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發表於《華人性研究》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會刊創刊號2008年1月：28-34）
以歷史考掘的角度來看，性學的發展是「性的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然而其浮現並非少數有識之士的先見之明，而總是伴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和人際親密關係的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當性實踐與相應的性論述產生戲劇性變化時，性學研究才找到了發展的動力與現實的著力點，性學研究由此而生的權威與正當性則有機會介入性文化的繼續開拓或退縮。
性革命帶動對性學的需求
1987年解嚴以來，台灣壓抑已久的社會能量澎湃奔騰，除了各種社會運動興起作為出路外，之前一、二十年隨著經濟起飛而帶動的社會變遷也催動了人際親密關係變化，急切的在社會空間內找尋具體的實現可能，性活動和「性商品」（非指成人情趣用品，而是各種商品都勾聯性慾望作為其象徵價值）不但多樣也逐漸浮出地表，性感四溢的身體與逐漸開放的性言論形成了廣受矚目的社會新現象[1]，當然也漸次引發各式各樣的焦慮和關切。有意思的是，在台灣，最先佔據大眾眼界的性學，並非專業性學學者的學術成果和論述，反而是通俗但是帶著權威的舶來性學報告。
作為長久以來的社會禁忌，性的相關知識和論述本來稀少，就算有，也多半以負面警語的形式流通，然而性革命昂揚前進的徵兆之一，就是大眾對於性資訊的迫切興趣和需求，因此，性學報告的普及流傳正是性革命的重要標記，也將進一步深化、正常化性革命中的多樣實踐[2]。在台灣，1992年張老師出版社推出《新金賽性學報告》中譯本，一年之內熱賣十萬本，同一時間，從通俗雜誌到電視節目都充斥著以性作為專欄主題或單元焦點[3]。為了快速生產本土的性學報告以滿足市場需求，出版社甚至進行自製的情色問卷調查[4]，性學報告式的知識也成為一般人對性學研究的主要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末期以來在台灣針對性議題公開發言的專家學者多為公衛人士或執業醫師（特別是泌尿科與婦科醫師），或許出於專業研究取向，也或許受限於發言場域，常常是從疾病與衛生的角度來談性的相關問題，面對情慾狂潮所帶來的探索與嘗試、焦慮與愉悅，反而顯得既保守又無力對話。1993年底，基於參與「性心情工作坊」的女性情慾交流經驗，我開始在演講的場合談女人的性愛發展、愛性趨勢等等，希望開拓一種積極而正面的眼界，來面對並發展女性情慾的社會空間[5]。這種不畏禁忌的態度大概引發了一些不安的情緒，12月在一場座談會上，著名的公衛人士晏涵文義憤的說：「談性而不談愛滋，這種人應該天誅地滅。」像這樣的情緒語言並沒有積極面對性革命的挑戰，反而只把性和愛滋直接聯繫起來作為恐嚇，並不符合公衛或醫療的專業立場，我因此投書媒體回應，指出面對性革命的狂潮，專家只會凝重地把性描繪為危險的、可怕的活動，把禁慾當成最主要的應付方式，而無心談論如何「在性活動中」保護自己的健康，營造自己的愉悅，這種恐嚇之詞對於真正防範愛滋是完全無用的。更令我憂心的是，在這個繼續把性和危險等同的社會氛圍內，女人既缺乏情慾的文化材料，又被教導避諱實地演練的機會，再加上無盡的恐懼和罪惡感，她們要如何開發並掌握自己的身體和慾望呢？面對逐漸升溫的情慾文化，女人要拿什麼裝備來參與呢？
