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1年5月21日我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演講後接受媒體專訪的訪問稿）
我是女性主義出身，但是我唾棄現在已經成為主流的「良婦」女性主義。但在那些想要否認我是女性主義的人面前，我會堅持自己是，因為女性主義是我們多年奮鬥的目標。
2011年5月21日，台灣性／別研究學者何春蕤出現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她面向普通市民做一場講座。當天，現場來的聽眾不多，學術報告廳的250個座位大致坐了三分之二，多數為女性，其中有些人來之前並不太清楚何春蕤是誰。
在大陸，何春蕤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台灣，何春蕤則家喻戶曉。早在1994年，她就當選了當年聯合晚報年度十大風雲人物，登上該榜單的還有李登輝、宋楚瑜、陳水扁等人。她因為維護邊緣人群的利益，和他們並肩上街捍衛權益，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也屢屢引起很多爭議。蔡康永2009年前往台灣中央大學做演講時說：「我來這裡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何春蕤。」
近年來，何春蕤常常來大陸，但她一般出現在性少數群體或性學論壇中，遠離大眾視線。大家對她的瞭解往往出自於一些片段的想像和認知，稱她為「性學」專家、酷兒「教母」、離經叛道的學者等等。但這場在深圳舉辦的講座《美女經濟：從台灣的正妹現象談起》幾乎打破了人們對她的刻板印象。
何春蕤的演講和其他學者相比，沒有想像中的語出驚人、駭人聽聞，倒和現實社會現象貼的很近，機智、詼諧的表達常常引起滿堂大笑。雖說講演的內容來自台灣現實，對大陸聽眾來說，也一點不陌生。我們都熟悉綜藝節目《康熙來了》，何春蕤也熟悉《非誠勿擾》。
在這場講座中，何春蕤談論了一些年輕、清純的女性，這些女性在台灣被稱「正妹」，「正妹」喜歡拍大頭照，愛上網，懂得利用自己性魅力吸引他人。這些出現在交友網站、BBS的「正妹」現象往往成為正統女性主義的批判對象，被稱為是男性主導的商業社會對女性的「物化」，是亞洲性感文化、性感工業的產品。然而，何春蕤卻不不反對「正妹」，她更希望呈現「正妹」的來源和發展，她們如何在視覺年代操作自己的魅力，創造自己的命運契機，同時提出，大眾接受林志玲所代表的「正妹」，卻排斥芙蓉姐姐、鳳姐所代表的「怪妹」、「爛妹」的原因，以及背後更多的社會文化階級影響。
在講座後，一個年輕女孩向何春蕤提了一個問題，說自己不想要像「正妹」一樣利用美貌。何春蕤對她說：「當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妹』。但我的理想是，姐姐妹妹一起站起來，你用你的優點，我用我的長處，重點在於我們發揮自我，沒有必要彼此傾軋。」
「彼此傾軋」的遭遇
「彼此傾軋」幾乎是近十幾年來何春蕤最感觸的的事情。
台灣女性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來的婦女運動後，目前已經進入台灣社會政策的主流，正在實現聯合國所推行的「性別主流化」，即以性別觀點評估所有立法、政策或計劃。近十年來，台灣在性別方面立了很多新的法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然而，這位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人物卻一再成為被「傾軋」的對象，飽受指責。
2001年，何春蕤在自己的性學術網站上批判警方用誘捕的方式偵查網絡性交易，遭到宗教婦女團體檢舉，差點被關了網站。2003年，11個婦女、家長團體聯手去法院告她，認為她的性學術網站上有散播色情的嫌疑，檢察官也以「妨礙風化」、「散佈猥褻圖片」為由提起刑事公訴，這件事情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何春蕤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打官司，最終在地院和高院都宣判無罪。這件事情讓何春蕤很感慨：「不同意我的理念也沒關係，可是用法律來讓我噤聲，這也未免太讓人寒心了吧。」
