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美國左翼性工作女性主義者Amber Hollibaugh於2001年6月19日發表的文章，中文版由何春蕤翻譯，作為準備Hollibaugh於2013年訪台前的群眾思想工作）
有調查顯示，同性戀收入都蠻高的，教育程度也高，身上好幾張信用卡，所以同性戀不是窮人，也不是住在陸橋下的遊民。──保守的基督教領袖Lou Sheldon牧師
我一歲那年住在祖母家房式拖車後面經過改造的養雞房裡，這個養雞房僅夠我193公分高的父親和175公分高的母親直立而已。我父親是個木匠，他把收集雞蛋的台子拆掉，重新建了一個小小的空間，可以放一張床，一張桌，兩張椅，一個洗臉台兼廚房水槽（雖然並沒自來水），一個包含電爐的櫥架，和一個小五斗櫃。爸媽就用外面院子裡的灑水管洗澡，然後從祖母的房式拖車裡拉了一條延長線來點電燈和暖爐。那時我的床其實就是五斗櫃的抽屜，白天放在桌上，晚上則放在爸媽旁邊睡。
我一歲時一整年都在生病，我媽也是，因為她剖腹生我之後恢復很慢，還有一些其他的醫療危機。我們母女在醫院裡住了三個月才出院，爸媽有限的存款都用光了，還欠了債。我出生前，他們就很拮据，我成長的過程中，他們也很潦倒，但是這個下墜的趨勢還沒走到終點。
我滿一歲時，我們一家終於從養雞房搬到一間拖車裡住。爸爸一天趕三個工作，睡眠的時間很少，媽媽什麼工作都幹：縫補、洗滌、燙衣都幹過，但是我們還是赤貧如洗，怎麼努力都翻不了身。我成長的歲月都是窮歲月，更糟的是，我還是女同性戀。
這就是我的酷兒身分：我是一個魅婆、混血、白種垃圾女同性戀。即使現在已經在中產同志社群中活了這麼多年，我還是常常覺得自己跟別人談背景或家庭的時候蠻格格卡卡的。現在大家熱中講「我們的」酷兒故事，你聽了就知道，像我這樣的出身可算是異數，因為人家說（而我們也告訴自己）：同性戀不可能是窮光蛋。
然而這個表面上的異數只是冰山的一角，因為它代表的是成千上萬貧窮出身、現在還是赤貧、而且非常非常酷兒的我們。
其實你如果用酷兒的人口比例（據說是百分之4到10）來看美國370萬的貧窮人口，那就很明顯了：至少應該有14到37萬貧窮的同性戀。但是美國早期針對同性戀經濟地位所作的調查卻描繪出一副不一樣的圖像：同性戀比異性戀收入多，生活富裕，都是頂客族（雙薪無子）。經濟學家Lee Badgett在新書《金錢、迷思、改變：同性戀的經濟生活》中就說：「我的書開宗明義的批判這些早年的調查，因為它們是為了滿足同志出版和行銷公司的需求而做的。那些調查根本就有問題。」
Badgett注意到，「人們反對同性戀，往往是因為覺得同性戀比較富裕、又愛要求特權，這都會助長怨忿。」Badgett的研究則首度顯示了同性戀的經濟現實：
- 同性戀和雙性戀並不比異性戀收入多，家裡也不富裕。
- 照這個研究的數據來看，如果能力和教育相等，同男比異男的收入要少13到32個百分比。
- 雖然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人的收入與異性戀女人不相上下，但是因為整體上女人的收入比男人少百分之21，因此女同性戀伴侶的收入比異性戀伴侶要少得多。
然而，想要在媒體上看到貧窮階層的同性戀、雙性戀，還真的很難。走紅的女同志電視劇裡從來沒有出現過勞動階級的角色，媒體上很難看到廣大勞工人口中的同性戀，也找不到同性戀移民、一天趕三班工作的女同志媽媽、長途開車疲累到打盹的雙性戀卡車司機、排在失業隊伍裡的男同性戀等等故事，更看不到已經走到絕境或者徹底崩潰的酷兒們。
有關「同志都很富裕」的神話深入人心，甚至連同性戀自己都相信。可是我們總是侷限在白種人口裡想像著物質豐裕的幻象以避免面對社群裡存在著經濟差異的事實。這也是此刻我們向大眾呈現自我的關鍵問題：由於我們把彼此之間的階級差異和貧富差距當成祕密般藏起來，否認它，排斥它，結果經濟上的困窘被排除在酷兒慾望趨力之外，是與我們酷兒生涯無關的事情。
Badgett也注意到，越是高舉酷兒富裕的神話，就越引來像前面那位牧師說的同性戀形象。可是事實上，酷兒的現實是多樣的，也是需要同理心的：我們真的到處都在，但是我們都很不一樣。
為什麼承認這個現實會這麼難呢？為什麼貧窮被酷兒視為祕密？為什麼它會生產一種特別的同性戀羞恥？請耐心聽我說，想像一些你從來不願意正視的事情。
當年我在「男同志健康危機組織」裡主持「女同志愛滋計畫」的時候，好幾百個HIV陽性的女同志參與計畫，講她們的故事。她們幾乎從未參與酷兒政治，也沒去過紐約市的任何酷兒組織，少數去過的女同志很快就離開了，沒被看見也沒感覺到受歡迎。有位年輕的黑人同志組織者在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男人中經營運動多年，他把上述現象稱為「隱而不見的酷兒人口」，其中主要包括貧窮的女同志、男同志，以及跨性別、愛滋感染者和發病者，年輕的、老的都有，人數很多。
「紐約都會社群教會」基本上是同志教會，他們的慈善廚房注意到1996年美國改革福利政策之後進來尋求食物的人增加了一倍。「同性戀社群服務中心」也說從那時開始，加入戒癮計畫的遊民增加了三倍。服務少年同志的Hetrick-Martin 學院估計，紐約青少年遊民大約百分之五十都是同性戀。
