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觀看色情（翻譯校訂）

（本文是美國西北大學Laura Kipnis教授於2007年3月17日受邀來台於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第七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學術研討會時發表的主題演講。摘自Laura Kipnis, 《捆綁與箝口：美國的色情與狂想政治》Bound and Gagged: Porn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Fantasy 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P, 1999.中文版由鄭亘良翻譯，何春蕤校訂，收入《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2008，頁37-78。引用頁碼請見下方pdf附檔。）[1]

（後記：2015年2月27日Kipnis在《美國高等教育記事》中發表文章〈性恐慌打擊校園〉，批判在近期美國大學校園設置的倫理規範影響下，師生親密關係即使已經成婚也被羞辱，教學過程和教材內容都需要避免敏感話語，她認為這種越來越強的性恐慌氛圍弱化了學生的情感和批判能力，也形成嚴峻的言論檢查，對高等教育極為不利。此文引發性保守學生群起抗議，要求西北大學確認規範，解聘Kipnis，爭戰數月，最終校方支持Kipnis與學術言論自由。這是性戰爭的又一章。）

序

最近我們浸潤在一股針對色情而發作的社會歇斯底里恐慌中，而這股情緒已經蔓延到藝術和其他文化領域。宗教右派、女性主義右派、與文化保守派結成了一個怪異的同床聯盟[2]，以色情作為各種社會問題的替罪羔羊。從斯賓格勒式對「文化沈淪」的譴責[3]，到在國會以聖靈為名遊說痛斥「色情—恐怖份子—同性戀」的三位一體，不知情者還以為色情隻手就拆毀了西方文化，而對某些女性主義者而言，色情則很輕易的象徵了強暴和暴力無處不在傷害女人。

這個新道德集團的驚恐高調正逐步在社會結構中滲透。事實上，道德狂熱並不止於色情本身：例如已經有美術館的策展人被起訴[4]；父母給自己的孩子拍沒穿衣服的照片被逮捕；性教育與愛滋教育被攻擊；國會被批評支持「色情藝術」因而削減了國家藝術基金會的經費補助[5]；最近有人推動立法以便巡邏網路搜捕色情。然而同時，主流文化例如電影和電視、廣告、流行音樂、甚至高眉藝術（高級文化人與知識份子的藝術），卻都在模仿色情的露骨表現，這也使得色情和非色情從過去就很難堅持的分野現在更難維繫。

本書想要為色情辯論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起步點。我的立場是，色情與其他文化形式之間的相同之處遠超過其差異之處。色情正是一種文化表現。雖然踰越成規、令人不安、看來低俗，它還是當代國家文化的一種主要形式；它也是個專注於呈現幻想（狂想）的文類，其多樣主題遠遠超越「性」的範疇。性只是色情的承載物，也是這種消遣娛樂的主要模式，然而在色情昏暗的迴廊中蜿蜒前進的議題卻比性寬廣得多。只要你放下有關嚴肅哲學思考應該用什麼語言的成見，就會看到色情演練的神祕世界其實正在用一種低俗的語言提出一些重要的哲學問題：例如有關社會契約論或社會壓抑的代價，有關男人是或不是什麼樣、女人是或不是什麼樣，有關性和性別角色如何操演，有關階級、美學、烏托邦、反叛、權力、慾望和商品化。

要是你能在緊貼的身體之外找意義，或者放棄堅持哲學或政治討論一定要使用高言大智或嚴肅表情，或者願意暫時放下色情曾經帶給你的不悅感受，那麼你也會看到，色情往往很容易被挪用以各種機動的方式來表達那些在地、在其他公開論壇中無法現身的迫切需求。就像歷史中的色情一樣，從薄迦邱（Boccaccio）到拉伯雷（Rabelais）到薩德（de Sade）[6]，色情總是被用來當成一種語言形式，成為那些最難啟齒、最被深埋——當然也往往就是最具政治性和文化意義——的事物和主體表達自我的語言。[7] 過去的前衛藝術曾經帶給我們很寶貴的教訓：前衛藝術相信必須質疑我們對嚴肅事物自動產生的尊崇感，而且以歷史的眼光回顧起來，三不五時刺激一嚇我們習慣的中產情感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文化活動。我們需要珍惜這些刺激和驚嚇。

接下來的討論並不是對所有現存色情的完整調查，而是反映了本書在策略上的選擇。色情非常受歡迎：每年百億以上的市場可以和美國三大電視網的總營收相提並論，像《花花公子》和《閣樓》這類色情雜誌不但可見度很高，也已經建立了某種可敬度。本書選擇針對較少為人討論的色情次文類，也就是那些很容易引發一切傳統驚惶失措陳腔濫調（例如色情就是暴力，色情就是踐踏女性）的文化產品。本書涵蓋的範圍，從愉虐到扮裝個人小廣告、到肥胖色情、到《妓女》雜誌、到老年色情、到扮童戀、到色情搔逗；這些東西乍看之下很邊緣，然而色情次文類卻往往以最純淨的方式呈現了我們非常核心的一些文化執著。

所有色情中最受人關注的就是性幻想及其社會意義的問題。讓我先說清楚：這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的關切，因為就算大眾沒有討論這個議題，國家也多半採取嚴厲的立場：只要幻想的內容是非法的，那麼這個幻想也被視為是非法的，政府則有權在這個基礎上起訴公民。本書的第一章就要描述兩個維吉尼亞州男性只因為幻想（狂想）的內容有問題，而且自在的把它們說了出來，就被判刑30年。只因為思想罪就下監牢聽起來好像是只有歐威爾小說[8]或科幻世界才有的事情，然而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就是這樣。如果公眾政策和警方程序都在這種極端簡化的假設基礎上操作，認為幻想和人類心靈有直接的關連（例如認為幻想等同意圖），那這就會危害到人們最基本的自由，也限制了政治表達的可用形式。

本書不是重新整理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和反檢查的自由派之間的辯論內容；相反的，本書試圖提出沒有被反對者預期到的新論証。過去因為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如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和朵金Andrea Dworkin）的立場全面主導了色情辯論以及相關政策的設置，反反色情的大多數寫手多半很難另闢蹊徑。你可以說我是女性主義的叛徒，但是我認為色情並不是讚揚性別壓迫的；要是色情辯論只能談性別壓迫，那就等於還沒談就先做了結論。要是色情讓（某些）女性比男性更感覺受到羞辱而憤怒，那麼就得先來分析一下「到底什麼叫做感覺受到羞辱而憤怒」。不過我的立場也並非「擁性」的論証：我並不覺得色情能夠解放我們面對毫不壓抑的動物性時所感受到的保留和猶豫。當然每個人都有權要求更好品質的性高潮——不管時地——但是就算能改善情慾品質，還是會有問題：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色情到底有何意義？為什麼色情對我們的文化而言那麼意義深遠？特別是現在？[9]

色情應否存在並非真正的關鍵。色情本來就存在，也不會很快消失。比較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不應該是咒詛它消失、或者嘗試貶低它、管理它、甚至抗議它；而是積極思考為什麼色情會存在？色情在說些什麼？或者色情自命在對誰說話？到底我們的文化想像為什麼緊抓著色情不放？

色情辯論一般都會繞著一些熟悉的問題來回游移：一邊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媒體自由，另外一邊則是對猥褻內容加以限制；或者一邊說女性應該有權利被保護不受到討厭的圖像騷擾，另外一邊則是性自由和性表達自由。這些論証越來越乏味，因為它們總是搬出各種煙霧和遁辭，有時甚至一方面偽善到極點，另方面則邏輯徹底空洞，避開了色情問題的真正關鍵。突然，文化保守派開始聽起來像是狂熱的女性主義者（大喊「色情剝削女性！」），女性主義者則聽起來像是專制的父權族長（「性產業中的女性沒有能力做出正確考量的職業選擇」），而死忠的共和黨自由市場信徒越來越像是反對大企業的人（「這些人只是想賺錢，完全不顧兒童」）。

除了真正做性工作的人自己，誰能說從事性勞動比一般勞動、或服務業、或工廠裝配線、或餐廳女侍更為糟糕，更為非人化？當然我們也別太浪漫的想像勞動市場會給任何個人多少自主選擇，或者會提供多理想的工作勞動條件。我們根本就沒多少職業選擇（誰會有機會想：「嗯，我該做色情女王，還是IBM公司總裁呢？」）。你要是淚眼婆娑的大談色情工作者如何被剝削，而沒有想到同樣在非常不理想工作條件中的（例如）國際成衣工人或者屠宰廠工人[10]，那麼或許你的分析還得多加點油，多加點一致性。我和許多女性主義者相反，我覺得我們的出發點應該是：女人確實有能力針對她們的生活做出思慮周詳的選擇，當然我們也同時認知，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本質上就是剝削。性產業目前的變化其實是來自其內部，是透過工作者的組織工作才達成的。[11] 許多人毫不關注全球資本主義的暴力，並認為工會需要認清若趕走資方就沒生路，但是一講到色情產業就變成狂熱的社會主義者（極度關切被剝削的性勞工），看起來總是有點不誠實。（順便提一下，色情討論從來不擔心性產業也剝削其中的男人，看來這個討論確實被刻板印象所困。）上述的討論並非正當化色情產業，而是要指出色情產業並不獨特。如果你要求企業利潤設上限，要建立工人自我管理，要終結異化的勞動，甚至徹底拆毀資本主義，我都舉雙手支持你；但是你的革命熱誠要是只侷限於以性產業為對象，那我就得反對了。

就像其他娛樂一樣，色情確實是個企業，它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找到了方式來表達觀眾有興趣的東西。要是它無法投觀眾所好，觀眾就會關機。要是你的基本假設是：低俗的、商品化的文化形式不可能有任何複雜內涵，那麼你當然會錯失其中的複雜性。色情或許真的是商品文化的性態，它或許空洞、沒內涵、斷裂——就像其他通俗文化、甚至菁英文化（甚至今日的大部分政治論述）一樣。但是這並不表示色情不是一種表達形式。它能和觀眾溝通，是因為它非常精明的知道我們在虛偽外表之下的真面目，非常精明的知道文化規範的代價以及例常生活和常規性態所生的不滿。觀眾被吸引，投向色情，因為色情提供了機會——可以得到一堆不同的效果、愉悅、慾望，可以得到犯戒的經驗，可以滿足烏托邦的想望、悲哀、樂觀、失落，甚至對愛和豐盛的最基本渴望。[12]

或許人們之所以總是以不屑（或尷尬）的態度看待色情，正是因為色情的赤裸坦然或者愛恨交織。不過，我在本書中則建議我們用創意、用細緻的辨識能力來看待色情，畢竟，這些正是色情看待我們的方式。[13]