為什麼都是反對性別歧視，維護女性權益，何春蕤卻遭到來自女性主義內部的「傾軋」？在講座中，何春蕤常常談到兩個詞「良婦」、」淫婦」，一邊是站在社會主流、具有一定正當性的「良家婦女」，一邊是何春蕤一再力圖維護權利的邊緣人群：性工作者、同性戀、性開放的女性等。何春蕤認為，真的要談這個問題，談到「良婦」、「淫婦」在婦女運動中的遭遇，還是要從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談起。
從「良婦」開始的女性運動
1980年代，何春蕤還在美國讀博士學位，屬於台灣第一代全面接觸到女性主義理論和學術的學者。當時在台灣，「婦女新知雜誌社」已經透過刊物表達一些很本土的女關懷，也引介了性別、平等的觀念，鼓動「姊妹情深」。1987年，台灣解嚴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各類團體紛紛湧現，其中活躍的婦女團體參與者以主婦、座落在婚姻家庭中的女人身份出現，其性別視角「多半是對家務分工、家庭事業兩難的討論」。這些議題被何春蕤稱為主要是良婦的議題。
這種良婦的觀點在遇到跟「淫婦」相關的問題時就暴露了盲點。「很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婦女運動的積極份子中，有女同性戀。但當時沒有同性戀的意識，也沒有一個整體社會文化對她們的認可，只有歧視和成見，就連婦女運動也看不見女同性戀。」
在女性情慾的議題上，婦女運動的良婦性格就更為明顯了。台灣解嚴之初，社會風氣非常開放，1990年代很多台灣女性雜誌開始做女性情慾的專題，「通俗雜誌嗅到了社會變遷和女性在情慾上的實踐轉變，包括一些很正統很勵志的雜誌如《拾穗》也開始做女性情慾專題」。 何春蕤察覺到了這一點：「那個時候，我覺得性革命已經發生，性活動開始蓬勃，通俗雜誌都在告訴女性趕快去做。如果這裡面沒有女性主義的觀點去衝破女性的束縛和藩籬不就太可惜了？」
「不要性騷擾，我要性高潮。」
1994年在台北舉行的「反性騷擾大遊行」是一個突發事件，也是一個轉折點，至今還有很多人記得當時何春蕤在遊行中喊出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她同年發表的《豪爽女人》新書也將台灣婦女運動和性解放的關連推向了新的高地，同時也開始受到來自台灣「良婦「女性主義的嚴厲批判。那一年，何春蕤當選了當年度的「台灣十大風雲人物」。
何春蕤很詳細地講述了當時講出那個爭議口號時的情景。
「1994年初，台灣發生了一件性騷擾案，一個女大學生控訴被師大七匹狼之一的男教授性騷擾，於是女性主義者跳起來，舉辦了一場反性騷擾的遊行。遊行開始後，隊伍裡的宣傳車上就一直淒厲地控訴。我覺得這種控訴好沒力，『女生好慘哦，世界好可怕哦，周圍都是色狼』，喊來喊去，遊行越來越沒力氣。中間休息的時候，請學者在宣傳車上宣講理念，有人讓我上去，我就在上面講，性騷擾不是少數壞男人對女人做的壞事，而是整體文化對情慾的互動不夠開放，不夠自在，使得有些男性從來不知道怎麼跟女性互動，女生也不知道怎麼回應。我認為，在一個情慾文化貧瘠，沒有開放風氣的社會裡，騷擾才會發生，這是一個文化整體的不理想造成的。
後來出發前要喊一喊口號振奮精神，我想起工運的朋友在隊伍中喊過：「要性經驗，不要性騷擾」，理念是對的，但是對仗不理想，就當場想什麼句子可以和「不要性騷擾」押韻呢？喊出了第一句：「我要性高潮」，聽起來不錯，「不要性騷擾」跟得很好。然後想第三句，「你再性騷擾」，第四句「我就動剪刀」就順暢的出來了。群眾跟著喊，情緒很高昂，可是好像還沒盡興，我臨時想不出更好的，只好說「把你剪光光」，既沒押韻，也沒有第六句，可是很爽，反而很有效果。後來我想太有趣了，這個口號不是從一個悲情、無力的受害位置出發，而是有力氣、有主權的說法。比較有意思。
這個口號，我們一路喊著，一直喊到中正紀念堂、總統府，口號就傳遍了隊伍，當天晚上，我聽到消息說我的女性同僚對此意見很大，怎麼講性騷擾講到去性高潮去了？第二天，自由時報的頭版寫著《婦女運動上大街，高喊『我要性高潮』》。主辦遊行的朋友們很生氣，覺得我篡奪了遊行的主題。
