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2014年8月30日發表在杭州蕭山的第六屆世界華人性學家學術大會中，對象是華人世界裡諸多以性為研究主題的學者和研究者，我希望指出，性別平等與兒少保護的相關措施已經對性研究、性知識形成了極大的衝擊，希望團結性學家們以他們的學術來舉起抵抗的大旗。）
摘要：當代對性實踐和性口味的管制與檢驗，對性資訊和性知識的壓抑與檢查，其立場的出發點已歷經重大轉變。以台灣的經驗來看，在女性主義和婦女團體的仲介之下，逐漸避開傳統而容易招致嘲諷的「維護善良道德風俗」，轉而以「性別平等」、「兒少保護」等符合現代進步價值的說詞為由執行管制。這個新管制模式的操作邏輯在許多方面背反了性學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的積累成果，不但以絕對的脆弱易傷簡化了女性、兒少與性事的遭逢，也以此正當化了各種綿密的防範保護措施，積極將性的資訊、圖像、討論、知識隔絕或消滅。這些措施對性藝術所形成的檢查和壓抑，對性研究和討論所形成的嚴密控制與排斥，正展現了當代性管制特有的文明情感與軟權力。
關鍵字：性別平等、兒少保護、言論檢查、脆弱易傷、性政治、文明情感
今天我要報告的題目對此刻研究「性」的華人而言有其絕對的重要性，特別在我們歡慶二十一世紀作為「性學的中國世紀」的時刻，我們不得不關注這個發展中的危機。我想從台灣這個被許多華人欣羨的所謂民主社會的經驗來顯示：在新近快速崛起的後發社會裡，往往會出現急切想要贏得國際社會認可的強烈慾望，表現為熱烈擁抱西方「文明現代」的價值與實踐，或者積極吸納諸如「性別平等」「保護兒少」這類逐漸普世化的進步理念；然而實現這些現代進步價值的代價卻幾乎都包含了提高對「性」的敏感和戒心，強化羞恥恐懼焦慮厭惡等情感，最終則促成越來越多的法律管制措施出現，擴大限制「性」的社會空間和正當性。事實上，對於本次大會主題──性藝術──的任何討論恐怕都無法迴避這個歷史發展的威脅。
大家都知道，性學的發展對於「性」的除魅化、正當化、和自由化有著一定程度的貢獻。透過性學知識的生產和擴散，也隨著親密關係在近現代社會裡的歷史變遷，再加上通俗文化、消費文化快速提升「性」的可見度與可欲性，「性」才在大眾的眼光裡逐漸成為一個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討論、可以探索、可以享受的事情，這是「性」的現代化所帶來的變化契機。
然而歷史機緣也有它自己的發展脈絡和相應的運作邏輯：至少在台灣，「性」是在1990年代社會結構因解嚴而發生大變化的時刻裡與「性別」同時浮現的，兩者之間也因為共時發展以及重疊的參與主體（主要是女性）而形成顯著的共振。更遺憾的是，目前性別政治的成功攀升經常是以「性」為祭，藉著發展對性的管制來強化性別政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換句話說，那些越來越限制並規範「性」議題的觀念和力量，過去主要是保守的，但是現在卻常常是所謂「進步」的，性學研究者需要深入觀察、仔細分析，才能認清我們面對的阻力。以下我想從兩條糾纏的軸線來分析「性」與「性別」在台灣歷史過程中的共振發展。
第一條軸線就是以不同形式廣泛存在在許多文化和社會裡的對於「性」的負面評價和建構。美國極具影響力的性研究學者Gayle Rubin曾描述那種源自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否性」心態（sex negativity）（11），這種心態堅持性是罪惡之源，認為只有在一對一異性戀婚姻關係內為了生殖而進行的性才可以被接受，也因此嚴厲監控和性相關的一切[1]。這種心態後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全球，也以其優越高超的進步形象把其他在地原有的複雜身體關係都對比為「前現代」或「不平等」，使得一對一的婚內性越來越被當成唯一可以被接受的普世親密關係形式。我們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的創會會長吳敏倫教授40年來堅持樹立的性學標竿，就是不遺餘力的破除這種「否性」心態和「否性」文化，這也是所有性學家需要繼續努力的目標。
歷史顯示，「否性」的氛圍通常特別集中在女性的社會教養上，以「性」的慎重意義和相連的羞恥恐懼等情感構成柔弱被動的女性特質，同時也做為執行社會控制／性控制（social/sexual control）的重要力道。近代的社會結構轉型吸納女性受教育就業，投入公領域的勞動行列，晚婚的趨勢衝擊到婚姻家庭結構，也推動了性開放的社會文化，於是我們看到「否性」的傳統規範和「性開放」的新興趨勢在後發社會裡糾纏爭戰，女性的性歸屬激發群眾極大的焦慮[2]。以台灣的經驗來看，1987年解嚴後沒幾年，新的管理規範尚未設立，各種一直在地下進行的越界出軌、諧擬惡搞，都在這段空窗期間得到理直氣壯的開展，人們積極測試自由的底線，翻轉原來社會的是非評價，可以算是台灣最自由的一段日子。也是在這種整體氛圍內，台灣的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和論述得到了發展的空間，女性主義者不但強力支持那些已經在「性」領域裡開疆闢土的女人堅決對抗性污名的壓迫，更在論述上正當化「性」領域中已經在擴散的解放實踐，以便進一步回頭改造性別教養和性別權力[3]。這個強而有力的女性情慾論述同時攪擾了傳統的性與性別佈局，引發了許多討論和辯論，最終不但累積推動了「性」研究的整體學術動力，也在這些對話過程中逼迫原來主導「性」論述的公衛、性教育人士把他們極端保守的立場多多少少移向開明的一端[4]。