第一章  在美國幻想：美國政府控告德普Daniel Thomas DePew，頁3-13

什麼樣的社會會因為公民個人的幻想而判他們入獄？

一名美國西岸加州聖荷西城的便衣警察化名為「鮑比」打電話給住在東岸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的德普（Daniel Thomas DePew），暗示彼此有「共同興趣」，邀後者來下榻的飯店共進晚餐。樂觀的德普以為只是與一位外地來的對象盲目約會，於是沖了澡，穿上緊身牛仔褲，開車前往華府杜勒斯機場Marriott飯店赴約。德普28歲，在一家高科技電子公司擔任系統控制工程師，下班後也是華盛頓特區男同志SM次文化社群的常客。次文化社群有其內部專用的暗語，也有互動的規則和行為模式，對德普而言，鮑比所說的「共同興趣」便是SM性邀約。而對德普而言，透過電話認識新對象，一同探索幻想，間或經營一個幻想場景（通常包括以言語表達繁複暴力的虛構情節），並非新事；各種幻想本來就是構成德普的性世界的主要元素。但是德普沒想到的是：在鮑比自稱撰寫的凶殺紀實片（snuff film）[14]劇本中，鮑比打算讓德普扮演劊子手的角色；而鮑比邀他到飯店房間的目的就是要詳談如何綁架謀殺一個小孩。德普更沒想到，鮑比竟然是為我們美國政府工作的。

接下來就是有關怪異、不安、暴力性幻想的案例分析。不過，到底這些幻想是誰的幻想呢？德普被判有期徒刑33年，只因為他在飯店房間裡與兩名便衣警察詳細的分享了他的變態幻想，而整件事情根本就是這兩名警察主動邀德普來此，他們主動說自己有變態幻想，並慫恿德普說出他的幻想，同一時間裡，一組FBI探員就在隔壁房間裡熱衷地監聽著德普的話。事後這些警察和FBI探員回到街頭繼續找尋下一個目標，德普則在聯邦監獄服刑，他的那些幻想從未踰越幻想的領域。上述故事說的是個從未發生的罪行，因此並沒有被害人，要不是警察敦促案中兩個毫無戒心的悲劇人物挖開自己內心的瘡疤，細數深處最黑暗的幻想，並且像卡夫卡式超現實的政府心理治療一樣，用錄音機錄下德普每一個隨意的聯想，作為未來呈堂證供的證據——要不是有這兩個積極辦案的執法人員，根本不會有這整件事。[15]

「美國政府控告德普」是美國第一宗與性相關的電腦網路佈告欄起訴案。住在維吉尼亞州李奇蒙市的房地產仲介丁藍比（Dean Lambey），透過佈告欄無意間釣上這位聖荷西的臥底警察，然後轉介給只見過一次面的丹尼爾德普，最終卻使德普落入警方的陷阱。這些佈告欄和網路上相繼出現的其他類似空間，對各種政治、性、創意、怪誕的言論都不設任何規範，網民可以自由表達。可是這年頭，任何小鎮的警察只要憑著嗅出犯罪味道的鼻子和一台數據機就可以上網登入，開始電子監控全國的性癖好。一位田納西州曼菲斯城的便衣郵政檢查員曾在網路上收到一對加州情侶的色情影像，這對情侶因此坐牢，此後，全美各地的網民都必須確認他們的幻想世界符合保守基督教福音派[16]的社群標準[17]，否則就有被起訴的風險。不僅如此，這些起訴通常沒什麼標準，裁決結果也相互矛盾。1995年，一名密西根大學的學生被捕，因為他在電子佈告欄上發表文章描述對另一名學生施暴的幻想，並且透過email和其他人討論類似的幻想。雖然這個案子曝光率極高，最後聯邦法官還是判定那個故事和流傳的電子郵件只是虛構的不雅小說，裁定無罪，但是該學生已入監一個月。目前聯邦法律正在考慮要讓網路露骨的性言論與影像入罪——諷刺地是，這個修正案的對象正是一個讓電子通訊產業自由化的法案。

德普和藍比的案例顯示，網路無可避免的會越來越成為警方誘捕網民的工具。檢警之所以有權擴大入侵公民的私人幻想，主要是以一個迫切的責任作為包裹理由：「保護兒童不致接觸變態」。現今兒童性虐待的議題已經灌注了極大的情緒，理性討論的空間微乎其微。在共產主義被拔去尖牙之後，戀童癖成了家庭想像中新興的邪惡帝國[18]，位居與共產主義同樣形而上的萬惡之首地位，而且也和共產主義一樣引發焦慮。由於害怕戀童癖像躲在床底下的怪獸一樣藏在生活週遭，因此需要極力防範戀童癖的滲透。雖然這種憂懼有一部份站得住腳，但是也並非全然有理。（毫不意外，FBI在這次的搜查犯罪中又再度扮演關鍵的角色。）

事實上，兒童被自己的父母虐待、施暴、謀殺的機率遠高過他人，但是我們文化對兒童安全的恐慌卻總是不成比例的附著在具有戀童癖的陌生人—綁架客身上。1980年代初期尋找失蹤兒童的運動衍生了一個流傳全國的神話，據說每年約有100萬名兒童被殺人變態狂綁架，不過這個數據早已被踢爆是誇大不實的：大部分失蹤兒童都是自願逃家、或是在監護權爭奪戰時被自己的父母綁架，然而這些走失的主因卻從未出現在任何牛奶盒上煽情的協尋照片旁邊。在兒童失蹤原因中，被陌生人綁架的比例很小，司法部估計每年約有200到300名兒童是被陌生人綁架的（兒童被帶走一整夜或更久），其中又約有50到150人（相當不定的比例）被殺。

當然，這種罪行之所以可能形成恐怖的想像場景，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可怕程度，而非因為它們發生的頻率。儘管會產生恐怖和驚懼，比起家暴（或家中其他可能傷害兒童的危險源），這些案例其實蠻少見。維吉尼亞州Quantico市聯邦調查局學院（FBI Academy）的行為科學研究家肯尼斯藍寧（Kenneth Lanning）說：「你花兩個月的時間，用盡心力找遍所有的線索，只為找尋一名遭綁架的小孩，但是在同一時間內卻有200名小孩被父母所殺。」[19] 即便如此，整個文化還是固著的關注在戀童癖色情狂謀殺集團的詭異傳說上，更勝於關注較為平常卻更駭人的父母暴力事實。由於高分貝的大眾激憤，執法單位也有極大壓力要完成防範此類罪行的不可能任務，也就是在戀童癖—陌生人犯罪前就把他們抓起來。如果大家越來越認為毫無規範的網路世界就是這些人藏身的泥沼，那可能是因為網路執法比在非數位世界中執法來得容易吧。即便這類案件有些指控是誇大的，有些罪名是虛構的，但是每個廣為宣傳的逮捕行動都向民眾再次保證執法機關控制住了這些威脅，也就沒人想要仔細看細節了。現在家庭暴力或許受到了較多的關注，但是只要大家都還是不注意該注意的地方，模糊焦點，還認為戀童癖陌生人是最可能虐待兒童的主犯，那麼大眾就還是會默許不時重新掀起戀童癖陌生人的恐怖威脅。

幻想總是存在的，特別在德普案所引發的議題上。主流文化往往自命有別於次文化、異國、色情與暴力，然後針對這些東西建構出精巧奇情的幻想，以便推動並實踐上述那些高度宣傳的控制、懲罰、監控與支配儀式。（我們文化對監控的狂熱也反映了同樣的控制型幻想，就好像其他的潔淨儀式一樣——例如強迫性的洗手——強烈的想要透過不斷的用力刷洗，徹底驅趕污染。）此中最主要的幻想就是認為有個強大可怕的東西存在某處，它可以被抓進牢籠裡，而更關鍵地是，它是「他者」。暴力不在我們這裡，而是在「那邊」，在遠遠的「那邊」。暴力不在家裡，而是在撒旦崇拜者所偽裝的托兒所裡[20]；暴力不是我們司法體制所為，而是那些精神病態的陌生人所為。暴力似乎從未有過歷史，它是自體繁殖，存在於任意、異常的地方，而非在世俗日常的生活中。它不在我們裡面，它在丹尼爾德普這種人裡面。[21]

德普案在每個層次上都瀰漫著幻想。因為，作為一個文化，我們最為幻想所困的時刻，就是我們確認自己動機純淨、幻想自身全然理性的時刻。

除了精神分析這項垂死的學術之外（它被更符合經濟效益的理解人類心理方式例如精神病理學所扼殺ㄚ注意的ㄜ策），我們的文化很少嚴肅的質疑有關幻想的各種問題，對暴力幻想的嚴肅關注就更少，儘管事實上——就如那些媒體假道學常常哀嘆的——這些暴力幻想充斥著我們的流行文化。不過，暴力幻想不單單是大眾媒體所獨有，政府也有暴力幻想而且不斷投射在其公民身上[22]。（要不然就投射在其他國家身上）。如果暴力幻想的問題真的浮現時，總會有些隨口的陳腔濫調和方便的代罪羔羊可供使用，說是大眾媒體要負責，特別是色情工業，而國家則持續發動一波波昂貴的調查和聽證會來證明這套說法。就算實情是色情遠不如許多隨處可見的流行文化那樣暴力，證據也歷歷在眼前（反色情婦女聯盟（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估計只有6成色情包含暴力）[23]，但多虧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奮而不懈的努力，現在只要是談暴力，就會和色情緊緊地黏在一起。

然而，一個暴力幻想在任何特定的情況裡是何意義，實在很難事先定論；每位幻想者會認同暴力幻想中的哪個角色，也往往是信手捻來的。我們看文化，特別是流行文化時，都應該從複雜獨特的個人經驗史觀點出發，包括我們成長年代中常常感覺到的無力和受害經驗——只要當過小孩，你怎麼可能沒有這樣的感受？有關權力、脆弱、控制和受害經驗的問題，都是赤裸裸的敏感區，整個區域承載著各種情感投射與自我否定，包括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他者」在想像的暴力場景中一定會很爽的把自己投射為攻擊者的角色；然而這樣的假設大大地簡化了每個人對這些暴力場景的情感投注，事實上，由於這類經驗通常是模糊且矛盾的，因此每個人都可能——而也慣常——在其中同時體驗到相互衝突的情緒。人類的心理是相當複雜的。

