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性／別：一個脈絡的反思

（這是2013年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黃盈盈教授之約寫的論文，希望在大陸引進「社會性／別」gender/sexuality 的思惟以複雜化對「社會性別」gender 的簡化思考。發表為〈研究社會性／別：一個脈絡的反思〉，《社會學評論》第一卷第五期（性與社會性別研究專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3年10月。45-53。引用本文時可參考下方原文發表時的pdf檔）[1]

摘要：本文透過典範更替作為一個理論框架，回顧「社會性／別」在美國和臺灣作為一個研究路數的發展路徑和轉折，分析影響社會性／別研究的多重脈絡因素。「社會性別」的理論出線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識典範更替，使得「社會與知識的性別構成」得以被凸顯，然而最近20年「社會性」（sexuality）的快速理論發展也已經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識典範更替，使得「社會與知識的性構成」成為當代的重要知識生產進路。本文使用「社會性／別」作為主要概念，一方面是要標記台灣在此領域的寶貴歷史經驗和特殊理論洞見，另方面則是要抗拒線性思考，希望同時關注社會性別、社會性、以及其他社會因素（如階級、族群、年齡、身體等）的複雜關連。這些關連不但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而任何單一排他的關注都將形成嚴重的盲點，甚至現實的惡果。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looks back upon th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trajectory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nder/sexuality.”  While the theorization of gender marks an important paradigm shift, making visible the gender 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and theorization of sexuality in the recent 15 years markes another important paradigm shift, making visible the sexual 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society.  The present essay uses “gender/sexuality” to mark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and its theoretical imput to the issues, as well as to insist on attending to the complex intersectionality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other social elements of differentiation.  Such intersectionality is not only historically evolved but also pragmatically consequential; any single and exclusive concern would result in not only tunnel vision but also serious consequences.

關鍵字：婦女研究、社會性別、社會性、性／別、典範更替、交會性

Keywords: women studies, gender, sexuality, gender/sexuality, paradigm shift, intersectionality

 

知識總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脈絡裏因為面對某些特定問題而設想出來的解決／解釋。不同領域、不同方法、不同視角因此會產生不同的知識形式，而學術研究必然包含了對自身知識來源和狀態的反思。對自己手裏知識工具的歷史脈絡有所認識，方能覺悟自己的知識特質和侷限。

在穩定而歷史悠久的學術領域裏，主導的知識體系以及相配搭的世界觀往往構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知識狀態，約束著亞流知識的成形和擴散。不過，任何知識體系也必然有其無力解釋或根本視也無睹的已存在或發展中的異狀（anamoly），當新的社會現實與競逐、新的學術生產體制及其正規化的措施使得異狀越來越凸顯，主流知識體系遭遇解釋危機，新的理論和解釋有機會被嘗試時，知識的典範革命便有可能發生。美國科學哲學家Thomas Kuhn因此以「典範更替」（paradigm shift）概念來說明過去從未想過的新視角和知識進路如何浮現，如何使既存的事物在新的典範之下形成不一樣的認知，使新的觀察和知識得以被看見而更進一步發展穩固新的典範。當然，重點不是哪個知識或視角才正確，而是透過典範更替來反思我們引以為當然的知識是如何被特定視角和方法學生產出來，我們所倚賴的思考框架如何阻礙了新視角、新知識的生產。

這篇文章的標題選用「社會性／別」（gender/sexuality）而非「社會性別」（gender），正是要藉著兩者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轉折，顯示「社會性別」在1960年代後期開始的理論發展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識典範更替，使得「社會與知識的性別構成」得以被凸顯，然而最近20年「社會性」（sexuality）[2]在全球學界的快速理論發展也已經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識典範更替，使得「社會與知識的性構成」成為當代的重要知識生產進路。本文使用「社會性／別」作為核心概念，一方面是要標記台灣在此領域的寶貴歷史經驗和特殊理論洞見[3]，另方面則是要抗拒線性思考，希望同時關注社會性別、社會性、以及其他社會因素（如階級、族群、年齡、身體等）的複雜關連。這些關連不但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任何單一排他的關注都將形成嚴重的盲點，甚至現實的惡果[4]。回顧「社會性／別」在美國和臺灣作為一個研究路數的發展路徑和轉折，將可幫助我們參照那些形塑並影響這個領域的多重脈絡因素。

