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2015年5月17-18日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週年的會議上所發表的回顧。當時我母親正因末期胰臟癌在與死神搏鬥，兄弟姊妹群集台北，我則平靜的全力辦好這次歷史性的會議，作為對母親多年支持我的感恩和回報。）
還記得2005年性／別慶祝成立十週年，一轉眼又過去了十年。從1990年代台灣的女性主義者還不敢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女性學者也和婦女運動保持距離，到今日，性別議題和女性主義都變成很多女性個人職涯的加分題，是她們自稱「性別平等專家」的晉身階，世界確實已經變了很多。
2005年慶祝性／別研究室成立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把性／別十年的積累都秀出來。那時動物戀網頁官司剛過，我們很慶幸性／別沒有變成保守團體的祭物，所以歡欣的展現我們的存在和努力。但是今日慶祝二十週年，我們面對的局面已經大為不同，保守團體已經變成進步團體，進步團體變成維穩團體，兩者都在性別主流化的大局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這個霸權局面的順利成形，我想我們都不得不對自己進行一個反思的批判。
我的第一個自我批判就是：我很遺憾沒有更早覺察到社運局勢的重大變化。
1990年代我們在後解嚴社會裡搞社運，很大一部份工作就是意識形態的論述爭戰。我們相信改造社會生活、改造文化意義、改造身體實踐、改造主體情感，是徹底改造主體、改造社會的重要工作，而且我們充分理解這些工作都需要長時間的耕耘和創新。不過，性的議題很容易引發社會爭議、不安焦慮和辯論對話，我們往往右手要對抗當時壟斷性議題的醫學公衛保守力量，左手還要和進步的女性主義及左翼論戰。然而，在我們忙於整理自己的思考應戰的同時，更大格局的變化也正在發生。
我們台上的這幾位可能都是乖小孩、好人家出身，所以從來不太覺得「法律」和我們有什麼關連；當時社運的取向聚焦於挑戰政府威權，對「政策」也不屑一顧。然而我們沒有意識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結束，國際政治重新洗牌，全球經濟也順勢積極佈局，在這個大脈絡之內，台灣國族定位的僵局促使「硬統治」逐步轉型成為「軟治理」，台灣民主進程所形成的兩黨博奕則為NGO的角色創造了新可能，可以積極和國家聯手，成為內政和外交上的玩家，更透過和聳動的媒體文化唱合，提供正當性讓越來越多法律得以侵入我們的生活領域。
可是各種防制條例、通報系統、監視系統逐漸成形時，我們卻渾然不覺，直到實施後苦主大量出現，政策雷厲風行，我們才恍然大悟。這20年來新設置的許多法律，從兒少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家暴防制法、性侵害防制法、性騷擾防制法、煙害防制法、愛滋防治條例，以及刑法的各種擴張和修訂，都擴大了管制和監控的能力。我們性／別團體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曾經螳臂擋車的努力組織抵擋的力量，但是效果有限。這些法律的設置並不能只歸罪於保守團體，主流進步團體若是沒有默默認可，或者曾經出手阻擋，很多立法修法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順暢通過。換句話說，對所謂進步自由派團體的歷史業障，也到了需要清算的時刻了。
我的第二個自我批判就是：我太早撤出了女性情慾的戰場，沒有繼續深耕。
1990年代台灣的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我想很多人會有自己的答案。我個人覺得不是用成功／失敗來想，而是需要看到它是未竟之功。這個運動或許為很多乖乖女生創造了所謂「身體自主的安全空間」，也就是多多少少保障個人自由的文明空間，可以穿低腰緊身牛仔褲、低胸Ｔ恤、超短的熱褲短裙，甚至可以解放奶頭，而不必擔心侵犯攻擊。但是遇到真正觸及性道德基礎的女性情慾（例如女作家彎彎劈腿、太陽花女王劉喬安賣淫），身體自主的正當性仍然力有未逮。
