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2000年8月19日在新聞局與婦女新知合辦的「體檢綜藝節目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在許多婦女團體批判吳宗憲在節目裡消費女體、要求官方淨化媒體的時刻，何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明確的抵抗，呼籲發展一個更自由更有活力的媒體空間】
螢幕上出現暴露女體或者玩笑性事就是「性剝削」嗎？：
沒那麼簡化。事實上，身體的影像呈現和各種言談討論都是現代社會將文化禁忌一步一步除魅的徵兆。在過去，能夠有管道和機會接觸（因而主導）情慾話題和文化的人侷限於男性成人，單一性別掠奪有關性的話題可能是常態。但是現在女性主體和性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再只是躲避或者受害而已；相反的，透過無遠弗屆的大眾媒體，早已涉入另類實踐的情慾主體、權力弱勢主體，終於能夠近用（access）文化資源、自我發聲、傳承經驗知識。在這個時候還用「性剝削」來一竿子打翻媒體中的身體影像和情慾討論，反映的恐怕只是某些主流觀眾的性觀念和階級身段而已。台灣有一小批具有輿論影響力的主流觀眾，總是想將自己的品味強加於別人，認為講黃色笑話、暴露身體、談論另類的性觀念等等就是「沒有品味」，因此總想援引公權力來「淨化」媒體，過去用的藉口不外乎「保護兒童青少年」、「提升觀眾水準」等等，近年來，女性主義論述抬頭，因而也大量援引「反對物化女體」、「反對性剝削」的講法，終究還是要「淨化」媒體。
「性剝削」的小故事：
舉個電視節目中真正的「性剝削」例子，有些祕密檔案式的節目會挑選呈現檳榔西施、援交少女、公娼等等女性主體。然而不管主持人如何宣稱公平開明，關心弱勢，終究還是會義正詞嚴的追問受訪者：「如果你的兄弟姊妹或兒女是﹙檳榔西施、援交、第三性公關等等﹚，你會覺得怎樣？」這個問題暴露了它根本假設邊緣性不是什麼好事，而想藉此逼迫受訪者否定自我的人生選擇。又例如美少女單元總是聳動式的聚焦於她們已經十分成熟性感的身體，可是同時卻又不斷諄諄教誨美少女們不要太著重外貌和身體，而應該努力做清純童稚的好孩子。這些都是嚴重的「性剝削」：因為它們一方面利用這些性主體的「性」來作節目，另方面卻又根本否定她們可以自主的掌握與肯定自己的「性」。
「言論自由」的小故事：
今天的討論大綱把性剝削和自由言論對立起來，好像身體裸露、情色玩笑都是假借「言論自由」的名號來枉顧剝削、自私自利。不過，我倒覺得身體裸露、情色玩笑並不一定是言論自由──它更可能是文化傳承，可能是分享媒體。大眾媒體中真正相關「言論自由」的現象，事實上是綜藝節目及新聞報導中對性少數所採取的言論箝制。例如受訪的性邊緣主體若是在訪談中肯定自我，堅持外遇沒什麼不好、援交也可以是青少女很好的出路、裸體寫真是值得驕傲的事，主持人就會露出不豫的神色，拼命講反話消毒，或者請專家學者來權威壓制，後製單位則考慮剪掉這些肯定的言論，至少也要在結語時塞進一些擔憂、警示、撇清的話。像這樣的操作方式根本就湮滅了性主體的自我，更遑論讓她們言論自由？
結論：
