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2年2月12日香港《明報》對我的採訪。雖然我講了很多，但是記者顯然對我過去的宗教信仰經驗最有興趣，結果採訪稿也就寫成這樣了。）
「希望永遠都在！你相信有，就有。而且有奮鬥，就有！」
她在1994年台灣反性騷擾遊行中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寫《豪爽女人》一書主張婦女性解放；為捍衛性小眾和公娼權益，口誅筆伐。語不驚人誓不休，是外界對她的評價。然而驚人的言論和行動，並非嘩眾取寵，卻是由無數的理論、複合的經歷和深刻的思索而來。她總是精力充沛，戰鬥力旺盛；年過六十，對知識仍有著無窮的好奇，絕不以學問為傲。她是台灣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性／別研究室召集人何春蕤。
「對他們來說我是淪亡了，但對我來說，是得到一個新生命。」
自小她都活於主流基督教會，過着屬靈而個人的安靜生活。然而當她放洋留學，開始接觸到新的理論思想，認識社會結構和歷史，她發現，「主流教會把很多基督的東西割掉了，它只剩下一小塊，很主流很中產，很順從主流社會的習慣和價值。」基督精神是甚麼？是關懷社會，「基督的榜樣不只是虔敬的生活，是要跟法利賽人打仗，跟假信仰的人打仗，是要去改變這個社會。」
她不滿於狹隘，因此由屬靈生活跨到社會實踐，世俗神學和解放神學讓她在新領地站得更穩，並使她接合到其他理論，建立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蛻變需要切割，過去的朋友和活動，她都捨棄了，甚至把那長及腰際的髮徹底剪短，成為今日的模樣。昔日的教會朋友覺得她「完了！墮落了！」然而她心底明白，精神上的投入和犧牲是不變的，她只是以新的方式去實踐基督的精神，也越來越遠離制度化的教會。
「改變人民的想法，是要改變情緒和身體，只在頭腦裡改變的東西沒有方法生根。我一直相信實踐，實踐是所有理念的支柱，我必須在生活中具體了解。」
她在美國接觸到女性主義理論，但是一直覺得不滿意。上課的時候，「我不太喜歡那些女性主義的討論方式，只會罵男人、罵父權，我沒有聽到很多反省自己、重新思考、重新建構社會的說法，只是聽到不滿。對我來說，不滿是不足夠的。」1987年台灣解嚴，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1988年她從美國回到台灣，在報上寫文化分析、性別分析，當時的婦團、女性讀書會，她沒太參加。透過作家施寄青的介紹，她在方智出版社發表第一本和卡維波合寫的書《為甚麼他們不告訴你：性政治入門》，也因著施組織的晚晴協會，與婦運發生關連。
她認為她的知識生涯真正的轉捩點是93年與張老師出版社合作的「性心情工作坊」。在十二個星期的交流碰撞裡，她與背景差異很大的八個女人分享有關身體與情慾的經驗，令她覺悟：「性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我們對性的感覺在不斷的變化中，不同位置、年齡層、經驗的女人對性有很不一樣的評價。」當中一個豪放女子大大擴闊她的眼界，「這個豪放女對性有很清楚的態度，很有原則，要不要和哪個男人做，『要看我們玩不玩得好！』性的品質是她選擇對象的主因，好女人都覺得找個好男人結婚最重要，情慾品質是次要，但從豪放女身上，我發覺女人其實可以要更多，可以在情慾品質方面有要求，更可與人合作創造品質。」
94年是多事之年，她受邀在女學會主辦的三八婦女講座演說，題目是「女『性』解放」，當時不少女大學生已有身體接觸，但性知識不足、在性事上缺乏協商能力，只能落得被用或「蝕底」的情況。有鑒及此，工作坊帶來的動力令她急切地向全場六百個女大學生宣講掌握身體的方法，教導她們如何豐富情慾力量，勉勵她們及早創造新的情慾想像和實踐，「加油！你現在不努力，以後沒機會！」整個課室為之興奮「爆炸」。同年，在反性騷擾遊行中，為了激勵群眾，深信充權能改變現狀的她，鼓勵女性掌握性主權，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令她在台灣家傳戶曉，還登上94年聯合晚報年度十大風雲人物，與李登輝、陳水扁齊名。
「當一個性工作者站在你面前說：『我要做下去！』你的天就翻了，因為你一直以為女性主義者就是要拯救女人離開這壓迫的環境，但這女人卻要做下去。」
97年台北市政府廢公娼，婦團自覺在拯救火海女子，讓她們從良；然而何春蕤卻覺得不能不聽公娼說話，以了解她們自己的做法和掌握，「怎麼會有人要害這些女性沒有工作？她們都是成年人，對自己的專業有掌握。講了那麼久女性的主體性、說姐妹情誼，那為甚麼要用政府的力量阻止她這樣活下去呢？」她意識到，婦女運動展現的只是好女人的中產、優勢立場，卻忽略了其他女性，「我們到底代表哪些女人說話？在那麼多女人的生活你都不認識時，我們怎能說會為她們的利益作最好的選擇？你若是尊重女性主體性，是怎樣尊重的？」公娼事件是學習謙遜的機會。她靠在公娼那邊，向她們高喊「妳是我的姊妹，妳是我的Baby」，在華西街公娼區與她們站在一起，身份莫辨，她親身承受人們對公娼的歧視眼光，一同經歷壓迫，她說「很難得」。