我自己不覺得這個有什麼不好。那天在宣傳車上我講得很清楚，女人說「不要性騷擾」，可是為什麼人家一直騷擾你，你卻沒辦法對抗呢？根本原因就是女人對於性這種事情還不知道怎麼有自信的處理。在公車上面，人家摸了一把，很多女生就是回家哭。為什麼不回頭說：干（就是罵三字經）。但是這種處理不是一般的良婦可以做的，良婦只能哭，只能去告。可是有另外一種女生，根本不怕人家吃豆腐。你講黃色笑話嗎，她講得比你更黃，你只好夾尾巴跑掉。但是這種有力氣的女生在婦女運動中沒位置，婦女運動會說這是沒格沒品的回應，不值得鼓勵。這就是良婦的婦女運動。」
從「反性騷擾大遊行」開始，何春蕤和「良婦」女性主義拉開了距離。1994年，除了師大騷擾案，也有另一件性騷擾案：藝人胡瓜被控騷擾服務生。這件事情卻沒有台灣女性主義者的關注，「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婦女團體不願意出來，認為她是酒家女，對於酒家女的事情就講不出話了。為什麼婦女團體面對所謂清純的大學女生受騷擾，每個人都跳出來，很熱烈很積極，對於別種女人受辱卻有保留，不願挺身支持？」
這件事情促使何春蕤開始寫書，1994年，她出版了《豪爽女人》一書，她認為很多事情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需要有一整套的文化理論來解釋性的不平等其實和女性的封閉有關。
兩性只是「性／別」中很小的部分
在「良婦」女性主義樹立良家婦女道德標準的同時，何春蕤意識到當時台灣的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都是只講以異性戀為主的兩性觀點，這個觀點很有問題。「以我們台灣的經驗來說，只講兩性關係，通常都把女人說成聖女，男人則是色狼，然後要求裝很多探照燈、設很多的監視器，以便保護女人。」這種兩極化的思考模式，不僅會忽略社會現實中很多複雜的層面，而且往往樹立起嚴格的法律來執行保守的道德，「女性主義性別解放運動總不能變成道德倫理重整運動吧！」
此外，何春蕤發現「良婦」女性主義反映出一個階級的選擇，「那些自命正統優勢的中產女性主義根本看不見其它的社會差異，她們對親密關係的想像還是很嚴謹的一夫一妻白首到老，完全沒辦法接受多元多樣自在愉悅的性。」對於女性主義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盲點：沒辦法面對真正的社會現實。在她眼中，社會現實有很多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兩性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研究性/別的過程中，她也不斷深入瞭解各類被「良婦」女性主義所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例如同性戀群體、性工作者。
1997年，當時台北市市長陳水扁決定廢除公娼，台北市一百多位公娼走上街頭，為自己捍衛權益。這些公娼平均年齡五十左右，有些人來自農村，不識字。結果，女性主義團體說，我們要拯救我們的姐妹，讓她們從良，我們教她們用電腦，「我們聽了都快昏倒了，她們一定不瞭解不識字的人是怎樣的狀態」。 當時，何春蕤跟著公娼們一起遊行，爭取工作權益，由於她們堅持和平抗議的風範，這件事情戲劇性地獲得了市民的支持，台北市政府被迫妥協，宣佈緩廢娼兩年，同時帶動著台灣社會重新思考性工作。
認識新的性別主體，就是重新檢討「兩性」概念的機會。2000年，何春蕤第一次認識了一個跨性別的朋友，透過她結識了更多跨性別朋友，她發現，過去讀性別理論的時候遇到過「跨性別」（transgender）這個概念，但並不是真的瞭解它。從具體的人身上，從社會現實中，她領悟到所謂的「性/別」有著更多元的選擇，不僅是男女，性/別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社會的，而是主體不斷在社會脈絡中定義自己的過程。