因此我覺得綜藝節目的問題不在於暴露的女體或者情色笑話（這些呈現都有可能豐富並鬆動僵閉的情慾文化）；真正的問題在於，綜藝節目或新聞節目在呈現這些影像和玩笑時，一向拒絕同時容許邊緣的性觀點、非主流的性觀點、以及那些肯定性少數的觀點來分享媒體空間。如果婦女團體聲討電視媒體的時候，只是套用「物化女性」的簡化公式，批評綜藝節目太過俗爛，要求更加嚴肅的緊縮情慾空間和言論，這樣的做法事實上只會更加封鎖性少數展現自我的管道，更加「淨化」公眾討論，也因此更加「污名化」那些肯定自我的性別異類。真的要體檢綜藝節目的性別歧視和性剝削，婦女團體就應該和簡化了的道德淨化說法劃清界線，致力開拓更大的媒體空間給弱勢的、少數的、被污名的、非主流的性主體，這才是支援多元多樣的女性主體的積極做法。
法律和分級制度：
分級制度假設了生理年齡可以主宰心理成熟度；可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假設站不住腳，因為反例比比皆是。分級制度進一步相信生理年齡應該決定一個人可以接觸什麼樣的資訊和經驗；這裡面則充斥了當代的年齡政治，很輕易的就在「保護」和「關心」的說法之下進行無理的限制和封鎖。
在某個層面上來說，分級制度是此刻的歷史產物：成人的焦慮是，下一代的知識、能力和慾望正在逸出長輩們的控制，甚至遠遠超越了成人的想像。然而，面對世界快速變動、知識的內涵和管道急速擴張、孩子愈來愈早尋求施展自主的能力，成人並沒有積極去思考如何在新的局面中與孩子營造出平等協商的互動，改造自己已經屬於上一個世代的眼界和感覺，反而嚴厲獨斷的在固著的年齡成見上設計分級制度，並用法律監督來強制執行。分級制度是年齡壓迫的一部份。
很顯然的，分級制度常常充斥了某些成人的品味偏見。誰能說國家地理頻道的動物世界（從殘殺到交配）就比綜藝節目的暴露和玩笑更為適合兒童？誰能說迪士尼的親情倫理片不會引發本地兒童對自身劣質親子關係的不滿而形成更大的反叛？然而，分級制度似乎對和性相關的內容特別關注，這種出於「性歧視」的「忌性」文化則對眾多躍躍欲試的孩童進一步形成嚴厲的懲罰和羞辱。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權力操作卻也同時激發了少齡者抗爭的動力。從過去的經驗就知道，這些分級制度或許讓父母師長可以振振有辭的壟斷觀賞頻道，但是更常見的是，分級制度也為青少年和兒童標示出禁忌之所在，讓她們可以按圖索驥的挑選成人最不想讓她們看的節目。總之，無論如何嚴厲的規範分級制度，到頭來恐怕還是無法要求所有的觀眾都遵循分級制度設計者一心一意要實現的理想藍圖。分級制度只是方便執法、鼓勵越界而已。
國內外消費者的抵抗經驗與如何培養閱聽受眾的批判能力：
「抵抗」及「批判」都已經假設了觀眾必然拒斥綜藝節目，然而收視率和開機率卻顯示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即使觀看綜藝節目，觀眾也不一定是全然同流的。除了那些在優雅的客廳中只看公視或進口頻道的中產觀眾之外，有更多的觀眾是全家人一起，一面看綜藝節目哈哈大笑，一面集體取笑主持人缺德、新單元無聊等等，其中不乏那些常常被專家學者當成「沒有判斷能力」的孩童。事實上，觀眾即使在模仿節目的口頭禪或者主持人虧人的本事時，都是有她們個人的使用脈絡和創造性的。把觀眾單單當成「受眾」，當成被動承受訊息而且全面接受訊息的脆弱靈魂，就已經湮滅了觀眾的主動詮釋和判斷。（觀看新聞評論節目就比較有批判力，而觀看綜藝節目就一定低俗無知嗎？這裡的階級判斷值得分析。）
另外，把綜藝節目「污名化」，當成可恥的、不好承認的休閒活動，並不能阻止觀眾觀賞，而只是透過這樣的不齒評斷來凸顯批評者自身的優越、斷言綜藝節目觀眾的低俗，更強迫後者在人前、攝影機前否認觀看／喜歡這類節目而已。這種羞恥或偽善的表現又豈是孩童的好榜樣呢？
