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2013年10月6日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之「第八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小心公民社會」主題演講，講者是美國資深左翼性工作女性主義者Amber Hollibaugh，原題為“DESIRING CHANGE: Constructing A Radical Vision for Sexual Politics”，由何春蕤即席翻譯）
丁乃非（主持）：
我們非常非常高興，等了很多年才等到了今天的主題演講者來台。作為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長期的讀者和粉絲，我很榮幸今天能在「小心公民社會」這個會議上介紹她。荷安珀是作家，拍過紀錄片，更是前輩的運動份子，有40年以上的社運經歷，她曾經連結的不同團體和協助建立的早期組織不計其數，包括了早期的1978年「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歷史工作坊」，她也是婦女運動、女同性戀、男同性戀以及後來酷兒運動的先行者，參與了在全球都非常有影響力的美國「性辯論」，那是女性主義在美國分裂的起始點。荷安珀在HIV/AIDS的運動中也組織並工作了30年以上，更和工會運動有著長期的聯繫和合作，她的運動經驗和作品早已經實踐了也寫出了現在女性主義不斷提醒大家做的所謂「交織各種權力軸線」的思想和運動工作，她其實早就在力行。在那個年代，她開創了酷兒女性主義、性工作女性主義、妖婆女性主義的運動和論述，是這些領域的先鋒，也是現在和未來女性主義的先行者。台灣的女性主義遲滯了這麼多年才讓她的聲音能夠跨海產生一些聯繫，我們非常非常榮幸，很期待她的演講。現在讓我們一起歡迎她開講〈慾求變革〉。
Amber Hollibaugh：
首先，我非常榮幸也非常感謝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邀請我來台灣。我雖然住在美國，卻一直關注性／別研究室的發展，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團體像性／別研究室一樣能同時關注「性」和「社會正義」這兩個議題。而且性／別研究室在知識生產和運動實踐上的齊頭並進特別讓我感覺氣息相連，也從她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太愛性／別研究室了，收到邀請時感覺真是不可思議，又興奮又榮幸。
今天早上我想用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來框架我想講的主題：「平等與解放」。我想要講我的生命歷史如何形塑了今日的講題，也就是我的成長經驗如何形塑了我談同志婚姻議題的角度、我談性平等和主流化的立場、我談國家管理愛滋的措施、當然也包括感染者身分與監控的問題。最後我也想從性工作作為勞動、以及性作為慾望的角度來談性工作和個人慾望的問題。
對我而言，理解自己知識歷程的開端是很關鍵的，這個開端就是我貧困絕望的人生。我來自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飢餓是常有的事，常常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也不知道明天或下個月要怎麼過，家裡每個人都傾力工作卻仍然沒有什麼前景。我來自這樣的家庭，但是我很幸運，在1970、198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以及全球激進政治和激進主義裡找到了投入的熱情。在運動裡，你不需要博士學位就可以讀那些很有意思的書籍，也可以加入很有意義的行動，激進的社會運動反映了我自己的憤怒絕望以及改變現實的希望，而參加激進運動就像上大學一樣，給了我充滿知識的生活，也給了我文化，給了我詩文，讓我可以不必受困於我的出身。
在激進政治的脈絡裡，我也加入並促成了同志解放運動的誕生。過去我的同性戀身分常常使我在參與激進政治的其他運動裡遭遇困難，因為不同的激進運動例如工運、左翼運動、甚至女性主義運動往往都是恐懼同性戀的，我很難公開用自己女同性戀的身分加入她們。因此我很驕傲自己後來是開創同性戀解放運動的一份子，有了這個運動，我們從此可以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分，公開而毫不羞恥的宣告「性認同」是我們政治生活的一部份。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裡雖然有時也出現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傾向，但是那至少還是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我所堅信的、有女同性戀概念的女性主義，我也相信那個激進的同性戀運動表達了我最深刻的價值觀，而且為我、為與我類似的女人、以及為世上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個屬於我們的願景。
