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接受2003年12月接受《南方週末》雜誌記者訪問後記者寫成的訪問文章。）
如果說女性一定要溫婉柔弱，那么我還挺變態的，
如果說女性一定要被動退縮，膽怯怕事，那么我真的很變態；
如果說女性一定要純潔無知、談起性就臉紅心驚，那么我可是超超超變態！
何春蕤：竭盡全力，搖旗呐喊
2003年的最後一個周末。何春蕤從中壢到臺北，參加一系列活動。
周六是參加“性別人權協會”的記者會，她最近惹上了一樁官司，由於她所主持的性／別研究室的網頁上有“人獸交”研究網址的鏈結，14個民間團體聯名告發她“散播猥褻色情”。性知識的研討被起訴，這被臺灣“性別人權協會”列入“臺灣2003年十大違反性權事件”。
星期天，她要參加另外一個活動——外籍勞工爭取權益保障的遊行。她頭裹世界性代表“同志”的彩虹旗，在“同志鬥陣”的隊伍裏支援外來勞動者（鬥陣就是台語“併肩戰鬥”的意思）。“我能幹什么？”何春蕤顯然覺得這個問題惹人發笑，“搖旗呐喊哪！在弱勢者的隊伍裏，你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地搖旗呐喊，讓更多人聽到這個聲音。”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1994年，已經回台六年的何春蕤一“喊”成名。在臺灣女人連手主辦的反性騷擾遊行中，宣傳車上的何春蕤在演講之後想出了最能體現遊行主題、而又形象有力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何春蕤說，這句話在遊行當天男男女女喊過一回後還主動要求“再來一次”了好幾回，“是因爲它松脫了女人壓抑己久的情欲防線，讓女人‘要’得理直氣壯”，所以大家都“喊得很爽”。
她說，“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是女人對男人下的“戰書”。但是這場情欲大戰，要的不是誰輸誰贏，而是挑戰男人來共同營造情慾品質。說白一點，就是“你有本事，就讓我們一起爽”，“請你把我當完整的人，而不是某個器官或某個部位”。
何春蕤強調，“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出自每個人最基本、最自然的需求。性不能強求，違背女性意願的強行掠奪，不但侵犯人權，而且情慾品質極差，倒不如虛心學習溝通協商，共同合作更上層樓。同時，她也鼓勵女人放棄待價而沽的買賣心態，學習掌握自己的慾望，才能真正的性自主。每個人都有非常獨特的性口味和慾望結構，也有很大的開發空間，這些都有待在互動關係中逐步發現。於是在接下來的若干年，她揚起“女性情欲解放”的大旗，向社會宣講性別關係中包含著“性”（情慾） 與“別”（差異）的新“願景”。
豪爽女人
一句口號和一本書，讓何春蕤成爲1994年度臺灣十大風雲人物之一。當年她的著作《豪爽女人》出版鼓吹女性性解放——這本書的中心詞，是“情欲自主”。在書裏她指出，在性領域上的好奇和努力，構成了很多男人的整體精神和調教，養成了他們那種生機勃勃的好奇心和擴張力。相對而言，女性顯然缺乏這方面的鼓勵和調教，也少了那份發掘資訊擴張領土的動力，因此，女人在兩性關係和社會生活中都表現消極被動。
在《豪爽女人》裏，何春蕤特別指出，兩性性關係必須走出目前通行的“賺賠邏輯”——也就是認為發生性接觸，包括窺視、接觸和性關係，男性一定是“賺”，女性一定是“賠”，所以總是要男攻女守。脫離賺賠邏輯，就是在情欲的事上不再用賺或賠來思考，不去想如何占人便宜或者不被人佔便宜，而只去思考雙方如何協商交往，如何提升品質，如何能夠共同享受情欲，而整體的文化風氣、道德尺度都得相應改變來支持這種新的互動關係模式。
“我不知道女性情欲解放對誰有利，但我知道如果不解放，受苦的一定是女人。”那是何春蕤在一次採訪中的回答。那么女性性解放是不是實際上還是有利於男人、給男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呢？