當然，有些觀眾或許會痛恨這些節目到一個程度，不斷打電話、傳真、上網、開記者招待會加以譴責，以造成某種「輿論」的壓力，或者甚至邀請具有公信力的民間團體以及政客來召開公聽會，把節目當成社會問題處理。由於這些劇烈動作往往建基於道德義憤或主流價值的自信自滿，因此也常常成功的迫使某些具有開拓性的節目提前消失（例如深受爭議的「信不信由你」或「花魁藝色館」）。
我在前面說到觀眾不是沒有批判能力，可是為什麼很多人還是不斷強調我們需要提升觀眾的批判能力呢？顯然，學者專家們心目中想要的那種批判能力是有特別針對對象的，而且是有特定文化品味和階級立場的。問題是：批判能力哪會只針對綜藝節目呢？哪會只針對性和身體的呈現呢？作為一種普遍的質疑能力，它應該也會同時對所有出於特殊文化品味和階級立場的「體檢」加以檢驗批判，它更會積極抗拒那些過度監控媒體的力量。
政府和民間團體的角色：
觀視品味的選擇不是號稱追求尊重多元、積極支持弱勢人口的政府或民間團體應該關注的事情──因為設定單一的價值，推動單一的品味、對新興現象和事物預存芥蒂等等，都不會有助於創造那個我們期待的開明社會。如果我們真的關切綜藝節目呈現的性文化和性別關係，或許我們需要的是──
建立自在的、不受檢查的媒體空間來公開談性
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性態度，都能自在分享媒體和教育的空間。像「天天星期八」「Jacky Show」都常常出現一些非主流的性觀點和性實踐，如果主持人不要妄加斷語或勸說，這類節目是有助於性少數呈現自己，肯定自己的。
開發更多的身體呈現，越過性別和階級的範疇
不僅女體，我們需要能夠面對並討論各種身體（包括男體）。前一陣子猛男秀出現時，許多女性都已經能夠成熟的面對，鍛鍊出一種沈穩，然而後來猛男秀還是被警方惡意站崗臨檢而被污名化，身體又再一次被打壓。我們希望身體的呈現更為平實化，多樣化。
呵護並支持大膽談性的女主持人主控綜藝節目
目前綜藝節目多半是由男性主持人操控，在觀點上的偏頗當然值得詬病。但是性並不是男人的專屬領域，女人也應該可以談論自己的經驗和觀點，藝人中也不乏曾經大膽談性的女主持人，像過去第四台年代的朱慧珍、羅璧玲、許曉丹等等。但是她們多半都被邊緣化，被視為粗俗，被迫放棄某些開放的形象。這顯然是一種階級政治。我們需要打破雅俗之分，打破性別的侷限，更要打破對女人極端不利的性禁忌。
民間團體不該援引公權力來自我矮化民間自主性
民間保守力量援引公權力來鎮壓異己，以各種淨化運動來消除文化上威脅其主宰地位的新興力量，這種做法也已經喪失了民間社會的自主性，自我矮化了民間自主的空間。批判媒體應該是自主民間社會的自發作為：批判媒體正是因為媒體不夠公平、不能呈現多元的身體與道德觀念；批判媒體是因為媒體屈從於國家干預、聽命於主流階級的指揮。
新聞局退出對廣電媒體的干預
廣播電視報紙雜誌是大眾文化與公共論壇的場域，這是民間社會各種新興進步與保守力量角力之所在，應當免於國家的干預。社會不斷在變化，過去威權時代的新聞局曾經管制長髮男星與奇裝異服上節目，今日又以「教壞下一代」為由，來管制各種新興身體形貌與另類性觀念的現身，新聞局的角色似乎總是一種國家暴力，幫助保守力量阻止社會變革，而且幾乎都致力於「品味」與「公序良俗」的維護──也就是國家暴力對於宰制階級之主流秩序的維護──新聞局早已經失去了中立的角色。作為自由社會的國家機器，新聞局必須停止對廣電媒體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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