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2002年1月12日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座談「文化研究與跨領域學科發展」中的發言。當時我正在教Giddens的理論，因此就從他的理論視角來看看我自己搞得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
我想從「浪漫愛」這個主題來談一談某些社會理論可能為台灣的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啟發。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浪漫愛就一直是女性主義很關切的話題。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從Firestone到西蒙波娃都曾經批判浪漫愛使得女人心甘情願屈從被奴役的地位；換句話說，她們認為浪漫愛是維繫性別不平等的重要機制之一。相較於這種立場，社會理論家Ulrich Beck與Anthony Giddens則認為，浪漫愛既誕生於、也糾葛於非常複雜的社會結構和主體經驗中，因此對於親密關係的討論必須連結到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也就是許多女性主義者沒有太關注的）社會脈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體的「個人化」（以及相應而生的人際互動模式的「民主化」）如何衝擊到「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式的浪漫愛、甚至其他以溫情掩蓋不平等權力的親密關係（如親子關係）。
先從「個人化」說起。以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而言，不可預期、不可掌握的風險已經透過持續的媒體傳播和各種震驚全球的事件（從口蹄疫、狂牛病到金融風暴）構成了我們日日面對的社會現實，也因此逐步的進入了現代人的自我認識、自我定位、因應措施及生活態度，從而促進了主體的深刻改變。大家都很熟悉以下的這個論述：工業化生產模式的操作有賴於分解原本完整的生產過程，而如何分解、如何連結、如何配搭重組──這一切分工都需要人們以工具理性式的考量和安排，以達到最大的生產力。而當生產模式愈來愈分散在廣大的地理空間中，分工愈來愈細密愈看不出原來的面貌，銜接的環節愈來愈多愈複雜，原料、勞動力、市場的分布愈來愈來自多元的時空──這些全球化的趨勢更需要嚴謹的理性化經營，以掌握最大的效率和競爭力，並且用更多民調、問卷、評估、測量，來不斷檢視個體的工作表現。在這樣的生產模式中，整體的理性化鉅細靡遺的構成了人們每日的生活，於是就連每一次的百貨公司週年慶搶購、每一次的換購贈品、每一次的免費發送國民便當，都需要個人早早規劃、收集資訊、設計搶購策略、眼明手快的爭取優勢。
就Beck與Giddens而言，現代社會生活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與去例行化（de-routinization）的基本趨勢，使得個人不能再倚賴過去既有的成規和例行公事，而必須時時採用非常奮發而自覺的生活方式。作為上述理性化生產體制的承擔者，個人面對著充滿未知的現實與不斷變化的世界，很早便需要練習針對特定目的進行盤算反思，時時調整自我，適應並掌握這個持續變化的環境，以發揮最大的能力。於是父母親不再像過去一樣鼓勵孩子用存錢筒來和財富保持距離；相反的，從小學開始，孩子就堂而皇之的被要求練習「理財」，練習主動而前瞻的manage金錢。在這裡，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成了需要積極掌握而非迴避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牽涉到評估和抉擇，再也沒有命定的、確定的先驗道路。眾多現象也顯示，階級位置的全面決定力已逐漸淡化，個別的而且差異的存在形式和情況持續的迫使人們把自己當成自我規劃考量及生活行為的中心。由個人判斷、個人抉擇、個人創造的新團體和新階層體制正在形成，而在這個氛圍中愈能處理風險、理性反思的主體就愈有能力處於上層維持優勢。
這種日復一日浮現的新情境以及新挑戰固然在一方面沈澱為人們無意識中的危機感，但是另一方面也積極的塑造著個人的人生觀。只要聽聽周遭的通俗論述或者卡內基、阿梵達課程，就可以觀察到新的「人生智慧」的形成：任何逆境都不再是命定，而是需要個人努力去克服的障礙，社會的各種決定性因素（例如階級年齡性別等）現在都被當成可以操作的變數──個人的人生態度也因而更加趨向理性化，更傾向於善用盤算。在這種情況中，不管男人或女人，都不得不開始學習面對未知、承認懷疑、接受變化，而且還要學習以愉快的世故來面對。這些趨勢當然促進了主體自我反思的形成──Beck稱為「新的啟蒙」，不是菁英們獨享的啟蒙，而是普遍的、日常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為自己負責」的新處事倫理出現，而人們對劇變、成長都有了預期的心理準備。在這個氛圍中，「自我」成了一個不斷重組和改變的開放事業，而每個個人則在這個充滿變數和可能的過程中，透過反思評估，不斷的描繪著也編織著自我的人生敘事──每個人都是自我的拓荒者，在我們各自可能充滿錯誤、時時充滿變數的歷史中銘刻我們的發展史。
