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4年11月27日美國著名跨性別學者Jamison Green來台參與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第六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學術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由林毓凱翻譯，何春蕤校訂）
大部分人相信身體定義了性別，而性別是被身體決定的。如果一個人與生俱來被視為擁有某一生理性別（sex，男或女）的身體特徵，那麼這個人的社會性別（gender）──也就是此人在生理性別和以此生理性別角色與人進行社會互動時的特質──當然就應該和那個生理性別完美配合。然而，這個世上卻有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可以證明上述假設是錯誤的，而我們之所以根本看不見那些性別和身體無法搭配的人──我稱之為「跨性別」（transgender），就正是因為這些預設作梗。事實上，跨性別遍佈各地，如果我們一旦了解身體不等於性別，或許就能理解這些有關性別的狹隘預設在過去如何構築了一個非常不文明的人類文化，而現在這種狹隘預設已經完全不需要繼續存在，它在當代的人際互動中更是完全不可取的。我的論點就是：我認為人類在人格和外貌上所展現的非凡多樣性，其實也同樣展現在人類的生理與社會互動的其他面向上（包括性態、性別認同、及其表現）。
生理性別（sex）是一種將身體區分為兩種範疇的系統，這兩種範疇我們稱之為男性和女性，而我們每個人都是依照出生時外生殖器官的外觀來被判定應該歸屬哪個範疇。生理性別的區分還包括了許多變數，例如染色體、血液中的H–Y抗原、生殖線組織等等，醫生們遇到被稱之為「陰陽雙性」（intersex）（Dreger, 1998 and 1999）的特殊狀況時就需要參考這些變數。然而這些已知的、可以描述的陰陽雙性性徵（例如難以辨別的性器官、Kleinfelter症候群、男性荷爾蒙缺乏症候群等等）並不是今天的討論主題。我今天要講的跨越性別的行為和特徵就是「跨性別」（transgender），這其實是一個大傘狀的政治範疇，其中包括了變裝者、變性者（變性人）、以及那些在生理和社會特徵上傾向與個人身體範疇相反／相異位置的人。我特別想討論某些女性身體如何跨越性別界線、改變性徵、因而影響到社會互動中的性別疆界位置。
性別，就像性一樣，是一種分類系統，它描述的是我們賦予身體的特質和舉止，我們一般將這些特質和舉止區分為男性的（masculine）和女性的（feminine）。譬如在某些文化中，我們將高嗓音視為女性，低嗓音視為男性；或者將細緻的動作技巧──能夠以手指進行精巧活動的能力──視為是女性，而將需要蠻力的工作視為是男性。作為個人，我們有能力表現也有能力感知這些特質、特徵或行為，因此性別其實是一種人際互動系統（interactive system）。不過，性別雖然是社會的，我們每個人卻也都對它有深刻的感受，所以女人才會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自己是女性的和陰柔的，而男性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自己是男性的和陽剛的。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陽剛或陰柔特質都是獨特的，不過，因為我們對別人有一定的預設，我們相信他人看待自我就像我們看待自我一樣，因此我們總是從自己的身體範疇出發去想像別人。要是我們沒有遇到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或者，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人不敢現身讓我們知道她／他們的存在，我們就會繼續快樂地活在自己想像的現實中，用我們個人的經驗或者那些透過教育灌注到我們個人經驗裡的知識，來理解每一件事物。
事實上，許多人都有身體與性別未能達到「應有的」組合的經驗。有些人終究沒有經歷太多衝突就在家裡或更廣泛的社交圈中找到被接納的空間；然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因其身體和性別不一致而經歷的社會衝突可能是極端痛苦的。這些承受痛苦的人有一部分被稱為所謂的變性人，他們積極把自己的性徵轉變為「符合」其所經驗到的性別；另外有一些人（並非僅止於變性人），她／他們的性別在別人眼中早就明顯被接受，後來改變性徵，也只是讓自己看來更「正常」一點而已。我就屬於後面這種人。雖然在某方面，我是一位正常的男人，但在另方面，由於我是一位變性男人，我的存在也會模糊、消除並重新配置別人認為是「真實的」或永遠的性別界線。
很多我們這種要變性的人從小就沒辦法像其他女孩一樣的舉止。我們被同學（有時候甚至是家人）嘲笑和折磨，只因為我們男性化的性別表現與我們被迫穿著的女性化衣服格格不入。儘管我們試圖討好週遭的成人，努力讓玩伴接受我們，但是我們經常意識到自己真的無力變成別人要我們做的樣子。當一個人的身體現實配搭不上她的性別意識時，身體上的所有物質證據都沒什麼意義；因為，性別認同是一種比身體還要強烈的自我感，而且它最終總會找到彰顯自己的出路。我們之中有些人最後發現，其實可以不變性就以男人的身分生活，於是就在自己現有的身體裡安居下來，雖然我們經常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很多方面與其他男人不同。