可惜，當時的同志運動認為T／婆只是複製異性戀，認為她們背叛了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對平等和非權力關係的基本信念。當時運動就是這樣看T／婆關係的：如果你是個和石頭T黏在一起的婆運動份子，那就很麻煩了，在運動內部常常會被當成箭靶。要是你帶著伴侶去參加行動或者聚會或者做組織工作，你們多半會被人非議，別人會說你們分裂了運動，傷害了運動的進程。她們認為你是危險份子，政治不正確，意識也錯誤。她們會數落你做的錯事，期待你重新做人，幡然悔悟你錯誤的情色慾望。對於這一切指控，我都很嚴肅的看待，因為這是我所歸屬的運動，也是我促成創建的運動，它代表了我的價值和最深切的夢想。我在運動裡掙扎了兩三年，一直希望能夠處理我的情慾和我的政治，我希望能釐清我的情慾對象、我自己的認同、和我作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政治身分。有一年，我受邀在同志遊行裡演講，但是演講後卻因為我的婆身分、因為我和T的關係而受到很大的責難，我當時非常非常難過，跑到旅館房間裡企圖自殺。
我告訴各位這個故事，是因為相較於傳統的政治選擇和政治願景，「性」太常被當成一件不重要的瑣碎事，而當你在一個你所熱烈擁抱的運動裡對這個現象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這個運動卻反過來批判你的情慾身分，那當然會讓你感到沮喪。那時我就是徹底絕望，最終甚至想要自殺，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想到自殺，因為我真的感覺到，活出自己想要的情慾生活就是背叛自己的運動，而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
度過了這個自殺的難關以後，我很清楚知道，不管我參與什麼樣的運動，我不會再讓任何人陷入這種必須深刻分裂自我情慾身分和政治身分的狀態。激進運動決不可以逼迫人們以謊言來掩蓋自己的性身分，決不可以強迫人們背叛自己的性以便擁抱政治願景。我們必須讓所有激進的政治願景同時存在。
那次的自殺未遂在我的人生裡是個很戲劇而恐怖的時刻，但是讓我覺悟到自己竟然落在運動核心價值之外的經驗倒不是只有這一次。事實上，我經常感覺到，要留在自己所屬的運動裡是個令人緊張的事情，倒不是因為我不相信這些運動，而是因為我在運動裡總是異類，總是不符合這些運動原來所預想的成員性質。在以中產為主的女性主義運動裡，我是唯一一個有著貧窮歷史而願意談貧窮問題的人；在白人為主的運動裡，我是唯一一個混血的雜種；在一屋子異性戀裡，我是唯一的女同性戀；在一個不願意面對HIV愛滋問題的社會裡，我卻長期從事HIV的組織工作。
我做過妓女和艷舞者的生涯就是這些矛盾之一。在運動裡，人們通常不太問你做什麼工作維生，你如果不說，別人也不會問，這就跟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軍隊同性戀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問就不說」。可是對我而言，參與社會運動追求徹底的改變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因為它可以徹底打破來自我家族所命定的貧窮無望。我不想我的人生就和家裡前輩的女人一樣，我不要我的人生被侷限在那樣渺小、永遠無望的框框裡，而參加左翼的激進運動，就是我爭取向上攀升的機會，我可以打破惡性循環，逃離貧困的生活。很重要的是，性工作讓我得以成為積極的運動份子：任何城鎮都有性工作，我可以早上參加抗議遊行，晚上照樣上班，而且在任何城市都可以跳豔舞，沒人會問你有沒有學位，只要有可看的胴體，只要你知道怎麼跳，就可以上班了。
悲哀的是，我加入婦女運動和同性戀運動的時候才發現，在批判女性生活的時候，女性主義對性工作的批判也採用了同一個基本信念，就是認為性工作體現了女人所承受的所有壓迫，而性工作就是男人壓榨女人，壓迫女人，掠奪女人，掌握女人的身體，把女人變成受害者。所以，做性工作是不可能讓主體上升的，「你是在沒有選擇之下被迫入行的，任何有點腦筋的女人都不可能自願去做性工作。」
我的工作和我的運動之間的矛盾逼得我快發瘋了，可是女性主義圈裡還是不斷用性工作來證明女人受壓迫的情況有多糟。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才好，性工作絕對不是我一生中做過最糟的工作，其實，不管是哪種工作，關鍵在於我怎麼操作它、我在什麼樣的場域做、以及我在工作上有多少自主性──這些才決定了這個工作是好還是壞。我做過的大部分工作都很糟，都不是一般人會主動選擇的工作，因為老實說，貧窮就意味著你只有一組很糟的選擇，這就是貧窮逼你走的路，你就只有那些很糟的選擇，你只能在其中選一個，然後努力存活。