“女人要是情欲不解放，知識少，經驗少，交流少，被利用了都搞不清楚怎麼回事，這才真是給了男人機會哄騙她。反過來說，女人要是對自己的情慾有所掌握，知識經驗都豐沛，男人哪能那麼輕易了事？哪能佔了便宜還理直氣壯？想要在有經驗的女人手裡討便宜，那你就試試看啊！”
“女人應該追求實現一個能夠讓豪爽女人自在做自己的文化。”就這個角度來說，何春蕤對最近引起整個華人世界關注的網路作家木子美，看法與衆不同：“她的坦言和自在，是值得女人支援和鼓勵的──不管你個人是否做得到她那個層次。大家真正應該反省的是，批評她人又都是從哪些價值觀出發呢？那些價值觀有利於女人實現自我嗎？與其把目光對準她或像她那樣的女人，倒不如轉頭去檢視那些一面流著口水，一面狠批她們的人。”
從聖經到馬克思
很難想象何春蕤曾經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她在臺灣戒嚴時期嚴厲的父母管教下成長，13歲的她參加了基督教會，很長時間，她都維持著很虔敬的靈修生活。1970年代在美國留學，她開始接觸完全不同的人群——包括因反對國民黨而流亡在外的人，而鼓勵學生挑戰權威的美國教育體系則使她“有幸學習，也有幸被挑戰、被羞辱”，因而逐漸擺脫了退縮怯懦的人格。
看看何春蕤網頁上那些獲獎論文的標題，就會知道馬克思對她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他的分析方式很有力量。從歷史社會的觀點來認識社會，有著一種徹底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的感覺。而且他的用字遣詞反映了一種眼界和胸襟，對我這個很注意語言的人頗有吸引力。”
從1980年開始，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後來繼承發展他們、或是向他們挑戰的學者的學說，取代了宗教信仰，幫助何春蕤重新認識社會以及其中運作的各種權力關係。
反對一切壓迫
何春蕤實踐了馬克思“反對一切壓迫”的指引。她說：“一個社會是一個很複雜的權力結構，很多壓迫關係是串接在一起的，一個鬆動，另一些也會鬆動。” 因此，十多年來，她經常出現在各種抗議活動的隊伍裏，並不單單爲了女權。
1987年，臺灣解嚴。解嚴之前，臺灣資本就已經向東南亞和大陸外流，由於資本外流以及産業結構轉型，導致大量製造業工人失去工作而得不到相應補償。在解嚴之後的1988、1989年，工人運動蓬勃發展。
“我曾經支援過工人的抗爭活動，也參加了臺北公娼的抗爭行動，在這些場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層層警力護衛著資本家的工廠、權勢人士的政府大樓，全副武裝的用盾牌和警棍對付手無寸鐵只想保有生存權利的小老百姓。這種具體的對峙反復上演，讓我很清楚的看到階級之間的權力極度不平等，也看到公權力傲然施展的合法暴力。那種感覺實在是非常深刻的。”
她現在仍然會參加每年工會組織的“春鬥”和“秋鬥”，但說到瞬息萬變的政治，她毫無興趣。她選擇專心作爲一個批評和抗議的力量，和她所看到的各種制度性的壓迫—— 國家機器、資本主義、父權制、異性戀制度——對峙。
「參加社會運動的時刻，往往也就是學習認識社會的場合」，何春蕤說。1997年9月6日，當時的臺北市長陳水扁宣佈實施廢除臺北市的公娼，臺北的128名公娼集體走上街頭爭取她們的工作權，並且實施“娼影行動”，在陳水扁出現的每一個公開場合舉牌抗議。這個時候，市民們發現，公娼們都是四五十歲、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女人。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掃黃’的階級性！”何春蕤說，公娼們的現身對她震撼極大，“作爲一個在女性主義運動中實踐姊妹情誼的人，我無法想象不和這些女人站在一起，我的馬克思主義調教也使我深刻看到其中的階級壓迫——公娼正是臺北市最底層的性工作者，因此也是最輕易被掃除的一批人。再加上這個廢娼政策竟然有著許多主流女性主義策士撐腰，要把臺北市打造成一個有著中產階級僞善面貌的‘良婦城市’，這些發展都令我不得不加入反對這種政策、支援公娼的隊伍。” 當年，被緊急叫停的公娼，以她們堅持和平抗議的風範，戲劇性地獲得了市民的支援，臺北市政府被迫妥協，宣佈緩廢娼兩年，而這件事對陳水扁市長連任選舉的落馬也有相當影響。
