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打造一個以廢除為目標的跨性／酷兒運動（翻譯校訂）

（這篇文章原名”Building an Abolitionist Trans and Queer Movement with Everything We’ve Got”是由Morgan Bassichis, Alexander Lee, Dean Spade合寫，由劉以慶翻譯、何春蕤校訂，在Spade來台發表系列演講前夕刊登於苦勞網，2015年11月22日）

在我們撰寫此文同時（2011年），美國與全球各地的酷兒、跨性者剛剛慶祝了石牆抗爭事件40週年的紀念日，在1969年6月那個關鍵的夜晚，性／別它者奮起抵抗了警方一直以來的殘暴相向。這些早期的自由戰士非常清楚，紐約市萬中選一的警察們直接威脅到酷兒和跨性者的存活，這場抗暴因此匯集了許多邊緣社群經年累月承受的宰制和怨忿，也展現了她們對美國政府以暴力壓迫國內與世界各地窮人、有色人種、女人和酷兒的做法已經產生了新的認知。當年與石牆抗暴事件同時進行的還有反對越戰的大型抗議行動以及要求釋放黑人解放運動份子Assata Shakur的訴求，都呈現了沛然莫之能禦的強大能量，要求美國的恐怖勢力終結它一貫的操作。

這些默默無名但是開疆闢土的運動份子萬萬沒有想到，40年後美國同志權益運動的正式訴求──支持警察、支持監獄、支持戰爭──正是當年先行者極力對抗的勢力。才不過短短數十年，能見度最高、經費最充沛的LGBT運動組織，與其說是草根的社會正義運動，看起來更像企業裡常見的策略規劃討論小組。同運的優先目標已然戲劇性的轉移，有無數例子可以佐證：本來運動對抗的是歧視種族、蔑視貧窮、反對酷兒的警察暴力，現在則和地方與聯邦的執法單位攜手合作，跨性集會時會請檢察官來講話，同志驕傲遊行會有警察加入隊伍。在積極進行的工作目標上，許多酷兒、跨性組織看起來與那些把我們的家人、朋友和愛人關押起來的檢察官無差──兩者都優先考量立法強化判刑和警力。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立法包裹在萬億元預算的國防法案裡，以支持美國軍力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區域的霸權。儘管LGBT社群的修辭裡說得好聽，跨性別和性別不馴者在「領頭羊」組織的議程和優先順序中卻一再被拋棄和邊緣化，最近的例子就是2007年反就業歧視法案把性別認同的保護條文刪除。沒有穩定工作、住居、健保的族群（特別是貧窮酷兒和有色跨性者）人數越來越多，健康及社會服務持續被刪減，LGBT運動領導者卻堅持同志婚姻權是改變社會不平等的重要道路。

不管有結婚沒結婚，越來越多酷兒和跨性者不可能有任何遺產，找不到包含健保福利的工作，得不到合法移民身份，國家也不肯保障我們的親子關係。40年前酷兒和跨性者湧入街頭向警察丟擲高跟鞋、瓶子、磚瓦以及任何可丟之物，40年後主流的同運立場卻是：除了結婚權和軍中人權之外，同志已經得到了自由、安全和平等，如果有些人不幸還沒得到，那他們也得等到主要由白種男性、頂層律師和立法遊說者推動的優先議題打贏了之後再說。

幸運地是，在上述排定順序享受平等的做法以外，激進酷兒和跨性者自行組織追求徹底改造社會的努力仍在成長。雖然主流同志的「平等」政治和激進同志的「正義」政治之間並沒有清楚的界線，但還是可以指出一些關鍵的區別，以說明同運的不同區塊今日如何回應酷兒和跨性者所面臨的問題。這樣做的重點不在於製造好壞之分的假分歧，而是澄清不同策略所產生的實質效應，並認清在主流解決方案之外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存在，這些方案不但在政治上確實可行，也是美國境內外運動份子和組織正在努力進行的。下表在第一個欄位中指出一些此刻面對的挑戰；第二個欄位總結出資源豐沛的同運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第三個欄位則概述激進進步的酷兒以及跨性者在面對同樣問題時所採用的擴大基本面、追求社會正義的解決方案。