可是我突然發現自己身處的女性主義運動很堅定的把賣淫當成一件可怕的事。這也就是說，我在參與運動時就必須閉上嘴，別講自己的賣淫史，要講就要講自己如何受害，只能講「天哪！那個工作太可怕了，那是我一生中做過最糟的工作！你想像不到那有多糟！天哪！感謝上帝讓我遇到了女性主義，我才得救了。」（眾笑）但是那不是事實，因為賣淫並不是我曾幹過的最糟的工作，可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想聽我講我在性工作裡的真實狀況。我逐漸覺悟，作為一個運動份子，我需要建立一個可以讓人誠實訴說自我生命而不必謊言粉飾的運動，我需要能夠真實呈現我作為女性主義者、作為婆、作為性工作者、作為混血雜種女人、作為一個貧窮女人的全部生命歷史。
但是我後來也覺悟到，我應該為自己曾經深入參與的運動負責。站在外面批判別人當然容易，但是我也是這些運動的成員，而這些運動卻犯了我現在批判的這些錯誤。我覺悟到，運動本身往往有著沒有被檢視和反省的成見，在形成運動目標和進程的時候往往對階級、性別、性特權都有一些無意識的理解或現實，而這些預設也深深的崁入了後來的決策以及運動可能吸引的群眾。我所參與的這些運動從來不會想要邀請性工作者、T婆、以及各式各樣變態的、跨性別的、性慾異類的人加入；這些運動對於把窮人、底層工人放在運動進程的核心來設計目標完全沒興趣，也不願意考慮那些可能有用藥歷史、可能入過監牢、可能曾被生命撕裂而正在努力重建人生的人；這些運動也不想要非法移民，不想要那些有著講不清楚的複雜人生故事的人。結果，運動的目標、進程、方向都不會考量其他這些生命迫切需要的目標，不會考量不同的人所提出的不同問題。
我們可以來看看同志婚姻的議題。同志婚姻可以提供住房給我們嗎？同志婚姻能不能改變我們的經濟處境讓我們和所愛之人好好活下去？同志婚姻會不會鼓勵我們做我們各自美麗的、狂野的、怪異的、無法被挑戰的自我？或者，同志婚姻只是把我們削足適履地融入既有的異性戀關係模式，只不過讓我們維持同志身分而已？現在美國的同志婚姻議題展示的是無數完美形象的同志，穿著完美的衣著拍照，他們有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子女，完美的住家和花園。如果媒體質疑「你是個噁心的變態」，他們就會回應：「不，我上教堂，我有正職，我是很好的鄰居」等等。在這裡被呈現的完全是模範的同志，表率的同志，而每個同志都必須把自己放進那個模式才可以呈現在人們的面前，而同志運動根本就不想挑戰這個模式。
主流化從來不會追求任何激進的改變，它只想要國家提供保障讓我們可以把自己調整到可以塞進現狀。主流化不挑戰任何東西，只問我們能不能融入現狀，而且基本上往往都會同意國家監控各式各樣的性。我想講一個完美而可怕的例子來說明「性」的監控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在美國，除了內華達州，性工作是全面非法的，所以你要幹這行就無法得到任何來自國家的保障或保護。再加上女性主義一向對性工作抱持非常敵視的態度，想要全面禁娼，要不然就是希望禁制更多，懲罰更嚴，女性主義也主張懲罰嫖客，這些都使得性工作的環境更為嚴峻。4年前貧窮的觀光城紐奧良市經歷了卡翠娜颶風，經濟上百廢待舉，颶風之後，紐奧良市成立了一個新的行政規範，規定任何因賣淫被捕定罪的人都必須被記錄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所謂「性偏差名錄」上，一旦你被抓到賣淫，那麼你所有的證件，從駕駛執照到出生證明到社會保險卡，都會蓋上「性偏差」的章。你申請工作的時候必須出示身分證件，證件上就蓋著「性偏差」，那你還想找到工作嗎？這個措施也把「性偏差」從原始所包含的戀童範疇，擴大包含得更寬更多範疇，後來竟然還決定不但要包括所有因賣淫而被捕的人，還要包括任何因犯行被捕而被發現是HIV陽性帶原的人，這種人不但會被起訴，還要加上這個額外的註記。更糟的是，這些被捕的妓女或HIV陽性的人竟然在整個紐奧良市都找不到律師幫忙為他們辯護，就連在勞工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同志運動裡都沒有人願意碰這些人，更不要說為這些在性偏差名錄上列名的人打司法的仗。後來我們一小群人聽說了這件事就開始組織，紐奧良有個組織叫做「願景女人」（Women with Vision），成員大部分是貧窮的有色女人或是HIV陽性的男同性戀，我們就一起工作，一起發聲，集體討論，打造了一個非常強的案子，去挑戰路易斯安那州的性偏差名錄。你可能覺得社運團體應該會自動來加入我們幫忙推動，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團體來幫忙，所以這場戰爭是由窮女人、有色女人、HIV陽性男同性戀、和另外一些像我們這樣鬥志旺盛的人主打的。