假如特定的幻想場景對特定觀看者的意義並非像黑白分明那樣簡單，假如我們不可能確定某甲或某乙在觀賞或建構暴力幻想時經歷到什麼，那麼你可以想像，當司法體制要決斷處理這些錯綜複雜的事情時，在概念和證據上會遇到怎樣的混亂麻煩——12位陪審員被要求判定幻想與真實之間的關係，判定幻想從事非法行為在什麼條件下會變成非法行為，判定幻想在何時等同於犯罪意圖。可是這12位有著各自隱密幻想與生命史的陌生人憑什麼可以針對別人的幻想世界作出任何評斷？特別是被告的幻想令人產生反感時，這12位個人憑什麼來做評斷？然而，維吉尼亞州的陪審團針對德普案只花了短短4小時商討考慮，便宣告德普的幻想「就是」犯罪意圖，沒有任何合理的懷疑。事實上，幻想與現實的關係相當複雜，一言難盡：整個精神分析學門花了20世紀100年時間致力於解開這個謎團，可是陪審團只花了4小時便作出判決，似乎有些急躁。

色情就如其他的性次文化一樣，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用的文化托辭：只要把焦點集中到色情或其他性次文化上，甚至同時聚焦兩者，就可以轉移注意力，讓社會文化不必關注那些它不願思考的問題。強暴和猥褻兒童這類急速掀起大眾恐慌的議題所引發的，不是批判思考，而是恐懼，恐懼則可以被隨時動員起來，搞民粹的政客們最清楚這一點。要是強暴和猥褻兒童不足以引發足夠的恐慌，那麼有野心要搞民粹的反色情運動人士還可以額外加碼，堅持把色情等同於兇殺紀實片（snuff films）——就是那種據說拍攝真人被殺的影片。領軍全國的反色情女性主義者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總是說，色情的不同等級中最極致的便是兇殺紀實片。就如她在政治演說中所言：「兇殺紀實片顯露了所有色情的本質，就是關乎女人的滅絕、女人的毀滅、女人的謀殺與屠殺，而謀殺與屠殺女人正是所有色情所朝向的終點。」[24]

不過，兇殺紀實片是否真實存在或只是另一個文化神話，目前仍有爭論。1970年代中期發行了一部名為「兇殺實錄」（Snuff）的電影，這部片子拍成記錄片的形式，結尾則號稱是真實發生在鏡頭前的謀殺，自此，謠言便流傳有龐大的地下兇殺紀實片集團存在。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發動了長達一個月的詳細調查，結果找到了還活得好好的「受害者」接受警方面談，調查也因此終止[25]。事實上，從來沒有任何執法單位曾找到過兇殺紀實片，麥金儂號稱她曾親眼看過兇殺紀實片，但她總是「以安全為由」拒絕提出來源[26]。司法部和FBI的官員們也說他們從未看過這類影片，連1986年檢察總署色情任務小組（1986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的主席美國律師韓德森（Henry Hudson）也說：「就我所知，美國從未發現過任何兇殺紀實片，我也不覺得有誰真的看過這種片子。」

兇殺紀實片是人類想像中最邪惡的東西之一，然而它就只是「想像」而已。即便如此，社會大眾卻對它有著強大的文化魅惑：任何一部英勇的都會偵探小說情節幾乎都有英雄破獲一幫組織嚴密敗壞墮落的兇殺紀實片製片集團，兇殺紀實片也成了上述德普案的判罪關鍵。傳聞兇殺紀實片起源於南美洲（上述「兇殺實錄」一片的宣傳詞就說：「來自人命賤價的南美洲」，這也可能形成了起源的謠言）。起源於外國異地這點相當重要，因為在抽象理解的層次上，邪惡是社會想像不斷再生的元素，也在不同歷史時間點上以不同符號來動員社會焦慮。邪惡可怕的東西往往就是以「外人」來代表：異教徒、女巫、猶太人、同性戀、共產黨、國際恐怖份子、還有現在的戀童癖都曾被當作邪惡與變態的象徵。反正，威脅總是來自他處，不是來自境內，而是外國南方地帶；不是來自家庭暴力，而是來自帶著攝影機的兇殘心理變態。「獵巫」（Witch-hunt）一詞指的就是試圖把這類威脅斬草除根的瘋狂行動，而且根據字典定義，這類行為往往「只憑草率、有疑問或毫無關連的證據」。「美國政府控訴德普」一案絕對就是這類行動。

丹尼爾．德普並不是戀童癖，他所有的性伴侶都是成人，但不幸的是，這些人都是成年男子，這在維吉尼亞州還是罪行，在陪審員和檢察官的面前也絕對不利。德普可以說是個量身打造的代罪羔羊，不只因為他是典型的「外人」，也因為他從不否認有獨特的性偏好。對德普而言，性是一種形式的私人劇場，而他的性生活經常上演充滿戲劇性的暴力，不過這些暴力乃經過參與的成年人雙方同意。德普的性幻想內容主要集中在宰制與臣服的關係上，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角色扮演，最常見的就是父親或爹爹與兒子或「小鬼」的劇碼；在德普的語彙中，「小鬼」指的是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年齡。不過，對聯邦檢察官而言，這種角色扮演就暗示德普是潛在的戀童癖。檢察官直接把德普幻想中的暴力和經過雙方同意的性遊戲直接當作「證據」——好像暴力可以存在各處，就是不能存在在心理的卡通世界裡——以便毫無疑問的證明德普的確會對某個不存在的、虛構的小孩施暴。在美國檢察官創造出來、善惡分明的心理世界中，幻想等於犯罪意圖，而角色扮演使意圖成真，那麼美國需要增加多少千所新監獄——每座約德州那麼大——來囚禁這個新的犯罪階級？

德普在紐約州北部Ray Brook聯邦監獄服刑，這是一座中型監獄，不過這是他待過的第6所監獄，每次他的案子都會逐漸在監獄內傳開而且總是以聳動煽情的方式，然後他就會被其他犯人痛揍，最後只得轉往其他監獄。因為這些經驗，他習慣地拒絕受訪，而且一開始他也不太願意和我說話，不過一旦同意我的防談要求，他就顯得非常信賴我；我對這樣的信賴感到不安，就是因為他不夠謹慎又毫無罪惡感，才使他身陷獄中。德普個子高、身材結實，臉上留著乾淨整齊的褐色落腮鬍，看起來相當和藹可親；聰明、討人歡喜的他散發著開朗而充滿活力的氣息，舉止令人愉悅而周到有禮。他相當熱心地對待我，我們在一間有著大型落地窗的房間碰面，從這裡可以眺望到整座監獄的天井，看得到犯人們在建築物間散步，有時一兩位男性犯人也會呆呆地往玻璃窗內看。德普有些焦慮有點抱歉地對我說：「他們在這兒不常看到女人」，看起來他完全沒有因為自身的遭遇而感到自憐。他紳士般的特質強烈的對比著其個人內在世界的暴力——在審判時曾赤裸而詳細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這個對比不但衝擊了每個與他接觸過的法官、女陪審團長、他的辯護律師，也衝擊了我。

研究觀眾對色情的反應時多半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大規模的調查，生理反應的測量，或是設定巧妙設計的實驗以測量受試者接觸過不同的色情片或暴力片之後在假設情境下會有何反應。但是這些花費大量經費的研究從不探究到底暴力的幻想和幻想的性暴力「所指何物」，這些研究對意義的問題根本視而不見。本書接下來就要採用完全相反的研究進路，堅決的把意義的問題放在前景，以便詳細解剖暴力性幻想對某人生活的意義。既然研究證明這些意義非常複雜、異質並違反我們的直覺，這也就明白地顯示，任何概括解釋暴力的意義與吸引力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丹尼爾．德普的災難便是，他特殊的幻想碰巧抵觸了政府和司法體制，而德普當然輸了。 

頁60-63

德普案中流動的SM（愉虐）幻想顯然不是德普一個人的：這些幻想自始至終佈滿整個案件也佈滿整個文化想像。那兩位扮演色情硬漢的便衣警察自己有著什麼樣的幻想，以致於能夠創造得出那樣俗艷的性場景來款待他們準備要誘捕的對象？當德普到兩人的飯店房間來，和他們一起編織各種荒誕、充滿性與暴力的故事，以為自己正在上演色誘兩人的場景時，這兩位警察不也同樣在編織故事誘捕德普嗎？這兩種引誘有什麼區別？當檢方把德普那些散漫曲折的故事誇大成意圖的證據時，他們刻意忽略了在性世界中幻想和誇大是多麼地常見：在這種時刻，全世界的人們為了要把人搞上床都會滿嘴謊言和誇大。難道檢方認為床第間的色語都是法庭宣誓嗎？

德普和他的朋友們所實踐的愉虐文化是相當獨特的次文化，有著自己的規範和禮節，以及傳統、價值和用語。就和其他次文化一樣，群體裡每位成員都需要同意規範的內容並嚴格遵守；而對愉虐的老手來說，暴力幻想其實是前戲，並非陰謀設計。可是現在政府獨斷地以自己說了算的標準來先行定義少數次文化的實踐，這種處理方式要是施行在其他受歡迎或者有政治實力的群體上，就會被視為是文化暴力；例如古巴移民的Santeria教以動物獻祭後加以屠殺的傳統在1993年佛羅里達州Hialeah市被判定是非法行為（儘管在主流文化裡，肉類和家禽工業對動物的大批屠殺相當普遍），但是最後這個少數宗教及其實踐卻贏得了美國最高法院的保護。次文化的實踐，從外部來看，對那些未正式接觸過的人而言，好像相當怪異，但是作為文化表現形式，它們都應當受到某種形式的保護。

愉虐對德普來說「就是」一種文化表現形式。文化並不都是大量製造的，並不都是跨國娛樂集團的產品，而我們也不都是被動的接受者；事實上，我們同時也創造自己的文化。作為一個寫作幻想的人，德普有著文學情操：他常常接受bbs版上其他成員的請求替他們寫作量身打造的情慾故事，甚至已經寫過一本270頁的愉虐小說。當然，德普並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創造出暴力幻想這個文類，我們的文化產品普遍而言都越來越浸染在鮮血裡。假如德普擁有文化資本、或者自大到敢於宣稱自己是藝術家，那麼或許他就不再只是一個私生活離經叛道的中階電子工人，而可以是另一個名導演韋斯克萊文（Wes Craven）或甚至是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27]。

文化——包括色情——為有問題的社會議題提供了表達和協商的空間。同樣的，德普的私人情慾劇場也進行著一種特殊的解決問題。在德普的劇本裡，同樣一組演員扮演著固定的角色，演出特定但不斷重複的主題劇情，這些劇情使得德普幼年在男子氣概和身分認同上所受的創傷永遠存在，可是同時也以英雄式的樂觀去試圖治療這些創傷。陪審團可能對他性生活中的戲劇性暴力感到不安，但是那個暴力確實有著複雜的歷史，有其特有的敘事。