要是最終選擇變性，我們可能會讓別人感到困惑、疑問、害怕、噁心甚至失望，但是這個選擇也可能會啟發他人；畢竟，我們實現了別人所不敢實現、甚至不敢想像的夢想。我們從那些陌生的、難以忍受的、或只是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和身體的禁錮中，頑強的開拓了自己的命運。我們可能是戰俘──是兩性戰爭或性態戰爭中的犧牲品。當其他人的選擇被當成自主自決的表現時，變性人的選擇卻蒙受嘲笑，甚至毀謗。親身航過性別疆界，那是一個可怕的、孤單的旅程，常常有我們意想不到的社會代價和經濟代價；然而，對於像我這樣女身男心的人而言，我們覺得必須向前邁進，雖然有時孤單一人，但是也遇到了越來越多戰友。
經過多年──幾乎終生──試圖了解為什麼我和女生在一起時覺得陌生，不像她們，也不喜歡她們喜歡的事情，而和男生在一起時卻非常自在，我於是在1980年代開始嘗試研究變性經驗以及可能使用的資源。在那些日子裡，我遇到一些想將自己從女性轉變為男性的人（也就是所謂FTM的轉性），他們多半關心的重點都是如何找到可用的醫療技術，如何像其他男人一樣被社會認同，大多數都希望轉性後把變性當成秘密，把變性的經驗拋到腦後，以便好好過日子。畢竟，沒有人希望整個人生都只相關變性。我當時也相信變性只是一個暫時的狀況，就像一個尷尬的瑕疵一樣，越快清除越好；變性不是什麼大事，但也不是和陌生人談論的事情，我當時以為，只要能夠得到一些資訊，做完變性手術，就可以回家繼續過我的人生。當然，後來才覺悟沒那麼簡單。
Loren Cameron生於1959年，是一位攝影師，也是《身體煉金術》（Body Alchemy）一書的作者，他是我1988年3月在舊金山的FTM友好團體聚會上所認識的朋友之一。他說他12歳住在阿肯色州時第一次聽到變性的資訊，對Loren而言，他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極度的不舒服，他慾望女人並且踏入女同志社群，在其中生活了11年，雖然覺得自己與週遭的女性不太一樣，他的女性主義意識卻令他壓抑內心的男性感受。不過，當時這種感覺又再次浮現，並且強大到無法再被忽略，我們見面時是他第二次參加聚會，他正在積極尋找一些實用資訊，以便了解本地有何醫療資源或基本的健康服務。
我在這些聚會中結交了許多不同的朋友：白人、拉丁美洲人、夏威夷人、黑人，以及從歐洲、中東、印度、中國、馬來西亞等等地區遠度重洋而來的移民。其中有一位名叫Kim的亞裔科學家（生於1957年），他從1979年開始就以男性的身分生活。Kim說他很高興能夠在比較年輕而且比較接近青春期的時候就進行了變性手術，他覺得及早的變性幫助了他成長，學習逐漸活出男人的角色。他不像其他FTM一樣依戀女同志或女性主義運動，但是他仍然非常關心婦女議題，並且變成一位高亢推動性別平等的運動者。
我還結識了Blake，他是印地安大學學生，也是非裔美國人，現在才要開始變性手術，是他的一位醫生推薦他來聚會好結識其他的FTM作為支援。Blake從童年開始就堅持自己是男性，他三歲的時候曾指控父母偷了他的生殖器，此外他也花了多年時間尋找適合他的男性名字，以有別於父母給他的女性名字。他高中時學到了一件事：最好安分守己一點。他的母親告訴他，如果再不表現好一點，就會變成女同性戀。他的父親對他雖然沒有直接的評論，卻給了他一本書，書中有一位擁有女性身軀但卻自我認同為男性的人，在該書作者的眼中，這位跨性別者顯然下場很慘。雖然Blake早期的戀人都是異性戀女性，而且多少都對那擁有女性身體的男友感到困惑，但Blake認為，如果他搬到加州，隱身在女同志的世界中，他就可以融入並完全忘卻爭取變性的挫折，他並不是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他跟我一樣，總是結交男性的朋友，同性戀或異性戀都有。
Blake告訴我：「我這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自己被放錯了地方。我在感情上和認知上都無法和女性連結，但是和男性就可以。我以為只要不去談這種感受，它就會消失，於是我藉著尋找男性的工作以減低我心理上的壓力，而在男性的工作裡，我的男性特質是一項有利的條件而不是妨礙。」
只要Blake不處理自己身體和精神之間的不一致，他就可以安穩的做一個抗議社會角色侷限的女性主義倡導者，然而一旦了解到應該誠實對待自己的認同才能夠維持自我的尊嚴，他就會被當成「背叛姊妹、出賣姊妹的人」。「我總是被當成男人，到處都被人家稱為『先生』，而我的朋友們覺得要捍衛我的尊嚴，所以總是糾正別人。」這種行為的結果使得Blake暴露在無盡的騷擾和虐待中。「我很討厭路人叫我『男女人』（he-she），然後大發脾氣向我叫囂：『我還以為你是個男的咧！像妳這種傢伙如果爬到床上，妳老公會怎麼想啊？』」
Blake一再強調，「我希望別人能夠了解，這是認同的問題，而不是慾望的問題。我們不是想要『變成男人』的女人，我們是『不被看見的男人』，因為我們被裝進了女性的身軀。」
在那些早年的日子理，我常常聽到別人說：「我很害怕會失去工作！」或者，「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家人，我很怕他們會殺了我！」這些都是合理的恐懼。我逐漸覺悟到，如果我能以一種公開宣告接受自我的方式來生活──也就是說，不用每一分鐘都講述我的個人歷史，而是在適當的時候，不必然帶著憤怒或不耐而是帶著我心中的同理心，誠實的表達意見，以消除別人心中對我們所抱持的迷思和刻板印象──如果我能這樣生活，那麼這種生活就能讓別的和我類似的人知道，他們也有能力這麼做，而我們共同的努力就能改變那讓我們產生恐懼的情況。