這個領域的典範更替其實明顯可見於英語相關辭義的轉變與語詞的密集使用（或被冷落）。二十世紀中期以前，gender完全沒有今日的「社會性別」含意，它只是語言文法中用來區分字詞「種類」的概念，也就是分析語言如何指涉事物有其天生內在的特質從而反映了社會區別（不見得僅止於陰性陽性之分）；而十九世紀以來主要在生物學、性醫學、心理學、人類學等領域使用的sex才是指涉（生理）「性別區分」的主要語詞[5]。有研究者透過對1945年到2001年之間的期刊學術論文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從1950年代開始，sex和gender的出現場域、頻率、和意義都有了明顯的變化[6]，其中的轉折關鍵被認定是性學家John Money對gender所賦予的新意義和用途。Money曾經說明把gender一詞從文法領域引入性學領域，主要是為了描述那些外觀上看起來是男或女但是性器官卻天生曖昧因而無法實踐其生理性別應有之「性別角色」（gender role）的人（Haig, p. 91）。在這裡，gender遙指男性或女性在社會互動中應有的常規表現。不過，1950年代當時尚未興起婦女運動，John Money的用法也只被一些心理學論文沿用在專業領域裡描述那些「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個人（陰陽人、變性者、扮裝者、同性戀、娘娘腔少年、以及陽剛女孩）」（Haig, p. 92）。換句話說，gender後來廣泛為人所知的「社會性別」意義其實源自那些明顯偏離性別規範的人，正是這些偏離的主體突出了社會性別對主體的形塑（失敗）。

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婦女運動興起並蓬勃發展，gender越來越有了「社會性別」的含意，也越來越預設了性別不平等。婦女運動以sex discrimination（也就是「建基於生理性別的歧視」）強力批判女性所承受的歧視與限制，並且將John Money針對性別異類的gender概念轉化，用來凸顯社會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於生理女性的調教與規範如何壓抑了也限制了女性的人生選擇和發展。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隨著學院內外女性主義學者的論述耕耘和理論發展，gender一詞超越了原先主要出現的語言或醫學心理領域，大量出現在讀者群更寬廣的人文社會領域期刊中，在意義上也專注於指涉那些「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行為和選擇」（Haig 92），甚至後來在通俗論述中全面取代sex而成為標記性別差異的字眼。值得注意的是，當年Money在描述「性別角色」的含意時除了提到性別區分，也特別提到性別角色「包含了（但不僅限於）性（sexuality），也就是情慾（eroticism）」（cited in Haig 91）；然而後來女性主義引用gender來談性別角色時卻略過了性別角色與情慾之間的內在關連，只強調環境、社會、心理對男女心理和行為差異的影響。

此刻，性別不平等的認知框架已經成為女性主義有關社會性別的唯一思考可能。這個對「性」的漠視遲早在日益蓬勃發展的性文化中激化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的矛盾對立，這也是後來「社會性」（sexuality）成為新顯學的伏筆。

運動思潮的學院化

無可否認，有關「社會性別」的學術研究起自1960、1970年代英美的婦女運動，婦運震盪最強烈的當然是有著知識和話語能力的年輕女性，因此高等教育所可能帶來的意識覺醒就成了她們改造世界的開端。當時美國高教因美蘇冷戰競爭而正好持續大幅擴張[7]，教育投資使得學生來源和性質都超越單一背景，差異的經驗和知識激盪因而提供了反思的動力；再加上同時接合了反（越）戰、黑人民權、婦女解放、性解放、迷幻藥物解放、新左派等等新社會運動挑戰常識、質疑權威的風潮，使得「自由」與「平權」逐漸成為當時反主流文化的主導氛圍和意識。