何春蕤在性工作、跨性別、同性戀的領域中越走越深，與此同時，和良婦女性主義的矛盾也越來越多。2000年以後，良婦女性主義在台灣進入政策的主流領域，她們和兒少團體、宗教團體連結起來，以保護兒童、維護善良社會風氣、甚至「尊重女性」為名，設立了很多超越世界水平的法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和規範。「在2000年以前，我們女性主義者還常常在內部辯論，或者寫文章在報紙上辯論，和不同意見的人是可以對話的。可是2000年以後就再也不用辯論了，要是不喜歡你的論點，就讓法律來處置你。」
在歷經幾次來自法律的打壓之後，何春蕤感到「主流化的女性主義是一個壓迫異己的龐然怪獸，亟需批判和改造」， 「良婦」女性主義的問題最後可能就是反性，談到這一點，她又無奈又遺憾，「這個和我們最初女性主義想要的解放，剛好背道而馳」。
在何香凝美術館的講座後，我問她，你現在會告訴別人你是女性主義者嗎？她說：「我是女性主義出身，但我不是『良婦』女性主義，我唾棄現在主流女性主義的方法和意識形態，但在那些想要否認我是女性主義的人面前，我會堅持自己是，因為女性主義是我們多年奮鬥的目標。」
訪談
問：現在很多人認為，女權主義或者女性主義就是要批判男性，指責整個男權體系。
何：在台灣，表面上是，但是主流女性主義者之所以大力批判男性，主要是想要逼迫他們願意和這些主流女性主義者分享資源和權力，也就是呂秀蓮說的「男女共治」，以便他們可以共同治理那些非主流、底層、邊緣的人民。
我覺得女性主義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情境中反省到性別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分野和權力分配原則，而且也因此看到其他壓迫關係的存在和互動。所以，女性主義的批判不能指向男人或男權而已，而應該對於性別的整體社會構成，進行徹底的分析和批判和改造。台灣社會運動的特質就是不斷有新的社會主體出現，形成新的運動，這些新運動和新主體不斷衝撞整個社會既有的體制，都應該對女性主義形成一些啟發和改變。
問：近年來，大陸也有很多婚外情、婚前情，以及更多的性開放現象，媒體也有很多討論女性情慾的話題，這和1987年台灣解嚴出現後的性革命很相似。我想知道，這種街頭巷尾的性革命和台灣的社會運動有關聯嗎？
何春蕤：不見得有直接的關聯，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發展和自由化以較是和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變化以及消費社會的慾望生產相關，目前則透過全球化來快速擴散影響。社會運動很多時候只是搭著這個便車往前推進而已。社會運動有可能推往更為開明開放的方向，有時也很可能推到極為保守的方向。台灣剛剛解嚴的時候非常自由，什麼都能在電視上看到，社運蓬勃發展，我們覺得是一個黃金年代，但是後來就被保守團體所推動的各種立法層層限制了，現在這種維護道德水平的社會運動反而扼殺了邊緣文化的發展，更形成了對性革命的挫折。
問：當時台灣解嚴後的性開放對大眾認識性別有沒有聯繫？
何春蕤：性開放其實並非從解嚴開始，大概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經隨著台灣的經濟蓬勃、社會流動而有了很清楚的跡象，但是人們雖然開始有比較多鬆散的性，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都增加，但是並沒有性別的思考軸線在裡面，多半依然照著中國固有的雙重標準來看待女性的倫理道德，也就是說，如果涉及這些不倫的性行為，女性要麼被踐踏，要麼被拋棄。
我們認為性革命必須要有新的線索，有新的價值觀，新的論述，給涉入其中的婦女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只能被當成淫婦被放逐被消滅。這也是我後來寫《豪爽女人》真正的動機，就是怎麼將那些被視為淫婦的女人在性行為和態度上的開拓，整編進性別的社會革命中，思考淫婦在社會革命中能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