在那個FTM支援團體中，我持續結識了許多友善的、期待的、害怕的、猶豫的、堅強的、美好的、聰明的、有創意的人，每年參加的人越來越多。當然，這之中也會有一些心理困惑的人，他們想要尋求變性手術，以為這就可以解決他們所經驗到的性別不安；但絕大多數的時候，我遇到的都是平凡的、獨特而優異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
Stephan Thorne生於1954年，是一位高大結實看起來像北歐人的警官，他1993年開始變性過程，但是早在1992年就開始以男性身分過生活了。根據他記憶所及，他從小就不斷表達想要成為男孩的慾望，17歲時他得到父母的許可去進行變性手術，不過那時他剛好也接觸到女性主義，反而使他重新考慮變性的決定。
Stephan說：「那時我覺得或許我想要的，是擁有男人所擁有的，而不是成為真正的男人。我覺得，如果我只拿到男人的某些東西，譬如愛戀女人，或擁有男人所從事的工作，那我就不用變性，我可以只做女同志。就這樣，我就過了20年。」
像我一樣，Stephan在1970年代早期、中期蓬勃發展的女同志世界裡找到了家。相較於主流世界，女同志生涯確實是比較順心的；然而，隨著每一段新的親密關係發展，當日常生活逐漸穩定成為例行公事後，Stephan就會開始內省，被壓抑了的變性旋律，還是在婦女運動的主調下，反覆吟唱著自己的副歌。而就像我一樣，Stephan因為自己是個強而有力的女性而感到自傲，因此反而很難了解自己那時的複雜感覺。他告訴我：「人們搞不清我的性別，但是一旦發現我是女身男相時就大感噁心，這種反應讓我萬分痛苦。我的狀態威脅到她們，也孤立了我，使我陷入極端的痛苦，我簡直忍受不了。」當我們是性別變異份子（gender-variant）時，這就是我們時常所必需面對的社會壓力。
當時我們FTM聚會時最主要的討論主題就是：什麼力量推動了我們？轉變的機制是什麼？如何獲得需要的醫療照護？荷爾蒙的副作用以及手術的結果為何？但是我們最迫切需要處理的，就是和家人溝通、維持專業工作、以及日常的生活。
Jeff是個記者，因為親戚的請求而延遲手術，直到43歲的時候（1994）才進行變性。他說開始變性後才覺悟，他大概從13歲就沈睡了，現在變了性才從睡夢中醒來，重新開始人生。他說：「你醒來之後就努力尋回當年沈睡前的感覺。人家都是慢慢經歷青春期然後長成自我，而你那40歲的老靈魂卻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整合你的人格。」
Jeff 在幾年前離婚，當時有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很擔心孩子會因為他的變性而感到不安或難堪。「我從前一直努力要讓這個世界來界定我，也試著成為別人期待的我，但是從來沒有成功，現在，我必須搜索內心來定義自我，好在自己的真實狀況真的可以帶來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只求我的孩子能夠了解，這麼漫長的等候是非常痛苦的。這些年來別人一直叫我為了孩子著想，過一個虛假的人生。我非常愛我的孩子，遠超過愛其他人，但是我也必須過自己的生活，至少現在我不再逃避了。」
就和我們大部分人一樣，Jeff很清楚，這個社會是用雙重標準來看待男孩和女孩在童年時所展現的跨性別行為。「跨性別女孩會遭遇微妙的壓力讓她們順從，再大一些的時候，這種微妙壓力就會混雜著一些反對的含意；不過男孩要是小時候很娘娘腔，就一定會被嚴厲斥責。」在聚會中我們告訴彼此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詳的經歷，但是能夠找到話語說出來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絕大多數都沒有機會聽到自己的理論和感覺被大聲的說出來，也沒有見過我們個人的經驗被別人很正面的回應。我們好像總是被孤立，被迫覺得自己在某種深刻的、本質的方面有問題，而且好像只要有人叫我們回歸主流，我們就應該可以立刻糾正過來。然而由於這個社會對女變男的跨性別表現通常視而不見，也不會把它們病理化，所以在女性身體的人群中，不管任何性別認同或性傾向都可以展現很多樣的跨性別行為，因而也使得女變男更難說明自身的感受和需要。
Jeff說：「如果人們能夠像關心我的孩子一樣，花同樣的時間去學習並了解性別和認同，了解變性是什麼，或許這個世界就會改變，變性人和他們的愛人就會比較容易存活。」Jeff的女兒後來長成一位有自信、有能力、有愛心、而且快樂的年輕女孩，她不僅愛母親，也欣賞母親同時是一位快樂的、自信的、有能力而且有愛心的男人。
有人說FTM服用男性荷爾蒙之後就能馬上分享男性特權，Blake對此說法嗤之以鼻。他來自一個大家庭，兄弟比姊妹多，「自從進行變性手術後，我開始了解這個社會對於黑人男性的恐懼和憎恨。對我而言，所謂得到男性特權，就是和我其他的黑人弟兄一樣，得到被恐懼、被懷疑、被憎恨的機會。」
Kim也認為所謂直接獲得男性特權只是個迷思。他說：「男性特權並不是自動獲得的。人有許多面向，我不覺得已經獲得男性特權，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我只是個小人物，不需要太多空間，不需要求人。我當然不是為了想要某種特權而改變我的身體。我變性，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別人看見真正的我。」