在加入聲援後，何春蕤開始瞭解那些公娼是什么樣的女人，“我認識到，女人有著那么不同的面貌和人生，也活著那么不同的價值觀和身體情慾觀。這些接觸都讓我更清楚的認知到某些女性主義理論的階級盲點和情欲盲點。”
“良婦女權主義”
1996年底，臺灣婦運工作者、前民進党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被歹徒奸殺。當時臺北各界發起紀念彭婉如、要求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的夜間大遊行。針對當時報章批評女性打扮出衆、夜間出行會招致傷害的言論，何春蕤在邀請信裏鼓勵女生要穿得漂亮來遊行，“最好有點騷，最好有點豔” 。她們舉的牌子是“夜行無罪，妖嬈有理” 。
“我覺得這個紀念遊行不應該是悲悼哀傷而已，那只會讓女人喪志喪膽，我們需要用肯定自我的權利，來奪回本來就應該屬於我們歡樂遊玩的空間！”需要更大的空間，而不是局限于“安全空間”，成爲何春蕤和所謂“良婦女權主義”的最大分歧。
“現在臺灣是‘良婦女權主義者’當道！”何春蕤憤憤然，“她們要求動員最多的社會資源，淨化她們的生活環境，好象女人就應該維護社會道德，以‘保護’老弱婦孺脆弱的心靈爲名，掃蕩一切所謂腐蝕人心的東西。而對那些敢於做自己，膽大、力大、聲大的女人，良婦女權主義者不但不學習、不景仰，反而用輿論和耳語去破壞！用法律和監控去消滅！”
何春蕤認爲，女權主義不能僅僅代表“良婦”的利益，事實上，良婦正是靠著對比“壞女人”而抬高自己的地位。因此，繼續維持良婦和惡女之分，就是幫助父權繼續控制女人的言行，繼續在女人之間維繫階級差異。
她對色情的看法也和有些女權主義者不一樣。她認爲，色情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想像空間，“想象非常重要，人們透過想像來認識世界，而色情的多樣化可以豐富這個想像的世界。”特別是在網路出現之後，網民自己創造而非商業化經營的色情作品更是可貴，“那是人民自發的、集體的創造，是提供全民共享的文化資源啊！”
“人獸交” 風波
現在何春蕤終於接到了來自對手的戰書。
2003年6月，她還在日本講學時被台灣的14個民間團體聯合起訴，起因是在她建立已經7年的“性解放學術資料庫”裡包含了一個通往人獸交圖片的超連結。領頭發起訴訟的團體代表說，希望藉此“殺雞儆猴”，遏止網路色情資訊的流通。一旦罪名確定，她可能面臨兩年以下的徒刑或者罰金百萬，甚至影響到她的大學教職。
說起壓力，她還是運用辯證的思考：“壓力往往也使得支援增加”。
結束講學後，她剛下飛機就被迎到了臺灣社運界召開的“歡迎戰友何春蕤教授回台記者會”，包括“立法委員”陳文茜在內的各界名人都作了支援發言。一個支援何春蕤的國際聯合署名活動已經進行了半年， “國際婦女人權緊急行動救援基金會”已將這個案子列爲緊急支援保護婦女運動領袖的案例之一，並提供了訴訟費用。
對於官司的成敗，何春蕤“有自信”，“因爲憲法保證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如果敗訴，我準備打憲法官司。”
她說，對現在臺灣社會言論自由緊縮的狀況十分憂心：“我堅信，多元開放的社會就必須尊重異議的聲音，不管你多么的不同意，你也只能用理性辯論的方式來對話，而不能援引公權力來讓異議的聲音銷聲匿迹。”
“作爲一個研究學術的人，我的良知告訴我，知識是不能封閉的。我在這個領域中耕耘多年，對於性的多元面貌有不少認知，不能讓性的議題持續留在蒙昧中，持續形成對性少數的壓迫。過去女人對情欲的封閉，造成了貞操情結，造成了無知和惶恐，讓多少女人受了苦，現在還能繼續這樣嗎？”
