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2000年8月25日在香港紫藤妓權組織談「為什麼女性主義者會痛恨性工作？」的發言稿】
請問：當你聽到「妓女」這兩個字的時候有什麼聯想？（請聽眾回應）在你腦中的妓女是什麼樣？
過去婦女團體及女性主義者對女性從事性工作有著一定的悲情想像，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我們這個女性權益不受重視、被屢屢犧牲的文化中，女性性工作者的生涯當然是充滿各種痛苦的──就像良家婦女在她們各自的人生路途中也經歷了各種限制、壓抑、羞辱、侵犯、恐懼、無奈無助一樣。不過悲情想像之所以在女性主義和婦女團體中總是那麼深刻、那麼普遍，除了它部份描述了性工作者的現實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原因。
首先，這個悲情的形象似乎正是我們在螢幕前、在小說和流行歌曲中、在各種研究報告裡所看到的妓女形象。這當然一方面是妓女們選擇了這種「在公眾面前呈現的自我」。原因很簡單：如果賣淫被大家視為可恥，被大家視為只有在極為可悲可憐、有非常正當的理由的情境中才會選擇的道路，那麼很可見的，妓女們也會順著這樣的故事來訴說自己的處境，以減低大眾的敵意，避免麻煩，並以此來回答充滿暴力傾向的警方、以及善意有餘但是智慧不足的研究者。老實說，在被逮捕之後，在戒備森嚴的管訓機構中，誰會自找麻煩講真話呢？
那麼，為什麼妓女在別的機會和場合裡也不講真話呢？因為，性工作者一向就被放逐在社區之外，不是被掃黃就是被檢舉驅逐，在這種敵意環境中誰想和你說話？「污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被污名化的人口群標記起來，用成見為她們著色，使她們永遠都要受制於污名的陰影之下。如果「我們」只能用嚴厲指責、強制救援的高姿態來和「她們」互動，又怎能要求真的認識她們呢？老實說，以社會大眾一般的態度而言，性工作者是寧可不要和大眾有接觸的，因為接觸就是羞辱、責備、麻煩。
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一方面無從知曉性工作者的真貌，另一方面又只能直覺的在現有的道德規範中想像性工作者。這麼一來，把性工作者說成悲情的受害者，不但可以幫助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理直氣壯的在主流質疑的眼光中進行救援（好人家的子女為什麼好端端的要去接近那些骯髒的事？），也可以說明自己是很幸運、但是也很有愛心、而且真心希望終結性工作的（我們是有智慧、辨是非的好女人，我們當然要拯救我們的姊妹）。她們沒有想的是：把性工作者說成悲情的受害者，必然也同時把性工作者放在以下兩種位置上：她們是悲慘無助、只能等人救援的；或者她們是明知不好還進這一行、價值混淆頭腦不清的人。而這兩種位置都侷限了性工作者的力量和主體性，對壯大她們恐怕都沒有什麼好處，這也是女性主義受害者論述的死路盡頭。
如果說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多半以悲情的角度來認識性工作者，那麼這股悲情又是如何變成痛恨的呢？為什麼那麼強大的同情心，裡面會包含著那麼強大的憤怒厭惡呢？
良家婦女當然會說她們痛恨的不是性工作者，而是性工作。不過，她們對性工作的痛恨卻常常害到性工作者（如台北廢娼），而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還不肯承認害了後者（我們是拯救你們脫離那個可怕的行業啊）。因此說穿了，身體經驗和性觀念都太過貧瘠的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的強大憤怒，還需要進一步深層的解釋。其中有很大一部份反映了她們對「性」的畏懼和厭惡，因此對那些能在性中如魚得水的女人也很厭惡（我不能有，你也不能有）。另一部份很可能是因為她們自己無力處理無意識中的衝動和矛盾自責，因而轉移到性工作者身上（許多好女人在痛罵性工作和色情時透露出莫名的快感和激動）。還有一部份是因為好女人的性一向就是交換飯票、愛情、專一的籌碼，現在性工作者的交換模式有可能打亂好女人的交換原則和市場行情，也就是危及好女人的出路，而且還使得別人推想好女人是不是也並沒有那麼清純高超。這些當然會使不走好女人道路的女人遭忌（你真賤，真隨便，破壞了女人形象，討好了男人）。
一般民眾對色情和性工作可能不像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那樣義憤填膺。「不道德」是一個很簡便的、不受質疑的標籤，好像一旦用出去，自己就突然變成道德的，這麼方便的掩蓋法當然會很上手。然而什麼是道德？什麼人才有權利分發這個標籤？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不久以前，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也曾經被視為不道德（因為她們提升了婦女意義，危及了家庭中的權利關係），但是現在如果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站在所謂道德的那一邊，那麼她們需要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是順從了哪種道德？義憤可以是力量來源，但在某些情況下，更常變成不自覺的階級優勢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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