要是變性男人看不見他們僅因為看來像男人就享受了某些男性特權，那我認為他們是活在一種盲點之中。這個盲點很可能來自某種對種族議題的敏感，畢竟在美國，比起性別議題來，種族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一種生死存亡的議題。別的因素也可能影響到跨性男人的看法：他們可能因為隨時戒備，避免被人發現其變性身分，因此反而無法充分體驗其男性身分。而且，並不是所有的跨性男人都會繼續感受到原來做女人時的社會位置，他們也可能會有盲點；要是他們認同那種把男女兩極化的男性陽剛理念，就可能會覺得只有那種能夠籠罩他的女人才值得尊重。以上這些立場都是出於對男性特權的意義和效用有所誤解。簡單的說，男性特權在美國大概就是自由、擁有和權威而已。在這種社會裡，女性得奮鬥才有特權，但是男性卻自動得到特權。當然，陽剛的女性也有可能經驗到這些特權。另一方面，有色人種的變性男人在其自己的文化社群中，會有不同的男性特權表現，所以當他們進入男人的位置時，就必須學習在不同的場域中處理他們的種族差異。所有變性男人其實都享有男性特權，即使他們沒有察覺到。重點是，他們有機會以不同於非變性男人的方式來面對這種男性特權。當然他們獲得的男性特權有可能被奪去，他們的男性身分也可能不被接受（如果他們的變性被那些不肯接受其真實性別的人發現），但是，總之一句，男性特權並不是大多數變性男人所追求的。大部分我所認識的跨性男人所追求的，只是鞏固他們自己的認同。他們只想要以自己的面貌被看見。
認同常常是一種強大的組織工具，但它不能被誤認為社群的理想模式。認同不是一個僵化、單一的心理模子，不是我們歸身之處，也不是永久的家，因為，我們都是變化中的個體。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對我們生命中不同的面向做出強烈的認同；而當新元素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時候，例如為人父母、慢性疾病、突然的殘疾、與意外之人墜入情海、或者找到一個新的工作，這時我們就必須將這些新成分整合進我們的認同當中。這些演化中的事件常常會引導我們進入新的社群和新的認同。想要把一個人「固定」在個人的單一面向上，或者認為個人的多重面向都不會改變，就好像只因為你看到一個人在吃蘋果就斷言他一輩子只吃蘋果不吃別的。
1990年代變性者使用「跨性別」這個標籤時，最主要是試圖超越認同政治，用這寬廣而包納的名詞來一方面開拓多元認同和表現，另方面指向跨性人所面對的特殊壓迫。據我所知，當時大多數的變性者和變裝者都不覺得這個名稱有什麼關連，也不接受它作為認同的標籤，更不想和同志社群發生關連（就像同志社群也不想和跨性別相連一樣）。我那時覺得，我們好像腹背受敵，我一方面必須說服跨性別公開的討論彼此的議題、和同志運動結盟對雙方都有好處；另一方面，我也試圖說服同志運動的朋友們跨性別的議題和她們直接相關；第三方面，還要嘗試教育男變女了解女變男，教育女變男認識男變女；最後還得對抗處處可見的恐同症，這些努力還都同時進行。不啻如此，我們當時還積極地與Cheryl Chase所發起的雙性人運動（Intersex）結盟，她們的組織名為「北美雙性人協會」（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簡稱ISNA）。可能就是因為這些不同但相關的議題在同一個歷史時刻如雨後春筍般地浮現，各組織之間的界線、議題、目標因此都很模糊，各團體對性別範疇的認知和投入也很不同，即使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的社群（GLBTI）對於彼此的了解也不夠多。我們對於性別和生理性別以及情慾取向的預設影響著每一個人，但並不是每一個人對於性別、性和性態都抱持著相同的觀點。舉個例子，北美雙性人協會從未試圖將「雙性人」描繪成另一種性別的選擇，也沒有鼓吹雙性人作為一種性別認同，更沒有試圖剷除性和性別的規定範疇。相反地，該協會的目的主要在避免不必要的嬰兒生殖器手術，撫平許多雙性人所承受的創傷，抹去許多有雙性孩子的家庭所感受到的、來自無知和恐懼的各種污名。相同地，就好像不是全部的跨性別都不想進行變性手術，變性人也不會鼓吹所有的性別變異份子都必須改變她／他們的生理性別，或接受雙性的身分認同，或要求變性人在變性手術後必須遵從性別的刻板印象。就算在個別的性別異類社群內，這些理念和目標也沒有被清楚的定義，因此，我認為我們都必須避免將個人的認知強套在他人的身上，就好像我們這些少數族群也要求主流大多數不要把有關什麼才是「正常」的專斷認知強加在我們身上。畢竟，串起性別異類社群範疇（而不是認同）的，正是污名、暴力以及特殊公民權的被剝奪。
語言上的侷限是所有尋求理解的人所抱怨的事情：她／他們的身分是看不見的、無法理解的、被矮化的、被邊緣化的、以及不被承認的，而這是很大的傷害。有些人的回應方式是發展出新的語言、新的認同詞彙、或創造出能夠區分但又可以團結「內行人」的新標語。性別自由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跨性別意識也有很多不同詮釋，一旦理解了這個肯定自我的常態程序，我開始了解到，有時運動團體必須接受一些不完全理想的辭彙，才可能建立更寬廣的支援、了解和認知。
跨性別、雙性者和女變男都不是我所特別喜歡的辭彙，然而，這些詞彙倒展現了跨性別一些共同特殊經驗的特定面向，好讓外行人得以更加了解我們：譬如從女性身體或陰柔性別表現，過渡到男性身體或陽剛性別表現，或穿越性或性別的界線。實際上，我們一向被灌輸了刻板的、簡化的性和性別定義，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學習尊重和推崇那些與刻板印象和過分簡化的性和性別定義不相符的人。跨性人必須學習珍惜那些沒有和我們相同的性別變易經驗的人，也要和她們發展合作關係。