如何積極而正面的迎接性革命，或許不是當時性教育、性學或醫療人士思考的方向，但是女性主義運動認為這是個重要的問題，需要積極的思考。1994年3月8日女學會在台大舉辦三八講座，我在眾多女性主義論述中首度提出〈女「性」解放〉的話題，在25分鐘的演講中率直的建議年輕女性以鍛鍊身體、觀看色情、掌握互動來準備進入情慾生活，也呼籲女人「打破處女情結」，充實自己的情慾實力和經驗。這個說法顯然很有爭議，電視媒體在一週內立刻安排我和兩位本地夙有盛名的醫師名嘴辯論女性情慾的議題，這也是我首度和醫學專業針對性的議題對詰。接著，從4月到5月，台北的師範大學和嘉義的中正大學都發生教授騷擾女學生事件，女性學者和女學生於5月22日在台北街頭舉辦了一場反性騷擾遊行，我則在遊行中喊出一個充分從女性主體位置上出發的強悍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把你剪光光」。我呼籲的是一個善意培養性愉悅的社會文化，不過這個要點顯然很難讓當時的大眾和公衛醫學人士理解，媒體的聳動報導於是再度掀起軒然大波。即使我在9月出版《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一書，完整的說明這個理念的理論和文化蘊涵，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及其論述的昂揚前進還是使得一些公衛人士和醫師覺得十分不安[6]。
1995年3月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在台北舉行年會，籌備時決定對女性情慾解放之說做出明確回應。當時的名筆鄭丞傑醫師受託寫出五千餘字的長文〈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不但在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年會中分發宣讀，也投稿《中國時報》廣為發表。文章的主要論點從兩性的天然生物差異，講到女性的必然容易受害因此需要多加保護，對《豪爽女人》書中的女性解放立場多所質疑。由於文中對性解放和女性主義都有著極為簡化的理解，我於是撰寫長文〈親愛的，你把情慾變成消毒水了〉作為回應。我質疑生物生理觀點往往只是用來維護既存的性別體制，更指出專家對性的新興現象持續焦慮恐嚇，其實只會使得性的文化稀薄、性的品質低落，最後我呼籲本地醫療人士學習西方性學大師們以改造社會文化為目標，提出開闊的性學觀點。第二回合交手，雙方立場仍然南轅北轍，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的情慾言論顯然已經和以公衛和醫療為主的主流論述明顯對峙起來。簡單的說，性革命固然創造了對性學資訊的需求，但是女性主義運動質疑的是：既存的這些資訊是否符合女性主體的利益和需求？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明顯沒有什麼交集，之後雖有另外一位醫師加入論戰，但是除了冷嘲熱諷之外已經無法在延續對話，論戰告一終了。有意思的是，這樣在通俗媒體版面上的尖銳對話也逐漸升高了大眾對性學和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趣及反思。[7]
性權運動打開性學空間
從社會運動出發的情慾論述在通俗媒體上和公衛醫療人士隔空交戰了不只一回，急速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各種新情慾現實則不斷迫使公衛和性教育人士思考如何將自己的專業轉化為教育政策以介入這個現實。
1996年初消息傳來，台灣的公衛、醫學及性教育人士集結而成的中華民國性教育學會準備在7月接辦「第4屆亞洲性學會議」，以這個國際會議來強化性教育在台灣的學術正當性，也以性學之名來統籌本地的相關專業論述。由於過去的對詰經驗顯示這個主流的觀點往往強調規範性和正常性，以推動性解放論述聞名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於是積極串連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以及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籌劃在亞洲性學會議一週前，搶先召開一個企圖引進多元議題的「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暱稱「四性研討會」[8]）。我在這個會議的企劃案中開宗明義的說明了會議的出發點：