此刻同運地景

大問題	主流解決方案	改造式路徑
酷兒和跨性別者、窮人、有色人種和移民只能取得極少有品質的健保資源	合法化同性婚姻，使已經因工作而取得健保的人得以涵蓋其同性伴侶	加強醫療補助計劃和健康保險；爭取全面健保；爭取跨性者的醫療福利；要求為被拘留人口提供關鍵救命的醫療服務
酷兒和跨性者經常遭受來自伴侶、家人、社區居民、雇主、執法者、和政府人員的致命暴力	透過仇恨犯罪立法增加刑度來強化地方和聯邦法律的執法；搜集暴力犯罪的相關數據；與地方和聯邦執法者合作，起訴仇恨暴力犯罪和家暴	建立社群關係和基礎建設，以幫助那些被人際暴力和隔代暴力所衝擊的人們進行療癒和改變；與針對酷兒和跨性者早夭的根本原因（包括警察暴力、監禁、貧窮、移民政策、健保和居住的匱乏）進行抗爭的激進運動結盟聯手
酷兒和跨性者在軍中經歷暴力和歧視	去除禁止男女同志加入美國軍旅的規定	聯合反戰人士、激進退伍軍人、年輕人，反對國內外的一切軍事干預、佔領和戰爭，要求減少／刪除所謂「國防」預算
針對酷兒和跨性者，移民體系不但沒有公平對待，而且經常加以懲罰	合法化同性婚姻，跨國同性戀情得以申請讓非美國公民的伴侶合法居留	要求政府不得使用移民政策來罪犯化有色人種、剝削勞工、或繼續維持美國和南半球之間嚴重的貧富差距；支持現有被拘留者，終止移民與海關總署透過與警方合作所執行的各種臨檢與遣送
酷兒和跨性家庭對於司法干預毫無抵抗能力，也和國家、機構、非酷兒人口隔絕	合法化同性婚姻，為同性伴侶提供合法化路徑；爭取立法，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收養歧視	加入酷兒／跨性者以及有色人種、原住民家庭、貧窮家庭、殘障者、以及已經被監禁的親子成員等等非酷兒／跨性人口的奮鬥，爭取社群和家庭自決，爭取權利撫養子女、擔任父母、並維持家族
政府和機構在醫院探視與財產繼承上都不認可異性戀婚姻之外的家人關係	合法化同性婚姻，在法律層面上正式承認同性伴侶	改變包括醫院探視權的相關規定，認可不只是同性或異性伴侶的各種家庭結構；廢除財產繼承，要求徹底財富重分配，終止貧窮
酷兒和跨性者被警方巡邏、逮捕、監禁的人數不符比例，在拘留期間則面臨來自獄方或其他囚犯及拘留者的暴力，比例也高過其他族群	倡議對執法者的「文化能力」進行訓練，為酷兒和跨性者設置「關注性別」的設施；撰寫書面文件，聲明酷兒和跨性者在監禁時應受到與其他人士平等的對待；對於酷兒和跨性社群、有色人種社群、貧窮社群的高入獄例保持沈默	與入監酷兒和跨性者建立持續而可靠的關係，倡議並支持他們的日常福祉、健康、組織和生存；建立支持出獄者的社群照護網絡；加入連結其他致力改變酷兒和跨性者入獄根本原因的運動；致力廢除監獄，建立社群，支持殘疾人士，消除醫療和心理治療的建制化，為遊民提供永久住宅而不是臨時的庇護所床位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酷兒和跨性社群是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版圖上發展出不同流的保守派和比較進步的激進派。雖然我們無法提供一個全面的歷史敘事說明這些不同流派如何發展或者保守派如何取得全國霸權，但是我們覺得追溯這些改變的歷史脈絡十分重要。要想為我們的運動規劃一條不一樣的道路，就需要了解過去我們曾經走過的路。我們認為20世紀下半葉有兩個主要的特色形塑了酷兒和跨性運動發展的脈絡：（1）激進運動份子積極抵抗並挑戰國家暴力，以及後續發生的制度化反挫，（2）全球經濟大規模的動盪和轉變。運動份子和學者曾使用一系列詞彙來描述這個時代在權力、財富、壓迫上出現了何種轉變來回應上述兩個危機，這些辭彙包括：新自由主義、「新世界秩序」、帝國、全球化、自由市場民主、或晚期資本主義。每個詞彙都描述了我們現存歷史時刻的不同面向或不同理解。