年輕一代的學生於是在社運的呼召下集結，強烈要求高教提供新的、反映其社會經驗與願景的知識。經過社會運動的醞釀以及黑人民權運動的呼籲和抗爭，1968年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在學生罷課五個月後終於同意設置了第一個以「種族」為核心概念的「黑裔研究」（Black Studies）課程，以補救過去對黑人及其文化、歷史、利益的知識忽略和輕蔑。接著，其他類似的學程──包括非裔離散研究、西裔研究、美國原住民研究──也陸續誕生。1969年該校女性解放組織與教師和社群婦女合作，組織了「婦女研究臨時委員會」，收集學生的連署簽名，要求校方比照黑裔研究也成立婦女研究學程，校方善意回應，經過籌備半年，於1970年秋天正式成立全美第一個婦女研究學程，第一批課程包括11門課。1974年推出18學分的副修課程，1975年校方在文學院成立正式的婦女研究系，1983年開始頒授本科生學位，1996年開設碩士班。這個成立的模式和過程後來在無數高教脈絡中複製，形成婦女研究的榮景。

從「婦女研究」在學院生根擴散開始，以女性作為知識和研究視角，聚焦並反映女性的社會位置和經驗，可以說完成了一次典範更替，使得這個視角成為生產知識的有效路徑。作為婦女運動的學術側翼，婦女研究一開始就有著強烈的政治驅力，以被壓迫者翻身的強大目的性和正當性來開創學術；這個取向當然也直接影響其知識生產傾向、方法學選擇、特殊洞見，以及可能的侷限。不過在這裡需要先指出，當時人文社會領域的女教授們跨領域湊起婦女研究學程，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婦女」，還沒有以「性別」為範疇來思考社會，因此早期婦女研究最主要的內容有兩個方向。第一，挖掘並整理女性的知識前行者和女性歷史，建立女性經典作為競逐的知識傳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對Mary Wollstonecraft的歷史研究，以及對Simone de Beauvoir的翻譯和引介，這兩人的論述也成為女性主義的經典文獻。第二，女教授學者們用女性角度重新閱讀各種文本與文化再現，揭露其中的性別權力政治與性別盲點，形成女性主義批判的傳統，開闢廣大的學域和無盡的文本供學者和學生們分析。這些開疆闢土的工作是早年婦女研究教室內最常見的意識覺醒活動，也是非常有力的批判工具，但是因為婦女研究的知識生產往往從性別二元出發，預設了以男性為參照點和區隔的對象，致力於顯示社會文化對性別的建構如何形成清晰的男女高下強弱權力分配，這種知識方法因而很容易被批評為預設立場、視野狹隘、意識形態掛帥。另外，性別二分關注的是男與女的區別和不平等，在團結自己人的目的之下，視野軸線沿著生理二分（同時異性戀）延伸，兩性各自的內部差異因而很難浮上臺面，就連gender概念原來的跨性別源頭也往往被略過，反而簡化了性別的多元現實。

早期婦女研究的認同政治出身以及論述形式（「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在上述學術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經驗取向」的知識方法，但是困擾的是，婦女研究的名稱假設其學術研究的對象、執行研究的主體、以及研究視角都必須以（生理）女性為本，這樣的思考也使得婦女研究逐步陷入盲點和困境。可是作為學術研究，婦女研究仍然必須面對學院環境的特殊要求和挑戰，而不能只以認同和身分的特權視角迴避理論的要求和挑戰。1980年代美國高教的專業化加速，理論的轉向（the turn to theory）使得人文社會各領域都快速發展文本分析、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後結構主義、族群理論、主體理論、後殖民理論等等知識生產路徑。在性別疆域外緣稍晚出現的新興同性戀研究、跨性別研究、性研究、身體理論、後人類研究等學術領域，打從一開始便有機會趨向關注理論和複雜性，這也使得婦女研究的「經驗研究」路數在接合這些理論的時候顯得需要更多摸索磨合。畢竟，婦女研究積累的知識如果只切片看女性的歷史和社會存在，在學院內的立足便顯得偏頗；要加強理論性，就必須超越主體經驗，進入抽象層次，以避免自己所生產的知識被局部化、邊陲化。面對這個變化發展，婦女研究於是更多的投入「社會性別」（gender）這個知識和理論的概念，當成重要的理論發展方向，甚至有很多人開始熱烈討論「婦女研究」是否應該直接改名為「性別研究」以強化學術形象。當時，反對者認為把婦女研究改名為性別研究就是從婦女議題撤退，放棄婦女運動辛苦建立的特有視角；但是也有人認為婦女研究當初就是為了避免被說是預設立場而放棄了旗幟鮮明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研究」，因此現在用性別研究來取代婦女研究也沒什麼不可，不但可以擴大研究版圖，還可以爭取更多男性加入這個領域。然而這個命名爭議尚未塵埃落定，新的理論發展又進入眼簾。

