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5年10月1日何春蕤在「民族誌影展」兩部跨性別影片放映後的討論引言，地點是台北真善美戲院】
Easy Life和Transsexuals in Pakistan這兩部片子企圖描繪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裡的跨性人，對比起來很清楚的看到文化形塑身分的軌跡。
在Pakistan的案例中，那個文化創造了一些相關的文化成規，來容納男轉女的跨性人，而跨性人也已經形成一個把性別身分和工作表演結合起來的文化小圈子，圈子裡有他們自己的權力架構、階層分野、儀式規範、和協商原則，他們和周遭社會之間的隔離比較清楚，好像自成一個次文化小社群。就像泰國或印度的跨性族群一樣，男轉女的跨性人被賦予特殊的社會文化功能，在一定的社會空間中生存，也在社會的邊緣和黑夜裡進行性的挑逗，被視為既奇觀又吸引的對象。
許多其他文化中的跨性別就沒有這種清晰的社會文化角色，特別是和表演及社會儀式相關的角色。挪威的這位變性人身上則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和認同政治的複雜軌跡。說個人主義是因為在這種社會中，每一個跨性人都必須各自奮鬥，創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空間。說認同政治是因為社會對於跨性人的個人抉擇會有各式各樣的檢驗挑戰。例如主角前期的女同志身分使得人們質疑他為何不就做T就好了。性別角色的成規也不斷攪擾他做自己的路途：例如主角雖然已經變性追求男人的生活，但是自己覺得不是男人、也不喜歡男人的習慣；或者對於自己動過五次手術的胸部覺得不滿，不確定做得好不好，一心希望能夠像別的男人一樣赤膊。性別成規的要求力量很大。
我相信台灣本地很多跨性別的朋友在這些紀錄片裡沒有找到自己的影子，如果有，可能比較貼近的是後者。但是生活上細節的困難、與人互動時的尷尬，都還很難在影像裡找到表達，這也是影像本身的侷限吧。另外，跨性別影片往往聚焦於跨性人的生活，還是把她們當成另外的一種人，然而我所遇到的許多跨性別朋友都不是那麼容易放到既定的框框裡的，像這樣流動不定的認同身分，影片可以如何表達呢？這倒是給拍片的朋友們一個挑戰了。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