＞（”Thinking Sex”）中的看法，認為情慾異議份子需要都會空間，因為在鄉村的脈絡中，酷兒會很容易被辨識出來而被懲罰。這一串有關都會和鄉村環境差異的說法當然暗示鄉村社區往往強烈關注於各種形式的社會常規（social normativity）和性常規（sexual normativity），而都會文化則因著社會差異和性差異而蓬勃。[4] 從理論上來說，這樣的區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實際上我們可能會發現，鄉村環境也會滋養出繁複的性文化來，雖然可能在表面上同時支撐社會常規和政治常規。
鄉村小鎮的酷兒生活經常被都會酷兒神祕化為悲慘孤寂的生活，鄉村酷兒主體也可能被想成是被「困」在一個他們急切想要離開的地方。直到最近，這個二元分野才開始生產一些有趣的探究以大都會中心以外的生活為對象。在一些近期的研究中，鄉村／都會的二元分野開始和另外一些定義性的二元分野──包括傳統／現代、西方／非西方、自然／文化、現代／後現代──產生了正面的迴盪。例如，一本酷兒性地理學文選的編者們就認為，過去有關性與空間的研究很典型的略過了鄉村或非都會場域而聚焦於「性化的都會區（如紐約、柏林）或者一些性化狀態有別（differently sexualized）、邊緣化、或殖民化的空間（包括東方和非洲）」。[5] 相較之下，「其他幽微的或者夾在中間的空間──包括歐洲、澳洲、和北美洲部份的小鎮和鄉村──就很少有人寫了」（1）。整本文集都指向David Bell稱為「都會性」（metrosexuality）思考模式的主導位置，認為這種思考方式把鄉村呈現為要不是基本上「有敵意」，就是基本上「如田園詩般美好」。[6]
在把美國男女同性戀生活理論化之時，「都會性」（metrosexuality）這個概念在文化上有著主導的地位，這個概念同時也帶來另外一個名詞：「都會常規性」（metronormativity）。「都會常規性」則可以描繪出某種同性戀論述的規範力量──就是那種集中討論「出櫃」和「遷徙」的敘事（不論是從鄉村空間到都會空間，或者從都會的異性戀生活到都會的酷兒生活），這種敘事把同性戀主體性描繪成在身體之內沈睡，等候社會條件成熟才浮現。但是Alan Sinfield指出，這種自然化的酷兒自我完全無法反映都會脈絡同性戀認同的建構性，也無法反映酷兒認同──作為一種都會人──是如何被建構的。結果，描繪鄉村性認同的公式總是一個發現都會場域資源或社群之後意識覺醒的故事架構。在這個標準敘事中，鄉村酷兒從傳統暗櫃的世界中爬出來，在現代同志都會生活的陽光中綻放。可是，在現實中，許多鄉村酷兒卻是渴望離開都會，回到他們的小鎮，許多鄉村酷兒也說出和暗櫃模式大不相同的小鎮愛情、性、社群的複雜故事。John Howard曾經在研究密西西比州鄉村地區男同志生活的Men Like That一書中說到，在大部分鄉村酷兒的移民故事中，鄉村都為「都會性」扮演了暗櫃的功能。[7] 但是在真實生活中，酷兒性實踐的無處不在（至少對鄉村場域中的男性而言）卻暗示，小鎮和鄉村的性習俗可能是被有別於暗櫃的知識論所主導的。
「都會常規性」顯示在主導美國性認同的都會／鄉村二元分野中，鄉村是一個被貶低的元素，但是鄉村卻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美國鄉村酷兒性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非都會性有著很奇怪的類似建構。Alan Sinfield在他飽含洞見的「美國性霸權」論文中曾經注意到，北美洲同性戀概念的主導性在全球流傳，以致於「這個都會同性戀模式在約翰尼斯堡、里約熱內盧、德里、紐約、倫敦都同樣和傳統的在地非都會模式產生互動。」[8] 同時我們也可以預期那些非都會的模式彼此之間也分享著一些跨文化的共通性，這種共通性比較不是來自像同志性旅遊之類的資本主義模態（都會模式就仰賴這種模式的操作），而更比較是因為這些在地的性模式和所謂的全球同志性模式保持隔絕所致。美國鄉村酷兒性可能事實上更類似於另外一些酷兒慾望和認同的建構，例如Martin Manalansan描述的菲律賓酷兒男性，或是人類學家趙彥寧所研究的台灣女同性戀性實踐。[9] 就像其他非都會性／別體制一樣，鄉村性實踐和性角色可能有其明確的性別角色、主動／被動的性位置、矇混性別的實踐，或者和其他非都會模式一樣，可能和異性戀情慾貼近而非區隔。