何春蕤早已是台灣中央大學的“人標”，官司的壓力並沒有讓她失去天性裏的頑皮快樂，“我個人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服務都是名列前茅的，沒有任何理由把我解聘。（即便失去工作）我還有很多技能，我打字很快，可以做文字編輯，會編織，會做清潔工。”但她仍然承認，1月16日開庭的官司是“一場決戰”。
酷兒教母
何春蕤“惡名”在外，但也被越來越多地邀請去演講和講學。
她從未懷疑過自己受歡迎的程度。“人們的生活並不是都像大家口頭上說的那么冠冕堂皇，道貌岸然。不管是家庭、婚姻、性、性別，事實上都有著各式各樣的複雜面貌和隱密故事，我在演講中也只不過是說出生活中的另一些現實和內涵而已，並且提出一些社會分析，願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人們想聽或者聽得很爽，可能是因爲面對面聽到人生的現實面貌和可能的願景，本身就有它自己無可回避的吸引力吧！”
一次作完演講之後，一位50歲的陌生女士輕輕告訴何春蕤：“我只想告訴你，我有一個20多歲的男朋友，我們很幸福。”何春蕤經常會遭遇到這樣傾吐秘密的人：外遇者、同性戀者。“人其實是很卑微的，很多時候只是希望把真實的自己說出來，可是大家面對這些真實的人生卻沒有一點同理心，這真是一個不人性的環境。”
“我希望對於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與選擇，社會上能夠有一個友善的環境。”何春蕤這樣解釋自己的工作，“以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說，我現在正在致力於‘性權’作爲‘人權’的思考，唯有認識到‘性權是基本人權’，我們才可能平等的來對待那些在情欲上選擇和主流不同的人。”
因此，何春蕤的性/別研究室，性和別被斜杠分開。因爲她主張“性”中有“別”，在性的問題上，還有很多種備選方案。
對於她一直鐵杆支援的“酷兒”群體，何春蕤的理由很簡單：“它是一種抗暴的體現。怎能不支援呢？”
“酷兒不是一種固定身分，而是一種邊緣主體的自我姿態，一種桀傲不馴、不甩社會主流價值、而且不怕社會汙名的高亢態度。所以變裝同性戀打扮得妖嬌美麗的招搖過市，完全不怕人家的異樣眼光和變態責駡，這是一種酷兒表現。我對這種態度非常欣賞，因爲她們不但透過自己的存在凸顯了社會成見的惡毒殘忍，更重要的是，她們還具體的用自我肯定來對抗這些成見，挫折這些壓抑她們的力量。”
臺灣的“酷兒”運動自1990年代蓬勃發展，已經獲得不少支援。對於臺北市約10%的同性戀人口，臺北市政府每年會撥出百萬台幣爲他們籌辦“同玩節”，馬英九也表示，如果同性戀者結婚，他願意祝福他（她）們。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看何春蕤的書，很難想到她已經結婚22年，並且感情特好。拿何春蕤的話來說，她的丈夫“真的是愛人也是同志”。同爲性／別研究室成員的甯應斌小她3歲，是留學時期的同學。她說，他們在生活中常互做學生，而他“是個很陰柔的男人，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意氣相投”。有閑的時候，他們喜歡看各種電影，也喜歡看大陸拍的歷史劇，因爲拍得比臺灣的連續劇細緻深厚。像過去《四世同堂》、《歡樂家庭》式的京片子對白，紛繁複雜的人生，觀照出大陸社會的日常生活歷史變遷，也是他們參考的材料。
被問到如何實踐女權主義在親密關係裡，何春蕤笑著說：“一個理論怎麼足夠涵蓋百般複雜的人生和社會呢？理論更不能成為生活的緊箍咒，否則就真是教條了。比方說，平等就不見得是一人分一半，”她說，“僵化的分法會讓生活無趣。”她認爲真正的平等，“是孫猴子說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因爲這裏存在著輪流和協商的平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來思考人際關係和社會運作才真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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