我們一直打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最高法院，打得非常棒，最後打贏了，現在路易斯安那州不能再因為你賣淫或HIV陽性就把你登錄在性偏差名錄裡。雖然是一場勝利的戰爭，可是代價卻非常高，因為在這個勝利到來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因為名字被放上性偏差名錄而自殺，有些人家庭破碎，有些人失去了住屋，失去了小孩的監護權，這些傷害都是沒有辦法回復的。這個例子清楚的顯示，雖然官司打贏了，國家監控的可怕以及它可能造成的惡果卻是非常嚴重的。
最後，我想談談「平等」和「解放」之間的張力。我剛才和各位分享的故事都呈現了一種很不一樣的酷兒狀態，和一個很不一樣的政治願景。我在紐約經營的組織叫做「酷兒經濟正義」（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這個組織的成員是一些讓其他酷兒感到緊張的人，因為他們穿著不對、講話不對、看起來也不對，他們的人生故事不是一般LGBT運動裡聽到的那些故事，他們不是在大學宿舍裡驕傲出櫃的，他們是在監獄裡、在寄養家庭裡、在街頭無家可歸時出櫃的。在他們的生活裡，性工作是個好的選擇，藥癮則是非常強烈、需要不斷抗拒才能存活的，他們永遠都在面對貧窮，租不起房子，沒有住處，常常要想辦法在收容所過夜，他們工作的地點是人們找便宜貨才來但是決不會考慮在此工作的店，而在店裡做的工作也是人家不要的工作。對於運動而言，這些人太酷兒了，太怪胎了，他們走進紐約市那個寬廣的同志中心時，人們會請他們離開，擔心他們弄髒了大廳，因為他們總是在大廳裡逗留，停留很久，而且使用洗手間洗浴，講話又大聲，從來沒錢買同志中心賣的書或食物，所以工作人員很希望他們別來，因為他們的出現總是讓人焦慮。但是這些人是恣意張揚的，聰明絕頂的，然而他們也是不斷受傷害的，這些人才是我認同的酷兒，然而我所參與的運動卻永遠也不會真誠的邀請這種酷兒加入。
我想要的努力的是一個徹底改變了的世界，在那裡，出自這種背景的人會坐在餐桌的正中央大位上，而不是掛在餐桌邊緣等著看看有沒有人要邀請他們入席。我不要那種惟利是圖、草菅人命的世界，我要的世界決不會讓人挨餓受凍，勞動會被尊重而不是當成道德教訓的素材。人們可以依著自己的專長就業，可以決定自己要什麼、需要什麼。在那個世界裡，酷兒根本不會想要正常化，不會想要做正常人，而是活出酷兒、同志、和各種各樣歪曲不直的人的絢麗和差異，並且挑戰異性戀的強制性和它在許多人的人生中所造成的傷害。我所期待的社會運動，不會要求「平權」，而會嚴肅的看待性、慾望、情色的議題；這樣的世界會讓人學習如何做愛而不必擔心懲罰、懷孕、或愛滋。在這裡，我們要求的願景是激烈的改變世界，但是我們也同時策略性的一步一步努力積累，朝向我們要去的地方。不管如何，我們的運動會堅定的向著我們的夢想世界前進。儘管我們總是被放逐的，被排擠的，我們堅持要創造一個真心誠意愛我們、擁抱我們這些怪異酷兒的世界。
討論
丁乃非：我們這場還有兩分鐘，可以問問題。有沒有人有急切想講的話？
黃道明：我剛剛聽Amber講到美國的sex registry system，其實那跟台灣愛滋列管的意思是一樣的。
Amber Hollibaugh：謝謝黃道明。我剛才之所以要講性偏差名錄的故事，就是因為這些監控管制的制度是很相似的，而這種國家干預的監控措施背後通常都有一股強大的道德動力，這是我們需要注意和分析的。
聽眾A：我想請問一下Amber，你在美國過去這40年這麼長的運動經驗當中，遭遇每一次的挫折，從自己想要自殺到在紐約積極幫這些所謂的怪異酷兒發聲，這是一條孤單寂寞的路，而你不只是為自己，還有為跨性別或者其他族群努力。你的動力到底是從哪裡來？很敬佩你，謝謝。
Amber Hollibaugh：首先，我覺得我大概本性就是如此，好像從小就很難順從外力的控制，這個本性也讓我在原生家庭的各種困境中存活了下來。我本來是活不下來的，我也不希望別人經歷我所經歷過的事情，但是我在其中得到的寶貴教訓卻是終生受教的。即使我有這樣堅韌的本性，我還是必須說，那個瀕臨自殺的經驗對我而言並不是無所感的，想起來的時候還是令我心碎的，創傷也是深植心中的。我在運動裡常常感到內心的拉扯，因為我相信我所加入的運動代表了一些重要的價值，我相信運動所做的事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我也全力投入那些努力。然而我卻發現，我沒法贊同運動的某些部份──不是全部，但是那些非常關鍵的部份讓我覺得必須站出來說些什麼話。今天我在這裡講這些事情也很諷刺，因為當年我提出反對意見的那一刻，就意味著我在自己的運動裡被放逐了，沒工作了，不能再參加研討會了，不會再被婦女運動邀請去座談了，代價非常高。但是同時我也發現──而這也是我堅持走這條路的原因──我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我也不是想講什麼動人的故事，我只知道，不管人家願不願意聽，我這種故事是很普遍的，只是沒人說而已。這些故事也沒什麼特別之處，太多人幹過性工作，太多人貧困一生，太多人被自己所熱愛的組織放逐，像我這樣遭遇的人可多了。但是當運動把我們當成攻擊對象，排拒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只好離開運動。