正是這些類型的故事催動了整個色情業。面對它們的時候，我們可能要和面對其他文化形式（像是藝術和文學）一樣，需要去詮釋文本，去在字裡行間讀出意義，進行批判的注釋。意義從來就不存在於字面表面上，也不會大喊「我在這兒」，但是我們都很自然的就會以詮釋的能力去閱讀各種文化形式，因為就是需要挖掘才能找到意義，而這些意義可能以寓言的形式呈現：就像德普案一樣，第二層意義藏在表面之下。在接下來章節所討論的色情類型中有大量的寓言，而且具有文化獨特性：色情為那些被主流論壇嚴禁的問題內容提供了一種既公開又隱密的發聲管道。

色情需要我們的詮釋，相對地，它也提供令人驚艷的口才；我們需要努力才能看得懂那樣的口才，即便它們也可能引我們到未曾預期的境地。司法體制之所以極盡所能地盡快把德普案結束，就是因為司法體制拒絕承擔詮釋的責任，它只想把德普當作某種沒有深度的單細胞生物，任何深入的推測和調查都只會帶來煩惱與麻煩。

德普的追尋帶著一種絕望的味道，但是這個癖好卻也十分尋常，這兩種性質的並存，使得他的案例截然貼近我們大部分人終日用盡心理能量來迴避的深層主題。如同佛洛伊德所言，埋在這些戲劇性底下的，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幸福中最平凡的一面，正是這些無數渴望、受傷、小小的羞辱經驗建構了我們，而它們總是座落在意識的邊緣，在我們個人私密的幻想烏托邦中才得到救贖。然而我們的文化總是以一種智識上退縮的態度來面對色情，一心避開這些令人不安的自我認識經驗：我們不敢挑戰任何事情，也因此否認一切。德普的幻想在某些層次上非常普遍，也非常人性：我們幻想自己和他不一樣，而德普就成了我們這個過度樂觀的自我防衛幻想的犧牲品。

頁162-169

在書寫歷史上的色情時，不管是視覺色情或文學色情，學者和藝術史學家慣例的都會在其中發掘寓言式的意義，甚至政治意義。他們關心的問題不是色情該不該存在，也不是如何才可以保護眾人免於色情對感官的傷害，而是色情的內容與社會和歷史脈絡的關係。歷史學家曾經證明，直到19世紀，現代色情都被視為一種對抗政治和宗教權威的社會批判，是攻擊官僚的工具；不過，可想而知，那些官僚也以壓制作為回擊。以此來看，歷史上的色情並非依其內容而被定義，而是由權勢階級消滅色情的各種努力，以及色情所承載的社會議題而定。

即便歷史是如此，我們當代的色情似乎不太可能被視為一種文化形式或是政治模式，事實上，當代也沒有人從正面的角度來討論色情作為一種表達媒介——大家認為色情唯一傳達的就是對女人的仇視或社會的墮落。從來沒有人想過色情或許隱含更為深刻複雜的社會議題，沒人想過或許未來的歷史學家有可能對色情與特定歷史社會脈絡的關係發表獨到的見解。這個空白乃是因為某種知識偏見拒絕認真的看待色情，結果真正認真看待色情的人都是反對色情但是沒什麼論點好說的人：他們不但不花時間好好地看色情，而且更糟的是，他們全都受制於一種沈重、愚蠢的字面閱讀，很顯然沒聽過隱喻、諷刺、象徵，對他們而言，就連幻想都是太過困難的概念。

我在本書中已經提過，色情是一個正當的文化形式，也是虛構、幻想、甚至寓言的領域。色情並非單純地反映真實世界，也不是什麼催眠觀眾的指令；色情的世界是神祕的、誇張的，充滿各式各樣的角色，它並不也從未真實存在，但是它的確堅持要讓人類的幻想享有受到保護的空間，這就是它最嚴肅慎重的要求，也是色情之所以會引起那麼多爭論的起點。因為，色情很容易使其獨特的幻想看起來不但具有危險性而且也是足以擾亂並煽動社會的東西。

汗水淋漓的裸體、各種不可思議的性特技，這些只是色情的一個面向；另外一面則是它有魅力使我們受制於其踰越常理的戲劇效果，專注於跨越疆界、衝破社會束縛。如同科幻、羅曼史、奇情故事、真實犯罪等流行文化一樣，色情也遵循特定的規範，而其首要規範便是必須犯戒（transgression）。就像鄉下來的粗野親人般，色情最大的樂趣就在於有系統地把所有的社會禁忌、禁令、禮節一條一條打破。

任何文化前衛派都知道，犯戒並非易事，它是一種需要智慧、準確盤算的努力。犯戒代表徹底理解了自己的文化，辨識出其深埋的羞恥和污穢的秘密，而且知道如何狠狠地加以羞辱，把它從一本正經的位置上打下來。（想要褻瀆神明，還得先研究宗教。）事實上，色情準確的描出了文化的邊界：文化禮儀版圖的盡頭就是色情的起點。如果仔細的追溯這個邊緣地帶，你就會像人類學家繪製一個文化的禁忌與神話體系一樣，得到一張詳盡的藍圖來看到這個文化的焦慮、投注與矛盾。當然，一個文化的邊界——不管是地理國界還是心理國界——都必然是政治問題，這一點，所有的製圖者和地理學家都越來越清楚意識到。

色情也是政治劇場的一種形式。早期的「色情」歡慶各種社會違規行為，打開了犯戒的空間；透過這個空間的媒介，觀眾得以接觸那些被正當言談、主流文化和政治論述放逐的內容，當時「色情」包括的範圍遠超過性。後來美國的清教徒傳統使性成為中介來盛載幾乎所有被壓抑和羞辱的事物：性也因此成為各種反叛、烏托邦想像、招搖誇耀、以及大膽實驗的自然居所。就像青少年「用」性來表達反叛一樣，所有被社會放逐的事物都可以牽扯上性，然後以色情當作進入文化的後門。（任何反叛社會的行為通常立刻被斥為幼稚不成熟，顯然羞辱和噤聲可以被用來驅逐那些不被容許的意義。也因為這樣，色情變成了很好用的工具，隨時可以飛快的把那些被驅逐的意義拉回眼前。）總之，色情的用途絕不僅止於古典的自慰而已。

就像前衛藝術的犯戒一樣，色情的犯戒首要是美學的。它以各種令人厭惡（例如肥胖）的身體挑戰我們，或是拿看來有問題的性別衝撞我們。色情引導我們去看那些一向被屏除於視線外的事物，它總是充斥著這種美學衝擊和驚嚇。舉一個現成的例子，在一個狂野地把性感等同於青春的文化裡，除了色情，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對於鬆弛老化身體的狂熱，甚至對這種身體的性感化？色情中確實有個次文類，就是同志或異性戀的老人色情。翻翻《40之後》（40+）雜誌，裡面的模特兒皮膚已有皺紋，雙峰不怎麼尖挺，或是《年過半百》（Over 50）雜誌插圖裡肌膚鬆弛白髮蒼蒼的裸體阿媽（或是《經典之作》（Classics）雜誌中的白髮阿公，挺著大肚子，頭髮稀疏，而下一頁則是兩位笨拙的公司主管，戴著老花近視多焦眼鏡，只穿著四角褲在相互愛撫）——我們對這些畫面美學的難以接受，恰恰反映了社會規範的美學成規是如何深刻的根植在我們心／性中。

這種美學的難以接受也顯示，色情的存在正是要攪擾和阻撓當權的主流文化。《年過半百》（Over 50）雜誌裡垂老身體的景觀或是「風流阿媽」之類的專題，都和主流文化有關性與性感美學的所有信念尖銳對立。或許有人認為這些色情次文類只是迎合「個人偏好」，或者斥為「變態」（就看個人把自己的正常正當看得有多嚴重），然而就個別觀眾而言，絕不是簡單一句「蘿蔔白菜各有所好」就可以帶過：色情提供了一個犯戒的空間，其中的「反美學」（counter aesthetics）直接對抗了主流有關身體、情慾和慾望的規範。把老化的身體描繪成性感，可能會被斥為「變態」（一起被斥退的還有其他「變態」，例如偏好肥胖的性伴侶），然而就在兩百年前，人們還廣泛的稱羨肥胖的身體，可見得「變態」本身就是一個易變多變的社會範疇，而非知識或科學的形式。

至於為何某人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性偏好，這並非我在本書中的關注，就像流行文化評論家也不會關心為何某人是或不是科幻迷。文化評論家想做的，就是試圖解釋某種迷文化「為什麼」是這個形式，或者流行文化的特定文類「為什麼」會存在，然後從中精煉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的知識。例如評論家或許會說，在一個科學不斷發展、科技已然失控的脈絡裡，人類對於未來的各種焦慮得以透過科幻文類而轉化為敘事表達出來，而我們則可以從這些文化形式中的記錄來認識自我，色情文化中的各種色彩斑斕也有這樣的功能。形成這些次文類內容和素材的，也正是那些被色情之外的文化所排斥的。色情與主流文化之間謹慎維持的辯證關係，使得色情構成了一種文化批評，它拒絕讓我們輕易的從我們自己的虛偽或無意識中脫身。

文化的邊緣是絕妙險惡的地帶。跨坐邊線將給我們全新的眼界和觀點，也或許會使我們感覺緊張（而緊張通常會使我們變得保守而自我防衛）；然而越過邊緣的經驗卻混雜了愉悅與危險、刺激與憤怒——因為這些邊緣地帶不但是文化，它們所包含的界限也定義了我們每個人。其實不是我們「選擇」了賴以生存的社會規則，而是這些規則選擇了我們，而色情對這些自小就灌輸給我們的規則提出了非常獨特、非常精細盤算的衝撞，這也使它成為令人興奮和頭疼的玩意兒。這些社會限制正是我們大家都渴望抗拒或超越的——顯然有些人的渴望比較強。（當然，各種禁忌也會發揮其應有作用，一方面刺激、另方面同時禁絕我們對禁忌事物的慾望。）

犯戒的危險與刺激可能令人極度滿意，也可能令人極度反感，但是不管哪種反應，就社會賦予色情的定義而言，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過色情的影響。為什麼？因為色情專注於文化邊界的不穩定與穿透性，而這些都直接糾結在我們自己心理邊界的脆弱與纖細上；事實上，我們個人的心理邊界也正是由同一套拒斥和壓制所組成的薄弱系統所構成。色情犯戒的各種寓言以最深刻的方式，不但揭露我們文化的邊際所在，也揭露所有不可言說、但相當無情的文化規範如何複雜地牽動我們的身分認同。同時，色情所激起的憤怒也顯示，這些不可言說的規範深刻地牽動著我們內心處處可見的羞恥與慾望。其實，色情最終極的慾望正是挑起我們內心最深層的困窘，嘲弄我們日常在性慾望的混亂狀態與社會責任的束縛之間不斷焦慮進行的心理平衡遊戲。