主流的性學及性教育發展，在理論預設和研究方向上往往未能從文化、社會、歷史、權力等現代學術探究的方向來思考性的問題，對社會運動已開發出來的性別思考和性偏好研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像這樣的性學研究和性教育，由於灌輸性太強，正常／變態的分野太硬，往往造成更多的焦慮和閉鎖，而未能認識並尊重差異，也未能思考情慾正義，也就是社會資源如何在性的議題上分配的問題，從而對不斷衍生的性問題而言，也缺乏針對性。
我們認為性運已然揭開了本地性學和性教育的盲點及其對性權的無感，因此主辦一個不同進路的學術會議其實是想提出另外一些觀點，以便豐富「性」的研究和思考，呼籲當前台灣的性教育與性學（sexology）結合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暨同性戀研究（lesbian and gay studies），進行從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視野出發的學術研究。
兩個學術大會在同一週的頭尾舉辦，媒體也注意到這是兩個出發點互異、研究方法不同的「性學」會議，隱含著某種競爭關係，並指出前者是由「人文學界及婦女運動、『同志』（同性戀）運動者主導」，而後者是公衛、性教育、生殖醫學人士主辦。然而主辦亞洲性學會議的公衛人士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批評：「『性學是一種專業』，有其理論基礎及研究方法，需要科學方法的研究來佐證，不是外行人所能置喙，社會運動者、文學研究者的概念式的哲學性論述並不代表性學，並對文學社會研究領域的學者涉足性領域發言表示極端不妥。」[9]我們當時對這個回應有點驚訝，不同學術進路對於同一重要議題進行不同觀點的探討，本來是一件很正當的事情，因為需要彼此對話，相互澆灌，肥沃彼此的土壤，深化學術的豐厚，這正是跨領域思考的開端，大可不必相互排擠，更不可在不明對方學術會議內容時驟下斷語。
遺憾的是，對於人文社會學者（特別是推動性別和情慾解放議題的那些學者）論述「性」的議題有所保留的人士還不在少數。四性研討會在向教育部申請會議經費補助時，這個會議的非主流色彩果然沒有被輕忽，教育部很快的就否決了這個案子。審查意見明白指出：「性教育應以如何建立互尊之兩性關係及美滿家庭生活、促使兩性親蜜與關懷為主題，並把握人性輝映、人生幸福之相互關係」，審查者擔憂這個會議議程中清楚的運動色彩「易導致性學偏頗之論點」。評審顯然以規範式的性教育觀點來主導對性學的認知，更混淆了學術研究和政令宣導，只因立場不同就封殺了申請案，我覺得頗為憂心，於是針對這些陳腐保守的論點寫了尖銳的回應，向教育部顧問室提出申覆，最終爭取到十萬元補助。（詳見附錄）
儘管受到公衛人士的質疑和批評，儘管申請經費時受到挫折，第一屆四性研討會還是盛大的召開了。1996年6月29-30日，將近四百人次的與會者把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各校不同領域的學者、同志學生、運動人士濟濟一堂，以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的社會研究來研究主流的「性學」發展，以基進教育理論來探討性教育的課程政治，以性別研究與同性戀研究來滋養本地性／別運動的發展，以酷兒理論來思考文學與社會學研究，以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社會學來檢視「性偏差」，會議中明確的運動和非主流色彩也使得四性研討會日後成為性別異議份子集結的場域。
綜合來看，無論在議題和參與的學者背景上，都呈現極為豐富的光譜，討論的方向和觀點的積累更打開了寬廣的研究眼界。這也正是舉辦會議的初衷：盼望性學研究不侷限於公衛、醫療取向的進路，而能對社會變遷、新興實踐、邊緣主體保持敏感與開明的態度，並以此作為對本身學術專業發展的反思，這也是早年西方性學研究者開疆闢土時的基本精神。
性學的專業化
1990年代前半段，台灣的性別解放運動、情慾解放運動和同性戀解放運動都有長足的發展，也在論述生產的過程中多多少少和公衛醫療的主流論述有些緊張關係。不過這並不表示公衛醫療體系中沒有其他的聲音，事實上，即使在四性研討會場上都有不少這些公衛醫療領域的專業人士熱烈加入討論，使不同領域之間有了建設性的對話，後來這些朋友當然也成為社運的盟友。其實，在性文化持續變化之下，即使是過去的論敵（如鄭丞傑醫師），在觀點上也與我們越來越有交集。