學術研究的理論化往往在爭議和矛盾中得到極大動力長足發展，也因此可能促成新典範思考的成熟發展。1980年代前後在美國蓬勃發展的同性戀解放運動擁抱正面看待情慾議題，愉虐戀（SM）女同志團體堅拒以女性主義的性別權力兩極分析作為理解情慾互動的唯一視角，因而與反性的女性主義者進行激烈的「女性主義性辯論」（feminist sex debates）[8]，也大大的豐富了女性主義的性論述。當時許多肯定情慾的女性主義者和性激進份子都認同女同志愉虐戀的自由立場，放棄被良婦心態籠罩的女性主義，校園裡也開始有大批女性主義者離開婦女研究學程[9]。然而主流女性主義者仍然日益傾向以立法管制社會的性實踐作為運動目標，以Catherine MacKinnon和Andrea Dworkin為首的女性主義者因此追求在法律和論述上把「性」等同性別歧視，把「色情」等同性暴力，企圖形成對性實踐與性資訊極為不友善的環境。與此同時，愛滋危機固然挫敗了彼時蓬勃發展的同性戀運動與社群，卻也更刺激了同性戀的激進思考與抗爭策略，在受到傅柯（Michel Foucault）、後結構、後現代思想的影響之下，與性激進女性主義（feminist sex radicals）合流，形成積極抵抗「性別唯一」（gender-only）思考框架並且正面肯定「社會性」（sexuality）的酷兒路線。「社會性」的相關研究也在這個爭戰的過程中不斷發展，成為顯學。

典範的再次更替

20世紀可以說是「性」的世紀，因為「性」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關切的重心。「性」的行為、言語、圖像、感覺、慾望、身分認同，以及各種規範「性」的法律政策道德規訓也不斷浮現，促使「性」成為人們焦慮和愉悅的核心問題，也成為性主體群體被壓迫和尋求政治解放的焦點。19世紀主導「性」思考和言論的知識體系主要是性學，目前醫療的、生物的、行為科學的、心理學的性分析架構或許仍然構成最主要的順口語言和理解方式，然而權力的、關係的、身體的、再現的、感情的、差異的、社會運動的語言，也隨著現代社會的多方變化和發展不斷衍生，加入性領域的論述爭戰。

將社會性與其他社會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思考從1990年代末期起大幅推進。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資源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他提醒性研究必須試圖了解「性」是如何透過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的、心理的、象徵的、地域的、法律的、政治的力道和脈絡而逐步成為一個可供觀察、可供解釋、可供管理的對象；不同歷史時期的性社會（權力）佈局（sexual deployment）和性另類的構思與實踐（alternative sexualities）因此都是當代性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性研究不但要包含目前性社會學對主體的性慾望和性愉悅、性行為和性互動、性認同和性價值的認知外，同時更需要檢視這個學術專業的研究和概念範疇自身是如何形成、性的知識和教育如何轉化成為常識和建制、集體的性社群及其文化如何浮現積累、性運組織及其論述如何成形爭戰等等。這些理論資源如果接合上同性戀運動與女性主義性運的能量，就更加推動對「社會性」的研究發展。