這種新的反思主體在進入或維繫他們的親密關係時當然會形成新的變數。畢竟，原本浪漫愛以及其他親密關係中一直混沌模糊的人我界限、利益興趣，原本在關愛和情感中掩沒的權力關係，現在都在精打細算、反思考量中浮出地表。現代性的基本原則（個人自由和平等）於是直接衝擊到家庭、親子關係、性別關係，甚至性關係。而愈來愈分歧的慾望、夢想、侷限、責任、權力則使得親密關係中也必須以平等協商為必要的互動模式。這些拉扯的力量都在原有的權力架構中投下變數，使得親密關係不再是一個封閉的、水乳交融但是充斥權力運作的小世界，而是一個充滿張力、有可能變動的開放事業。
有人或許會說這樣的圖像太過單一，其所呈現的開放性和變動性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性」、「變動性」以及它們蘊含的可能革命契機確實是此刻台灣的性別研究中很少見的語調。女性主義主導的性別分析常常熱中於指出所謂開放或變動只是幻象，父權社會結構的掌握其實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或者說開放與變動其實只容許某些優勢女性享受，是一種假的機會平等云云。然而，Beck與Giddens的「用處」，正在於他們的理論和分析，說明了開放與變動可能來自何種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趨勢與操作，如果女性主義者不要執意於把這些分析讀成「實然」然後堅持事實並非全面如此，如果女性主義者可以藉著這些分析來想像「可能的應然」──即使它目前只是在少數人身上實現的「應然」──然後依此要求賦予所有主體都有同樣的、更大的空間和自由，積極促進社會有更根本、更激進的改變，這倒可能會對女性主義運動帶來更大的動力與空間。畢竟，個人化和理性化都不必然是單單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如何在這個已經有巨大動力的趨勢中找到激進化的切入點，這倒是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的挑戰。
Beck與Giddens的分析倒也不是像批評者所言的一面倒的簡單樂觀。除了闡述開放性和變動性的可能以及主體反思所形成的主體性之外，他們也啟發了另外一些在台灣性別研究中比較少見的複雜分析。
現代浪漫愛經歷對抗父母、家族、階級的宰制，終於獲得選擇對象的自由，個人也似乎愈來愈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營造親密關係；然而此刻的婚姻和愛情卻出現了更多的問題與不穩定。要如何理解這個歷史現象呢？Beck與Giddens認為：這是社會矛盾在親密關係中劇力萬鈞的展演（dramatization），也因而構成了更多混雜的、矛盾的現象。換句話說，個人親密關係中的不穩定和危機感並不來自個人的誠懇不夠、投入不足、或誤交損友，也不來自性別優勢的濫用，而是不但來自前面所說的社會結構重組以及主體的相應浮動，更來自這個社會結構中日益增加的複雜矛盾。換句話說，這些結構性的變動並沒有簡單的好壞利弊內容，相反的，在Beck與Giddens的分析中，這些變動反而激化了，因而也凸顯出，人們在親密關係與感情需求中的複雜矛盾處境。舉幾個例子：
（一）個人化趨勢的整體動力當然形成個人新的自由，使得人們不再局限於有限的人際圈子，而可能構成新的關係；然而人際關係的廣闊多彩卻也使得這些關係更形短暫而表面。相應之下，許多人或許愈來愈渴求透過婚姻和愛情等等相對比較穩定的關係來分享內在生活；無奈的是，個人化的趨勢卻也使得那種你我不分的密合愈來愈不可能。Beck因此把這種新的自由稱為「不安定的自由」（precarious Freedoms），就正是要指出自由中必然包含的不穩定、沒有安全感。相對的來說，穩定則必然包含著某種程度的失去自由，失去個人空間和主體性。個中的取捨當然又構成了另一串必須透過更多理性反思來作的人生抉擇。
（二）當現代社會使得個人的人生有多重的可能選擇時，這在親密關係中也帶來更多衝突。想要把兩個或更多個有著不同野心慾望、夢想規劃的個人都編織進同一個統一的敘事（也就是一個平順完美的親密關係），當然是愈來愈困難的。同時，在社會角色的開拓中，個體擁有不同選擇機會因而所造成的差異後果和風險，也使人看到了性別不平等的證據：女人在現實中意識到是她的性別角色侷限了她的社會角色和資源，家務勞動的去技術化促使女人主動離家尋求具有其他社會意義的生命內涵，生育規劃則使得女性情慾愈來愈有空間發展自我，教育和訓練以及就業的機會則使女人對自我、對未來更有志業方面的期待。諷刺的是，平等所帶來的這些種種人生期望，卻也使得展現在私密空間中、充滿不平等的人生現實顯得更難以承受。
