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1年12月30日何春蕤和卡維波受邀前往吉隆坡和當地華人社運團體座談時的談話大綱。雖然只是大綱，也留下了在那個時間點的感覺】
最重要的衝擊和貢獻就是：性解放論述使得台灣的女性主義不至於總是和最保守的聲音結合。
到目前2001年底為止，台灣性解放運動的4個重要時刻：
- 1994年的女性主義反性騷擾運動日益趨向反性（直到今日呂秀蓮談璩美鳳事件時還說一方面反性騷擾和另方面要求通姦除罪化是矛盾的，可見她覺得反性騷擾就是拒絕性，而通姦除罪是接受性）──出自女性主義陣營的性解放論述路線則把性的積極面、正面揭露出來，並且呼籲女人掌握自己的身體和性，平反了所謂的壞女人。
- 1995-6年同志運動在性解放論述的風潮中開展，女性主義內部的情慾辯論帶動性別體制的鬆動，性解放論述繼續在性別教育的疆土上擴散同性戀意識，在文化及生活風格中拒絕中產同志的主流化趨勢，同志運動在多元高亢的聲音中推動。
- 1997年台北公娼、代理孕母的抗爭，主流女性主義都選擇佔據了管理指導女人生命的角色，規劃女人的性和生育必須歸屬於家庭婚姻。性解放的論述路線則拒絕讓女人的性與生殖被繼續侷限在婚姻的框架內，因此生產大量女性主義觀點的性工作論述來支持公娼運動，並在公娼走入歷史後繼續填補學術界對於性工作的單薄歧視認知。
- 2000年跨性別議題浮現，被放在性別認同錯亂或是同志的眼界內。性解放的論述路線則指出兩性眼界泯滅跨性別身分的特殊性以及主體所受壓迫的差異性，把跨性別的身分放在性別政治的版圖。
西方酷兒的高亢抗爭策略及氣勢是在同志運動中出現的，但是台灣的反污名、酷兒態勢卻是在女性情慾的性解放戰線上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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