「社會性」（sexuality）在強烈競爭的美國高教學術圈中快速發展擴散，對社會性別的既有學域建制也造成衝擊。學術的發展和師資的漸次換血促使美國許多高等教育名校歷史悠久的婦女研究學程開始辯論是否應該重新命名，在新的名稱上傾向淡化「婦女研究」（women studies）的領銜，甚至連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也被視為不足以涵蓋這個領域的學術視角，而必須在正式名稱中包含「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以宣示本身在研究教學進路上的轉向[10]。這當然是個很有深意的動作：它不但表達了學術研究的轉向已經重大到不得不正式更名的地步，更透過正式的重新命名來宣示一個新的、超越「唯（生理）婦女／唯（生理）女性」的研究眼界。2002年美國名校康乃爾（Cornell）大學坦承，時代和學術的變遷已經使得婦女研究不敷所需：

婦女研究過去或許是個很好用的名稱，然而現在她已經不符合我們系所的特色了。因為『婦女研究』暗示我們的學術工作有一個統一的認知，這樣的單一認知恐怕會排擠目前教學和課程的重要焦點：例如各種多元的性，包括女同性戀、雙性戀、酷兒以及其他激進的性；多重性別；性別、種族、階級、族群、及其他相互建構的社會差異範疇以及跨國面向的女性主義、性別、與性[11]。

婦女研究的師資最終合議把成立了30年的「婦女研究學程」改名為「女性主義、性別、與性研究學程」，以便「轉向研究性別與性和其他權力及不平等之間的複雜糾葛」[12]。換句話說，正因為婦女研究已經形成的狹隘視角排擠了目前很重要的新興議題和理論，如果要進一步跟上學術研究和社會變遷的腳步，就必須用正式更名來打開局面，跟上潮流。同樣的更名行動也發生在其他許多重要大學的校園內，基本上都是捨棄原先「婦女研究」的單一視角，積極的引入「性研究」的重要洞見。2004年，耶魯（Yale）大學也把「婦女及性別研究學程」改名為「婦女、性別、性研究學程」，並且宣稱只有正式在名稱上標明「性研究」才能表示「同時研究性別與性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13]。

名稱的更動其實反映了理論上的新進路，目前的研究傾向主要從各種社會因素的「交集／交會」（intersectionality）入手，聚焦於各種社會動態因素（例如年齡、階級、族群、性、性別、國籍、種族、宗教和性認同）之間已經形成的、正在發展中的各種糾葛交會。

台灣經驗與性／別研究的興起

如上所述，美國「社會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最新的典範更替主要呈現方式是透過改名把「社會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加入列舉的視野版圖，以強化本身學術單位的可欲與吸引力。台灣在1990年代中期也發生了類似的典範更替，但是卻更為明確的把性別、性、其他社會差異一舉融合在新創的中文名詞「性／別」裡（下詳），以便在一片主流化的趨勢中宣示一個邊緣的、激進的抵抗立場。另外，如果說美國的典範更替主要由同性戀運動的發展促成（包括以女同性戀為主體與主流女性主義進行性辯論），那麼台灣的典範更替可以說主要由（以異性戀為主的）女性情慾辯論帶動，這也使得台灣的「性／別研究」除了推動同性戀研究、酷兒研究之外，更能清晰的與婦女運動和主流女性主義所代表的性守成力道持續鏖戰，也因而更能洞悉近期性別政治趨向主流化的新權力佈局以及其對性主體的衝擊。

1980年代台灣逐漸開始積累的社會性別觀點主要圍繞著女性在婚姻內的處境，例如已婚婦女的財產權、家事和照顧工作的分工、離婚的困難和污名、家暴的難言與傷害等等，這些關注當然反映了婦女運動的良婦特質和情感取向，也使得婚姻和家庭成為婦女運動最深層的關切。然而在這個良婦視野以外，世界已經有了劇烈的轉變。1960至1970年代臺灣以紡織和加工製造業帶動經濟成長，構成新勞動力的大量女性勞工得以離開父權家庭，進入工廠聚集的都會衛星城鎮，性自主因而有了契機；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則在此時開發新的消費與欲望動力，以西方青年文化、搖滾音樂與舞蹈來解放台灣年輕人的身體情欲；隨著個體經濟實力成長，婚姻也不再是女人的唯一前程而越來越成為人生選項之一而非必然，即使晚婚也使得性脫出婚姻的桎梏。來到1980年代，許多單身女性已具體實踐了性關係的重大解放。[14]