1990年代末期開始，原先看似尖銳對立的兩邊逐漸各自有了更寬廣的關注對象以及更多元的發展，性／別解放運動所形成的影響和效應越來越清楚浮現，全球性學的發展和訴求也開始與進步的人權意識和運動合流。兩性平等教育在台灣的政策化，給了公衛醫療系統許多營造性別校園、培養種子教育的機會，那些反省公衛醫療觀點需要更寬廣眼界的朋友則致力營造新的學術據點以發展新的視角。同一時間，各種性／別解放運動都發展出更為具體的組織和人權訴求，1997年台北公娼被廢而興起的性工作者權益運動，使得「性權」一詞首度以非常確切的訴求內容（性自主權、性工作權）出現；同年底，香港的姊妹同志團體也以「性權即人權」作為闡述同志人權的內容。很巧的是，這些立足本土運動的發展都與1999年世界性學會推出的「性權宣言」相呼應，具體的在地訴求顯然一方面豐厚了抽象的性權概念，另方面也可促使性學專業團體更積極的面對社會現實。
邁進新世紀，原本作為籠統概念大傘的「性學」開始有了更為專門的實踐場域和人口。不少台灣學者前往先進國家專攻性學，陸續完成博士學位後，有些投身同志運動和寫作，有些專注性治療及教學，有些留在專業醫療工作上。不管在哪個位置上，他們都為公衛醫療取向的性學認知注入了新的視角，也開始為本地的專業性學研究打出一片不一樣的寬廣空間。2000年高雄的樹德科技大學成立了第一個以性學為專業研究對象的「人類性學研究所」，就性教育、性諮商與性社會學三方面來對「性」這個議題進行深入探究，並且認為傳統性教育忽略了性少數（如：同性戀、S-M、扮異性慾、變異性慾等等）的需求，而隨著社會逐漸開放，性教育的論述和思惟也需要有所修正。這個建基於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的視角，也使得樹德的性學研究所在許多爭議性的議題上（例如外遇或檳榔西施或天體）採取了與社運貼近的論述進路，在學術和研究的取向上益加貼近早年西方性學大師們的志業。
性學作為專業學術研究的主題或許在學院裡獲得了正當性，然而這樣的正當性在一個長年「忌性」的社會裡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事實上，2000年前後帶有宗教色彩的保守婦幼團體透過法律與國家力量，開始對台灣的性社會文化施展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逐步緊縮了1990年代所打開的社會空間，連性教育與性研究都直接受到影響[10]。2003年，十餘個保守團體聯手告發我個人設置的性學網上資料庫，說其中的動物戀網頁連結到色情網頁。這個看似個人的事件事實上直接聯繫到好幾個嚴肅的問題：性學研究可以包含哪些範圍和題目？性學研究可以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如果務實的呈現性就會被等同於猥褻，性學研究還有什麼可能性？性學研究必須承受保守道德和過時法律的規範嗎？學術的自主性何在？換句話說，動物戀網頁連結案直接關連到性學本身的學術正當性。
專業人士其實立刻敏銳的看到了其中的關連。無數性學專業人士加入了社運團體為本案所發動的全球連署，香港性教育促進會並在正式聲援信中明確指出：「從我們做性教育及性學研究的經驗所知，在工作過程中，由於研究或教育所需，要闡釋一些傳統禁忌的題目，難免要使用一些社會日常不能接受的文字、言語、圖片或影象，經常被誤會為散播淫褻資訊，而由於社會對這些與性有關的媒介每每定有一些法律來監控，遂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法律訴訟，甚至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這些法律作為手段，來打擊消滅異見分子。」世界性學會會長Marc Ganem在官方聲援信中甚至熱血的說：「全世界的性學家都站在何教授的背後…我們全都是何教授。」在這個事件上，性學專業團體和性運團體明顯站到了同一立場。2004年1月16日我首度出庭時，學生和社運團體所舉出的標語牌「性學研究無罪」「性學即學術」則明確的捍衛了性學的正當性。[11]
