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3日何春蕤在日本東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發表日文新書，這是日文新書發表會現場的演講內容】
謝謝大家參與這本書問世的時刻。我這一生到現在為止已經製作出版超過30冊專書，所以非常了解出版一本書需要投入多大精力；慚愧的是，在它以日語成形的過程裡，我百分之百的倚賴那些耗費了極大精力時間幫助我的朋友──從早年邀請我來日本講學的伊藤教授，到後來義務接手完成出版的館教授，到御茶水女子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的秘書同仁；從眾多的翻譯者，到出版社的編輯；從2003年到2013年──我勞動了很多人。我想藉著今天的機會，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是你們讓這本書成為可能。謝謝。
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首度以一個較為清楚的理路呈現了20年來台灣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發展和轉型，以及我和一些朋友在不斷浮現的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對這個轉型過程形成了怎樣的攪擾和阻礙（這就是書名裡說的「性／別擾亂」）。然而性別政治的轉型其實和台灣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轉型是相互呼應的，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積極角色。我相信觀察和分析這個轉型過程，對於認識當下急速全球化的世界及其特質是有深遠意義的。台灣社運的發展形態是獨特的嗎？還是可以為其他社會提供一些鑑戒呢？這要請各位觀察你們自己的社會來做判斷。以下我想提出三個重點來描述台灣社運近年的發展、它如何反映台灣社會的深刻變化、以及這個在地的空間如何接合全球化以便被納入國際政治。這方面的研究也是我最近幾年的關注。
台灣社運近年發展的第一個特質（或者取向）就是它越來越朝向國家政府（state-oriented），它的存在越來越依賴國家的支持，它的行動越來越訴求由上而下的立法與行政。政治學者過去曾以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對立來描繪社會內部的張力，1987年解嚴前，台灣社會確實多多少少有這個態勢。但是2000年，一直沒能擁有大多數選票的民進黨卻因緣際會的贏得了執政，然後積極吸納原來並肩作戰過的友好民間團體和個人，讓它們分包（outsource）政府的計畫和功能，或者根本進入執政團隊，以此強化執政的正當性和統治基礎，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也採用了社運的進步語言和價值。民間團體與政府之間因而發展出複雜、糾葛、互利的關係，甚至在2008年民進黨下台、國民黨執政以後基本上仍延續下來，形成所謂「協同治理」（governance）的局面。
性別平等團體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範例，她們不但強勢的、狹隘的定義了平等理念和文明化的要求，同時也參與協助政府完備各種保護和監控的管理機制，促成了更為綿密的治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這本書後半段的分析。）然而由於民間團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往往也被兩黨政治所穿透，傾向特定政黨，因此在政權再度轉移而必須與非友軍的執政黨協同治理中，可能因為暗含的黨派立場而不時反對或批判政府的政策，結果反而因為施壓而爭取到更多的資源和權力。在表面上，民間團體擺出姿態，要在執政與在野兩黨的黨派政治上保持中立，但是當社運呼應在野黨，批判執政政府的幾乎所有政策時，這就促成了更強的民粹氛圍，使得政府無所作為，往往更弱化了國家能力。社運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複雜，利益糾葛更密切，但是從國際的眼光來看，反而認為民間社會的力量在增長，有力量可以和國家一爭長短，國際輿論因而進一步撐起民間團體與輿論左右國家政策的正當性。