當然，在一個「否性」的社會裡，想要一舉翻轉「性」的地位和意義並不簡單。1990年代我們是從「性別」運動的角度看到女性在「性」方面的不利位置，也看到「性」在性別教養裡的關鍵位置，因此在蓬勃發展的性別政治裡注入了「性」的眼界，也藉著女性主體正在上升中的動力來要求打開「性」的空間，改變「性」的性別權力邏輯。這樣的呼籲其實吻合了當時許許多多女性的切身需要，性議題與性別運動的正面接合也使得「性」在台灣首度有了清楚的政治意義，可以產生新的立場和力量來對抗「否性」的慣性思考[5]。這也是性學需要接合女性主義的重要原因。
不過，「性別」的立場並不都對抗「否性」，另外一條同時發展中的軸線──也就是「性別平等」──就在台灣的政治現實裡發現了很不一樣的願景和可能，結果中產女性身上的「否性」傾向在政治機遇的誘引下重新被強化，透過對「性」的排斥撇清，展現她們的治理潛力，逐步融入政府的權力結構[6]。性與性別的糾纏於是進入了強烈對立的局面。
從大脈絡來看，「性別平等」之所以現在在台灣能夠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文明規範、能夠左右政府的立法和人民之間的互動，當然有其利基。畢竟，「性別」建構了男女兩性間的社會分野及其高下階序，而在現代民主化的進程裡，「區分」和「高下階序」至少在口頭上和姿態上都可以輕易的被說成可疑而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也是台灣十分流行的社運策略。同時，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指標之一就是女性在參政、教育、就業、工資、升遷、家務分工等等方面的地位，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在經濟蓬勃提升的時刻往往也會想贏得可敬的國際地位，因此多多少少會推出一些尊重婦女的政策和宣示，而中產女性一向就是文明化（西化）的主要推動者，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都樂意和中產婦女組織合作，提升婦女的政治權力，以加快文明化（西化）的腳步。「性別平等」的願景正是因為在歷史過程中接合了現代化、民主化、文明化、甚至西化的正當性，而逐漸形成執政者無法抗拒的要求。（未來大陸會不會也有類似的「和平演進」過程，我不確定，但是在西方主導的現代化、民主化、文明化過程裡，這個傾向倒是頗為常見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台灣的現實裡，「性別」權力的上升往往建立在以「性」為祭的條件上。過去20年間，一樁樁廣受矚目的「性」案件被「性別」的視角建構成最鮮活反映「性別不平等」的絕對案例，逐漸凝聚出明確的弱勢形象和保護／懲罰的必要。從早年的反家暴開始，反性侵害、反色情、反性工作、反性騷擾、反（性）霸凌等等論述和立法一系列出台，在過程中放大「性」的危險，延伸「性」的罪行，擴及「性」的語言圖像，逐漸形成一個綿密的、嶄新的「否性」體制──在這個新體制之下，「性」之所以不可取，不是因為它淫穢、不道德，而是因為它根本的侵害人權，傷害弱者（女人和兒少）。
人際互動和行為在這樣的義憤體制之下很輕易的被「性」化、簡化，套進「強者欺凌弱者」的敘事結構，以便證明規範和懲罰的必要。所有的人際複雜狀況或巧合、性協商的難啟或誤認、色情與性交易的幽微迂迴愉悅、愛情的不滿怨忿反噬，都被編織成簡單的強弱二分、欺凌壓迫的故事。而當這些「加害－受害」敘事不斷在媒體中迴響、被民間團體和政客們覆誦時，1990年代性別運動裡那些意氣風發、昂揚挺進「性」領域的女性主體頓時失去了正當性，她們的力量被質疑，她們的行為被批判。因為，要把「性」納入「加害－受害」的敘事，受害的一方就只能是脆弱易傷、抗拒無力、因此需要法律和警力保護的主體，偏離這個形象的主體就一定都是冒險的、欠思量的。
不過在現實裡，女性的力量確實也在提升，純然「受害」的說服力逐漸減弱，於是「加害－受害」敘事把另外一群引發社會焦慮的主體──兒少──納入受害者範疇，擴大治理的疆域。這個絕對脆弱無力的形象不但使得各種保護、防範、限制的法律措施成為不可遲疑、必須採取的行動，也有力的否定了、管制了當代兒少越來越自在展現的性活力。
當「性」成為「性別」累積政治實力的墊腳石，承載整個社會的焦慮和憤慨，並且以兒少的「無性」和「無助」假設作為社會管制「性」的底線時，一個新的、更強有力、而且具備不可挑戰的正當性的「否性」建制已然成形，而且以「性別平等」為號召。這樣一個新的「否性」體制能被性學家們忽略嗎？我認為不能，因為：
就學術發展而言，它對於「性」的嚴厲規範已經很根本的封殺了性學研究的開闊性和客觀性，迫使性學只能選擇在安全範圍內進行探究，也只能生產合於主流「否性」價值體系的知識[7]，更讓我們每一次的公開發言或寫作出版或參與行動，都必須先進行自我檢查以免有觸法之虞。像這樣的性學學術環境，與過去台灣戒嚴時期的政治言論檢查、或者文革時期的思想考核，有何區別？