在近期的歷史過程中，性運和性學專業越來越彼此認識，相互啟發。2004年12月「台灣性學會」在樹德性學研究所的扶持下成立，其基本立場「順其自然，尊重選擇」顯然飽含性運價值的蘊涵。學會以密集的出版和網頁資訊表現旺盛的活力，在研究和活動上也開始突破靜態孤立的學術工作而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以非常開放的態度貼近關切的主題，例如積極參與年度同志大遊行，或者組隊前往國外天體營區，甚至在本地參與天體活動，親身體驗天體實踐[12]。這些活動都把性學研究、邊緣性實踐、性的社會運動聯繫起來，雖然可能引發爭議，然而這也使得性學研究不至侷限於校園和學術的象牙塔，而能積極的在社會中與其他社群和議題對話。
性學／性運方興未艾
回顧台灣性革命、性權與性學的歷史互動，我們看到彼此之間的對話和詰問漸次開展了思考空間，也看到台灣社會情慾現實的急劇變化和性運的多方發展，激勵了研究者更加開闊眼界、貼近現實。一個有著性權意識和眼界的寬廣性學社群已經成形，也已經邁開了穩健的腳步，結合學術、現實、正義，使得性學不再以醫療、指導的自我定位來面對性主體和他們的實踐，而能以同理心認知在生理、社會、文化、個體、慾望之間的複雜糾葛。
眼前，性權運動和性學研究其實面對了同一個變化中的社會現實：各種新的立法執法，駕馭了忌性社會對於性的框限（特別是年齡和性別上的成見），對於性的社會空間施以越來越緊縮的規範。各種性言論的流通、性資訊的交換、性接觸的發展，都逐步落入法律的管轄之下，而以「保護兒童不接觸不當資訊」為名的道德恐慌正在構成新的民意和情緒，並以此淨化媒體、教育、出版、學術。這些發展都正在進一步緊縮性學的版圖，也挫折性權的發展。
如果性學和性運在台灣社會解嚴的路途中逐漸看到了合流的必要和契機，也因此與世界性權運動和性學發展接軌，那麼面對新的緊縮趨勢，我們更需要以這樣的建設性互動繼續相互對話，彼此豐沃，攜手維護理性開明的社會空間。
附錄
1996年6月29至30日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與協辦單位（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以及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擬舉辦「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依程序向教育部顧問室提出經費補助申請，未獲通過，經申覆後勉為補助十萬元。教育部初審評審意見（台85顧字第85505527號）如下：
所發表論文部分屬文獻探討，部分屬主觀批判，偏重性學、性行為偏差，未有實徵性之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性教育係人格教育，應以如何建立互尊之兩性關係及美滿家庭生活，促使兩性親蜜與關懷為主題，並把握人性輝映、人生幸福之相互關係，反之易導致性學偏頗之論點。
性／別研究室依審查意見向教育部提出申覆如下：
1﹒本次會議從九零年代已成為人文學界主流的跨科際、跨領域學術研究出發舉辦研討會議，企圖整合人文科學過去二十年間在性／別研究各面向中的耕耘成果（請務必閱讀附件之會議宗旨說明），以補充台灣現階段性教育及性學太過單薄的行為主義取向及醫療掛帥的視野。
但是以審查意見來看，審查者根本沒有看懂這樣一個整合性學術會議的突破性，也顯然對人文學界的學術發展甚為生疏，甚至只能用最簡單的填鴨灌輸模式來思考性教育的本質。可歎的是，在這樣一個各方積極謀求教育改革和升級的時代裡，像這樣的性教育觀念正是這個會議要挑戰超越的。審查者以單一、陳腐的性教育的觀點來任意評斷一個跨領域的學術會議，是否妥當，這是顧問室需要再思的。
2﹒審查意見大約可分成兩個要點，第一，審查者認為本次會議之論文「未有實證性之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屬「文獻探討」或「主觀批判」之流，因此不予通過。可是，審查者以最粗淺的、實證的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研究模式，來簡化評斷富有人文視野的跨領域研究，本身就風馬牛不相及。