問：大陸女性主義發展多年，但似乎一直進展不大，但台灣的主流女性主義卻成為了體制和法律的一部分。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何春蕤：台灣的主流女性主義發展是和台灣的政局統治不穩定很有關。1990年代，陳文茜對民進黨進行了改裝，她讓民進黨的形象更軟一些，不再是底層勞工的衝撞，主張在中央委員、內閣中提高女性的比例，這種重要的政治姿態獲得很多女性的選票，事實上，2000年民進黨如果不拉婦女票是不可能上台的。同樣的，馬英九要想上台，也不會丟掉婦女選票，他所做的就是表示更加照顧女性，考慮女性的想法。可是這些對女性權益的關注都把女性當成中流砥柱，當成穩定社會的力量，因此也會提供良婦女性主義很大的揮灑空間，反而壓抑了非良婦心態的人。大陸的政局可能還沒有到選舉也就是沒有到倚賴女性選票的地步，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所推動的家庭革命在中國的社會脈絡裡有著不太一樣的糾結，個人都還綁在家庭結構裡。看看未來怎麼發展吧。
問：台灣女性主義走向了主流，你卻成為了她們的反對者，您在反對什麼？
何春蕤：最近十年，台灣的性別立法非常多，設立了很多關卡，性別觀念甚至已經成為政府的主流結構。但是這裡的性別只是一個非常良婦的概念，鞏固的是婚姻家庭，以及和婚姻家庭相關的一整套正統道德，並沒有去拆解長年壓迫女人的性觀念，以及其他相關的成見。台灣的婦女運動看似滲透進了政府結構，實際和政府的統治危機和國際地位不明都有相關。而作為兩黨傾軋、爭取的象徵對象，婦女和兒少都越來越被呈現為社會的核心寶貝，也以保護的理由來執行淨化社會空間，嚴重侵犯了成人的自由，縮減了公民的權力。換句話說，性別成了此刻的統治手段，成為排斥異己的正當理由。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問：台灣弱勢群體的發展也和政局有關嗎？從我們看的綜藝節目來看，同性戀以及同志運動幾乎完全公開化了。
何春蕤：對，台灣同志運動的正當化和台灣的國際地位未明有關。台灣政府一直努力建立國際地位的正當性，比如國際可見度等等。如果現在有同性戀的電影在國際獲獎，那就不能說這個不好，因此台灣同志運動最早的開路先鋒其實是一些在國際獲獎的同志電影。此外，台灣政局中的藍綠對抗其實是族群對抗，因此，作為政治的主要軸線，台灣的執政者必須要走融合和多元的路線。不融合、不多元，你就上不了台，因此必須擺出多元的樣子。這個很表面的局勢，很多同志竟然看不透，還以為自己打開了天地，其實這種仰仗著某種局勢而得到的正當性很薄弱。
問：其實良婦所遵從的價值觀和大陸的傳統價值觀很相像。經過這麼多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這種價值觀是否會有一定的改變？
何春蕤：有，而且已經發生了。社會運動的歷史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使得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和一定程度的多元傾向，因此邊緣群體也獲得了一定的正當性，在台灣，現在大多數的非良婦主體都可以公開討論了。但這個傳統大陸沒有，大陸的統治一直很穩定，不覺得需要包容多元。可是資本主義主義的慾望文化和性革命攜手並進，這在兩地是相似的，從經濟層面來看兩地差不多，但政治層面，因為民主運動的進程不同，會使邊緣文化更容易在台灣打出自己的路，大陸則有待觀察。
問：為什麼您一直要談「性」，倡導性解放？
何春蕤：性解放相關的是性知識的不發達，性資訊的不流通，性主體的高下階層化，性人格情感的壓抑，以及社會對個人的管制和壓迫。這些都相關人的成長和心態，也和社會的整體狀況相關，怎能不關心？
問:如果在思考性別時，只是提到男女，這種所謂的兩性觀點會帶來什麼影響？
何春蕤：兩性觀點通常也就是異性戀觀點，這種觀點不但對於男女各自應該有什麼樣的表現，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都有清楚的規範和分野，同時也強烈的要求男女相配，負起婚姻和生殖的責任來。這樣的思考忽略了很多人生的可能性，一天到晚追問這個女人為什麼不嫁，那個男人為何不娶，婚後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守貞。其實人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是在兩性觀點裡通常沒什麼空間。