有些美國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鄉村酷兒生活的意義，但是基本上有關鄉村酷兒的最重要研究好像都是來自英國，這可能是因為後殖民思想在前帝國中心的普及。就像過去殖民地的人民現在蜂擁進入英國因而徹底改變了「英國特質」的意義一樣，英國男性氣質和英國都會性都因著和殖民地的相逢互動而產生巨變。但是在美國就很少把鄉村貧戶的處境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其他下層人群連結起來看，鄉村人口通常都只是用階級或「白種垃圾」之類的概念形構來研究。我們當然不應該簡單的把所有的鄉村人口都歸類於一個大的下層人口形構：George Lipsitz曾經記載，就連美國的勞動階級白人都「對其白種位置有著佔有性的情感投注」，這也使他們和權力及主導論述維持著某種矛盾的關係。[10] 美國的白種鄉村人口──特別在中西部──必須被放在整個白種種族計畫中來思考，也必須被放在勞動階級「白種特質」作為一個既特權也被壓迫的建構脈絡來思考。由於這個複雜的建構，我們必須避免過度浪漫化鄉村生活，也要避免過度妖魔化他們：特別是鄉村酷兒們，他們可能參與在某種封閉狹隘的秩序裡（例如種族主義或政治保守），但是他們也可能同時被他人傷害和懲罰（例如同性戀恐懼和性歧視）。
Brandon Teena的故事在研究鄉村酷兒生活的議題上至少凸顯了三個有關歷史學的問題：第一，這個敘事顯示撰寫跨性別歷史是多麼困難的事，也顯示鄉村場域中的跨性別認同可能有其特別的面向，許多成長並居住於鄉村小鎮的同性戀和跨性別可能不見得認同這些標籤，她們所居住的鄉村脈絡因而提供了一大批很不同的行為、實踐、表演、和認同。第二，Brandon Teena的故事顯示，少數群體的歷史往往仰賴幾個特殊的個人生活來提供代表，面對複雜的鄉村酷兒生活鑄模（matrix），我們往往倚賴Brandon Teena或Matthew Shepherd的故事，而不嘗試去認識那些在北美各個孤立區域或小鄉小鎮裡活得很安靜但也許不太舒服的酷兒人士。正因為酷兒歷史總是關注在幾個個人身上，所以我們很難討論階級和種族等因素，結果只能去討論性別差異或性實踐。我們也太傾向於從許多個人身上籠統的歸納出一個社群模式，而沒有把社群模式當成空間、體現、地域、慾望的複雜互動模式。Brandon Teena檔案庫不應該被當成一個特殊個人的歷史來看，而要思考它能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社群和自我的建構。
最終，歷史問題關注的是尋找詳實的、有正面價值的鄉村地區酷兒生平敘事。想要摸索鄉村場域中的酷兒（特別是男同性戀）生活面貌並不那麼容易，20世紀有關同性戀認同的正字標記文學中很少描述鄉村場域的酷兒，鄉村出身的同性戀一般來說也比較不會有很多變成藝術家或作家，因此大部分我們讀到的出櫃故事都是都會或市郊的酷兒寫的。Eve K. Sedgwick的研究很細緻的顯示，20世紀英美文學史無可抹煞的被白種同性戀的努力所標記和影響，因此，文學對生產和鞏固同性戀認同而言是非常有力的工具。[11] 然而，這些文學很少談到鄉村酷兒生活，反而把同性戀事蹟和都會的節奏連結起來，只要看看一些最有影響力的酷兒都會生活文化文本，就可以看到不少酷兒導遊書，有關Oscar Wilde的倫敦，Jean Genet的巴黎，Christopher Isherwood的柏林，E. M. Forster的佛羅倫斯，Thomas Mann的威尼斯，Edmund White的紐約，John Rechy的洛杉磯，Allen Ginsburg的舊金山等等。
歐美女同志作家被正典化的文學創作雖然沒那麼專注於都會，但也同樣集中在都會地點上，如巴黎、倫敦和紐約。但是在女人的酷兒寫作中，我們確實找到一些在鄉村酷兒生活故事中也可能會出現的主題，例如描寫孤立的生活，以及無數的矇混性別敘事。虛構的鄉村酷兒生活或許很難找到，但是有些田野研究和一些口述歷史確實在1990年代浮現，John Howard的Men Like That就是一篇非常優秀而且獨特的有關密西西比州南部男男性愛實踐和社會傳統的歷史人種誌研究，Will Fellows則為長在農莊上的中西部男同志收集了另外一本口述歷史。[12]