另外，審查者對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盲目接受也是大有問題的。任何對科學發展史有一點點反省的人都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並不是什麼特別客觀，特別有效力的研究方法，而是獨斷的把事物孤立在實驗室的真空狀態中加以觀察和操作，然後生產結論。科學方法學晉身為主流霸權論述，其實反映了工具理性在十九世紀以來占有的的歷史地位。而二十世紀八零年代以來的學術眼界早已認識到，科學的「科學性」事實上是由科學論述的特有修辭模式來建立公信的。十九世紀社會科學起步時，為謀求學術的正當性，全面直接移植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學，把社會現象孤立起來觀察研究，也因而分享自然科學的論述可信度。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實證（徵）主義影響下的行為科學興起時，也套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學，把最表面的行為當成研究對象。在這個雙重的發展下，科學方法自十九世紀起便積極排擠那個一直抗拒簡單化社會文化現象的人文學術。
科學方法學的實證主義傾向自1960年代以來便遭到批判而全面破產，但是，由審查意見看來，審查者並未跟上學術發展的腳步，反而停留在過去年代的視野中，不但不能反省「文獻探討」或「主觀批判」的簡化說法包含了極大的學術領域歧視，反而直接套用實證主義式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為基點，對「非我族類」的研究進路加以排拒，這樣的無知無察實在令人驚訝。
3﹒審查意見的第二部份雖是批評本會議「易導致性學偏頗之論點」，但事實上是在宣示審查者個人的性教育觀點，而其性教育觀點之陳腐與侷限實在令有識者咋舌。
學術會議是學者共聚一堂，以學術理論為本，交換不同觀點，辯論不同理論進路的場所，並不是什麼政令宣導會，因此根本不可也不應預設立場及底線。像審查者所言：「性教育應以如何建立互尊之兩性關係及美滿家庭生活、促使兩性親蜜與關懷為主題，並把握人性輝映、人生幸福之相互關係」云云，直令讀者懷疑是否是某個衛生所在宣導節育的國策。以這種陳腐觀點來評審在本次會議中提出論文的一時之選的學者，實在是莫大的侮辱，這份審查意見在學術圈中亦將成為歷史笑柄。
更諷刺的是，審查者本身的性教育觀點恐怕才真正是「偏頗」的論點，因為它不必看到任何論文就已經決定了這些論文都應該有什麼主題，提出什麼結論。
4﹒本次會議之籌備委員會對這篇荒謬的審查意見實在有點哭笑不得，但是我們仍然提出正式申覆，並藉此申覆向教育部顧問室提出嚴重抗議，希望在挑選審查人選時能仔細檢視其學術眼界，並且也要閱讀一下審查意見，以便了解審查是否得當，是否公平。
最後，讓我們重申，學術研討會不是炒冷飯，不是政令宣導，而是開拓學術疆域，與先進國家的學術發展進行對話。本會議自信在這方面的努力不但與國際學術潮流並駕齊驅，而且還有許多突破領先之處，可說是是為台灣的學術升級積極努力的作為。請顧問室仔細閱讀本會議的相關資料，免貽笑國內外學界。
註
[1] 參見卡維波，〈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348-367。
[2] 1948年和1953年金賽與其同僚所發表的兩份經典性學報告不但反映了性在當時美國的多樣面貌（也一直被保守人士批評），肇始了之後1960年代的性革命狂潮。參見A. C. Kinsey, W. B. Pomeroy, C. E. 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PA: W. B. Saunders, 1948). A. C. Kinsey, W. B. Pomeroy, C. E. Martin, P. H. Gebhard,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PA: W. B. Saunders, 1953).