大家需要知道一個重點：所謂（後冷戰）「新世界秩序」的各項策略其實並不新，這些策略可能運作比較快，使用新科技，徵召新的團體加入，但並不是什麼「新」做法。美國國內操作壓迫他者的手法，跟美國殖民地和後來在奴隸制度、種族屠殺的基礎上建國的手法一樣古老，但是這些壓迫在過去幾十年裡採用了更強化更狡猾的形式──政府一直告訴我們，奴役和屠殺已經被「廢除」了，可是事實上，美國從沒有過什麼「美好年代」，有的只是運動和社群或壯大或微弱的時刻，或是我們在不同時間找到體制的不同縫隙作為抵抗契機。總之，我們的理解是，過去幾十年裡，強大的國家和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IMF）推動了各種政策和想法，摧毀了弱勢族群好不容易設立起來的薄弱安全網，並解構了社會運動辛苦爭取到的改變，重新向上分配財富資源和生活，朝向精英階層，遠離貧窮階級。

以下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最近所使用的一些關鍵策略：

宣告人民應該自力更生

美國政府和其北半球同盟國家與機構設置了各種法律和政策，使得勞工更難組織工會，也摧毀福利計劃，把倚賴福利維生的窮人醜化成不道德和欺騙的壞蛋，更創造國際經濟政策和貿易協定，削減社會安全網、勞工權利、環境保護，其中特別針對南半球國家。這些做法共同瓦解了原來保護人民不受貧窮、暴力、疾病與其他資本主義傷害的法律和社會計畫。

實例：1990年代早期，美國民主黨出身的總統柯林頓執行北半球自由貿易協定(NAFTA)時，使企業更容易跨過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的邊境從事經濟活動。不幸地是，由於這個協議允許企業廉價外包勞動力，它也使美國境內上萬工作消失，甚至在包工的國家裡也造成工資下滑。此外，人權倡議人士記錄了因北半球貿易協議而產生廣泛違反勞工權利的情形，包括偏袒由雇主控制的工會，解雇組織公會的勞工，剝奪集體談判的權利，強迫驗孕，虐待移工，造成對生命有害的健康和安全環境，還有許多其他做法也都侵犯了結社自由、不受歧視自由、最低薪資保障。美國境內的大量失業削弱了勞工的談判權，使他們更迫切需要工資，結果工資和福利都一併下降，許多勞工最終被迫接受沒有任何福利或工作保障的臨時工和兼職工。

實例：1996年柯林頓總統簽署了《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有效地拆解組成福利國家的根本結構，創造了一系列有針對性而且充滿限制的措施，要求接受社會福利的人必須工作才能得到少數補助但是要面對日益增多的懲罰。聯邦政府規避為窮人和勞工階級提供基本安全網的責任，使用「個人責任」和「勤奮工作」等修辭來合理化資本主義與種族歧視所造成的剝削和苦難。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把窮人塑造成不道德的騙人的毒蟲，更加劇了政策的改變，從那時開始，許多城市採取了不同的在地策略來破壞窮人遊民和勞工階級的經濟安全網。2002年舊金山市長紐遜惡名昭彰的「照顧取代現金」（”Care Not Cash”）計畫，大幅削減給遊民提供的社會福利，堅稱那些發放給遊民的福利都會被拿去買毒品和酒。

創造代罪羔羊

製造業工作的減少和窮人與勞工階級社會安全網的破壞，製造了一個正在擴大成長的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在就業和居住上被邊緣化，被迫從事像是性工作和毒品交易這樣的非法經濟。這個階層的人們面臨貧窮和不平等，但是卻被怪罪是咎由自取──他們被貼標籤說是藥頭、靠社福吃飯、罪犯、流氓──也被用來合理化那些擴張暴力和傷害的有害政策。同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犯罪行為（像是吸毒、遊蕩、塗鴉、性工作）的懲罰在美國許多地區都加強了，警方控管這些所謂的「犯罪」的經費資源也大量增加了。