現在回到Brandon Teena的故事，我們就會看到它提供了許多具體的答案讓我們思考有關跨性別歷史的問題，以及社群如何參與一個矇混性別過關者生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針對都會男女同性戀和跨性別生活的主導論述提供了一個反論述。Brandon Teena顯然很清楚知道在內布拉斯加州瀑布城能做些什麼，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矇混性別表演會遭遇到什麼樣的限制。他的遷徙剛好和一般從鄉村到都會的遷徙方向相反：事實上，他在搬到那個地理上偏僻孤立的瀑布城小鎮之前已經住在一個大城市中（林肯城），而他之所以搬遷到小鎮，倒不是為了想在異鄉做個沒有歷史的人，而是因為他有朋友在瀑布城。Angelia R. Wilson曾經在一篇有關「美國鄉村男女同志生活」的論文中說：「小鎮從來就不歡迎不認識的外來客」，她還說：「在鄉村生存的關鍵就是相互倚賴。」[13] Brandon很快就建立起一個友情網絡，包含他的女朋友們和後來殺害他的兇手們，但是他好像覺得認識鎮上的人以及被鎮上的人認識是件很舒服的事。Brandon搬到小鎮，開始過年輕男人的生活，他的操作方式正是北美洲鄉村地區矇混性別的女人早就已經建立的長久傳統。
許多都會男女同性戀和跨性別對Brandon的謀殺事件擺出一副「早就知道會這樣」的回應態度，好像一旦決定在這個鳥不下蛋的地方矇混做男人就一定會遭遇這樣的殘暴下場。但是這種都會本位的回應態度忽略了： Brandon從青少年時期起就在林肯城裡或多或少的矇混為男人，但是只有當他離開都市，逆向移居到瀑布城小鎮時，他才真正呈現了一個可信的男人形象。很顯然的，小鎮對某些表演而言是危險的，但是小鎮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表演，例如跨性別男性在展現正規的男性氣質時可能就不會引人注意，而要是公開的、明顯的呈現非正規的性別表現，那就可能隨時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樣的，都會觀點的回應方式也完全誤解了小鎮生活對某些主體的吸引力。就像那個把心愛動物之死和鄉村家鄉的美麗連在一起回憶的西維吉尼亞人Sylvie Hess一樣，鄉村酷兒被小鎮吸引的理由可能正是那些讓他們無法在小鎮存活的原因。所以，與其想要搞清楚Brandon是個石頭T、是個自恨的女同性戀、還是個跨性別男人，與其辯論為什麼他不肯離開這個同質性和敵意都很高的小鎮情境而躲到都會芸芸眾生的匿名安全中，我倒情願嘗試去理解小鎮的魅力以及那兩個影片（《Brandon Teena故事》和《男孩別哭》）如何呈現小鎮。
- 主流化
在《Brandon Teena故事》中，導演Susan Muska和Greta Olafsdottir試圖把Brandon的生死故事穩穩的放在內布拉斯加的鄉野中。我們看到鏡頭緩緩掃過內布拉斯加的鄉間，看到歡迎旅客到訪內布拉斯加「美好生活」（good life）的路旁廣告，看到美國小鎮的日常生活。導演們很清楚的顯示她們和瀑布城及其社區的關係是反諷的，也是有距離的，因為鏡頭窺視著當地的撞車大賽、土風舞和卡拉OK酒吧、以及被Brandon的故事掃到的居民。其中有一幕為了提供「在地的風味」，攝影機還慢慢掃過正在觀看撞車大賽的本地居民背影，當鏡頭掃過他們時，那些男人在慢鏡頭的運作中轉身，以敵意的眼光陌生的回盯著鏡頭。攝影機和被拍攝主體間的互動，顯示拍攝的人是中西部鄉村的外來者，也顯示被凝視的對象是被一個隱而不見的攝影機窮追不捨的對象。這些互動模式都使觀眾覺得和銀幕上的人物有很遠的距離，這個距離則不但使Brandon Teena的故事得以發展很多不同的版本，也把這個恐懼同性戀和恐懼跨性別的暴力穩固的釘在美國白種垃圾【譯註：指來自美國鄉村地區的下層白人，是一個充滿階級歧視、城鄉歧視的貶抑之詞】的土地上，強迫觀眾極力不認同這個地景。
內布拉斯加州的地景是一個多方角力的場域，多重的敘事也在其上展開，拒絕被整合成一個簡單的《Brandon Teena故事》。有些看了紀錄片的觀眾說拍片的人在描繪瀑布城民眾時有明顯的階級成見，也有觀眾認為紀錄片準確的捕捉到了某些白人小鎮長期培養的仇視文化。要是想掌握Brandon事件的迴響，終究需要面對這兩種說法。《Brandon Teena故事》紀錄片可以說是利用了也延續了階級成見，因為它把訪談的對象毫不反省的呈現為「白種垃圾」。Matt Wray和Annalee Newitz在為她們合編的文集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的導讀中為「白種垃圾」提供了一個定義，說這個概念不但指向「確實存在而且活在貧困中的（鄉村）白種人」，也指向「有關貧窮白人的社會行為、智識、偏見、性別角色的一組刻板印象和神話」（7）。這兩位編者則提出一個「在地的地域政治」（local politics of place）來對抗、解釋這種刻板印象。[14]
