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一個在具體脈絡中不斷變化的關係

（這是我2010年9月25-26日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20週年學術會議「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開幕主題座談中的發言，英文題目為The Unhappy Marriage of Theory and Practice。後來發表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0期，2010年12月，頁469-474）

今天這場會議的討論，就其活動的性質而言似乎主要是「理論」──也就是所有與會者都參與的思想與論述實踐；但是它也是「實踐」──因為這很明確是大家試圖改變社會位階佈局的具體行動。

理論與現實的相關討論累積不少了，但是大多數都框在一個浪漫的左翼想像之內，認為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不但是應然的，而且應該是直接的、即時的，期望透過像今天這樣的言談論述互動，在當代已然高度專業分工的現實中，要求「專業的理論家」（就是學者、知識份子）積極進入「專業的實踐家」（就是社運組織者）的活動場域裡蹲點學習，並且忠誠地提供對於社運直接有用的理論。我今天的發言就是想針對這個浪漫的左翼想像提出一些延伸或修正的看法。我想要忠於左翼基本精神的把兩個非常物質而且辯證的面向引入理論與實踐的討論中：一個是歷史過程的時間面向，另一個則是社會現實的差異面向。

過去有關知識份子與現實或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曾有過許多不同說法。例如比較有名的有毛澤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皮毛論」，《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作者Karl Mannheim的「中立漂浮的知識份子階層論」，葛蘭西的「有機知識份子論」，Alvin Gouldner對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觀在新階級興起下的批評，還有Richard Posner的「公共知識份子衰落論」。我認為與其把這些說法當作是相互衝突的知識份子理論，倒不如說是個別作者看到了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特殊性已經使理論與實踐產生了不同的可能關係，因而嘗試用不同的意向和概念來試圖描述並因應這個現實。換句話說，在歷史過程的時間面向與社會現實的差異面向的不斷辯證和變動下，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也在不斷變動。

先從社會現實的差異面向講起，也就是思考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異在我們當前這個不斷生產差異的社會中可能具有的意義。一般討論這個議題，總認為是理論抽空了現實，脫離了群眾，因此呼籲理論家回歸實踐的現場，消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要求理論家努力生產出可以直接服務實踐的理論。但是當我們把眼光投注在理論和實踐的差距、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的困難時，那種專注也略過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東西。例如：難道差異就只存在於理論和實踐之間嗎？實踐與實踐之間的差異或結盟合作不也是問題重重嗎？不同的社運之間不是也有著難以溝通的困難嗎？換句話說，如果說今日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被專業分工所分化，那麼我們也必須承認，今日的專業實踐家也已經身處在分化了的社會現實中，各自為著特定的人民或社群服務，帶著不同的出發點和關懷面。

實踐家要走向現實，要在實踐中再造現實，他們歸屬於特定人群，服務特定的主體，這也是多多少少難免的傾向；然而實踐家彼此之間的合作結盟，並非天然，也非應然，而總是需要很多溝通的時間、合作的經驗、利益的互通，甚至人際的交情，才能攜手合作。在大型行動前，總是需要邀約不同議題、不同領域的實踐家和團體來對話，來共襄盛舉，來互通有無，來加入連署，來並肩作戰。在許多尋求結盟的時間點上，不同團體之間也可能產生激烈的辯論或沈默的距離，更不要說可能的利益爭奪。換句話說，實踐本身也有極大的內部差異和磨合的需求，這樣說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和磨合，或許也就沒有那麼特殊了。

我這樣說，可能聽起來是在建立理論與實踐的某種相似性，也就是呼籲大家聚焦於它們在眼下的現實中不斷衍生的內部差異性。可是我同時還想進一步說，當代專業分工體系之下的理論和實踐已經是兩個很不一樣的東西，而在我們所面對的所謂後現代或者強調「差異」的多元現實中，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根本差異顯得更為尖銳。

這次會議的主旨說明已經很敏銳的反映了近年來學界在全球競爭脈絡中的戲劇性變化，剛才夏曉鵑、曹喜崧和孫歌也都提到了。理論的實踐家們在學術專業化的快速變化過程中，越來越沒有自主的空間和主導的力量，學術生產的工作強度不斷升高，從各個學校追求全球排名、計算各種indexed的論文、爭取國際化、立法要求教師接受定期評鑑考核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知識份子的生產越來越被嚴峻的要求要貼近學術體制和國家政策的需求。而由於這樣一來，其對話對象主要是其他學者和同行，思考方向有其學術專業內的脈絡，這些都使得理論家的產出不那麼容易成為社運團體可以直接使用的思想理論資源。

但是我也覺得這些來自專業化的壓力並非理論－實踐分家的源頭，而只是強化現階段理論－實踐已然分家的現實而已。說得更直白一點，理論之所以常常不能生產出當下能直接被實踐所使用的東西，更基本的原因可能就來自於理論這個活動本身，特別是相較於實踐場域很立即的、當下的需求。