（三）社會氛圍或許強力要求並誘使個人採取奮發理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同時這個社會的各種權力架構卻仍然設立了無數的限制和壓抑。Giddens注意到，當個體以生命經驗形成之心理結構為基礎，進行反思，並整合建立個人生活風格形態時，常常遭遇社會結構的挫折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個人在具體生活活動中或許會以個別的隨機形態（例如菸酒、工作、運動、愛、性、參加研討會、尋找色情圖片等等），偏離積極進取的反思模式，隱喻式的「演出」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和無力感以及對這些挫折限制的抗拒。換句話說，晚期現代愈是要求理性反思作為個人主要的生活精神，就會有愈來愈多所謂「沈迷於各種上癮的主體」。「上癮」或許是一個負面的標籤，但是Giddens的分析卻也揭開了上癮的激進內涵：它凸顯了「社會結構趨勢的要求和壓力、與個人日常生活風格和主體性之間的嚴重緊張狀態」。（從某個角度來說，各種執迷上癮正是社會本身的矛盾──強烈要求反思和整合，但是卻又處處侷限控制──在個人生命中的體現）。Giddens在其書中提到，許多親密關係展現出極端的執著佔有、甚至不可自拔，釀成悲劇，就他而言，這些問題都不是個人問題，也不見得是某個性別位置的宿命，而是當下的社會矛盾在個人生命中的展演。如何面對並激化這種矛盾（而不是安撫或者繼續支持法律對這種矛盾的壓制），這正是婦女運動應該思考的。
Beck指出，婚姻愛情兩性關係總是深深的嵌入社會文化架構的，這也就是說，在這個年代，愛侶的關係不再只侷限於抽象的感情和婚姻而已；相反的，要談這些就必須同時談個人的工作、金錢、專業、夢想、流動等等。但是主流的愛情婚姻論述卻還是傳統的那一套擁有、忌妒、失落、怨恨等，還在嘗試以這些字眼和意象（甚至相關法律）來框架已經蓬勃溢流的慾望和意願及主體性，這當然會處處捉襟見肘。在另一方面，Giddens所指出的這些充滿複雜張力、矛盾衝突情感的分析方式，卻有可能使得浪漫愛不再是女性主義所謂的「單純的陷阱或幻象」，而可能提醒主體用更為世故的眼光和反思來處理人際親密關係的複雜矛盾流動。而且，這些說法並不侷限於異性戀的親密關係，在其他所有親密關係中，同樣的趨勢也正在發生。像這樣的複雜視野常常正是狹隘的唯性別（gender-only）觀點所看不到的。
性革命在過去數十年中似乎已有長足進展，例如打破處女情結、青少年性行為增加、性活動多元化、性在個人生命的期待中愈來愈重要等等。性的個人實踐與日趨平等必然要求人們調整視野、認知、價值觀和互動模式；然而仔細看來，在情感結構甚至情愛願景上調整步調卻進行得很慢，性與愛與性別仍然和最傳統的道德觀念、民族形象自尊不斷糾葛在一起，最傳統的佔有、忌妒、怨忿、貞潔似乎還是最主要的情緒──從台灣最近一連串和性實踐與性文化相關的聳動事件就可以看到。不過，Giddens以史料顯示，女人已經在創造一個新的感情秩序（emotional order），開始探究在情慾及感情上都平等的「純粹關係」有何可能。就他而言，18世紀開始的浪漫愛形構是一個向前看，努力殖民開放的未來的敘事，以創造屬於兩人的生命故事（傳記）；但是浪漫愛其實反映了愈來愈個人化但仍然被父權統治的社會中的女人的夢想，也就是說，女人正在以這些浪漫愛想像及敘事，來斡旋情感溝通和關係平等。諷刺的是，浪漫愛中的忠誠和親密，其實也總是和誘惑與偷情連在一起的。總之，浪漫愛雖然一方面使許多女人安身立命於婚姻家庭之中，然而它也可能成為一個積極且激進的挑戰男性文化的力量。至少Giddens就認為，我們需要探究浪漫愛的可能激進發展，才能願景一個有情感滿足但是又符合平等民主精神、尊重個體的主體性的親密關係的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挑戰安身立命婚姻家庭的愛情正是這種激進發展的可能跡象）
Beck與Giddens對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和變動性維持著友善和期望，希望在面對晚期現代的風險和侷限時仍然能夠尋求積極的作為。這種眼界和態度使得現代性的情境不是必然，不是全然的善或惡，不是簡單的對誰有利對誰不利，而能夠仍然保有積極介入重組的空間和可能（contingent, ambivalent, and susceptible to political rearrangement）。從這種動態的願景心態來看，想要避開教條僵化的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倒是不能錯過其中的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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