不過，《Brandon Teena故事》紀錄片也用了另外一個方式來掌握在白種垃圾或者性別扮裝等等刻板印象底下的真實生活：它讓Brandon曾經約會過的一些女人說出了她們各自不尋常的慾望。事件發生後，媒體蜂擁而至想要發掘Brandon為什麼要把自己呈現為男人，但是大部分說法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使沒什麼社會報償，這些女性都是主動選擇了Brandon而不選其他比較正統的男性。女朋友一個接一個的在紀錄片的訪談中把Brandon描繪成夢想的情人，一個「知道女人希望如何被對待」的男人。Gina說他是個浪漫而體貼的特別男人，Lana Tisdale說他是「每個女人的夢想」。我們可以說Brandon稱職的扮演了也利用了女友們對男性特質的浪漫理想，我則認為Brandon的自我再現應該是對他周圍白種勞動階級男性氣質的一種打擊和批判，但是同時，他所表演的騎士男性氣質也靈活的運用了那種代表美國男性氣質浪漫理想的中產階級可敬陽剛氣質。透過女友們描述她們和Brandon的關係，我們知道他不但有意的提供給女友們無法從別的男人身上得到的對待方式，同時也表示了解女友們複雜的自我認知和慾望。
為了理解Brandon當時可能在和什麼樣的陽剛氣質進行競爭，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兇手們的自我再現。有些事件報導對謀殺Brandon的兇手──John Lotter和Tom Nissen──表示同情，因此詳述了他們飽受創傷的家庭史以及被虐待的成長經驗。「這部紀錄片嘗試鼓勵這些男人說出他們採取暴行的原因，這些訪談非常有趣，因為它們讓這兩個男人很冷靜的描述強暴和謀殺的場景。Lotter對他自己成長的暴力文化特別表現出一種敏銳的自覺，Nissen則沒有表現任何反思的能力，紀錄片也把他呈現為終究比他的夥伴更應該受到譴責。在錄影帶中，鏡頭有一秒鐘停留在Nissen手臂上的一個刺青上，但是沒能讓觀眾辨識出刺的是什麼圖案。Aphrodite Jones在她的書中討論Brandon Teena事件時提供了一些資訊，認為那個刺青是白人至上政治的象徵，並且說Nissen在早年曾經斷斷續續和一個叫做「支持白種美國的白人組織」來往。[15] Nissen和這種殘暴的白人至上種族歧視組織的來往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但是這個事實卻讓我們看見了後來聚焦到Brandon、Lisa、和Philip身上的仇恨情結。然而紀錄片或媒體報導都沒有把Nissen的種族政治和Brandon的慘死或者非裔黑人Philip的處決連起來──後者甚至一直被建構成「不幸恰巧在場」。在《Brandon Teena故事》這個紀錄片中，Philip的死完全沒有佔任何篇幅，片中也沒有呈現任何他的親屬或家人。
Brandon Teena事件發酵緩慢，它從一個只在本地有意義的事件轉變成一個對男女同性戀和新興的跨性別社群都有特殊意義的象徵，這個過程也很慢，因此酷兒觀眾對於Kimberly Peirce執導的《男孩別哭》劇情片都沒有抱太大希望，而當Hilary Swank因為在本片中扮演Brandon而上台領取2000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時，這個年輕的跨性別男人在一夜之間跨出了次文化的陰影，踏入了主流知名度的耀眼燈光中。導演Peirce在《男孩別哭》中很成功的使觀眾接受了Brandon的陽剛氣質，也展現了其性別呈現的真實性與假扮性，不過她在處理故事的其他矛盾成份時就不夠稱職了：