就日常生活而言，在號稱民主自由平等的台灣，與「性」相關的法律規章卻大量出台，不僅個人行為和人際互動，就連言語用詞、眼神表情、想像慾望都被「性化」，那些疑似踩到紅線的人要被通報、被送管、被拉上法院。人與人之間增加了猜忌敏感不悅厭惡，體制內則增加了許許多多無謂的告訴和抱怨，「性」被當成社會問題的焦點，看不見太多正面價值。這樣的「否性」文化又豈是性學先行者努力的目標？
就性主體的狀態而言，「受害」「創傷」的「否性」建構目前不斷生產高度敏感、自覺脆弱的主體，特別是從一開始就否定兒少的性，對兒少形成極大的壓抑和痛苦。在這些議題上有專業知識能力的性學研究者豈可視若無睹？今天我們大會以「性藝術／文學」為主題，在這方面所承受的限制和迫害更是比比皆是。如果脆弱創傷主體的說法繼續擴散，和性相連的主要情感都是恐懼、厭惡的話，我們很難想像性藝術／文學會有怎樣的沃土繼續發展。
為了性學的發展，為了性藝術／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的存續，性學家有責任細緻而批判的分析現代化、文明化、西化的力道，抵抗那些把「性」定型、定性、定罪的各種「否性」力道。這，就是我們大家的歷史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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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yle S.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by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David M. Halperin,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3, 3-44. 這個否性／忌性的趨勢在中華文化裡以譴責荒淫和要求女性貞節為常見的表達方式。
[2] 台灣1990年代出現「單身公害」一詞，指的就是這類停留在婚姻之外的婚齡女性以及她們對單偶婚姻的穩定所形成的威脅。2004年日本流行語「敗犬」（まけいぬ，意指年過30的未婚女性）在5年後改編為台灣的通俗劇「敗犬女王」，以及大陸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大齡未婚女性被稱為「剩女」，都反映了圍繞這個女性人口群的去向所形成的社會焦慮。
[3] 我所撰寫的《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1994）當時就明確的使用性別來對抗否性，同時也從性領域裡進行反省和介入，以試圖改變性別的權力邏輯。電子書下載請見網址http://sex.ncu.edu.tw/publication/book_common_02.html。這個對性和性別同時而且接合在一起的分析觀點，後來被我們命名為「性／別」觀點。
[4] 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1995年曾和我在報刊上來回論戰數回合的鄭丞傑醫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讀我們當時的論戰，比照他數年後的言論。
[5] 當時我用「忌性」一詞來描述台灣社會面對「性」議題時的基本態度，這種態度預設了一夫一妻婚姻的性觀念，不但對「性」抱持「顧忌」、「猜忌」、「禁忌」、「忌諱」等等負面情感，也因自身一對一的單薄情慾狀態，而對他人的豐富情慾活力抱持「忌妒」的情感。Rubin的「否性」指向社會整體的價值觀，我提出的「忌性」概念則特別凸顯個別主體在面對社會情慾蓬勃發展時在情感上出現的抗拒心態。後來的發展顯示，這個很個人的情感面向還在保守團體的操作下，逐步在台灣形成了一個相應的公共面向，那就是「禁色」，也就是不時發動社會污名與相應的厭惡情感，以便推動嚴峻的立法執法，消滅性的再現或實踐。這個當代的發展正構成了對於性的學術、藝術的重大威脅。
[6] 比較有指標性意義的撇清事件包括：1994年女性學學會對擴散中的女性主義性解放路線公開劃清界線，1997年婦女團體開除支持台北妓權抗爭的內部工作人員。1998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任內延攬親綠婦女團體及人士在體制內成立臺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並於2000年擔任總統時在中央也設置同樣的委員會。這使得以性別平等為名的治理模式獲得無比的資源和權力來建立排斥「性」的政策和建制。
[7] 2003年我就曾因為我的網路性學資料庫裡包含了動物戀主題和相關圖片連結而被11個基督教和家長團體提起告發被起訴，後來還好打贏了官司，保護了性學術自由的空間。在該案同一時間也有另外一位性的研究者因為研究網路援助交際現象而被起訴。這些案例都彰顯了性學術研究者在新的否性體制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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