實例：1990年代，美國各州開始簽署所謂的「三振出局」法案，採用強制標準量刑，即使並未涉及暴力重罪也是累犯三次就判以長期（甚至終身）監禁，加州施行這個法律的結果造成了像是店內隨手偷竊這種小罪也判刑25年或更久。三振出局法大受歡迎，主要是因為人們越來越用危險暴力的職業罪犯形象來考量犯罪和刑罰，實際的情況卻是把大量低收入人民和有色人種送入監獄，他們的行為只不過是經濟不穩的後果。

實例：柯林頓總統1996年的社會福利改革使得任何與毒品相關的犯罪者自動被終身剝奪領取現金救助和糧票的資格。有些州後來退出這個禁制，但至少還有15州的人民因為這個嚴苛的措施而永遠無法自給自足。由於無法領取現金救助，其犯罪紀錄又形成就業歧視，許多因毒品而判刑的人最終還是重回毒品行業，因為這是可以賺夠錢付房租和求溫飽的唯一出路。這項剝奪社會福利的終身禁制特別對婦女和小孩造成傷害。

擴大不安和恐懼

政府和企業媒體常常放大種族主義、仇外主義、和厭女恐懼來分散注意力，讓民眾不關注美國境內境外越來越大的貧富懸殊和不斷增加的底層人口。1980年代的反毒戰爭和布希政府的反恐戰爭至今仍然持續進行，繼續製造內部和外部的敵人（「罪犯」和「恐怖份子」），讓人們沒注意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父權結構、和帝國主義的蹂躪，而只去怪罪那些敵人（以及任何「看起來像」敵人的人），並以暴力和謀殺相待。在這段期間，政府對那些「罪犯」和「恐怖份子」正式宣戰，監獄、巡邏、拘留、和監視等等手段的使用也隨之遽升。

例子：1980年代，美國政府「對毒品宣戰」，對違反毒品法的案例增加強制判刑，並設置新的禁制，使得毒品方面的違法者永遠無法享受公共住屋、公共福利、高等教育。結果造成每年大約有一百萬人被監禁，判刑者永久被邊緣化、剝奪基本福利，順便也正當化了美國在拉丁美洲施行一系列新的軍事和外交介入。

例子： 2001年「911」對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恐怖攻擊之後，政客操控美國公眾的恐懼和不安，以「向恐怖主義開戰」為理由，通過了一組新的法律和政策。新的立法，像是《愛國者法案》、《移民登記法》、和《真實身份法案》以及其他新的行政政策和措施，都增強了國家監控，弱化了移民的基本權利和生活水準，並把本地警察、學校老師、醫護人員等等都變成移民法的執法人員。

宣稱暴力和歧視只是「壞」主體幹的事

歧視法和仇恨犯罪法都鼓勵大家把「壓迫」理解為：個人因（種族、性別、或其他）偏見而拒絕給予特定主體工作機會或者暴力相向，死亡相逼。這樣的思考方式有時被稱為「犯罪人視角」，它使人們用個人行為和惡性意圖來思考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恐懼、跨性別恐懼、和身體智能歧視，而沒有看到它們構成了一個寬廣普遍的結構性壓迫，通常沒有特定的行動者，也沒有針對特定個人剝奪其機會和權利。例如，把數百萬窮人和有色人種監禁起來，這種暴力不能因為被怪罪個別惡劣的種族主義者而得到充分解釋；我們需要檢視彼此緊密連結的那些制度、政策、和實踐如何把監禁、轉移、拋棄、滅絕窮人和有色人種視為正常而必要的措施。只把暴力和壓迫歸罪為少數壞份子的傑作，將破壞我們系統並跨代分析處境的能力，也因此無法組織起系統性的變革。然而這種狹隘思考在法律、政策、媒體、和非營利組織中卻一再被覆誦。