1）羅曼史：為了讓影片能夠有更大的觀眾群，導演選擇把這個故事呈現為愛情故事，而不是有關轉變和另類性別的故事。在導演手記中記載著：「Peirce親自到瀑布城去訪談Brandon的至愛Lana Tisdale。」我們很難相信這樣的描述，因為他們兩個人在Brandon被強暴和謀殺之前事實上只約會了幾個星期，他們從1993年12月12日開始約會，到12月31日時Brandon已經死了。本片的製片人之一曾經說到導演「領悟到Brandon Teena的故事並不是有關他的悲劇慘死或者他在生命終了時所承受的殘暴，而是有關他所找到的真愛，有關找到一個真正能以他的方式來接受他的人。」[16] 製片人和導演都認為這個影片直指事件的「情感真相」，但是在和真人做訪談的時候，他們感覺整個故事不斷在改變，有時甚至覺得那些受訪者在騙他們。這種對於「真相」的強調，模糊了事實上正在進行的主流化，這個主流化則把事實和虛構編寫在一起，快速的抹去一切矛盾，創造了一個真愛和征服的神話故事。
我們可以來看看電影結尾很奇怪的一幕，在其中Brandon的缺陷竟然被一個好女人的愛情救贖了。在這一幕裡，Brandon剛剛承受過一場非常殘暴的強暴攻擊，強暴者還把他的女性身體暴露給Lana看到，此刻Brandon坐在朋友Lisa（電影中的人物改名為Candace）家後面的小屋中，Lana來看他，結果就很奇怪的發生了性愛的場面。這個場面在很多方面其實是前面Brandon被施暴者強迫脫去褲子場面的延伸，因為Lana也說他「漂亮」（pretty），還問他從前做女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兩人都同樣認為他轉化為男性的旅程有點怪異，然後就開始做愛，Brandon還准許Lana脫去他的外套和襯衫。在電影前面部份，導演也曾經很露骨的呈現Brandon和Lana的性愛激情場面，而這一幕則以全然浪漫的風格移開鏡頭，好像暗示兩人是在「做愛」而不是「做性」。這一幕的安排其實有劇情和常理方面的問題：首先，為什麼僅僅在被強暴後幾個小時之內Brandon就會想和Lana做愛？第二，由於這裡容許Brandon的女性身體展現在Lana眼前而且成為她慾望的內涵，本片豈不是放棄了原來對於Brandon陽剛氣質的肯定？第三，早先Brandon曾經在和Lana親熱時使用假陽具，而且不准Lana碰他的身體，那時充滿「可塑性」的性愛場面要如何和後來這場性愛放在一起思考？第四，後來的這一幕是如何毀了前面那幾幕？
有人也曾經在訪談導演時問到這一幕的安排，導演則用了一個老套的人文主義敘事來解釋這個非常不尋常的場景。她說Brandon在被強暴之後既不能再做Brandon Teena【譯註：他的男性身分】，也不能再做Tina Brandon【譯註：他的女性原名】，因此他才變成了真正的「自我」，而在那一場戲中第一次──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接受愛情」。導演Peirce宣稱是Lana本人告訴她這個場景，因此這一定是真的，但是在這個本來就沒有貼近真實的電影中，這場戲卻把Brandon的人性連上了某種特殊的赤裸體現，而這個體現終究要求他做個女人。[17]
2）種族：除了把整個故事浪漫化之外，第二方面的主流化就是從故事中抹去了那個和Brandon及Lisa同時在農莊被槍殺的非裔殘障者Philip DeVine。我在上面討論Muska和Olafsdottir的紀錄片時已經提到，雖然兇手之一和白人至上組織有關連，但是DeVine之死卻沒有在紀錄片中得到什麼處理，現在在這個劇情片中，DeVine之死甚至根本與片中凸顯的敘事無關。導演Peirce說這個次要的劇情會使得她的片子太複雜、太曲折，然而種族對Brandon Teena謀殺案或者Brandon Teena檔案庫的意義而言都是個絕對核心的敘事軌跡。DeVine當時正在和Lana Tisdale的妹妹Leslie約會，他到Lisa Lambert在Homboldt郡的農莊當晚曾經和Leslie有過口角。因此他的死既不是意外，也不是臨時起意。他和Leslie Tisdale的關連可以同樣被視為是威脅到了白種男性氣質的至高無上和特權，因而激發兇手Lotter和Nissen起而捍衛。這些影片的製作人把DeVine留在敘事之外，連影片開頭的致敬都只包含Brandon Teena和Lisa Lambert，顯然是為了要說一個流暢的愛情、死亡、性別扮裝故事，而把種族仇恨的殘酷現實犧牲掉了。
結論