理論當然也可能以特定的人民或運動為對象──在場的知識份子多半都曾寫過各式各樣的論述來服務特定的社運團體或議題。但是和實踐家不同的是，就算要和服務其他利益人群的知識份子對打，理論家多少都會在理論中企圖整合其他領域或立場的理論，因為理論家畢竟需要超越眼前局部的、有限的現實，以便生產普遍性的觀念──即使不是追求普遍性的局部理論也會力圖使其理論能夠適用於更為廣大的人口群或現實，這本來就是理論學術工作的本質。而這個超越特定現實、超越特定場域的傾向，自然使得理論不容易只侷限在特殊實踐家所面對的特定關鍵時刻所需。這樣的差距和差別，不是溫情呼喚或者道德要求可以解決的，因為理論家和實踐家就是活在不同的領域裡，做著不一樣的事情。

我這樣說，聽起來好像有點殘酷，可是也不盡然。我們面對的社會不是「一個」現實，而是很複雜分化的多個現實，在不斷拉扯中變化著面貌和佈局。座落在特定實踐場域中的實踐家或理論家都需要多重的觀點和認識，以便靈活的操作應對。所以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堅持理論家離開他們的專業視角，放棄他們專長的武器，而進入特定的實踐家隊伍中作為後援；相反的，此起彼落，相互呼應，在不同的場域面對不同的力道，烽火遍地，也是一種打法。更有意思的是，近年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實踐家進入學院就讀研究所，接受學術的訓練，也把他們的社運經驗帶進學術領域，這也是一種換換位置坐坐看，接合理論與實踐的方法。所以說，即使是多元現實，即使是專業壓力大，都不見得只有「要求理論家回歸實踐」這一條出路。

既然說到實踐家進入學院以獲取更多武器和力量，那我就接著講今天要講的第二個物質而辯證的層面，那就是時間的面向。實踐家其實也不是現在才開始接觸理論，很多人都是在學生時代受到了某些理論的感召而投入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在座許多實踐家而言，絕對是「理論領導實踐」的最佳示範。可是理論也沒有一直以理論的方式存在，相反的，實踐家的實踐在在反映了理論已經擴散深入，構成了他們的生活和行動。也就是說，當年曾經動員他們的那些理論，在歲月中已經化為具體的實踐，已經不再是理論了，已經在與體制的對抗中成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具體實踐了。問題是：對應著年輕時的理論和實踐的那個社會現實也沒有停過腳步，它更為快速而不可預測的變化著。面對新變化、新層次、新感情、新想望不斷的湧出，新的現場提出新的挑戰、新的現實測試著實踐家更換語言、調整位置的應對能力，在這樣的現實中，已經在人生中變成「慣性」的實踐還能夠回應新的現實嗎？社運現場的肉身對抗模式能夠應對身段越來越柔軟、語言越來越開明、實際卻越來越嚴厲的官方和保守團體嗎？

我想要說的是，問題不僅僅是要求理論家進入實踐家的現場，吸取新的現實感，揉合創造新的理論；恐怕也需要實踐家不斷進入理論家所生產的理論，跟上新的、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方式，而不能只憑藉著過去年輕時接受的理論框架來看世界。面對時間上的遷移和場域上的變化，我們或許必須承認，今天的理論家所生產的東西可能不是今天的實踐家此時此刻可以使用的，但是難保日後的世界裡用不上，難保情境變化時用不上。因此，執意說理論家生產的東西太脫離現實，這個說法恐怕只反映了一個很侷限的評估，一個在時間的面向上固著在此時此刻的評估。當然，理論家也可能落入同樣的時空侷限，固著於年輕時養成的思想習慣，以致於無法活絡的生產各種可能被使用的素材。我想這個時間的面向都是我們這些逐漸斑白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必須時時面對，刻刻反思的。總之，理論在時間的面向中化為實踐，這個新的實踐則成為促進理論更新的基礎，理論與實踐倒不見得是那麼彼此疏離的。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說到，實踐家與實踐家之間，運動和運動之間，也有很多需要磨合之處，可是在現實中往往都是靠著人脈和義氣來結盟。不同的團體不斷被呼召要加入別人的議題，別人的戰線，以群體戰的方式出場，但是這樣的合作結盟只能以義氣和利益作為基礎嗎？實踐家和實踐家之間還有沒有更為深刻、更可統籌的力道？或許在這種時刻，實踐家們更需要看似中立在外的理論家來生產超越現場、兜攏結構的理論，為實踐家彼此的結盟提供更為堅實的架構。這樣的理論當然也不可能再是統攝一切現實的普世理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理論考驗著理論家，一方面要具備關照不同人群利益的感性能力，另方面要具備以新話語和新觀念來協商不同現實的創造能力。換句話說，這樣的理論絕不可能是舊調重談，而必須是巧思創新的。

孫歌剛才在理論與實踐之外提出了第三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現實」，她也提到現實總是大於我們現在討論的實踐和理論，畢竟，我們面對的現實不是只有理論家和實踐家所面對的現實，壓迫者也在創造現實，塑造世界。在這個越來越複雜，各種主體、議題紛紛浮現的現實與年代裡，應然而簡單的合作越來越難，我們努力的方向因此不能只是單向的回歸或投身，而必須把差異放在時間場域的多元裡，讓合作成為彼此相互學習的時刻，讓可能的距離化為遙相呼應的場域。

轉載請保留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