例子：《梅根法案》將性犯罪者個資公開給大眾，由於過去20年中公眾對兒童性侵害的憤怒攀升，這個法案已經在美國各州通過。研究估計，三分之一女童和六分之一男童曾因跨代創傷、社群和國家同意的虐待形式、以及人際疏離而在幼年遭受性侵。但是梅根法案並沒有致力於設置體系全面支持受害者療癒或者改造加害者，甚至也沒有致力於攪擾家庭和社群虐待兒童的常規實踐（如體罰、冷暴力），反而只是確保讓性侵定罪的人必須面對暴力相向、無力就業或找到居處因而更加沒有機會療癒。儘管這種法律的嚇阻效應有其侷限或者根本無效，它仍然是官方處理兒童性侵問題時的主要方式。

例子：我們書寫這本小冊的同時，反仇恨犯罪法案最近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一旦總統簽署成為立法，就意味著千萬資金將流入各州和在地的執法單位，可以擴大聯邦法律針對仇恨犯罪的執法權力，也可以把死刑列為可能懲治的刑責。這個法案將性別身分列入聯邦仇恨犯罪法律之內作為範疇之一，因此被視為是跨性族群的勝利。但是和梅根法案一樣，這項法案及其倡議者（包含大部份LGBT非營利組織）主要聚焦於那些因對方身份而殺人的個別主體，這就把社群裡的暴力問題歸罪於充滿恨意的個體；然而在現實中，跨性者之所以短命，是因為社會福利體系、收容所、監獄、寄養照顧、青少年懲處系統、和移民方面的巨大結構性暴力使人無力取得生存所需的資源。因此反仇恨法根本無法阻止我們喪命，它們只會利用我們的死亡，藉機擴大那個危及我們生命、扼殺我們社群的制度。

破壞具有革新力道的運動組織工作

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和世界各地被壓迫社群中湧現了激進和革命的組織，這種有力的組織對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和資本帝國造成廣泛的威脅，也因此必須被控制。首先，1960和1970年代的激進運動被罪犯化，美國政府用監禁、刑求、破壞、和暗殺來消滅像是黑豹黨、美國印地安人運動、和少主幫等等組織。第二，非營利部份的成長使得社會運動趨向專業化，競逐慈善捐款，分裂分工成為「議題區塊」，逐漸發展成社會服務和法律改革的組織，不再以激進的計畫來針對那些根本造成貧窮和不正義的原因。這些發展使很大一部份激進左翼受創滅亡，消滅了一整個革命世代，把抵抗的行動從革命和改變轉向含括和改良，也認為國家和基金會認可的法律改革行動與社會服務應該優先於組織群眾和街頭行動。

例子：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是美國政府公開使用滲透、監控和暴力對付異議和反抗份子的惡名昭彰案例。當內部文件詳盡揭露聯邦政府為瓦解1960、1970年代異議組織而進行的可怕行動後，反情報計畫也被曝光。後來反情報計劃隨即解散，但是類似的策略手段還是可見於現今對竊聽和刑求以及美國愛國者法案的爭議中。消滅異議和抵抗的公開行動，其實和歐洲對北美的殖民一樣古老。

例子：經過女子監獄囚犯與監獄外運動份子數十年的激進組織工作，積極譴責監獄內系統性的缺乏醫療、充斥性暴力、和對家庭關係的破壞，加州的立法者終於在2006年提出一個所謂「關注性別的糾正案」，允許女子監獄的囚犯帶子女同住，並得到較多的社會服務。為了使此計畫順利執行，此法案需要數百萬資金以建造新的監獄。改善女性囚犯的生活、創造更多更人性化的監獄──這些修辭往往被掌權者用來讓我們不注意資本主義警察國家的根本暴力現實，但是卻非常討好那些充滿善意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研究者、倡議者、和立法者。反監獄組織像是奧克蘭的Justice Now和其他組織，一直與女子監獄囚犯和她們強烈的情緒感受團結在一起，她們指出此項策略實際上只是提供理由在加州創造4,500個新的女子監獄床位，又再次擴大機會讓美國國內監禁數據最高的州之一（加州）得以罪犯化貧窮女性和跨性者。