然而性的公共論述仍集中於傳統對女性的警示與譴責，性議題仍是由醫學和公衛領域主導，以犯罪、偏差、賣淫、出軌、疾病等等面貌研究或報導，性主體仍然被病理化、病態化、道德化。即使1994年針對女性情慾解放形成了熱烈辯論，1995年台大女生集體看黃片事件引發了社會爭議，良婦女性主義團體在這些和性相關的議題上好像都只能在性別權力不平等的框架下提出批判，同時嚴厲排擠另闢蹊徑的女性主義性論述，結果反而為保守禁色立場背書。為了開發更開闊的女性主義性立場，中央大學的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在1995年10月成立了「性／別研究室」，不但凸顯性不能被性別籠罩，不能被性別不平等全然決定，也以階級、族群、年齡、性別等社會「差異」或「別」（differences）來結合同性戀等「性」（sexualities）議題，以關照這些軸線之錯綜複雜糾葛。「性／別」之間的斜線不但表明了人類情慾的多元差異（性中有別），也展現性別和性之內各種可能的曖昧複雜與分裂不穩定。

這個新的女性主義性／別論述很快就與主流女性主義的性別立場對立起來。1997年台北公娼爭取工作權的長期抗爭中，良婦派與市長並肩推行廢娼，性／別派則與公娼同一戰線，維護女性性工作權，因而爆發女性主義分裂的公開化。雙方的對壘從運動延燒到學術領域，1998年6位女性主義學者跨校整合提出有關性工作的研究計畫，在臺北公娼運動中活躍支持公娼的3位都沒有通過審查。而且評審意見直接說：「本研究可以預見不僅不能發掘真相、建構可靠的知識，反會生產不可靠的東西，不唯無益於學術，更且可能產生誤導社會的作用，因此不建議予以補助。」評審的主流路數不言而自明。在申覆後，有兩位的申請通過，與公娼組織關係最密切的一位仍然不通過。知識的典範更替顯然不是簡單的替代而已，另闢蹊徑的研究路數總是會與原有典範形成（可能慘烈的）鬥爭。

這樣的爭戰在進入21世紀後急速減少，主要原因是良婦女性主義者隨著台灣政局的變化、政黨政治的統治危機，逐漸被吸納進入政府體制作為正當性的表彰，不但可以分包政府的各種計畫，也分享極大的權力與資源。她們再也不需要搞運動，也不需要理會在體制外繼續奮鬥的不同立場女性主義者。同時，性別研究在三所大學成立了正式的相關系所[15]，學術訓練以性別視角為大宗，以平權為主軸，以替政府服務、協助治理為主要內容。2006年開始，臺灣主流性別政治積極配合聯合國「性別主流化」政策推廣，以建立法制規章作為主要操作場域，協助建立嚴密管制和監控。性別平等成為政府施政的主軸，主要由良婦們主掌，急速上升成為佔有道德高地的價值，在資源和正當性上大幅躍升；然而同時，性的各種實踐、資訊、再現則在性別平等、兒少保護的旗幟下[16]，成為法律急切要管制、消除、懲罰的對象。

今日在台灣研究社會性別，主要的觀察場域不再是最初婦女運動關切的日常生活、社會運動、文化現象、互動關係，而是行政、立法、社福，更是治理；最主要的知識工具不再是貼近生活質感的文化分析、意識形態批判，而是統計學、政治學、法學。這個變化過程也構成了此刻性／別研究的重要洞見和批判對象。

結語

每個社會有其獨特的形構，也因此會形成極為不同的運動、論述、學術、和典範（及其更替）。目前，台灣由於性／別運動與性／別研究的互相滋養以及言論相對開放，在論述和理論發展上暫有優勢，性／別運動文化亦多多少少影響大陸性／別少數的文化（如語言命名）。然而，台灣內部的性保守勢力透過民眾對文明化和自我克制的渴望，往往使得法律的緊縮管制能夠贏得保守的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婦女團體和主流女性主義者全力投入的性別治理也已成為國家政府管理人民的重要管道，性／別自由之危機日益明顯。