1990年代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只進行了短短三、四年，另外一個迫切需要支援的運動就吸引了我們大部分的精力。當時，同志運動完全不被主流女性主義關注，我們則在串連邊緣的基本精神下投入了很多精力，主辦會議，出版專書，為這個新的運動創造正當性和知識基礎。年輕的朋友有所不知，當年性／別研究室每年的研討會就是同志出櫃的首選場域。1997年台北公娼抗爭，我們又投入了妓權運動的知識支援工作，此後數年，我們從學術研究到街頭運動都是和性工作者並肩作戰，可惜焦點一直被對戰的局面拉向強調性工作的專業性和工作權。
進入2000年代，我個人捲入了兒少29條嚴酷修法和過度執法的爭戰，後來又被拉入動物戀網頁連結事件的司法苦戰，再也沒有精力投入女性情慾解放運動論述的延續。我當時認為，能為更邊緣的性而戰或許會自動帶動女性情慾也得到更大的空間，當然這個假設是錯誤的。結果，相較於同志議題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和書籍論文，對於女性情慾、特別是異性戀女性情慾的相關知識建構，仍然大量的不足，這也使得我們在面對整體異性戀情慾體制（特別是婚姻、劈腿、外遇）的時候迫切需要更有力的批判武器。這個重要的工作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否還有精力再度拾起。
第三個自我批判就是：我雖然批判政治正確，但是我也不得不反省是不是自己也曾助長政治正確的氛圍。
我寫過很多批判文明化的文章，因此越來越意識到，政治正確的正當性基礎其實主要就是文明化，也就是肯定某些普世價值超越階級和地域和族群的文化差異而必須成為全民的共識，所有人都必須實踐。在台灣的社運語言和成規裡，批判也好，抗爭也好，多半都需要舉出比一般常識更為神聖、更為崇高的普世價值，才能贏得民心，爭取支持。也因此，「人權」、「平等」這種普世價值才一直能夠佔據不須檢驗、不須反思的政治正確位置，在溫情關懷的包裝之下，掩蓋實際上持續強化治理的各種措施。我想，我們自己在很多強弱對峙的抗爭情勢中也曾因為資源太少而使用這種策略，因此也幫助了正義邏輯的神聖化，這是我們必須自我反省的。
然而，文明也從來不是我們唯一的策略。1990年代我剛出道的時候，當時的抗爭行動很少考慮是否文明，反抗的主體在高壓之下反而覺悟了「溫良恭儉讓」的美德和理性協商只是用來約束被壓迫者的工具，因此當時的不馴反抗一心一意要用最衝撞的方式攪擾常識，挑戰權威。大便、衛生棉、性器官、三字經都在這段時間裡大量衝入神聖的學術和政治殿堂，完全不甩脈絡和情境。比起318學運場上，女性學者還需要說一番大道理、批判完性別不平等之後才覺得有正當性能講出「幹」字，1990年代主體所承受的文明化調教和規訓可能真的比較薄。
我還記得1996年在彭婉如命案的恐怖氛圍中演講「防暴三招」，我沒有建議女性鍛鍊自衛術或者避免單獨出門這些很理性的措施，而是主張要學習替男人打手槍（手淫），在日常生活裡練手勁捏破男人的蛋蛋，或者大哭坐地撒尿塗臉裝發狂發瘋。這三招沒有一招是平和的、優雅的、文明的、理性的，也不可能接合政治正確而被神聖化，但是就當場聽講的數百女生掙脫恐怖、大笑鼓掌的反應來看，這種不文明有著真實強大和深刻的主體改造力量。
以上是我對自己過去20年在性／別領域裡的工作所進行的反省，有我沒做的事，也有我覺得做得很有意思的事。此刻，我們活在一個權力技術越來越高明的時代，也活在一個越來越難看穿「友善」「關懷」「尊重」「多元」等等進步價值有何實際權力效應的地方。如何認識從國際到在地的層層規訓，如何反省羞恥、厭惡等等文明情感對我們的禁錮，如何對抗理性和知性的傲慢，如何擁抱可恥而真實的身體和慾望，這是我個人還在努力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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