因此，色情具有很深刻的、吊詭的社會性，不僅如此，它也具有尖銳的歷史性。它是一個資料庫，紀錄了我們文化的歷史，以及我們個人——我們的自我形成——的歷史。色情最如魚得水的場域，就是當個人心理與塑造社會主體的歷史進程相互碰撞時所產生的柔軟脆弱點。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麼多色情批判者都傾向極度簡化色情，要刻意忽略圍繞在那些衝刺和呻吟之外及之下的眾多意義。彷彿這些批判者的目光只被裸露的身體強烈吸引，因而無法辨識任何在表層之外的意義，這種本末倒置就像看電影卻只注意膠片，或者加入革命卻只注意穿著風格一樣。事實上，色情不「只是」性、不「只是」暴力、不「只是」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First Amendment）保護言論自由。相反的，正是因為色情所帶來的經驗是如此強烈地複雜，滿載著人格的複雜性，更別提那些因為性別化而形成的人格複雜性，所以色情才如此惱人。色情之所以讓我們感到威脅與興奮，是因為它擾亂了我們最脆弱的地方，挑逗了我們的敏感地帶。事實上，色情裡面也就包含著一個非常有趣的類別，那就是搔癢。到底為什麼有那麼多各式各樣的色情去描繪搔癢、被搔、特別是強迫被搔呢？

當然，文化的邊界或個人的邊界都是頗為近代才出現的。孩童與成人間的界線、隱私的標準、身體美學以及端莊禮儀、可以和誰發生性關係以及如何發生性關係——上述「所有」主題都是色情關注的目標，這些邊界也因著每個文化、每個時代而不同。

色情存在的前提就是文明化的進程，其手段則是羞辱與壓迫。色情的大主題之一便是我們這些成人都曾是孩童，而社會思想和情感被灌輸進入我們生命時總是附帶了極為昂貴而悲劇的代價。（就不完全的定義來看，如果你照佛洛伊德的解釋把無意識看成一座倉庫，那麼其中儲存的就是被社會化壓抑掉的所有事物，例如包括想搞你自己父母的慾望），當然我們社會最堅決不願意以任何方式思考的議題就是兒童性慾。如果你願意用上述有點複雜的方式來看色情（也就是說，你願意預先假設色情確實有著某種文化複雜性），那麼許多奇奇怪怪的色情次文類似乎就不那麼奇怪了，因為其中很多項目明顯都是有關兒童情慾遲來的、痛苦的回憶——從標準的捆綁和支配，到更為變態的打屁股和其他懲罰，到更為邊緣的包尿布和扮嬰戀（infantilism）。

頁171-178

兒童與成人間的邊界充滿了孔洞也被狂熱的巡邏著，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尿布戀》（Diapers）雜誌的出現那麼令人愕然。它其實只不過是一系列圖刊，主題是一位二十多歲天真浪漫的年輕人，包著超大的幫寶適紙尿褲、外罩橡膠褲、穿戴各種不同的漂亮童帽和外裙而已。要是說到檢查制度那就有意思了，佛洛伊德曾有一句聲名狼藉的話：「生理性別是命定的」（Anatomy is destiny），這句話一直被引用來指涉男性與女性在性器官上的差異，也被用來揶揄佛洛伊德心中潛藏著對女人的怨恨。但是實際上佛洛伊德兩度引用這句改寫自拿破崙的話[28]，其中一次指的是上述性器官的差別，但另一次則指的是大自然很詭異地選擇把性器官和排泄功能（elimination functions）放在——佛洛伊德說得很妙——「鄰近」的部位，佛洛伊德認為這種鄰近關係勢必產生心理的影響。他的論點是，這種位置上的接近會形成一連串情感效應：從經常對性浮現的厭惡感，到兒童在被父母照顧身體清潔時感受的性刺激。可是我們就是不想面對這些有關自身的事情，也不想知道有關自我如何形成的過程，而這些好像正是色情嘗試推回我們眼前的東西。

有人會問：如果你想穿著尿布到處走，幹嘛不就在自己家裡的私密空間走，或是爬進自己的小世界？為什麼需要在其他人面前誇耀這樣骯髒的無聊迷戀？理由之一就是：要是沒有這些惡名昭彰的犯戒行為，要是沒有這種全然蔑視主流公私之分的作為，那就不叫色情了。正是因為這種大剌剌不甩一切禮節的態度，這種犯戒才點燃了廣泛的憂心忡忡，擔心公開裸露私處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些在我們內心深植的隱私標準其實是相當近代的產物，它們是現代的發明，都同時在文藝復興初期出現，直接源自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與現代自主個人的誕生，而日常生活也在同一個過程中轉變為身體、心理與社會之間的複雜斡旋。同樣現代且更相關的還有另外一些相應的新措施，它們把性與身體功能轉化為羞恥與嫌惡的場域，也因此更加刺激了人們對隱私的需求。[29]

不過公與私之間的界線永遠都是游移的，目前游移變換的速度甚至已經快到很難跟得上。事實上，大部分擾亂文化和諧平衡現狀的東西都以這些游移變換作為其框架，例如最近大眾關注亂倫和家暴，這兩個議題和隱私的關係就很複雜。隱私的問題絕不簡單，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常把色情當作傷害女性的元兇，但是事實上，上述形式的家庭虐待之所以能夠持續發生，正倚賴社會對於隱私的保護[30]（色情批評者絕不會同意這個說法）。相較之下，色情的趨向卻是反方向的，它趨向暴露，趨向讓私密的公開，讓隱藏的顯露。隱私的觀念為那些濫權提供了有效的庇護，而揭露有時候卻能夠帶來社會的改變。維護隱私或揭露公開，孰優孰劣，很難預先斷定。

所謂「美國文化的八卦化」也反映了公／私界線的游移。當美國的中下階級熱中於上廣播電視節目，得意的大談他們生活中的親密細節（例如婚外情、婚內爭戰、尷尬的家醜等），脫口秀的來賓也在電視上公然大打出手時，高傲的批評家們總是不齒的譴責節目品味敗壞。但是「品味」是個複雜的議題，這個概念的整個歷史都和社會階級與階級特色脫不了干係[31]：「不亂說話」、繃緊上唇、壓抑情緒、保持禮儀和合宜行為、以及所謂「壞品味」的概念，都和布爾喬亞階級的地位上升息息相關，就是這個階級新發明了各種行為舉止以便顯示自己與吵鬧無序的低下階層有別。我們對於什麼應該保持私密、什麼不能公眾展示，都有著各種直覺的衝動（以及勢利的態度），這些都是極度複雜、滿載歷史的文化機制；但是既然所有公／私的兩難處境都緊密複雜的牽連在我們深刻沉重的羞愧和困窘等等主導情感上，那麼我們就不能把立即的衝動和「品味」當成值得信賴的衡量指標；它們最多只是反映了我們已然臣服於那套隨著時空而變的常規，而《好色客》雜誌（Hustler）更明白地指出，我們甚至被塑造成完全不會去質問這套規範的操作目的。

上述這個因為八卦化而熱中於爆料和犯戒的社會傾向，這股似乎主導著美國文化的「八卦情感」（tabloid sensibility），可能和目前的經濟衰退直接相關，因為一度對經濟抱持樂觀態度的中產階級美國人正在被迫向下層流動。階級不單單是收入或居住區域；階級總是深埋在（特別和身體相關的）由態度與禮節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中（這是電視影集「Roseanne」的觀眾相當了解的）。假如辛苦工作一輩子不再能保證擁有財富、家庭、穩定長期工作、退休津貼，而假如向上流動的渴望現在看起來只是虛幻的懷舊而已，那還幹嘛模仿自己無緣進入的階級的舉止與情感？

色情專注於挑釁所有規範身體與性慾以維持階級優勢的禮節（包括良好禮貌、尊重隱私、毫不粗俗、壓抑身體本能以表現有禮等），但是色情之所以能保證其低賤的含意，倒不只是因為其犯戒形式的戲劇性，也是因為色情義無反顧的向下探低，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色情看起來還沒有成熟到會吸引嚴肅的批評詮釋。我們可以想像文化是一套階級體系，「頂層」是由精選的、昂貴的、大規模的文化形式組成，像是歌劇、嚴肅戲劇、藝廊展覽、古典音樂、交響樂、現代主義文學等等；往下一層就是藝術電影和歐洲電影；再下一層就是公共電視、百老匯歌劇、和其他中階的娛樂。如果繼續往下，經過通俗文化的青少年電影、肥皂劇、主題遊樂園、八卦電視節目、八卦週刊報紙、藝人仿製畫等等，色情就在這個階層的最底階，是文化底層的最底層。只要評論家需要一個可見的文化符號來測量社會的道德墮落程度，色情就永遠待命，作為文化最低點的代表。

不過，讓我們也來透視一下這個文化階序。假如色情在文化階級體系的最底層，而其頂端包含了那些我們一般認為富裕社會菁英才能消費的文化形式——看看歌劇票價或是交響樂開幕夜的禮服租金就知道——那麼色情所承受的各種苦難顯然包藏了一個有關社會階級的問題。假如文化是由從高至低的階序組成，而我們社會其他結構也是從高至低的階序組成，那麼色情就可以被類比為社會結構中的最低層。不過，這並不表示色情的消費者都是社會的低下階級，而是表示只要色情被視為文化層次很低，它就會接合和下層階級有關的所有不利聯想。

例如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就把色情和男性暴力放在一起，組成雙重的連結。不容諱言，暴力傾向的確有強烈的階級意含，甚至刻板印象的意含，但是與暴力傾向相對的則是具有上層階級意含的特質，像是理性、沉思、智識等等，被視為只屬於那些享受戲劇和歌劇等高尚文化形式的觀眾。有關「色情會導致男性色情消費者採取暴力行為」的論點，需要先建立以下這套理論：色情消費者缺乏理性、沉思與智識，容易被洗腦，只會有樣學樣地重演色情劇情。也就是說，這個理論先預設了色情觀眾天生「就有」暴力的傾向（當然不包括那些多年觀看色情片但卻沒有暴力傾向的「米斯委員會」（Meese Commission）[32]委員們）。相較於大眾不太相信槍枝與暴力之間有清楚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很容易證明確實相關），大眾卻熱情擁抱「色情必然造成暴力（因此迫切需要管制）」的說法，實在非常荒謬。就是因為槍枝並沒有和色情一樣低賤的意含，所以即使槍枝和暴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已經完全證實，明顯可見，但是槍枝完全不會引發和色情一般的狂熱管制。[33]