相較於台灣，大陸的性革命也已經發生，邊緣異類的性／別實踐是否能夠找到並得力於性／別解放的語言與文化（包括學術研究）以及溝通發聲的開放語境，或者大陸會不會也和台灣一樣在性別政治的操作下形成嚴密的性別治理──這些問題都是對於社會性別在中國的發展前景高度關心的同行們需要持續觀察的。甯應斌在論及兩岸三地性／別發展時，曾經頗為樂觀的把希望寄託於中國大陸本身的廣大與多樣以及文明現代性的不平衡發展：

中國大陸內部差異甚大，不但有未被中產文明化過程馴化的鄉野樸魯，也有極限體驗的獨特性癖或光怪陸離存在於社會深層，但是目前多數尚未能自傲現身，僅能含蓄自慚，在這方面，台灣的性／別異類則可以提供自我壯大的修辭話語與酷兒態度。在全球化的大形勢下，雖然有資訊的檢查與管制，但是許多在其他社會經過多年發展才鍛鍊出來的性／別修辭話語與政治態度，幾乎同一時間都抵達了大陸，這誠然是後發的現代化特色。大陸性／別少數群體一方面具備同時湧到的話語資源和身份選擇，另方面則又因為檢查管制而使得菁英階層無法發展能量，有時會阻礙這些話語資源與能量的向下滲透（因而無法幫忙壯大底層）；卻也有時會以「扭曲誤解」的形式被下層階級挪用改造，從而形成具有活力、突破現成分類的山寨身份（如偽娘）；還有時反而給予性／別底層自我發展、自我定義、自我命名的契機，和上述山寨身份一樣都形成了中國特色。[17]

或許，相對於台灣已經形成的從上而下的、柔軟但無可商量的性別治理[18]，抗拒文明現代性的單一和規訓，維持中國大陸內部性／別文化的多元性，呵護基層（特別是邊緣）主體的自我培力，是必要的努力方向。

註 

 

[1] 本文初稿在2013年6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習班中以演講形式發表，現在再度改寫後以論文形式發表為〈研究社會性／別：一個脈絡的反思〉，《當今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第5期（性與社會性別研究專號，2013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即將出版）。

[2] 甯應斌教授於2009年第一屆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會議中首度提出「社會性」、「生理性」、「社會性別」之三角用語，以對應英語的sexuality、sex、gender，作為兩岸三地的共通理論語言。「社會性別」（gender）有別於「生理性（別）」（sex），生理性卻無法決定「社會性別」；同樣原理，「社會性」（sexuality）有別於「生理性」（sex），生理性也無法決定顯然多樣的「社會性」，兩者之間同樣有著複雜交錯的關係。「社會性」一詞強調「性（和性別一樣）是一種社會建構」。參見甯應斌，〈社會性（Sexuality）〉，第4頁。本刊本次專輯以「性與社會性別研究」為主題，我對最前面的這個「性」的理解就是此處所稱的「社會性」。

[3] 對於台灣的性解放運動發展和理論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甯應斌，〈台灣性解放運動十年回顧：試論〉。

[4]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作家bell hooks從1980年代便批判美國婦女運動對種族、階級著力不足，她因此曾尖銳的質疑婦女運動所強調的性別平等：「在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父權的階級結構裏，男人彼此也不是平等的，那麼女人是要求跟誰平等呢？」畢竟，性別總是和其他的社會差異和力道糾結的，無法只從一條軸線（如性別）來分析社會或構思改變。談平權的時候只想到性別，反而凸顯了其他的社會差異已然被忽略，這在種族政治尖銳化的美國特別明顯礙眼。hooks後來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宰制體系相互勾聯而形塑了現實，她因此創造了「白人至上主義資本主義父權體制」（white-supremacist-capitalist-patriarchy）這個複合名詞來強調許多力道是同時作用的，如果只關注一條軸線的運作就無法全面理解現實。這也是當代理論研究強調intersectionality的另一版本。可參看hooks的訪談錄影http://www.youtube.com/watch?v=zQUuHFKP-9s&hd=1