「酷兒經濟正義網絡」的召集人Joseph De Filippis說：「我們正在進入經濟走下坡的年代，這跟1990年代不一樣，那時經濟還好，雇主還比較願意為員工提供伴侶福利，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會被失業和經濟危機衝擊，再加上福利改革2002年失效，很快，後果就會落到我們身上。幹！總是先衝擊我們。」
「全國同性戀專案組織」的「種族經濟正義小組」組長Ingrid Rivera經歷過這些：「我過去就是靠福利補助度日。當時我還是遊民，我以為只要把高中讀完就會改運，可是我是黑種女人，有小孩，又是同性戀，一直都在貧窮中工作生活。然而我加入的同志組織主要是白人，所以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而這兩個角度是斷裂的。在大部分白人的同志世界裡，種族和經濟正義好像不被當成同性戀議題。就是因為這個斷裂，大家才以為同性戀都是白人。」
誰都可能貧窮潦倒，但是你越酷兒，就越少安全網可以承接你或幫你東山再起。同性戀身分會強化貧窮的效應，大幅增加你和社會服務體系互動時的困難。即使在有同志法律保障的都市裡，你的夢魘包括：
- 要是想享受政府提供的收容所，你就必須和伴侶分開。然而異性戀伴侶因為符合家庭體系的定義，仍然可以彼此作伴。
- 你可能被迫接受恐同的戒毒戒酒治療，但是人家要治的不是你的癮，而是你的同性戀酷兒認同。要是你退出治療，就會失去其他福利（包括健保）。
- 你沒法以家庭的形式申請公共住宅。
- 結果你和伴侶只能去住低廉的養老院，而且必須分開，不能同住一間。
Barbara Cassis來自紐約長島一個富裕的家庭，然而一旦她覺悟並承認自己是跨性別，父母就把他趕出家門，年紀輕輕的他變成了遊民，一文不名。她回顧過去時說：「感謝那些扮裝皇后們！有一位看到我在時代廣場哭泣就把我帶回家，她跟我談我的經歷，又收留我住在她的公寓裡，教我自立謀生，教我如何釣恩客，也教我在進行性別轉換時如何在酒吧裡釣人。後來她得愛滋去世，我又無家可歸了。」
對Barbara這樣的男變女而言，遊民收容所是最糟的地方，有時住在街頭還好些。如果你無家可歸又還沒有足夠錢轉換性別，就只好按著原生性別住進收容所，在那裡遇到暴力和危險的機率很高，因為收容所又擠，人手又不足，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處理跨性別和同性戀，所以你要是跨性別，就連淋浴都是很冒險的事。
Barbara現在是「陽性健康計畫」的行政助理，她說：「我奮鬥了好多年才能養活自己，才有能力處理自己是HIV陽性的事實，才能接受訓練和教育，以便爭取到一個像樣的工作。和家人的和解也搞了好多年。要不是那些被同志社群蔑視排擠的人照顧我，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我媽曾說過，窮醉鬼和富醉鬼之間的區別就是哪個能隱藏他的醉鬼身分。窮人的羞恥是公開而尖銳的，根本沒法隱藏，而酷兒同志──那種使得性別差異和邊緣性慾清晰可見的酷兒──也會引發同樣的社會敵意。
在美國，窮人和同志的境遇都很糟；要是又窮又是同志，那就更糟好幾倍，也更尖銳，使得我們無力躲避、無法掩蓋，找不到任何安全之處，逼我們不得不永遠流離失所。
最糟的是，酷兒總是美國人的眼中釘。我們代表了美國文化對情慾的著魔：我們的形象就是總是在搞或總是想搞，因此我們代表了危險。我們的性總是被描寫成狂暴的、露骨的、饑渴的、掠奪的，所以我們也很容易就會被當成性罪犯。
窮人也一樣，總是被人當成也被人怨怪太笨或太不努力。大家假設正常的慾望就是那些舒服坐擁財富的人才有的慾望；財富（不管是怎麼來的）可以滿足的慾望和需求才是好的。那麼，那些複雜的慾望呢？那些和階級種族銜接的慾望呢？那些偏離情慾正軌的慾望和需求呢？它們就不被接受而且總是要被譴責的。
難怪同志運動看不見自己社群中的貧窮而總是渴望且擁抱富裕的形象。大家都把有錢當成同志的優點，如果有人質疑我們的公民身分，好像我們唯一拿得出來的同志特色就是我們的富裕。從愛滋危機一開始，我們動用自己的財富來做政府不願意做的事情時，這一點就很清楚了。我們建構了完整的體系來照顧並保護自己人，這是一個很震撼的例子，因為我們愛護了自己人，我們擁抱了主流文化所蔑視的。現在，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愛護照顧窮酷兒們。
同志遊民連線的女同志Jay Toole說：「如果社群主動投入貧窮酷兒的議題，那就好像社群開口說，我在這裡，拉住我的手，你可以活得更好，因為我在這裡。」
Toole快要畢業了，她決心做戒癮諮詢師，回到收容所裡去把同志們帶回社群，「這樣他們就不用像我過去那樣孤獨。我被帶出收容所，回到社群的時候，終於有了回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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