對色情消費者的幻想其實活生生地反映了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男性的恐懼——下層男性既粗野又像野獸，總是性慾求不滿——而這種幻想又回過來投射在色情上。事實上，有關文化「效應」的論點似乎總是只運用在下層文化形式上，也就是色情、卡通、或者幫派饒舌等等次文化表現。這種自然的差別對待甚至延伸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研究者絕不會把莎士比亞的觀眾接上電極，測量他們看到劇中暴力或恨女表現時陰莖腫大的程度或是皮膚的電流反應。上層文化中的暴力好像永遠不會對其消費者產生任何影響，更確切地說，也沒有人會想到要研究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很少聽說莎士比亞的「馴悍記」（Taming of the Shrew）如何仇視女人，也沒聽說觀賞希臘劇作家尤里比提斯（Euripidus）寫的神話劇「米蒂雅」（Medea）會迫使媽媽殺自己的孩子等等。最近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媽媽淹死她的兩個小孩，但是並沒有人建議因此要禁掉尤里比提斯的作品；而當羅瑞娜芭比特（Lorena Bobbitt）閹掉她老公約翰時，也沒有人懷疑她最近是否剛觀賞過安排劇中男主角遭遇相同血腥下場的日本導演大島渚的知名藝術片《感官世界》。這是因為尤里比提斯或是大島渚的觀眾，比起那些色情或低俗文化的觀眾，更能夠自制嗎？或者這裡反映的是階級偏見，但是卻假裝是因為色情「缺乏社會價值」呢？

就連媒體效應的相關研究也徹底預設下層文化形式缺乏深度或複雜性。我很驚訝美國首區一指的色情研究者在看完惡名昭彰的性剝削（sexploitation）電影「我詛咒你的墳墓」（I Spit on Your Grave）後，一如往常的說此片是性暴力殘害女性的典範，然後行禮如儀地測量男性觀眾的情緒、敵意和對強暴場景的麻木感[34]。但是任何實際看過本片的人就曉得，這部片並非單純地呈現強暴，它事實上是一部強暴「報復」片，片中的女性受害者有計畫的、充滿創意的對施暴者進行殘酷的報復，三名強暴犯和一位有心理殘疾的旁觀者分別被砍頭、吊死、槍殺、閹割。電影理論家凱洛克．勞佛（Carol Clover）認為下層文化（包括色情）的確具有複雜度，她指出，即便在強暴場景中，攝影角度都在迫使觀者認同受害的女性[35]。假如受訪的大專男學生在看完本片後（片中有著可怕的閹割場景）表現敵意，誰知道他們的敵意是針對什麼而發？反色情運動份子喜歡到處張揚一連串社會科學研究的數據資料，以佐證色情會導致暴力的論點，但是這些研究對自己要觀察的素材抱持著各種簡化的假設，連到底在測量什麼都不清楚。（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測量也不清楚：根據個人自我性敘述而收集到的性研究資料通常不太可靠，而且差距很大，畢竟，大眾在敘述自己的性經驗時，並不會考慮要如何講才能轉化成簡潔的統計數據，結果研究者可能為了使資料合乎假設而捏造數字[36]。）

如果我們承認色情也是富於深度和意義的文化，甚至有「社會價值」，那麼只認為下層文化會產生「不良效應」看起來就越來越像是刻板印象而已，是有關下層文化觀眾群、他們的智力、自制能力與價值觀的刻板印象。說穿了，色情之所以被認為缺乏深度，正是因為它的觀眾被視為一群沒有深度的人，而這個過度簡化的偏見則不斷在有關色情的所有討論中一再複製。

這些令人討厭的階級議題倒是為現今社會對色情的關注提供了另一個思考方向。目前社會越來越強烈的關注如何規範並壓制色情，這個可說是低中之最的文化實踐，但是這個時間點也是雷根經濟政策的遺產逐漸全面實現的時刻：美國社會經濟光譜兩極之間的貧富差距是已開發西方國家中最大的，中產階級的工資下降，下層階級的人數正在擴大並且越來越貧窮[37]。而此刻，右派正在推動一個新的社會契約，將更強化階級區分，階級架構最底層的群眾（遊民、社會福利階級、最低工資工人）都將被捨棄，自生自滅。這個新經濟意識形態的轉變需要一個重組過的社會良心，而有關文化的諸多激烈辯論正是這些新共識被模塑協商的場域——這就是當代所謂「文化戰爭」（Cultural Wars）的潛在意義。

當下的經濟重組看似與色情天差地遠，但是色情不但是社會想像的空間，也是一種媒體形式。有趣的是，我們觀察到色情議題和任何文化政治辯論都脫不了干係：事實上，右派在過去10年中發動的文化戰爭辯論就是以色情作為焦點之一。文化戰爭中上演的戲碼就是典律（想像為上層的事）與色情（明顯是下層）的爭戰：偏愛菁英文化的論點，總是舉出色情（或是它的親戚——自慰）來代表人們應該拒絕的那些危險物品以作為對比。當然這就意味著，人們越來越常談論色情，而色情則越來越是文化不可少的一部分。

頁196-197

精神分析理論主張，在幻想中（我認為應該包括像色情這樣的幻想文類），認同（identification）是游移的，無法預測，也不受到個人生理性別或現實狀況的侷限。幻想並不直接代表慾望，幻想只是慾望的場景／佈景。有時，看起來或許是個受害幻想或強暴幻想，但是事實上卻根本不是。強暴幻想並不代表有慾望想被強暴，因為伊底帕斯幻想會以各種託辭來掩飾慾望。那麼真實的慾望是什麼？在哪裡呢？我認為慾望總是被編碼在幻想裡，因而需要詮釋。你可能會和這個幻想的任一面向認同，而這個認同未必是有意識的：例如在典型的「父毆子」模式和德普案中，你可能和父、子、毆打、旁觀者、或者場景中任何勾動你情感的東西認同。不過，「認同」並不是說你喜歡那個東西或者想要做那件事；認同很可能是愛恨交織的，或是基於過去的殘留與壓抑。認同只意味著這場景裡有某種東西鉤住了你，而你未必知道那是什麼。

當我們思考色情中有關認同的問題時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認同經常越過性別界線，男性可以認同女性角色，反之亦然。在電影這種通俗幻想的形式裡，跨界的認同更是明顯，女性觀眾常常認同男主角，男性觀眾也認同女主角，雖然並非必然，但是十分常見。電影理論家凱洛．克勞佛（Carol Clover）在研究恐怖電影的男性觀眾時提出一個類比的論點，她說一般人不知道，恐怖片其實比較是一個與受害者認同的文類。由於不同的角色功能（如受害者及英雄）會與觀眾自己心理的內在衝突產生共鳴，電影裡的恐怖於是提供給男性觀眾一個機會，讓他們和片中女英雄（通常既是英雄也是受害者）所經歷的恐懼和痛苦認同。恐怖片挑起觀眾內心種種壓抑的恐懼和慾望，也就提供了一個機會重演觀眾內心殘存的衝突。因此，克勞佛非常反對主流論述總是簡化所有男性觀看恐怖片或色情片的經驗，以為男性觀眾一定認同施虐者，一定只會認同場景中的權力、宰制、或殘虐[38]。這也是我的色情論點所批判的。

頁199-206

批判凱瑟琳．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反色情論點的人，多半針對她的立場如何違反了美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或者強調事實上許多女人真的喜歡色情而不會覺得自己受害。（麥金儂則習慣性地說這些批評者是一群被「色情業遊說團」矇騙的人。）最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主席娜仃．史卓珊（Nadine Strossen）所撰寫的《捍衛色情》（Defending Pornography）詳細分析了麥金儂與朵金的反色情觀點，並犀利地一一反駁。史卓珊認為所謂「麥金儂—朵金主義」的立場基本上是邏輯一致的、理性的，只是不正確而已。對於這點，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麥金儂—朵金主義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但同時也是正確的，其真確性存在於心理真實的領域中。畢竟，從情緒面來說，色情的確對某些女性形成極度的暴力，情緒的暴力；而就那些厭惡色情的女性而言，色情施加的暴力是加諸於其女性認同和「女性感受」（female sensibility）上的。這或許解釋了為何麥金儂—朵金主義能夠吸引那麼多女性：她們的立場表達了我們女性真正感受的憤怒和傷害。

當然，並非所有女人都厭惡色情，有些女人甚至熱愛色情，所以很明顯的，女性認同也有光譜上的差異。但是大多數厭惡色情的女性都共有一個問題：她們不覺得色情片中的女性角色「像自己」——不管在身體或慾望上。那些波大無腦的色情辣妹好像隨時都想做，也不管對象多麼噁心，什麼招式都可以，呻吟得好像超爽，不但不厭惡甚至狂愛男性體液，射在哪兒都無所謂[39]。厭惡色情的女性認為上述都是男性的幻想，但是這幻想到底是幻想什麼？我覺得這個幻想所想像的是個單一性別的世界[40]；在這個世界裡，男性與女性的性慾是完全相稱相合的，不像在現實中存在的那些性不協調。

異性戀色情創造了一個幻想的世界，其中有兩性，但是只有一個性別，而這個單一性別看起來比較像是我們所認知（或是刻板印象的）「男性」。色情的前提是這樣的：如果男性與女性在性方面完全類似，這會是怎樣的世界？（羅曼史工業提出的則是一個類似但顛倒的問法：假如男性在情感與浪漫上和女性全然相容，那會是怎麼樣的世界？）說穿了，色情的幻想就是幻想性別有可塑性，只是此處可塑的性別是女性。但就多數女性主義（和羅曼史小說）的性別可塑性典範而言，女人不需要改變，而是男人需要改變；而且很可能那些最被色情激怒的女性，也是那些最深信女性特質天生固有、穩定不變的女性（她們相信「女性是這樣，男性是那樣」）。當然，性確實是全然可塑的，而且也是性別（所謂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構成元素之一，不但隨著歷史變化，也因著教育程度、年齡、宗教等而有極大的變化。