[5] 今日在許多英語系國家填寫官方文件時仍然用sex（而非gender）來指涉性別。這使得跨性別主體不得不填寫原來的生理性別，因而對照出與其社會性別的自我呈現有極大差異，因而也造成跨性別主體的生活困難。

[6] 另外一個研究顯示，在1900至1964年之間最可能關切性別議題的婚姻家庭雜誌中其實找不到任何一篇使用gender一詞的文章（Udry, p. 561），然而1970到1980年代，gender卻大量且廣泛的出現在更多學術期刊中（Haig, p. 91）。在這裡可以看到gender概念的學術化和稍後的普及化。

[7]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首枚人造衛星Sputnik進入太空繞行地球，美國大驚，艾森豪隨即簽署〈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投入大量經費強化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以加入冷戰側翼的太空競逐。高教的大幅成長、民主化、及其對菁英教育的衝擊，形成了1960年代美國學運、民運快速發展的沃土。

[8] 1980年代初期美國女性主義針對女同性戀性愛模式以及更廣為大眾所近用的色情材料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禁色派（又稱反性派）以性別二元的權力分布來閱讀色情圖像，認為色情就是性別壓迫，擁性派（或稱擁性派）則抗拒反性派的掃黃措施，主張女性情慾的能動性必須被認知。可參考Vance (1984)和Duggan and Hunter (1995)的歷史文集。

[9] 參見Janet Halley, pp. 114-118.

[10] 著名的Ohio State University、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英國的York University等甚至已經設置了以sexuality studies為名的專屬學程。

[11] 參見http://www.arts.cornell.edu/fgss/academics/index.html頁面上Academics之下的Historical Note。

[12] 同上註。

[13] Yale University於1979年成立的「婦女研究」學位學程，於1998年首度改名為「婦女與性別研究」學位學程，2004年再度改名為「婦女、性別與性研究」學位學程。這個改動過程充分的反映了學術領域內的發展方向。請見該校網頁http://www.yale.edu/wgss/

[14] 台灣通俗作家苦苓1993年在《親愛的別人的》（台北，太雅）一書中就曾以「單身公害」一詞來批評這種不再封閉自身情慾甚至成為第三者的單身女性。1994年卡維波則以〈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宣告了情慾領域的重大變化。

[15] 代表性／別研究立場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自2008年起年年提出成立研究所的申請，雖然有著極為優秀的學術表現，還是年年被擱置緩議，被剝奪再生產的管道。

[16] 參見何春蕤在〈台灣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中的分析。

[17] 甯應斌，〈中國轉向之後的性／別研究〉，vii-viii頁。

[18] 參看何春蕤，〈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

參考文獻

Duggan, Lisa and Nan D. Hunter, Sex Wars: Sexual Dissent and Popular Culture, , London: Routledge, 1995,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Haig, David, “The Inexorable Rise of Gender and the Decline of Sex: Social Change in Academic Titles, 1945-2001,”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3.2 (April 2004): pp. 87-96.

Janet Halley.  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2008.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Udry, J. Richard, “The Nature of Gender,” Demography, 31.4 (Nov., 1994): pp. 561-573.

Vance, Carole S.,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卡維波，〈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載何春蕤編《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遠流，1997，348-367頁。

何春蕤，〈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載甯應斌編《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3，211-232頁。

何春蕤，〈台灣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載何春蕤編《轉眼歷史：兩岸三地性運回顧》，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221-263頁。

甯應斌，〈中國轉向之後的性／別研究〉，載甯應斌編《性地圖景：兩岸三地性／別氣候》，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1，iii-viii頁。

甯應斌，〈台灣性解放運動十年回顧：試論〉，載何春蕤編《轉眼歷史：兩岸三地性運回顧》，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年，365-393頁。

甯應斌，〈社會性（Sexuality）〉，載何春蕤編《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0年，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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