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3年3月29日何春蕤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自製的紀錄片「彩虹芭樂」放映座談會中的發言】
有幸看過「Ｔ婆工廠」和「彩虹芭樂」兩部片子的人，可能會覺得兩片的基調不太一樣：在「Ｔ婆工廠」裡，工運抗爭創造了同志（不單是戀愛也是同袍）的情感，抗爭中的愛情關係因此也顯得更美更甜，觀眾看完片子之後有種陽光燦爛的感覺；而在「彩虹芭樂」裡，愛情好像突然現實起來，分手者比比皆是，不但婆會選擇和男人結婚，就連Ｔ也可能轉性結婚生子，片中一些熟悉人物的驟然辭世更讓觀眾不勝唏噓。
可是，這兩部片子其實是不適合放在一起比較的，它們更適合被揉在一起看，畢竟，這兩部片子呈現的是移工生命的不同面向。「Ｔ婆工廠」的場景是集體抗爭，女工身體的匯集和工人運動的團結，使得愛情的內聚力和抗爭時刻的同仇敵愾交相呼應，也強化了女同志愛情的甜美堅定印象。然而人們不是一生都在這種抽離人脈、團結抗爭的場景裡，國際移工更不會長久留在打工的國家裡，「彩虹芭樂」就描述了女同志們合約到期後各自返鄉，再度回到熟悉的貧瘠和乾涸裡，重新在既有的侷限和傳統的渴望裡打造務實的生命，有些立地生根，有些繼續移動，生命的軌跡逐漸岔開。
其實，「T婆工廠」裡所瀰漫的浪漫愛情和對於「從此以後過著幸福日子」的祝福渴望，真的蠻需要被「彩虹芭樂」裡一個個努力manage有限條件、摸索走著不同道路的女人打醒。因為觀眾對「Ｔ婆工廠」的鼓舞和對「彩虹芭樂」的唏噓，只是更多的揭露了觀眾自己對浪漫愛情、快樂結局的想像和期待，那是一個非常需要被解構、被淡化的主導意識形態。反觀片子裡的Ｔ婆們，她們本身倒是更為平實的預期著關係不能長久，也更務實的祝福並守護著愛人已經選擇的不同道路。紀錄片作為一種敘事，因此需要持續思考：怎樣的敘事形式可以避免不斷複製這個我們從小在童話故事裡養成的對完美結局的渴望？
從愛情來看，「彩虹芭樂」是「Ｔ婆工廠」的續集，講述了這些Ｔ婆戀情後來的發展；但是從勞動的角度看，「彩虹芭樂」應該算是「Ｔ婆工廠」的前傳，因為把兩片結合在一起看，鏡頭和敘事越來越清楚的揭露了在這些女工生命軌跡中所映照出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分工佈局。
可是順著這條線再往下思考，我就不斷發現自己知識和理解上的不足。菲律賓人是國際流動性最高的民族之一，每年有超過一百萬菲律賓人在海外工作，女性就占了一半，「彩虹芭樂」鏡頭裡的菲律賓的荒蕪蕭條田野，也正是這個資本佈局的一環。可是我禁不住想問：為什麼是菲律賓？為什麼是台灣？如果資本主義所佈局的分工不是一步到位的非歷史產物，那麼菲律賓和台灣之間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為什麼原來是各國移民群聚的貿易樞紐菲律賓，現在卻成了以輸出勞工為大宗的國度？
15世紀初，明朝就已經透過鄭和下西洋，在呂宋設置總督，稍後，阿拉伯商人在菲律賓建立了穆斯林的根據地，16世紀麥哲倫探險隊首次環球航海抵達菲律賓群島，此後西方的海洋霸權國荷蘭人、西班牙人分別佔領菲律賓，菲律賓也成為美洲與亞洲之間太平洋航線的西端港口，中國的帆船和日本的貿易船都以菲律賓作為交易的集散地，生意蓬勃到連豐臣秀吉都曾與西班牙人打仗，想要佔領台灣和菲律賓作為日本控制太平洋貿易圈的根據地。這樣一個被各族各國人民覬覦的國際貿易核心，這樣一個有大量勞動力跨海來掏金的地方，是怎樣變成今日只能靠輸出勞工來生存的國家？二次大戰後被美國統治、一度興旺發展的菲律賓，是怎樣在最近數十年被歸到今日貧困倒退之地的？了解這個環節，才能真正了解移工為何必須來台灣。
如果要問一些和「彩虹芭樂」更直接相關的問題，我很想知道，片中提到移工們來自菲律賓，可是菲律賓也是一個多元的國家，這些移工在族群上有什麼特質嗎？那些城和區，在菲律賓的經濟版圖上有著怎樣的位置？什麼樣的管道拉起了她們和台灣或杜拜或其他國家之間的關連？移工的流動管道是怎樣串接的？台灣或者杜拜或者科威特的經濟和生產方式有著怎樣的結構，因而怎樣擺佈這些移工的位置，影響她們的勞動經驗？了解這些，才能真正了解資本到底是怎樣操弄移工的。
說白一點，看「Ｔ婆工廠」和「彩虹芭樂」當然是一種情感經驗，但是我有點不甘願讓這兩部很有啟發性的影片，變成只是另外一個方便的場合讓我們發動悲憫同情、空泛的呼籲人權平等。如果說「彩虹芭樂」只能呈現工人的私領域生活，沒有辦法突破勞動現場的封鎖，沒辦法有更多篇幅來呈現移工們的「勞動」，那麼至少我們這些觀眾們需要開始突破我們自己對於資本和勞動的浮面籠統認知，我們需要繼續挖掘移工足跡下面深層的具體流動和各種關連。那應該不是影片的責任，不是移工的責任，而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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