跨性人也必須時時學習認識各種可以改變身體的方式，以及各種改變社會環境的方法。變性手術雖然重要，但它不是變性生活的全部；變性是一種生活，一種關係，而且不只是親密關係。作為一位變性人，並不僅僅是我們私下在臥室裡所做的事情，變性人的身分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個面向：從我們的駕照到我們的工作史，從我們的出生證明到我們的學校成績單，甚至從我們父母的遺囑，到任何在這些文件痕跡中所建立起的關係。當然，對我們之中的一些人來說，荷爾蒙和變性手術仍然是處理我們的性別變易最關鍵的元素。
有人說變性人是保守的遵奉者，她們「接受」性別的二元系統，並積極走向刻板印象、文化制約的性別表現；這個理論的有力證明就是，部份跨性人渴望接受變性手術。我相信有個別的跨性別確實是這樣的──她／他們認為自己若沒有符合刻板的性別角色標準就會感到匱乏與不足──就好像許多非跨性別者也會有同樣的感覺。我在電視雜誌上看到一些女姓，她們因為太喜歡芭比娃娃，寧願接受多次的整形手術，為的就是讓自己看起來更像芭比娃娃；也有人想要變成阿諾史瓦新格或席維斯史特龍。身體打造是個非常複雜的現象，人們從遠古時期就開始基於各種理由和目的進行身體改造，改變性別只是改變身體的方式之一，而變性不見得就是追求完美或強化刻板印象。性別的現實面在於，那些沒有選擇雌雄同體的人通常在三歲以前就已經接受了性別二元論的觀點，而且沒有人會去質疑這種觀點，那麼為何要暗示跨性別有強化此性別二元觀點的責任和嫌疑呢？事實上，只要想到身體，就會預設二元分野；但是你怎麼使用這個分野才是關鍵。多數人不了解的是，由於變性人本身的性別變異，她／他們不管在手術前或手術後都不會是「正常的」男人或女人。我們尋求的不是和外在的刻板標準完美吻合；相反的，我們大部分追求的是和內在的自我意識達成一種內在的安穩感。我們進行變性手術（對於某些人而言，「變性」手術其實是「變性別」手術），是為了幫助自己在社會上更容易被別人以男性或女性的方式被認知，以實現我們理想中的自我性別──即使我們在手術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或保留與其他男人或女人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在追求一個對自己和他人都會滿意的身體裡，理性和虛榮有著同樣的作用。
現代的荷爾蒙和變性手術的技術在美國和歐洲已經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Meyerowitz，2002），然而這些過程卻仍不甚完美。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在施打任何一種荷爾蒙後會對人體造成什麼影響，也沒有人可以預知青少年長大會是什麼樣子，更沒有人知道使用異性荷爾蒙會對身體造成何種影響。醫生只知道荷爾蒙治療的大概效應，而且外科手術的結果也並非一致的或不變的。
事實上，很多人並不用荷爾蒙或變性手術來肯定其性別。這種做法在當下的美國是否合法仍然是一個問題，但它至少是被社會接受的。Billy Tipton是一位音樂家、樂團領導人、經紀人兼演唱會主辦者，同時也是一位丈夫和父親。他就是這樣一位擁有女性身軀的男性，直到去世才被人發現其真正的身分（Middlebrook，1997）。照常識來說，如果有一個人這麼做，就一定還有其他人也做了相同的事情（Cromwell，1999）。有些變性人選擇不要動手術，也有人因為先前的健康狀況或虔誠的宗教信仰而不進行變性手術，無論原因為何──經濟的、醫療的、或宗教的──這些原因都不足以否定變性人的人生。換句話說，即使醫療系統以個人是否要求醫療為判準來斷定誰是變性人，然而，讓人成為「真正」變性人的，並不是變性手術。
對那些想利用現有變性技術的變性人而言，首要的阻礙便是「管道」的取得。在美國，管道意味著資訊和／或金錢，但在一些西歐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丹麥、瑞典），醫療的管道是透過國家的健保系統，而且變性在此系統中是一項被認可的醫療狀況。但是在其他國家（例如中東和非洲的國家，或巴基斯坦等我現在所想到的國家），跨性別不僅被酷刑、入獄，有時甚至被迫在變性手術和死刑之間做出一個選擇（Yusefi，2000）。即使在美國，性別變異份子也有著相同的遭遇，當多大多數的人對一群他們不了解、認為沒有價值或認為沒有資格獲得資源（甚至基本的公民權）的團體冷言相待時，真正觸怒她們的正是我們的身體，承受侮辱、嘲弄、拒絕和憎恨的也是我們的身體。
關於管道的取得還有一點需要補充說明。特別是在美國，荷爾蒙（包括胰島素、甲狀腺藥物、雌激素等）是很常見的處方之一，因為荷爾蒙失調或缺乏在一般人當中也是極為常見的病狀；然而，唯有變性人的荷爾蒙失調或缺乏不被包含在健保的醫療計畫之內。有些外科療程也不包含在內，譬如，擁有「過多」乳房組織的男性（一種名為gynecomastia的身體疾病）可以透過治療將這些組織拿掉；健康的女性也可能因為其家庭病史中有癌症的紀錄而除去其胸部健康的乳房組織以作為防範癌症的措施。然而，變性人卻不能移除其乳房組織，因為那就是一種「變性」，即使這種手術在技術上（特別是跟gynecomastia相較的話）完全相同，但卻被保險項目完全排除在外。此外，慣例顯示，對於具有雙性性徵的兒童而言，從來沒有經過他們同意就強迫施加變性手術在她／他們身上；然而，青少年變性人或成年變性人就算自主要求都沒有辦法進行變性手術。對我而言，這種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視。無論這種偏見來自成見、無知、性恐慌或恐跨症，我們都必須改變政策以改善跨性別和變性人的健康照顧，也提供雙性人比較人性的對待。