此外，兩性觀點有一個很大的盲點。比如台灣設立了一整套的法律處理性騷擾，常常假設不喜歡的男性表意就是性騷擾。但這裡就有問題，因為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社會差異。比如說，如果有一個人長的像金城武，他向女生表示好意，女生覺得很開心，覺得帥哥對自己有意思了。但如果這個人長的很醜、禿頭、很矮、階級很低，他的好意就很容易被當成性騷擾。這些判斷都同時包括了我們對年齡、階級和長相的成見。所以，用簡單的兩性方式去思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資質差的男人就很慘。而且基本上，對於性騷擾的嚴厲定義和規範，也很根本的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分謹慎起來。
問：為什麼提到你研究性/別，會加入了一條斜線？
何春蕤：加一條斜線，是希望將幾個複雜的觀念放在一起。第一，性很重要。談性別一定要談性，思考性怎樣構成了性別、權力、主動性的差別。第二個，「別」，就是差異、差別。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不僅有性別和性的差別，還有階級、年齡、主體性等等的差別。我們希望透過這條斜線，讓大家意識到，想性別的時候不要太簡單地去思考性別，而要把社會的很多其他因素都包含在內。社會是複雜的，壓迫關係是相互糾葛的，簡單的性別思考完全於事無補。
在台灣，這條斜線也表達了一個理論立場，性／別不是只思考兩性問題。兩性是性／別中非常小的部分，這世界上有很多複雜的人際關係，不能只用兩性的框框來套。
問：這麼多年，您一直在批判，就像有些人認為，台灣女性主義已經有了很多成就，但您還是一直在批判。
何春蕤：批判的重點在於你站在什麼立足點上，好的批判不是鞏固原有的觀點和認知，而是通過新的事物浮現而發展出新觀點，也因而看到社會裡還沒被看到的東西。
問：你二十年來你一直上街頭，向大眾闡釋性/別觀點，支持邊緣人群，你目的是什麼？
何春蕤：沒有什麼終極目的，就是因為一直遇到新的主體，只好一路走一路學，手邊的理論框架根據現實的發展和改變隨時調整。以前，性工作者是書本上一個模糊的概念，但有一個真正的性工作者站在你面前，說出她的人生和處境，你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認知。我就是為了身邊已經出現卻沒有得到應有權益的這些人而戰。這個奮鬥很不容易，因為邊緣底層的主體被深刻的汙名和成見所纏繞，很難輕易的解消，而新的主體也不斷的在浮現，抗爭因此沒有終止之日。
問：您引起大眾最多爭議的可能是您的網站上鏈接了動物戀（也就是俗稱的人獸交）的網站，為什麼會觸碰這個領域？
何春蕤：我研究跟性相關的所有議題，研究有哪些性方式，性文化，性實踐，於是做了一個資料庫，收集也連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2003年，保守的宗教團體選取了其中比較不為人熟悉因此充滿無知成見的主題，就告我傳播淫穢。但這是學者的學術研究範圍啊，人獸交有很長歷史，很多文化都有很多記錄，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可知的。人類歷史上曾經有的，我們都有權利和義務要知道啊，有什麼事情是我不能知道嗎？為什麼不能知道？
問：你怎麼保持自己認識世界的正確性？怎麼知道自己沒有成為擁有權力的女性主義者？
何春蕤：我不覺得「正確」與否是重要的問題。耳朵常常聽著，眼睛常常睜著，瞭解理論與現實的差異，看到更多更邊緣的人，這就是應該認識世界的方式吧。我不擔心我會做錯看錯認識錯，事實上，身邊浮現的底層邊緣人不斷證明我的認知是錯的，是需要修改的，所以可以說我是一直在撥亂反正中，看到我的盲點在哪裡，有什麼缺陷，就要不斷的修補、彌補，使得我追求的正義更符合主體的現實。作為佔有階級優勢的學者，我當然擁有某些權力，這個不能否認，所以只能努力讓我的權力為弱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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