看待色情的方式之一就是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科幻小說；也就是說，把色情視為對未來的幻想，只不過場景設在現代。畢竟，科幻小說想像不同的未來或者看起來像是我們的世界實際卻是反烏托邦未來時，我們不會感到不悅。當然，女性（特別是女性主義者）之所以很難把色情當成有趣的性別幻想，或者當成無聊但是無害的性別幻想，乃是因為我們擔心在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大社會權力的世界裡，男性會利用他們的權力把前述單一性別世界的幻想，強加於對女性情慾有自己的想法因而不願接受強迫的女性身上。不過，色情的供應和享用是否都是宣傳洗腦而已？如果你是這個立場，那麼為何在廣大眾多的文化形式中單單假定色情是洗腦，而其他通俗流行文化類別都只是虛構、娛樂、想法，而不具野心要把世界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我們不會花時間擔心職業摔角的觀眾會突然站起來把無辜的路人摔在地上，那麼我們憑什麼把如此狂妄的意圖歸咎於色情呢？

不管色情招來什麼樣的憤恨，對它感冒的人（有男有女）或許應該重新思考把色情的犯戒挑釁當成一種社會知識的形式：畢竟這些挑釁不但雄辯無礙，也有社會意義。再說，被冒犯有什麼不好？你所有的預設和你的認同核心都被動搖，有什麼不好？（嗯，或許有人會覺得很嚴重）。不過，要是欣賞色情只相關性愉悅，那就不值得我們大費周章——我並不是要詆毀性，這年頭向它砸過去的磚頭已經夠多了——不過性愉悅確實不是色情幻想值得我們捍衛的唯一原因。

受到精神分析影響的幻想理論會指向認同的機動性和複雜性，並認為觀看色情的人可以透過想像來與色情幻想場景中任何或所有元素產生認同，可以認同任何角色、行動、細節、甚至幻想的形式與情節發展。畢竟色情的形式有一關鍵特質：它的表現形式非常非常多，既廣大又無邊際，永遠沒有窮盡之日。

那麼，為何會有那麼多色情？而且不斷重複？或許是因為人類慾望中有什麼內在的東西使得慾望永遠無法滿足。就佛洛伊德而言，這是因為任何性對象都只是你無法擁有的原初對象的次級替代品，那無法滿足的願望則只能以一連串替代品來表達。（佛洛伊德也認為這種重複性和創傷有關，藉由不斷強迫回到創傷的原初場景來滿足那個掌握心理創傷的需求。）也有可能是因為在消費資本主義中，我們的慾望必須無止境地被挑起，以便繼續把我們緊緊地綁在生產—消費的迴路履帶上。要是我們停止了那股無法滿足的慾望，再也不用持續不斷的消費和商品化的愉悅來平息慾望，那麼經濟崩盤就會立刻發生。

也或許色情的豐沛——這是色情天生具有的特質——激起了我們原本對豐富性的渴望，我們渴望無論在經濟、感情、和性上面都能有對抗匱乏的操作措施。色情的愉悅經濟不但永遠都有足夠的豐富性，還遠超過我們能夠想像的，這個特質一定有它特殊的吸引力，畢竟我們生存的環境脈絡總是被匱乏和各種潛藏的威脅所苦，其表現形式不一：最常見的就是隨時都可能發生性、愛、金錢的不足。

在這個匱乏的世界裡為幻想保留一塊領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行動。原因是：色情提供了一個論壇來討論那些被放逐在大眾眼界和主流文化之外的內容和素材，這些素材確實有可能涵蓋無法接受、不合常規、干犯禁忌的內容，有時候還包括無意識中的主要成份，像是暴力、恨女、或種族歧視。然而同時在這個犯戒的領域裡有著一種自由，這種自由不是強調限制和禮節，而是讓人縱身於各種慾望和渴望，無須顧慮是否合宜或適當，也無須顧慮社會對資源、對象選擇、變態行為、或混亂想像有何限制。

不管人們如何表達對豐富性的渴望——而或許渴求性、愛情、和其他形式的滿足，並非全然無關像社會資源分配這類比較物質的議題——擁有自由去幻想不同的未來、幻想個人在身體與集體滿足上能有不同的可能性，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空間。或許，當愉悅、豐富、和自由能夠更多在其他領域中被討論，而不是只在色情這種幻想文類中出現，那麼這些議題也就不必只在編碼的色情形式中才找到表達空間了。

有一次談話時我問德普，假如他的生活沒有了SM會怎麼樣；我有點期待他回答無法想像這個可能性。然而相反的，他卻開始滔滔不絕地講出下面這個幻想。

「我會是個很好的朝九晚五電子業上班族，慢慢在經理階層升遷，工作累得要死，想要用三十年的房貸買一棟在郊區的三房兩廳房子，有個游泳池，養條狗，和我的愛人共度時光」，他一口氣說完。我問他：「你是說生活會變得乏味而傳統？」他的回答令我相當意外：「不會，這或許會是極幸福的生活。」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在所有的典型、不變、單調平凡的郊區生活背後，會有愛。我有愛人，我們會去找朋友玩橋牌，我們相愛、關心彼此，我們會享受美好的完美的生活。星期天一早醒來去MCC教會聚會，然後回家享用我們的早午餐，朋友們都來我們家一起烤肉，我們就這樣美好地消磨時間，兩個男人在一起，彼此分享、相親相愛、互相照顧。」

「你認為你可能得到這樣的生活？」我問他。他說：「這就是我想要的。我的目標是未來奇蹟式的和我的愛人搬去蒙大拿州定居，買一棟大的舊農舍，樓上樓下各有四個房間，再養幾條狗．．．。」他的聲音逐漸低下來。這樣迷人的田園生活令我既驚訝又感動，特別是對比四周嚴酷無情的監獄世界，不過原先也正是他這種能清楚描繪幻想的能力才為他帶來如此的麻煩。「所以你想要放棄SM？」我問他。「喔不，它當然是這生活的一部分。」他立即糾正我，完全忘記了原先問的是沒有SM的生活會怎樣。很明顯地，他無法想像沒有愉虐的愛情——愉虐就是一個有關愛情的幻想——這是他唯一通往愛情的路徑，但是在國家的手裡，這卻成了他最大的不幸。

重聽訪問的錄音帶時，我發現我不斷回到同樣的問題，就是問德普為什麼覺得需要受罰。這股受罰慾望的源頭是什麼？我問了好幾次，而德普總是耐心地不斷向我解釋這對他來說並不是懲罰，而是證明自己就是那樣一個人，證明自己有男子氣概。5分鐘之後我會再問一次，我就像他的陪審團成員一樣總是聽不懂。其實我們用來建構性劇碼與情感劇碼的元素是非常個人的——可說是素材，同樣的元素對不同人來說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所以對德普而言，愉虐裡的受罰不是懲罰，而是勝利；不是痛苦，而是愛。對他（以及我們）而言，能夠使用的資源有限，但是丹尼爾．德普的解決方式相當有創意：在愉虐的幻想中，他找到了繼續活下去的方式。

在對陪審團員講解他們該如何推斷德普的意圖時，法官艾利斯（Ellis）勉強承認，要徹底了解或細察人類的心理運作是辦不到的，「美國政府控訴德普」案中也沒有人願意嘗試去了解或細察德普的心理——丹尼爾．德普成了最方便的接收器，以承載我們文化對惡魔的焦慮和恐怖幻想，也為成人對小孩的施暴做了替罪羔羊。所以我們把他鎖起來，丟掉鑰匙，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檢察官和陪審團無法深入了解也無法以同理心來看待德普案，這就和我們這個文化無力處理色情的存在一樣，很典型。想要試圖了解色情，或者了解某人的色情幻想，似乎只會引發大眾無情而冷酷的討伐，討伐的理由則總是：色情會「導致某種結果」，會導致傷害無辜，例如女人和小孩（在文化想像中，這兩個是同樣的東西）。或許色情真的會傷害我們的純真，但是天下沒有任何東西或人可以如色情的批評者說的那樣，造成這種可怕的效果、百分之百的傷害——除非是我們想像出來的某個可怕怪物。這些怪物包括想像中的兇殺紀實片、想像中的污染威脅、以及被廣泛運用來想像地解釋真實強暴和家暴有多可怕的色情[41]。

前面幾章已經列舉了很好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在色情的手中受害：色情天性就是犯戒的，而且會動搖社會；它挑戰性別乃上帝與自然所賦予的觀念；而在這個害怕也不屑向下流動的社會，色情的階級努力方向是向社會下層流動。它徹底的反美學，有時候到了讓人打從內心感到不悅的地步；它把長期受到壓抑、我們寧可丟進無意識的垃圾堆裡的東西挖出來。因此，把色情的觀眾想像成一群骯髒、滿身膿泡的變態，而不是你的朋友、配偶或是牧師——特別不把你自己算為當中的一員——這樣就安全多了，也令人滿意多了。

然而，如果色情幻想對一個男人來說是一條迂迴通往愛情的途徑（而且我相信某種程度上也通往心理修復），如果色情的素材十分貼近自我的根本，那麼色情就當然有辦法穿透我們文化和個人心理的精髓所在。還有什麼會比色情來得更加了解那個糾結著各種情結、壓抑與認同的（我們稱之為）「我」？色情或許貼近得令人不安，但是與它培養和睦關係，是唯一的政治解決方式；畢竟，色情在短期內還不可能消逝。（很遺憾，大眾文化及其商品化的愉悅也不會很快消逝。）在此同時，或許我們還可以從色情高亢的公民反叛（civil disobedience）學到一些東西。

註

[1] Laura Kipnis.  Bound and Gagged: Porn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Fantasy 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P, 1999.

[2] 校者註：此處提到的「神聖同盟」，其背景是1980年代雷根與基督教新右派掌權，文化保守主義抬頭，女性主義的反色情運動也熱烈展開，並且在這個議題上和右派結盟。雷根的長期手下愛將Edwin Meese作為司法部長時，成立專門調查色情的委員會，史稱Meese Commission（參見註腳32），在1986年提出委員會的反色情報告，這是反色情運動的高峰，反色情的女性主義也在這個基礎上，獲得一些立法與意識形態的勝利。但是擁護色情的女性主義者（特別是SM女同志）隨即展開反擊，展開有關色情、SM、女性情慾（並延伸到性工作）的大辯論，史稱女性主義的「性大戰」，戰火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甚至到今日。「性大戰」的背景脈絡則是美國社會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文化戰爭」（議題從墮胎到多元文化等等），甚至牽動美國政治與總統大選。

[3] 譯註：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20世紀之交的德國歷史家，著有《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

[4] 校者註：這裡指涉的事件應該是1990年4月警察衝進美國辛辛那提州當代藝術中心，手持搜索票，要求參觀者離開展場。此時展覽的正是著名攝影家Robert Mapplethorpe的回顧展The Perfect Moment。之後美術館的策展人Dennis Barrie被起訴，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因為展覽而被起訴的策展人。此一事件後來被Showtime公司拍成電影Dirty Pictures，非常值得一看。

[5] 校者註：這裡提到的都是發生在美國的新聞事件。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簡稱NEA，原來每年有約一億八千萬美元的經費，得以補助各類藝術活動，但是在1996年，國會縮減其經費不到一億美元，原因是受到保守團體的壓力，因為NEA補助一些「有爭議」的藝術家，諸如之前提到的Robert Mapplethorpe。

[6] 譯註：薄迦邱，14世紀義大利名著《十日談》的作者；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6世紀法國以幽默反諷著稱的作家；薩德（Marquis de Sade），18世紀法國作家，以寫作充滿哲理和暴力的色情著稱。

[7] 參見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 ed. Lyn Hunt (New York: Zone, 1993).