英國也有同樣的諷刺情況。英國所有的醫療費用都在國家健康計畫之內，然而，配額和服務的限制迫使一些人轉入私人領域，用自己口袋裡的錢來換取醫療。此外，英國政府長久以來就拒絕更改變性人身分證上的資料以配合其性別和外觀呈現，因此手術後的變性人不僅無法與異性愛侶結婚，在和雇主溝通時有很大的難度，在領取老人年金時亦困難重重，更時常因為其身分資料與她／他們的外表或社會身分不符而遭到侮辱騷擾。這種官方的對待方式深深地傷害那些不不過在社會的常規和法律下求生存的人。經過長達三十年的奮鬥和變性英國公民持續的請願，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終於在2002年明文要求英國政府改變其相關的政策和程序，以承認變性人的新性／別地位（Whittle，2002），「性別認可法案」（Gender Recognition Act）也終於在2004年7月1日得到皇家許可，這些政策都還在緩慢改變中。
手術是戲劇性的，而且對很多人來說是必要的，但它並不一定是個人變性轉型時最深刻的面向。變性人可能從荷爾蒙治療（HRT）中得到很大的幫助。我們的身體有內在的、細胞的接收器來處理荷爾蒙，荷爾蒙就像幫助機器運作的機油，無論你是否是變性人，無論你是否在接受荷爾蒙治療，人類身體的運作都建立在荷爾蒙上。但是對變性人來說，荷爾蒙治療使得我們的心靈和身體相連，讓我們的頭腦延伸到身體裡，以化解身體和心靈之間的衝突。荷爾蒙治療並不會讓我們變成另外一個人，而是讓我們更能做自己，讓我們能更安居己身，就像非跨性別者的身體和性別協調一致時所感受到的那樣。變性手術則是對於我們一向就深知的真實性別身分做出最後的確認。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服用荷爾蒙並不會把女性變成男性。荷爾蒙的服用能夠改變某些被詮釋為男性的性徵，但它卻沒有辦法將人變成另外一個人。作為一個真正的男性，不僅要長得像男性，還得知道社會對男性有所期待，也要在任何時候都能決定是否要滿足那些期待；他還必須對男性的身體感到舒適，而這當然就是男性荷爾蒙所能夠提供的幫助。當然，荷爾蒙的幫助只有在當事者的舒適範圍內才可能，有些人開始服用異性荷爾蒙就發覺不適合或者不太對，可是對很多人而言（包括我），開始服用男性荷爾蒙反而使我們覺得放鬆與平衡。
順便提一下，我認為作為女性也有相同的需求：她必須對女性的身體感到舒適，必須在任何時候都知道社會對她的期待，必須選擇如何達成或避開那些期待。強壯的女人就像強壯的男人一樣有能力做到在社會期待範圍之外的一些事情──例打破越性別藩籬──而仍然還是非常女性，或者陽剛，或甚至在過程中保持無性別狀態，這一切都取決於她／他們各自的狀況、特定的身分認同和／或企圖。我從來不贊同不經大腦就服從刻板性別角色。
那麼，為何還要堅持改變個人的身體呢？或許是因為：身體是我安居的處所，也是是我們和他人溝通的媒介，我們的身體從他人接受到的反應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反應。我想改變我的身體，是因為我被視而不見。存在於女性身體裡面的我，無法感到完整的存在，我覺得我陽剛的那一部分好像被壓抑在身體裡面，不僅不舒服，甚至是非常痛苦。在我們的人格或自我中都潛藏著不願被別人知道或希望能被別人看見的部分，我們必須在其中找到平衡點，為那些潛在的慾望找到表現的空間，或者就在我們現有的身體肌膚裡找到安穩。我們都希望實現我們的人生：對某些人而言，可能只要改變髮型或開某種款式的車子就可以了；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意味著激烈運動和轉換服飾風格；對還有一些人而言，這意味著放棄一份無聊的工作並試圖轉行或者重回學校拿個MBA或PhD；對另一些人而言，這意味著接受新的宗教實踐或者重回自小就接受的宗教調教；對還有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意味著接受一個中性的或高度衝撞的奇裝異服來打扮自己；而對某些人而言，這意味著明顯地、合法地、從內在和外在改變我們的性別──徹底而戲劇性地改變我們的身體。
我們還不完全了解荷爾蒙在情感上的作用，但是西方文化對於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效果有著超級刻板的性別印象。在1970年代的婦運企圖顯示女性不僅是個生物動物之後，有關雌性激素效應的笑話就不不太被大家容忍了，但是雄性激素的效應還是被女性沙文主義者及男性捍衛者視為社交化程度不夠或其他壞事的源頭，就連治療「男性更年期」的男性荷爾蒙治療也被藥廠公司視為百萬市場年收入的保證（Groopman，2002）。我當然無法宣稱我對於荷爾蒙的知識比內泌學家還要豐富，但我可以確定荷爾蒙是能產生巨大變化的有力物質，它在每個人的身上的影響不盡相同。荷爾蒙只能在體內已經存在的接受器上發揮作用，如果這些接收器不存在，荷爾蒙就無法發揮作用。身體是無法直接使用這些物質的。如果一個人沒有男性禿頭的基因，荷爾蒙是不可能讓他禿頭的；如果一個人缺乏生長濃密鬍子和鮮明肌肉的基因，荷爾蒙也無法讓他長出濃密的鬍子和結實的體格。有些女變男說她們使用雄性激素後比較不感性、比較少哭、或者在情感上比較冷酷；另外一些女變男則完全沒有這種經驗，他們還是情感豐富很容易哭；有些人覺得雄性激素讓他們比以前容易而且有能力表達憤怒，這當然有可能，但至少對部分人而言，這可能來自於想要宣告自己是變性人時所需要的自我肯定心裡反應，或者是因為知道自己是男人而來的豪放，而不是純粹荷爾蒙的影響。人是很複雜的有機體，唯一可以保證的是：除非一個人完全沒有荷爾蒙接收器，否則荷爾蒙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改變必定會發生，就連性反應、性幻想和性行為也會有影響。有些原本能在做愛時達到多重性高潮的人，在使用荷爾蒙之後卻變成只能達到一次性高潮，而另外一些人則有完全相反的經驗；他們享受的性行為種類也可能改變，喜歡的對象也會變。換言之，原本只受女性吸引的人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他們也會受到男性的吸引。性荷爾蒙確實是人類可以吸收的強大物質，但是它對變性人的影響並不比其他人來得危險。荷爾蒙的影響強大，正因為它們會影響我們社會行為的許多面向，然而這並不表示它們對跨性轉型來說很不安全。目前有關荷爾蒙對變性人的影響所做過的大型研究牽涉到總數萬計的病歷史，研究結果顯示，經醫師處方的荷爾蒙轉型治療並無任何顯著的風險存在（Gooren，1999）。