Brandon Teena檔案庫不只是一個年輕酷兒在北美鄉村適應不良的真實故事，它還記錄了我們如何選擇我們的英雄，如何紀念我們的死者，而這個記錄是個必然不完整而且不斷增添的記錄。James Baldwin在回溯1979年亞特蘭大地區一連串黑人兒童被謀殺事件時提醒我們注意，流暢化往往也很貼近粗暴的抹煞。Baldwin在Evidence of Things Unseen中寫著：「此時此刻──這個時代──的怯懦最明確的表現，就在於大家不斷的試圖把公眾或社會悲劇弄成是一個或幾個失去理智的傢伙幹的，這幾個傢伙不知道為什麼就瘋狂了，因此必須被處決或者關起來。」[18]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抗拒那種想要把出於仇恨的謀殺說成是某些瘋子的作為然後訴求美國的司法系統來解決社會秩序亂象的迫切感。我們應該為罪與罰的故事尋求政治性的意義。最終，我們不能只是讚揚一個Brandon Teena而譴責一個John Lotter或Thomas Nissen，我們也不能認為愛可以救贖仇恨的故事。Brandon Teena檔案庫應該記錄的是種族、階級、性別和性的複雜糾葛互動如何導致了謀殺，而其源頭正是有國家支持的種族主義形構、同性戀恐懼、和貧窮。公義的伸張最終是在於解謎──而非解決──罪行；而當我們不再去解謎時，我們就變成了共犯。Baldwin說：「罪行的主犯就是主犯，但是共犯將會被咒詛，永遠停留在那個無法想像但是非常普遍的狀況中──我們只能勉強稱呼它為地獄。」不管是地獄還是好萊塢，我們收在Brandon Teena檔案庫中的故事必須遠超過一個超凡的個人以及那兩個殺了他的懦夫：這些材料應該延伸超過慣常的愛恨故事，也超過那些讓美國讀者感到安穩的妥協敘事。這個檔案庫提供給我們的正是Baldwin在尋找的那種眼不能見的東西的證據，而如果我們讀得對的話，這個證據終將告訴我們一個有關20世紀慾望、種族、地理的不同故事。
[1] 請看我的新書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Y: NYU Press, 2005).
[2] Kathleen Stewart, A Spac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Cultural Poetics in an “Other”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5.
[3] Alan Sinfield提供了一個在酷兒研究中很合用的「都會」（metropolitan）的定義。他說到「都會」和「非都會」之間的互動定義，並把都會區的性（sexualities）定義為那些在「全球資本中心」和「國族的重要城市」中存在的性。他也進一步限定這個同質化的都會概念，他說：「住在或靠近資本中心的弱勢族群，特別是非白人的少數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很非都會。例如一個住在紐約的菲律賓人可能會和住在菲律賓的人有某些共同的想法和態度。」參看Alan Sinfield, “The Production of Gay and the Return of Power”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s Beyond the Metropolis, eds. Richard Phillips, Diane Watt and David Shuttlet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21.
[4] Gya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d. Carole Vance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1984): 267-319. Rubin在文章中說：「那些在大部分前工業化村莊中脆弱易傷的同性戀傾向男人和女人開始在大都市的小角落裡集結」(286).
[5] Richard Phillips and Diane Watt, “Introductio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s Beyond the Metropolis: 1.