早年我主持女同性戀愛滋計畫的時候，人們還認為女同性戀不會感染愛滋，因為真正的女同性戀只會和女人做愛而女人不會傳染病毒；這當然是錯誤觀念，但是人們還是堅信如此。我覺得問題在於他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貧窮的女同性戀酷兒。一開始，我的女同性戀愛滋計畫裡收集到12個感染HIV的女同性戀，兩年後變成400人，四年後變成1200人，都是HIV陽性的女同性戀酷兒，然而不管是愛滋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女同性戀運動，沒有一個運動願意邀請她們加入，沒人要這些女人。這並不是說你不識趣的硬要去加入，而是看得很清楚，你去，她們根本就不鳥你，你當然就只能離開了。但是我一開辦女同性戀愛滋計畫，這些女人就都出來了，而且很公開的現身，於是我雇用了一些人去找其他感染愛滋的女同性戀，突然間，成千上百的女人出現了。面對繼續保持沈默或者動手做點什麼事，我的選擇是很清楚的。
我在紐約經營的「酷兒經濟正義」團體也是一樣，專門接觸那些不被看見的人，我們去遊民收留所找那些沒有地方住的人，我們專門找那些在主流的同志運動中無法容身的人，天底下像這樣的人多得是，但是主流的運動就是不願意聽他們的故事，主流運動的核心政治願景也不會包含到這些人的需求。因此，你問是什麼力量使我一直在運動當中努力，在邊緣的議題上耕耘？答案很簡單，因為有太多人跟我有共通的命運和歷史，我們如果不打破沈默，說出我們的故事，我們就會永遠被遺留在政治願景的邊界之外。（鼓掌）
丁乃非：我們非常非常感謝荷安珀，再次大力感謝她的分享（鼓掌），還有何老師的翻譯（鼓掌）。請把握今天的時間跟她們相處對話。謝謝！
（逐字稿人員：張竣昱）
Amber Hollibaugh是紐約追求酷兒經濟正義的組織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QEJ)的領導人，之前也在美國芝加哥Howard Brown Health Center擔任服務老年LBTI女性的組織領導人。再之前則是美國全國男女同志工作小組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force的資深策略員，也是全美GLBT老年服務倡議小組National Initiatives at SAGE–Services and Advocacy for GLBT Elders的領導人，並曾擔任其教育倡議社群打造小組的召集人。她有7年時間先後擔任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女同志愛滋計畫的召集人以及女性服務小組召集人，也曾擔任紐約市愛滋人權委員會York Ci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AIDS 教育小組召集人。
Hollibaugh是知名的運動組織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家、公共知識份子、以及社群組織者。她是酷兒經濟正義組織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的創始成員，目前也擔任同性戀研究組織CLAGS (the Center for Lesbian & Gay Studies)的董事。她在學術上也甚有威望，是著名學術刊物GLQ, The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也是紐約市女同志愛滋計畫Lesbian AIDS Project (LAP)和男同志健康危機小組Gay Men’s Health Crises (GMHC)的創始成員。
她曾因對女性健康議題的卓越貢獻而獲頒Dr. Susan B. Love award獎，其個人回憶錄專書MY DANGEROUS DESIRES –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廣受好評，已經是女性主義經典。她曾製作並導演女性情慾和愛滋的紀錄片THE HEART OF THE MATTER，獲得1994年日舞影展 Sundance Film Festival自由表達獎，在全美公共電視放映。她強調要從不同的角度和眼光來看事物，特別是種族、階級、性別、和性的交織糾葛複雜關連。
轉載請保留原始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