[8] 校者註：此處指的是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描述國家全面監控人民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1949年出版）。

[9] Linda Williams有關色情的關鍵作品Hard Core: Power, Pleasure, and the ‘Frenzy of the Visibl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9) 避開了擁色情／反色情的難題，雖然我的論証和Williams在很多方面有所差別，她的作品卻深刻的影響了我。Angela Carter的作品The Sadeian Women 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對我的思想也有很大影響。如果想看「擁性」傳統以及其他女性主義反檢查的文章，參見Caught Looking: Feminism, Pornography, & Censorship, ed. Kate Ellis et al. (New York: Caught Looking, 1986);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ed. Ann Snitow et 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 1983)，特別是Ellen Willis的文章“Feminism, Moralism and Pornography,” 460-67; 以及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t. Carole S. Vance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4)，特別是Gayle Rubin的文章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267-319。

[10] 校者註：這兩類工廠的勞動條件或工作性質都是惡名昭彰，有許多非法移民受雇其中。

[11] 參見Good Girls/Bad Girls: Feminists and Sex Trade Workers Face to Face, ed. Laurie Bell (Toronto: Seal P, 1987)；以及Anne McClintock, “Sex Workers and Sex Work,” Social Text 37 (Winter 1993): 1-10。也可參照同一期中的”World Charter for Prostitutes’ Rights”。【校者註：後面這兩篇已有中文翻譯，參見《性工作：妓權觀點》，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1998。這裡的意思就是：性產業的改良不是居高位者的由上而下壓力造成的，而是必須從其內部工作者的組織之改革來完成的。】

[12] Lauren Berlant有關公民權、狂想和國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模式來閱讀內在於這些文化形式的政治願景和樂觀態度。她的觀點對我的立場有很多影響。參見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NC: Duke UP, forthcoming)。

[13] 這裡說的「我們」指的是霸權文化，其中不同的個人顯然會有不同的反應，也有其他不同的次文化情感。而我在這裡所說的霸權文化，正是色情企圖攪亂的那些感受情緒。

[14] 校者註：下面作者還會更詳細地討論Snuff film。Snuff film雖然號稱是拍攝兇殺或活體祭祀之記錄片，當作色情片來販賣，但是究竟是否真的存在任何兇殺紀實片，不無疑問。畢竟，若影片屬實則是死刑的犯罪證據，而可能獲得的利潤有限（缺乏流通管道）。然而傳說中的虛幻惡魔（比起真實的兇手）往往更能引起大眾的好奇、恐慌與獵巫。當然，好萊塢絕不會放過這個都會傳奇：尼可拉斯．凱吉（Nicolas Cage）主演的＜8mm＞（八釐米）就是一部繼續建構snuff film的神話與獵巫的「兇殺紀實片」。。

[15] 這個案件的重述建基於我對德普和他的律師James Lowe的訪談、審判時的法庭記錄、FBI竊聽電話謄錄、網上留言、側錄對話、警方調查記錄、逮捕和假釋報告、媒體報導等等。我也和鮑比（Rodrigues警官）和藍比的律師William Linka有過電話討論。

[16] 譯註：原文指the Bible Belt，指的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會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在美國特指美南浸信會為主流的南部及周邊地區。在加拿大和一些歐洲國家也存在『聖經地帶』。這些地區的人特別注重從福音派這一新教宗派的立場來詮釋《聖經》。這些地區與自由派新教宗派的美國東北部和無神論為主的西部形成鮮明的對比，例如西北部的華盛頓州無神論者占27%，而聖經地帶的阿拉巴馬州僅7%。」參見維基百科。

[17] 校者註：「社群或社區標準」（community standards）乃是保守派歷來的一個特殊用語，表示保守社區或社群的道德觀可以懸置普世的價值或人權法治標準；例如保守派主張色情猥褻與否應該由社區標準來決定，或者，某些色情相關行業（脫衣舞俱樂部、色情書刊影像店等）不符合社群標準，應該搬離該社區。

[18] 校者註：「邪惡帝國」一詞是前美國總統雷根（里根Ronald Reagan）稱呼蘇聯的用語，反映了雷根這類美國保守派的極端反共意識與冷戰心態。文中所謂「共產主義拔去尖牙」指著蘇聯解體、東歐與中國走資。

[19] David van Biema, “Robbing the Innocents,” Time (December 247, 1993): 31.

[20] 校者註：1983年美國加州幼兒園園主麥馬丁（McMartin）全家被控集體性侵害園內兒童，媒體的炒作和社工的詢問手法、專家的布娃娃偵訊，掀起全國的托兒所性虐待恐慌，然而官司6年卻都無法找到確實罪證，1990年全案無罪終結。此一冤案曾被HBO忠實的搬上銀幕，片名為Indictment: The McMartin Trial。

[21] 過去10年中，美國曾有一萬兩千多件有關撒旦崇拜的案件起訴，包括洛杉磯市McMartin托兒所的案子（參見前一註腳），最終卻沒有任何案件有事證可以成立，然而很多人的生命就在這些過程中被毀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Margaret Kelly Michaels，她在被捕時是個22歲前途光明的女演員，有時兼職托兒所教師，在因為多重虐兒案件被關了5年之後才因為審判過程充斥著「驚人的起訴權濫用」而被判不起訴。參見Daniel Goleman, “Proof Lacking for Ritual Abuse by Satan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94), and Evelyn Nieves, “New Jersey Sex Abuse Case Ends with Charges Dropp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94).

[22] 美國現在有著全世界第二高的入獄比例，甚至高過南非，僅次於俄國。

[23] Nadine Strossen的數據則顯示是百分之三至八，參見Defending Porn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s, 1995): 143.

[24] 參見Fred Strebeigh, “Defining Law on the Feminist Fronti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6, 1991): 29.麥金儂也在另外一本書中提到兇殺實錄片，參見Only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3:15-18, 23-26).

[25] 參見“Mongenthau Finds Film Dismembering Was Indeed a Hoax,”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76).有關這部影片所引發的爭議，詳情請見Eithne Johnson and Eric Schaefer, “Soft Core/Hard Gore: Snuff as a Crisis in Meaning,”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Summer-Fall 1993): 40-59.

[26] 參見Catherine Bennett, “A Prophet and Porn,” The Guardian (May 27, 1994): T20.

[27] 譯註：韋斯克萊文（Wes Craven）拍過＜半夜鬼上床＞和＜驚聲尖叫＞等片；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拍過＜前進高棉／殺戮戰場＞＜誰殺了甘迺迪＞等片。

[28] 一次引用是在”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1924)，第二次引用是在”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 (1912)。這兩篇論文都收錄在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 (New York: Penguin, 1977): 259及320頁。

[29] 參見Eli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129-69。

[30] 校者註：例如「家醜不外揚」的說法。

[31] 參見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264-66；Elias在The History of Manners整本書中都談了不少有關品味的說法。

[32] 校者註：美國雷根總統下令總檢察長Edwin Meese組成的色情調查研究委員會，史稱Meese Commission，其1986年提出的總報告書認定色情有害，並與暴力相關。這份報告曾被所引用的研究者批判曲解研究結果，也曾遭到支持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嚴厲批判。

[33] 美國致死原因佔首位的是車禍，然後就是槍傷致死，這兩種死亡數據在過去10年中增長了百分之14，1991年槍傷致死案件總數已達38,317件。參見”Guns Gaining on Cars as Bigger Killer in US,” New York Times (Jan. 18, 1995)。

[34] 參見Edward Donnerstein & Daniel Linz, “Mass Media, Sexual Violence and Male Viewers: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9 (May/June 1986): 601-18。

[35] 參見Carol Clover, Men, Women and Chain Saws: Gender in the Modern Horror Fil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92): 139。Clover詳盡的分析了「唾棄你的墳墓」，我這裡說的「強暴報復片」就是引用自這本書。

[36] 問題看來在於男性通常誇報了自己的性活動，女性則剛好相反。最近曝光極高的芝加哥大學性調查顯示，男性受訪者的性接觸有64％無法交代清楚，如果他們所說的數據是真的，那麼在這個訪問了3,500人的研究中，恐怕有10個女人各自有過2,000個性伴侶沒報告給研究者知道。要解決這個浮誇的問題，有位統計師建議排除資料中自爆一生中曾有20個以上性伴侶的人，而且如果排除那些說過去一年內曾有5個以上性伴侶的人，數據就更可靠。參見David L. Wheeler, “Explaining the Discrepancies in Sex Survey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7, 1993): A9。這聽起來不是吃掉數據而是捏造數據。

[37] 參見Keith Bradsher, “Gap in Wealth in US Called Widest in We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95)。作者引用新的研究結果，顯示美國最富的1%目前擁有全國財富的40%，富裕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在1970和1980年代持續加大，新規劃的社會福利削減和富人減稅措施都將進一步加大這個差距，也進一步讓窮人更窮。

[38] 參見Clover, Men, Women and Chain Saws。特別是21-64頁討論男性觀眾認同片中的女性人物。

[39]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色情正在自我轉化，投女人之所好，形成新的「伴侶」型次文類，劇情聚焦於浪漫、前戲、相互性。過去大批女人就業曾經改變了職場，現在色情的「女性化」趨勢應該是來自於不斷增加的女性色情觀眾以及女性色情製作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女性製片公司」的Candida Royalle。參見Candida Royalle, “Porn in the USA,” Social Text 37 (Winter 1993): 23-32。

[40] 我在這裡借用並修改Thomas Laquer描述早年性差異理論時所說的「單性」模式。參見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0)。

[41] Strossen曾經指出，事實上，大部分強暴受害者是在獄中服刑的男性：統計數字顯示男性被性侵害的數字是女性的兩倍。這就是說反性侵害的運動份子應該致力的不是禁絕色情，而應該是獄政改革，這樣不但可以防範監獄中的性侵害，也是因為獄中的受暴經驗可能會轉化成為出獄後對女性的傷害。參見 Strossen,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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