公娼事件後，她代表的性權派正式與親政府的婦團決裂，敵人由父權制度轉變成婦團和保守宗教團體。她的好友丁乃非說，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良婦女性主義」，正式誕生。良婦女性主義或稱作國家女性主義，有鮮明的政黨政治傾向、與政府較緊密的結合、並希望藉國家權力來達成社會運動目標，因此能進入主流、建制，獲得充沛的資源。她們批判不符合良家婦女想像或實踐的「性」，因此反色情、反性工作、反性別多元、反網路自由。性權派則主張「性權即人權」，支持性少數，爭取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捍衛性工作者的權益，認為剝削的根源是社會對性的偏見和污名化，而非性工作本身是低下的、錯誤的。
公娼事件後，她與保守團體在兒少(青少年)問題上再闢戰場。2000年後，網路發展迅速，青少年在虛擬世界交朋結友，加上日本吹來援助交際之風，使家長大驚失色。保守團體以保護兒少為由，把網路自由收緊在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之下。99至08年間，二萬多人被抓，原因並非實際進行性交易，而僅是在網上留言或調情，被視為「可能」「暗示」性交易；事實上，當時所有一夜情留言幾乎都改用「援交」這類流行詞語以吸引讀者。警察為業績而積極「釣魚」(故意刊登賣春廣告或者由女警假扮特種行業女子以引誘消費者上鉤)，誘捕猖獗，令她生氣萬分，與警察學校的教授筆戰良久，捍衛網路言論自由；某婦團總幹事更說她「毀了我們好幾年的工作」。但是對她而言，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是當代人權的最低底線，是新一代青少年長成成熟公民的基本認識和能力。
「抗爭在不斷的變化當中，誰是你的敵人，甚麼是你面對的論述，哪個是你要打的方向，常常在變。」
近年來，保守團體學會了說「尊重」不同意見，把包容理性掛在口邊，希望「感化」他人，就像強推改變性傾向治療，「關懷」小眾。「主流覺得只有和他們一樣的選擇才對，他們覺得只有自己才有主體性，和他們不一樣的人都是認識不足、不成熟，因此需要積極拯救。過去可能是拿著鞭子逼你就範，但是現在卻用關懷的語言，進行溫柔的壓迫。」赤裸的欺壓，可明刀明槍去抗爭，然而面對情感攻勢，往往很難發力。近年她投入分析情感政治，留意到我們面對的壓迫已經變形，「它不是清楚的高壓暴力，而是用情感道德那些聽起來好像很窩心、很理性的話語，讓你無處可走，沒辦法抗爭。他們最常動用的就是看起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識』，聽起來一點都不像歧視，因為那是大家最熟悉的說法。可是我們需要深入反思，常識正是歧視的溫床，而且是深入人心、習以為常的歧視。」
過去，公民社會的人民向強權或政府抗爭，兩邊敵對的態勢很清楚。然而當民間團體(NGO)進入建制，「政府與民間團體聯手進行統治，推動一些很主流的、讓你無可抗拒的東西，這就使得抗爭越來越難。」沒有人會反對保護青少年、反對禁毒，反禁煙，然而推動保護或禁制時，往往會收窄了人民原有的自由；很多事物被快速的污名化，然後全民公審，「白的事情都是他們的，其他事情都變黑。你沒空間可行走，沒有發聲的平台。」保守團體在長大，甚至代表人民發言，犁平一切反對聲音。她深信一個自由民主之地必須容得下各種觀點和議題，沒有任何形式的言論檢查；一個不容半點言論空間的地方，就是高壓強權的地方；而我們身處的，就是一個溫柔的新威權時代。
她更察覺到一種「正義之師」的誕生——挾著正義道德去討伐所謂「不義」的強大正義感，「事實上卻是一種很強大的仇視異己的心理和情緒。」正是現今社會「有理因此無理」的吊詭現象。
「走到壓迫當中，就去理解那個壓迫的情況，每個壓迫都是不太一樣的。」
她說，自己沒有核心要捍衛的東西，在不同的片段中發現壓迫便去投入抗爭。不同事件把她拉進去，她也在不同脈絡中理解壓迫。「作為知識分子，你要了解身處的世界，我們都活在自己很小的空間中，所以要把握每個機會去接觸以往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她笑說，自己總是「遇人不淑」：認識同性戀者、公娼或跨性別者，就走進一個個新的世界，遇到的人都為她開啟認識新世界的門，使她的眼光更複雜深刻，「因為世界比你想像中的複雜，而且處處都有故事，有值得分析的東西。那你不覺得，世界很可愛嗎？」
然而她站的，是邊緣；沒有雄厚財力、浩大聲勢；以學問和筆桿，與巨大體制單打獨鬥。反對她的勢力和聲音一直不絕於耳：多年來接過無數黑函，2003年宗教團體甚至以動物戀網頁將她起訴，打了一年半官司以無罪終結。面對這些，她豪爽笑道：「要是介意這些，根本就不用活下去了！」從沒覺得自己在幫別人捍衛，她把小眾的事當自己的事，「見到不義的時候，是要憤怒的，你要站起來，不能看著這些不義的事發展下去。」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路加福音4:24）我們可會記得，耶穌從不受建制的喜愛，他推倒商人的貨物，挽起淫婦的手，指摘當權的經師和法利賽人，「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路加福音，12:51)然而她不是耶穌或先知，她只是一個愛逛有趣的小店，做飯很棒，愛喝甜品的人，而且嘴上永遠掛著「學習」兩字：「知道的東西太少了，怎麼能驕傲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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