英雄迷思

美國熱愛英雄主義和英雄敘事──Horatio Alger小說裡那些從赤貧到暴富、靠自己努力而成功、化危機為轉機的人物，鋪滿金磚和機會的大道，，還有許多其他。衣衫襤褸的開拓者、仁慈的慈善家、還有擺出救世主姿態的歐巴馬及其他人──這些敘事遮蔽了不同族群人們在貧富、資源、和機會上的不均，顯示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下定決心努力奮鬥就能有所成果。20世紀下半葉這種個人主義和名人迷戀的文化深刻影響了社會運動和書寫敘事的方式：集體鬥爭的故事變成了個人克服逆境的故事。把非營利事業作為推動社會改良的重要管道也強化了這種趨勢，使深具魅力的領導者（通常是執行長，或者別的擁有階級優勢的人）有動機把運動的奮鬥理解為首重象徵性勝利的行動（例如法庭大案、煽情媒體報導等），反而忽略了打穩基礎、走長遠路的每日工作。這個趨勢也降低了領導者和組織被究責的必要，同時貶低了第一線底層的各種行動。

例子：Rosa Parks是1950、1960年代美國非裔民權運動裡為人熟知的抗爭象徵，她點燃了運動抵制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公車制度所實施的種族隔離，因而被譽為民權運動之母。在通俗神話中，Ms. Parks只是一位普通女性，有天突然決定以一個孤獨的反叛動作拒絕讓位給白人；但是在現實中，Ms. Parks是一位很有經驗的民權運動份子，曾在至今依然存在的知名左翼學校Highlander Fold School接受過政治教育和公民不服從訓練，她的拒絕讓位也不是什麼孤立的行動，而是由民權運動領導者針對公共事業中的種族隔離所發動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之一。那時期的民權運動不能簡單的歸功於個人行動，而是無數在新世界中被奴役的非洲人、非裔美國人、和他們的同盟軍自美國建國之初就開始的艱辛努力和光耀成果。把集體奮鬥描述成個體行為，其實遮蔽了對於壓迫的深層理解和廣大抗爭的必要。

例子：歐普拉的脫口秀節目中大加宣傳的免費禮物贈送──以及一系列主打可以贏得形象改造、新房子、和新車等獎品的電視節目──都共同把社會變革形塑成個人的「慈善」舉動，而不是廣大族群改變權力關係的實質努力。這些描繪實際上鞏固了假象，以為我們活在一個藉由個人堅持不懈和努力打拼就能取得財富和成功的英才社會裡。這樣的描繪遮蔽了真相，讓我們看不見以種族為區分的財富兩極化，以及其他製造／維持族群不公的情況；這些描述則確保大部份人不管多努力，都不會超越或落出他們所屬的經濟位階。在現實裡，歷史上真正改變權力關係的社會變革，都是在多數人向著共同目標攜手合作前進時才會發生的。

上述戰略加在一起就是反革命的策略，它試圖擊潰被壓迫者的集體士氣與政治意志，企圖用權勢收買人們維持現狀。這個深層的創傷過程企圖深化有色人種、移民、酷兒和跨性者、女性、和其他所謂「可拋棄」的人們數個世紀以來所經歷的痛苦、失落、和傷害。對於我們而言，這個創傷過程包括了在政府認可的HIV／愛滋流行病、家庭／鄰里／政府官員持續攻擊下喪命的我們和愛人。

或許這段時期最為痛苦的事情就是被壓迫的群體與運動被隔絕分開。雖然我們的社群相互重疊，我們整取解放的努力相連，但是（後冷戰）「新世界秩序」的「分而治之」征服策略早就訓練我們把自己的身份和運動的奮鬥想成是分開而相互競爭的事。對維持加害的系統和情況而言，在（白人）同志議題和（異性戀的）有色人種、移民、和勞工階級議題之間創造一個假的分裂是很有用的，它可以防止社會運動裡的多元混雜陣線產生深度的結盟。於是在這樣的脈絡中，能見度最高、有最完善組織的LGBT運動侷限於小規模的改革戰爭，只努力爭取在法律和媒體上享受平等和能見度，而沒能為被壓迫團體建立穩定的力量和自決的實力。結果，主流LGBT的運動目標並沒針對改變體制，而只致力於被接納，所得的報償則是幫忙把其他被壓迫的人民繼續困在底層。