[3] 即使張老師出版社一向擁有很正當的形象，仍然因為出版性學報告與製作情色主題而受到批評和壓力，性議題的強大爭議性可見一斑。同樣的，這股情色風潮並不侷限於女性雜誌或流行雜誌，事實上，就連溫情勵志的《拾穗》雜誌都在1994年10月製作情色座談專題。
[4] 莊慧秋，《台灣情色報告》，台北：張老師出版社，1995。出版社在宣傳文字中稱其為「台灣的海蒂報告」，顯然對自身的定位和意義有所期許。當時張老師出版社也請我主持「性心情工作坊」以深入發掘女性的情慾經驗和感受，工作坊的實錄後來在1996年出版為《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台北：張老師出版社（大陸版則為北京：九州，2004），書名的副標則宣告了它要在傳統實證取向的性學報告之外另闢蹊徑。
[5] 我認為性革命必須有女性（主義）的介入，使女人不會只是性開放中被利用的性客體，既承擔傳統貞操觀念的污名，又被動地迎合性潮流發展。我認為過去的所謂「情慾」其實都排除了女人作為性主體，因此必須提出「女性情慾」說法，讓已經實踐性開放的女性得到力量，去除傳統污名，並且呼籲女性在能夠掌握自己身體與性愉悅的條件下追求真正的性自主，讓性革命變成女人的性革命。這意味著採取一個更為激進的立場來面對當時仍在傳統性道德限制下的性開放文化。
[6] 女性主義者對於我的3月8日「打破處女情結」演講當時是高度興奮並熱烈支持的。然而對於性騷擾遊行中我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女性主義者在公開表態時不得不為我辯解，但是私下卻覺得這口號中的「我要性高潮」轉移了性騷擾遊行的主題，變成喧賓奪主。《豪爽女人》出版後，女性主義者則公開表示不同意這個立場，不過由於女性主義不是本文的焦點，以下就不再多述。
[7] 值得思考的是，同時間台灣的同性戀運動也隨著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蓬勃開展，可見度甚高，有很多介入和協助的空間。性解放論述當然隨即義無反顧的投入開拓同性戀解放論述，然而上述性教育和醫療人士卻很少在同志議題上發言，幾乎所有的強烈意見都還是以絕對異性戀的角度來針對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
[8] 暱稱「四性」有其緣由：一方面指出會議名稱中的四個「性」字其實各有關注和含意，另方面也想顯示，在台灣已經熟悉的兩性、第三性之外，還有其邊緣的、多元的、不斷衍生的其他變形，就像台灣當時蓬勃發展的地下有線電視台被統稱「第四台」一樣。
[9] 參見〈國際本土 兩場性學會議將舉行：四性研討會「搶先」召開 亞洲會議主辦人質疑文學家談性學〉，1996.06.29《聯合報》3版焦點。
[10] 過去以為只有基進的情慾立場才會受到主流觀點的排擠（例如1999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受桃園縣政府委託編纂青少年性別教育材料，其務實開闊的語言就曾被作秀的縣議員批評為色情），然而當主流的性教育領域終於也貼近青少年的生活現實而提出活潑開明的觀點時，同樣的也踢到鐵板。2006年由傳統公衛人士規劃的《青春達人：國中生性教育學生自學手冊》以輕鬆自在的態度和青少年談性，結果也被保守的立委批評「內容粗鄙不妥，價值觀錯亂」。對於「忌性」的社會文化而言，性教育只能是不切實際、全篇高調的政令宣導，而這種枉顧現實的虛幻道德教條正是性學專業一向對抗的。
[11] 透過社運團體和專業團體，官司的消息傳遍全球，引發廣泛關切。美國印第安那州金賽性學中心所在地的當地報紙立刻報導此案，認為與當年金賽所受到的迫害異曲同工，官司結束後並以「當代金賽打贏官司」報導此案，顯然看到了這個案子的深遠意義。
[12] 2005年台灣性學會的加拿大天體營之旅後來被媒體報導，引起高度爭議，幾乎成為保守言論的祭品，我當時立刻為文聲援，參見何春蕤，〈天生我體 自在面對〉，蘋果日報論壇，2005年9月26日。2007年8月，台灣首見的天體營在台東舉行，被聳動媒體記者潛伏曝光報導，質疑活動可能觸法。此時，從媒體名人、性學研究者，到性運推動者，都積極透過發表文章和電子郵件討論，共同面對污名的壓力。這種時刻再度證實，基進運動和性學研究其實唇齒相依，在忌性的社會氛圍內，他們往往是命運共同體。
書目
卡維波 〈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348-367。
何春蕤 〈天生我體 自在面對〉，蘋果日報論壇，2005.09.26。
─── 《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台北：張老師出版社（大陸版則為北京：九州，2004）
─── 《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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