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2004年1月4日在文化研究年會的文化研究教學圓桌論壇中的發言】
我今天的發言想從一些和文化研究相關的教學經驗談起。
教學經驗很難免的會涉及歷史與文化經驗的問題。老師與學生的世代差異往往使得老師與學生在溝通某些不同的文化經驗時可能會產生一些困難，而這個世代差異往往是因為資本主義化或現代化的迅速發展所造成的。若以傳播科技為例，我的學生出生時都已經活在電視文化中，我幼年卻是活在沒有電視的收音機文化中，因此對於視覺或聽覺或想像力的敏感度是有差別的。我的學生在做中學生時大都有了手機，也經常玩線上遊戲，我做中學生時家裡卻沒連普通電話都沒有，那種立即連線以及人際網絡的建構和心理感受也很不同。此外，整個社會的文明化過程在過去的數十年也有不少變化，我對文明化過程的經驗可以回溯到父親或祖父母的經驗，例如，我看到過去人們很不重視生日、寵物、隱私或所謂的「衛生」，卻又非常重視照相、書信、規矩、男女之別。這些文化經驗對於現在已經不再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中成長的學生而言都是陌生的。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現在在大眾媒體上充滿了乳房暴露的呈現，但是當眾袒胸餵乳卻越來越少見，乳房的文化意義顯然是變了很多。當然這可以說，不同世代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文化或歷史經驗，不過我想講的是，這種世代差異和文化經驗上的差異，往往也提供一種機會，讓某些特別的、作為異己他者的文化經驗得以被認知到。
有一學期我在教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過程》那本書或者類似的歷史社會學著作時，我發現如果教學內容涉及的是一些常識性的歐洲歷史或對歷史演變的物質性解釋，例如封建的諸侯各國因為競爭而逐漸走向統一，或者稅賦制度是絕對君權的專制統治的基礎等等（也就是那本書後半部的內容），對於學生的理解與我的教學來說並不是困難或構成障礙的地方。比較困難的反倒是那本書前半部的內容，例如，由於處於很不相同的文明化過程階段中，因此當我們在書本上遭遇到過去的人的一些心態與價值預設上和現代人很不相同的事情上時，像過去的人對兒童的看法、他們的婚姻與家庭狀態、他們的親密關係、他們對身體與身體之間的界限、或者在非個人主義社會或傳統社會中的「自我」等等，學生的直覺反應就會把他們看作「過去的事」，也就是類似某種原始民族的奇風異俗，或者愚蠢而未開化啟蒙的狀態，或者道德境界尚未提升的野蠻，或者歷史上某種不符合人性自然的偏差扭曲階段等等。
特別是當現在與過去的差異在於文明化過程的不同階段，而差異已經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身體習性與基本的道德感中時，我會覺得比較難去改變學生這些看法──但我會盡量去讓學生公平地去體會過去的人的心理狀態與世界觀，讓學生看到對當時的人而言，例如不特別嫌惡人類的排泄物等等也是合理的、正常的、自然的存在。因為要是學生看到所有的當代人都會認為自己當代的事物狀態與價值是正常的自然秩序時，那麼他們或許會反省到，自己此刻認為正常自然的秩序與價值，可能正是以後的人以為愚蠢、野蠻、怪異的風俗、病態或人性的偏差。
所謂過去人的觀念、心態、身體習性、價值等等，其實並不只存在於過去，今天他們仍以各種形態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存在於不同的世代中、存在於次文化中、存在於無法歸類或性質曖昧的社會範疇中，存在於社會的夾縫與邊緣族群或底層階級或犯罪份子中等等。一言以敝之，作為異己而存在於我們社會中。
我想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不在於容忍異己，而是盡量能夠學習從異己的位置出發、經驗異己，從而尋找在現有壓迫體制內的可能存活、愉悅、抵抗與能動之道。所以不論是在文化歷史中或現在的文化現象中，我們遭遇到異己時，都應該認識到這是重新想像我們自己的重要資源。甚至我認為在文化研究中，如果我們看不到異己時，我們還應該刻意去尋找異己，因為看不見異己，本身就反映了某種視野上的盲點和有意識無意識的社會排擠。所以，有學生問我文化研究是否應該批判權力宰制時，我告訴他，那只是一部份，更重要的是，從異己尋求認識社會以及抵抗之道。
不過異己往往被「己」認為是個有顛覆性的、危險的或甚至是「文明」所不容的，因此把異己作為學術研究所接納的對象，可能會觸犯眾怒。事實上，從全球的範圍來看，學術研究受到保守力量的質疑，日趨普遍，這當然是學術研究的危機之一。
回到文化研究的教學中的異己問題來，對於老師而言，學生即使不是明顯的異己主體，也往往會有一些異己經驗或者不為人知的「異己」成份存在，而這可能需要老師本身的努力才可能創造出一個開放的教室環境以便「發現」這些異己，畢竟己身的異己有時是比較難以發現的。例如我在三、四年前接觸跨性別之前，幾乎沒有在我身邊、學生或甚至街上發現過跨性別族群，然而現在我可以說無處不看到跨性別的存在，對於原本視而未見、見而未懂的跨性別學生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當然，我和學生有著很多生活上與社會上的各種距離，想要把教學的過程當作一種互相學習異己經驗的過程，並不容易；但是也因此，我知道對於學生在受到保護、純淨化的校園與家庭生活中發現或吸取異己經驗，也很不容易。不過，社會的多元性與開放性也會影響到異己的可見度。在台灣，你可能需要一雙跨性別的眼睛來看到跨性別的存在，但是在日本，跨性別就大剌剌地出沒在地鐵、花火大會或公共場所中，因為那個社會對於跨性別有特別的接納度。
照這樣說來，要達到一個不封閉的文化研究的教學環境，也不能完全獨立於社會文化的開放多元程度。學術研究的自由無法自外於大社會的自由風氣，兩者是互相影響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何積極促進兩者都同步進展，這倒是文化研究學會成員責無旁貸的任務了。
以上這些算是我在文化教學中的一點體會，在此和大家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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