與國家共治的局面當然也對社運本身產生重大衝擊。台灣社運近年的第二個特質／取向就是它越來越社會福利化。社會運動本來的目標在於改變社會，改變權力結構，挑戰國家的統治，但是當社運團體越來越習慣把自己的工作和目標都框架在政府的政策和預算裡，越來越相信需要更多細緻的統計數字來追蹤政策成效，越來越渴望綿密的立法和行政體系來保障所謂弱勢的權益時，社會運動的性質也改變了：許多社會運動團體變成了忙碌分包政府措施、爭取政府資源的社會福利團體NGO，而當社福成為政府統治正當性的重要來源時，許多原本從未參與社運的個人和團體也開始「代言」起各種弱勢，要求分享資源。社運的版圖和色彩突然複雜也功利了起來。
說實在的，社福化雖然聽起來要照顧弱勢福利，爭取弱勢權益，然而實際上卻更多的照顧了有能力執行規劃和設計的那些優勢者。近年來，性別主流化在台灣的體制化就使得某些優勢知識婦女得以用「性別專家」的身分進入有利位置，忙碌的在政府每個部會單位裡監督著性別平等國際公約的執行。由於這些積極的作為接合了聯合國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方針，使得國族定位存疑的台灣能夠間接進入長久渴望的國際政治版圖，即使強勢推行可能在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和不滿，造成許多痛苦和冤枉，人們也敢怒而不敢言。
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社福化」本身所預設的道德內涵和改良傾向，也強勢排擠了社會運動原本可能包含的挑戰既有道德、質疑現有生活安排。結果，優勢婦女嚴謹的道德價值觀和情感主導了和性與性別相關的諸多立法，不但鉅細靡遺的規範了人際互動模式，更積極指認了（identity）也問題化了（problematize）甚至罪刑化了（critiminalize）非主流的、邊緣的、不馴的、越軌的主體，對社會自由反而形成緊縮的效果。
當社運透過國際來與國家斡旋時，從社運內部到社會對話都開始產生變化，這也就是台灣社運近年來所展現的第三個特質：不管是推動國際公約或協同國家治理，公民社會都越來越傾向於以立法管理來代替說理辯論，總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教化姿態，透過掀起強大的政治正確風潮，來賦予主流價值和立場一種幾近絕對的正當性，這也是前面說的「敢怒而不敢言」的來源。這種政治正確往往形成無可抗拒的行為規範，更理所當然的以「零容忍」來面對不馴越界的行為和主體。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極為諷刺的對比：社會越是自許多元尊重，邊緣主體就越顯得不可寬容，這正是「排斥社會」已然形成的徵兆。
在過去十年內，西方先進國家的進步語言和價值──從性別平等到同志婚姻，從環保動保到健康進取（這些都是台灣主流性別政治熱烈擁抱的價值）──快速而無太多阻擋的進入台灣，在台灣渴望上升、渴望被世界看見的民主氛圍中形成「道德進步主義」：也就是夾帶著全球化的進步烙印，對文明進步價值表現出十足自信正確、自認進步的自滿，然而同時卻對所謂「不進步」的言語行為主體表達極大的暴怒與歇斯底里的仇恨等情緒。在此變化下，原本佔據社會主流位置、恪守單一文化價值的道德保守主義，和現在口稱多元文化主義但是實際推崇主流價值的道德進步主義，形成了拉鋸、對立的現象，然而雙方同時也吸收挪用對方部份話語或策略，而在另一些層面上出現詭異的合流之勢。例如主張和反對同志婚姻權的不同團體都共同擁抱婚姻家庭的神聖穩定價值。
道德進步主義的背後，是對於全球化中來自西方主流價值的照單全收，是對於西方思想知識的橫向移植。但是，為什麼台灣的菁英階層對於被視為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會毫不猶豫的接受和擁抱，焦急地要使台灣進入全球化，而且滿足於全球化下本土作為地方的角色？從歷史角度看，台灣在冷戰時期因為必須親美以對抗中共，因此不得不走上「脫亞入歐」的道路。但是由於人口、資源與國家力量的限制，台灣很難和同樣曾經「脫亞入歐」的日本相比，菁英階層在社會議題和價值的設定上都沒能走上自主的道路，而現在我們在台灣觀察到的道德進步主義就是這個「依賴發展」表現在文化上的結果，這個結構上的限制也使得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民間團體NGO發展出當前所觀察到的特質。
西方中心主義對在地文化的衝擊，社運角色和性質在與國家和國際糾葛時的轉型──這些發展對於性別和性都已經形成很關鍵的影響，這也是我目前所關心和追蹤的趨勢。最後，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展現了我這些覺悟的軌跡，也再次感謝幫助我讓這些想法能夠面對日本讀者的朋友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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