對有些人而言，荷爾蒙的改變可能是不夠的；為了確認性別而進行的手術因此有可能是必要的。目前，以生殖器重建來進行法律上承認的變性或性別確認，是必要的，但是這是否絕對必要，還是一個公開辯論的問題。任何手術都有風險。
人們對於變性手術有著各種幻想。他們會問：「要去哪裡尋找移植的器官？」這種問法好像是說我們要回收屍體上的器官，或者尋找一個與自己性別相反並願意捐贈（或交換）器官的人一樣。但是手術並不是這樣進行的。世上並沒有所謂單一的女變男「變性手術」，而有「上部的」手術：雙邊乳房切除、乳房組織移除手術或胸部輪廓整形，或者「下部的」手術：女性內生殖器移除和／或性器重建手術。這些手術轉型以及在每一階段掌握身體變化，需要耗時數年。而且這還沒將金錢納入考量，每一階段的手術都需要數萬美金的龐大費用，即使在變性手術被國家健康計畫支援的國家中，還是要等候多年才排得到，很多人不得不自費私下尋找體制外的醫師。
一但經歷這些手術療程，我們就已經「改變」我們的身體了，我們的肌膚、神經、可能肌肉都有疤痕，在這些節點上，身體已經不再是以前那樣。但是，無論病患或醫師是誰，也不論病患多有錢，我們改變後的身體仍然可能無法活出自我的面貌。外科醫師是在肉身上操作，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可能無法為外科醫師提供最理想的手術狀況，沒有任何外科醫師可以保證為變性男人創造出「應該生來就有的胸部」。每個人的肌膚和組織構成都不一樣，即使同一個醫師，成果也不會一樣。無論用哪一種手術技術，病患可能都必須接受後續的整容療程以清除殘留的脂肪組織、處理皺折或過大的疤痕。手術後的人穿上衣服後可能會有個好看的胸部，但是他也許永遠都會感受到在肌膚內的創傷，特別是當切口很大時。
性器重建手術的問題更多，很多變性男人因此選擇胸部重建而不做性器官重建。變性男人有兩種不同的「性器重建手術」（genitoplasty）選擇：「陰莖重建手術」（phalloplasty）和「陰蒂重建手術」（metaoidioplasty）。
陰莖重建手術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創的技術，本來是治療那些因為創傷而割除男性生殖器的病患。當代重建陰莖手術的第一種形式是陰莖移皮手術，首先從病患腹部、鼠蹊部或大腿挑起一塊皮膚，但是為了保持肌膚的血液流動，並不將其全然從身體上分開。外科醫師將皮膚塑型，然後逐漸調整並分不同階段逐步移動至性器的部位，但是在過程中持續維持這片肌膚與身體的聯繫（這就是肉莖）。1930年代，這個技術在德國被應用在女身的病患身上，1945年，一位英國外科醫師Sir Harold Gillies把這個「腹管」（abdominal tube）技術應用在英國的一位名為Michael Dillon的女變男病患身上，他將女病患的一片腹部皮膚捲成管狀，讓它成為外垂的鬆軟器官（Gillies and Harrison，1948）。
最新的陰莖重建手術叫做「組織皮膚移植手術」（FTFT），這項技術的領導人是中國的張醫師（Drs. T. S. Chang）和黃醫師（Dr. W. Y. Hwang）。這個技術的成形是因為1970年代出現了顯微鏡手術，而且發展出連接不同的神經和血管（接合手術）的高度藝術。這項技術從上臂或大腿部位切取一塊肌膚或肌肉，與其原本的神經和血管一起被移植到性器的部位，而原本的神經和血管則以顯微鏡手術連接到病患的陰部，例如，手臂上的臂狀神經被連接到陰部神經（也就是提供情挑感受的神經）。此外，陰蒂頭也被移開，以便提供陰部神經的連接管道，這樣就創造出一個有感覺但沒有辦法勃起的成年成尺寸男性性器。雖然可以植入不同的東西來創造勃起，但是這種植入有時候仍會因為感染、排斥或體內體外的皮膚破裂（突起和凹陷）而出現問題。若沒有植入，新的性器就需要外物來支撐以便達到勃起的狀態。新的性器官可能外觀仍然不太自然，事實上，陰莖重建手術在陰莖頭的塑型上仍有改善空間。許多外科醫師已經克服這些問題，特別是在荷蘭和比利時等變性手術已被接受的國家，他們擁有更多應用這些技術的機會，再加上術後的照護也較為完善，並有醫師觀察和緩和的痊癒過程。聽說中國和台灣在接合手術技術上有很多發展和實際經驗，我希望在台灣的期間能夠取得更多的資訊。
組織皮膚移植手術的好處是，它能透過顯微鏡手術提供性器官情挑的感覺，並創造出一個與實際正常陰莖大小相似的性器官，此外還保持泌尿系統的功能（Hage，1992）。這種手術當然也有許多風險：提供皮膚的部位（移植肌肉或組織的手臂或大腿）可能會有神經受傷；陰部神經的傷害可能造成器官無知覺；移植的肉莖可能壞死；提供皮膚的部位可能失能（遭受感染的手、手臂或腿部會失去彈性或可動性）或變形（可以用其他技術修補）；或尿道的瘺管和狹窄。其他的因素還包括：若沒有透過支撐或移植就無法達到或維繫勃起；提供皮膚的部位可能留下巨大疤痕；療程通常需要多次全身麻醉治療；手術結果在外觀上可能不盡完美；提供皮膚的部位和新的性器部位感到劇烈疼痛和長期不舒服等等。身體開刀部位很大或恢復期無法享受無菌病房或護理照顧時（美國的情況就是如此），感染的風險就大為提升。此外，對於變性男人而言，組織皮膚移植手術的費用昂貴，從兩萬五千美金到四萬美金不等，再加上數月甚至數年的療養費用和／或整形手術，總額常常高達十萬美金以上，再加上其他併發症時，這個數目可能還會攀升。
