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女人二十年

20140614-%e6%80%a7%e6%ac%8a%e6%9c%83%e5%8b%9f%e6%ac%be%e9%a4%90%e6%9c%83%ef%bc%8d%e5%b0%8f%e4%bd%953

(這是2014年6月14日我在性別人權協會募款餐會時的發言稿。面對只關心權益和認同的運動局勢,我重提20年前寫的《豪爽女人》,企圖再度帶回九零年代的奔放精神。現場錄影在此。右圖主持人王蘋正在介紹當天同台的苦勞網記者王顥中與火車趴的義務辯護律師陳緯緘。)

今年,《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出版20年了,我已經從皇冠出版社收回了版權,全書上網提供廣大群眾閱讀。不過,人總是要回頭看看自己留下的痕跡,這本書曾經或仍在對這個社會形成怎樣的意義或衝擊,我留給別人去說。就這20年來我個人的觀察和經歷,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些看法。

1994年我其實同時在寫三本書,現在這三本都完整上網了。《豪爽女人》和《不同國女人》在1994年秋天發表,《性心情》則一直寫到1996年才出版。我用《不同國女人》的社會分析,來發展一個寬廣的性別視角;然後用《豪爽女人》的文化分析,來宣示當時急切需要的女性主義情慾解放立場;《性心情》則是用八個女人的對話,來說明我之所以採取情慾解放立場的「前因」,寫作時當然我是沒預料到《豪爽女人》會帶來我後來被女性主義排擠放逐的「後果」。

主流女性主義者曾經批判我是「唯性主義者」,認為我只看性,不看性別,所以才會提出像性解放這樣不顧女人危險的立場。可是,事實上,《豪爽女人》的核心分析架構徹頭徹尾的是一個以「性別」而且是「性別二分」作為基本架構的分析。我用兩性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來指出,在和「性」相關的事情上,我們的文化設定了「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而女人不管怎樣總是賠」的文化邏輯和心理邏輯,而我認為這個不平等的情慾邏輯源自於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它使得女性的身體和情慾(以及人生其他方面)遭受不利的差別待遇和差別發展」;「把男人放在主動的、佔有的、征服的(也就是「賺」的)位置上,把女人放在被動的、被掠奪的、被掌管的(也就是「賠」的)位置上;然後再在男人女人中間建立起冗長複雜的討價還價過程(又名求偶過程)」。因此,「這個賺賠邏輯是女人在追求情慾、身體、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過程中要打擊的頭號敵人」,它背後的一夫一妻單偶制度更是元兇。

這個分析所關注的,是兩性在情慾自由和自主上的不平等,是一個標準的女性主義分析。除了集中談「性」這個話題在當時台灣的脈絡中還有些新穎之外,其實結構上來說,是一個很老派的分析:它並沒有致力於展開「性」的多元或「性別」的多元,它並沒有處理「認同」的複雜和游移,它甚至沒有性工作、性階序的眼界,更對愛滋和防治表現了極為有限而工具性的認知。畢竟,這本書寫於1990年代初期的台灣,Gayle Rubin的 “Thinking Sex”、同志理論、酷兒理論這些論述當時都還沒有現實中的爭戰、辯論、運動來提供產生實際用途的沃土,因此我也只是用一個很素樸的、左翼的、女性主義的分析,來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性革命徵兆提出一個積極介入的論述。我很直面的認為,當這麼多異性戀女人都已經踏入被社會非議的情慾實踐、卻還只能沈默羞愧的背負污名的時候,女性主義非得有個說法打開社會空間不可,而這個說法必須架構在整體社會文化的結構分析上,從主體如何被調教成為這個「性別不平等」結構的承擔者的整個過程,來揭示女性情慾革命在整體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此刻台灣對於多元認同和權利與權益的狂熱來看,《豪爽女人》在性別和性上的分析都是很侷限的,很二元的,很單薄的。但是我也必須指出,《豪爽女人》當時所針對打擊的,是保守性道德的性別假設,更是霸佔了發言權的醫學和性教育專家們。當時社會規訓的主要目標正是逐漸在情慾上越界的女人們,因此《豪爽女人》所參與的這場論述殊死戰,所關切的並不是認同或權益,而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談女性的主體養成、文化調教、情感、心理等等,它企圖在性的道德價值上很根本的挑戰我們所熟悉的安全感和道德感,想要高亢的涉險,進入被放逐、被污名、被懲罰的疆域,以凸顯社會規範的強制和殘暴。這也是我們所謂「性解放派」20年來從來不棄守邊緣,堅決的和火車趴、跨代戀、通姦劈腿、色情性工作站在一起的基本立場。

現在大家朗朗上口的「認同」和「權益」都是在《豪爽女人》之後的運動發展中逐漸被強化高舉成為運動和論述的核心。而認同和權益所要求的,是正義可敬的資源分配和分享,而不是《豪爽女人》所彰顯的不甩規範、囂張攪擾、混亂賺賠邏輯。就歷史的發展來看,《豪爽女人》當然是和運動的主流路線格格不入的,這本書的主要論點和目的不被大多數人看見或看懂,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20年後,當婦女運動、同志運動都以「認同」和「權益」作為主要推動目標的此刻,我野人獻曝式的再度把《豪爽女人》放到眾人的眼前,其實是想提醒:以認同和權益為核心的思考,往往聚焦的是改變政策、尋求接納、教育宣導、分享資源、甚至提升個人的機會和名聲,而很少是徹底挑戰自我與眾人長年就習以為常的身體情感和道德判斷,很少是真心努力的與那些大眾覺得當然應該鄙視和不以為然的主體與實踐並肩作戰,也因此很少堅守並積極支持那些已經與主流明顯背道而馳的思考與價值(從火車趴的蔡育林到出軌的作家彎彎)。火車趴事件以及前前後後的諸多性爭議都一再測試也暴露了運動對於主流思考和主流價值缺乏抵抗、無意攪擾。

最後我想說,只籠統的批判體制保守,不屑大眾無知,認為歧視和壓迫只存在在保守派的身上,因此只要求體制積極保護尊重主體,立法懲罰和限制我們眼中的他者,而不先透過與邊緣結合來改變自我、挑戰自我,驅逐體制早已內化於我們裡面的習慣、情感、價值、語言──這樣的運動是不可能真正翻天覆地的。今日,運動被收編、被外包,甚至自滿的與體制合流,分享治理的權力,這樣的結果其來有自。就這個現實趨勢而言,我認為《豪爽女人》的繼續發聲、戮力抗爭,還是絕對必要的。歡迎大家重讀《豪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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