[6] See David Bell’s essay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on “Eroticizing the Rural”: 83-101.
[7] John Howard, Men Like That: A Southern Queer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8] Sinfield, 21.
[9] Martin Manalansan, “In the Shadow of Stonewall: Examining Ga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iasporic Dilemma” from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Shadow of Capital, eds Lisa Lowe and David Lloy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85-505. Antonia Chao, “Performing Like a P’o and Acting Like a Big Sister: Reculturating into the Indigenous Lesbian Circle in Taiwan,” in Sex, Sexuality and the Anthropologist, ed. By Fran Markowitz and Michael Ashkenazi (Urbana and Chicago: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99): 128-144.
[10] George Lipsitz, The Possessive Investment in Whiteness: How White People Profi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參見Eve K.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Y: Columbia UP, 1986)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 Press, 1990)
[12] Will Fellows, Farm Boys: Lives of Gay men from the Rural Midwest (Madison, WI: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13] Angelia R. Wilson, “Getting Your Kicks on Route 66: Stories of Gay and Lesbian Life in Rural America, c. 1950’s -1970’s”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208.
[14] Annalee Newitz and Matt Wray eds. 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NY: Routledge, 1996).
[15] 參見Aphrodite Jones, All S/he Wanted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6): 154.
[16] 參見「男孩別哭」的記者會資料。
[17] Interview with Terry Gross on Fresh Air, PBS Radio, March 15, 2000.
[18] James Baldwin,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NY: Henry Hol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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