變性男人比無陰莖男性有一個優勢，他們有陰蒂。荷蘭的E. G. Bouman博士和美國的Donald R. Laub, Sr.博士在1970年代就各自了解到，既然陰蒂和陰莖其實是同質的器官，他們可以利用這種可勃起的器官，而不是像以前的外科醫師一樣忽略它們。這兩位醫師幾乎同時發展出陰蒂重建手術的技術，這是唯一可以將女性生殖器「轉變」為男性生殖器的技術，而不是像陰莖重建手術那樣把陰蒂埋藏於下，或者像腹管陰莖重建手術一樣把陰莖連在陰蒂上。Laub博士從希臘文原意「改變中的型態」創造出metaoidioplasty（陰蒂重建手術）這個字。他告訴我，他把這個技術應用在女變男的手術上，是希望傳達「轉變為男性型態的手術」。1990年代初，Laub博士又將此字縮減為metoidioplasty。
陰蒂原本是由恥骨所包圍的。它受到男性荷爾蒙的刺激而增大後，其長度可以藉由陰蒂的釋放──或「放開」進一步增加，也就是將那把突起組織往下拉的懸吊韌帶切開，然後將陰蒂的支撐（也就是現在塑型了的陰莖）向外突出，這些支撐可以被重新定位向前，再用一片腹部皮膚把新暴露的肌肉組織包起來。這個技術保存了自然的陰蒂頭、陰冠、陰道，創造了一個有感覺並能夠勃起的性器。這種陰蒂的釋放有效地給予變性男人一個微陰莖（micropenis）。我當然不喜歡這個名詞，因為它的描述並不精確，它只描述了發生在百分之零點六的生理男性身上的現象（Silver，2000），這些男性也很常經歷切開懸吊韌帶的手術。
對於變性男人而言，陰囊的重建是透過逢合陰唇，並植入矽脂的睪丸，這過程有時需要先擴張肌肉。陰蒂重建手術主要的風險在於，當外科醫師將陰蒂支撐向前推出去時，陰部的神經可能會受到傷害，器官因而失去知覺，但這種清況「極少」發生。這種手術的好處是重建後的陰莖雖然小，但在外觀上很正常（完整的包皮，可能的話還會有皺褶），藉由睪丸的植入，重建後的陰囊可以在跨下提供一定的重量，並與身體（而不是陰莖）呈現適當的比例。另一個好處是性功能不會消失，並且可以自然地（例如不是經由機械的幫助）勃起和達到性高潮。雖然有些外科醫師說這個陰莖太小，無法性交，但是仍然可以達到勃起和同時高潮，不過這個能力並不是每個病人都有，也不是和每個伴侶性交時都能做到。
將陰蒂釋放之後，新陰莖仍可能會縮回去。不過外科醫師可以將新陰莖拉長並固定在恥骨上，這種技術也應用在那些陰莖微小、隱藏、不明顯的男性身上 (Alter and Ehrlich, 1999) 。
陰蒂重建手術可以以門診的方式進行，並且比陰莖重建手術來得便宜，價位通常在一萬美金到兩萬五千美金之間。如果陰囊需要用到肌肉擴張，則需要進行第二階段的手術，即，將陰囊移除並以真實的移植器官替換，這個程序需要另外兩三千美金的花費。每個階段的治療至少需要十天的全然休息，初步的重建手術則需要一到三週或更進一步的休養，當然有限的活動可能是必要的。陰蒂的重建還有其他多種釋放做法，包括只將陰蒂釋放、以睪丸移植來釋放、只做尿道縫合的釋放 (沒有陰囊)、只將陰道切除(陰道移除)、或其他綜合作法。
陰蒂重建手術的尿道延長過程和陰莖重建手術一直有著相同的那些困擾，只有一些外科醫師比較願意進行這種手術，但手術也並不是每次都會成功。許多外科醫師都試圖發明消除瘺管和狹窄的新技術，其中以瑞典Cunnar Kratz 博士所發明的技術最具有前瞻性，他現在正在研究再生尿道組織的新技術，這很類似灼傷病人再生皮膚的技術。這項前景很好的技術可以讓變性男人「長出」自己的陰莖，並且長得更大。哈佛醫學院也進行陰莖生長的肌肉組織實驗，對於那些出生就擁有雙性徵的人來說是一項非常有希望的實驗，但離實際的人體實驗仍有一段距離。不過，這些科學家卻已經宣稱這項技術並不適用於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他們說「女人沒有所需的細胞」（Westphal，2002）。這種說法不僅顯示出他們對於變性男人的經驗全然無知，也顯示出他們有偏見，拒絕把跨性男人當作研究主體。單單細胞並不決定一個人是男性或女性，沒有經由荷爾蒙注射肥大陰蒂的女性身體可能不具備既存的狀況以增加陰莖尺寸，但變性男人的身體完全可能從這項手術中得到幫助。由肌肉工程重建的變性男人陰莖可能還要等上十年。
總結地說，跨越性別界線的經驗使我超越了對自己的期待。雖然我從未想過如此投入社會的改造運動，但整個1990年代，我都在協助提供一個我自己的女變男團體穩定組織架構，並將其發展成「女變男國際組織」（FTM International）。我和其他個人和團體結盟，奔走於歐美之間，與跨性別和醫學專業人士接觸以增加我的知識基礎。2000年我初次訪問亞洲，在東京接受當地媒體多次採訪，2002年我又到澳洲進行兩場學術會議演講，並參加了全國廣播的節目。今天我很榮幸來到台灣與各位相見。我已經領悟我不能在進行變性手後就假裝沒事回家除草，我已經看到這個社會有許多需要被改變的地方，也看到許多人正在受苦但仍然努力為自己和他人創在一個不同的世界。我知道我必須努力以另一種新的方式幫助別人，試著彌補女變男和男變女之間的鴻溝；同志和直人之間的鴻溝；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鴻溝；白人和其他民族之間的鴻溝；以及那有錢有資源照顧自己因而隱身人海的人，和那些淪落街頭既沒有管道取得醫療技術又在多元邊緣主體身份下被多重壓迫的人之間的鴻溝。這是我直到今日一直參與的戰役，而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與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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