好在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以下我們將描述在壓迫和抗爭的交會點以及上一代革命解放鬥士的傳承中，這個時期如何培育了強大的激進酷兒和跨性政治力道。

重拾激進遺產

儘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的新興力量對我們的社群和社會運動造成強大的毀滅性影響，總是還有激進政治和運動繼續挑戰美國賴以建國的剝削作為。這些激進政治在殖民和被殖民國家裡都是在有色人種、窮人、勞工階層、移民、酷兒、殘疾人士、和女性主義社群中開展的，包括從奧克蘭的黑豹黨到墨西哥的恰帕斯州薩巴達民族解放軍，到紐約的Audre Lorde計畫。石牆事件教導我們，運動不是在法庭裡展開，而是在街頭開始的！這種運動精神引領我們的運動策略，也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決定中選擇如何過日子，如何經營關係，更提供酷兒社群和酷兒運動一個出路，脫離那個不平等的排它體制以「融入」和「平等」來提出的虛偽邀請。有時，這些推動改變的空間比其他空間來得容易看到──其實到處都是這種空間，從教堂大廳到課室講堂，從祖母的教訓到我們從親身的存活學到的教訓，從歷經革命後的古巴到經歷卡崔納颱風後的紐奧良。

這些激進的連結傳承，滋養了也引導了不同分支的酷兒和跨性者在身分認同與集體解放交會處所進行的組織工作，而這些分枝也重新定義了什麼才是酷兒和跨性的議題、失敗、勝利、和策略，把對抗警察監控、監禁、邊界、全球化、暴力、和經濟剝削放在爭取性／別自決的核心位置上。只要你知道到哪去找，就會發現豐沛的激進酷兒和跨性別組織工作正在改變遊戲規則──她們正在崩解（白人和中產階級的）性／別正義與（異性戀的）種族和經濟正義之間的區分。在下表中，我們畫出了幾條為此鋪路的多元激進傳承。在第一個欄位裡，我們強調從這些激進傳承中浮現的基本價值，第二個欄位則凸顯一些正在致力體現這些價值的組織。

深化前人開拓的道路

激進傳承	當代體現
解放是個集體過程！非營利階層架構是個新近的發展，而且仿效的對象就是企業經營。激進組織（特別是女性主義和有色人種女性領導的組織）往往優先考慮集體合作──團體意識、共識的集體性總是高過少數服從多數或個人領導。這種集體主義運作得好的時候會關注少數人的關切，而且把它們當作群體的關切。例如要是身障成員因為大樓沒有殘障通道而無法進入參加會議，全體就會轉而檢視並挑戰我們文化的身體健全主義，而不會認為這是只影響到一個坐輪椅的個人「問題」！	在許多組織中，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 (SRLP)展現了集體合作所產生的巨大能量。SRLP的成員和工作人員、佔大多數的有色人種、佔大多數的跨性者和性別不馴者主導群體向世界展示，「如何進行工作」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集體合作可以幫助我們看著自己創造那個我們想要的世界。
讓改變向上滲透！我們知道掌權者會說他們發達了以後就會回頭照顧社經底層的人民，但是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當邊緣群體中有一部分人跨過邊界、拋下他人、進入主流、並轉而鞏固現狀時，邊緣化只會更強。我們在LGBT政治中一次又一次見識了這種慘痛的例子──從《禁止就業歧視法》排除跨性者，到把同志婚姻當成普世健康照顧的第一步。我們清楚知道，被壓迫得最深的人得到自由和正義，才算是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和正義，所以我們必須從底層開始。要改進低收入酷兒和有色人種跨性者日常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必然需要大幅改變我們整體的經濟、教育、健保、和法律體系。當你把那些擁有極少資源和面對多重體制壓迫的人放在分析和組織的核心位置上，所有人都會獲得好處。	紐約市「酷兒經濟正義」，和舊金山「跨性、多元性別、和雙性人正義計畫」是兩個向上滲透改變的好例子。藉由聚焦在酷兒和社會福利、收容所系統、和監獄體系的問題上，這些組織為那些完全不希望維持現狀的人爭取社會正義和經濟正義。
小心那些高唱歡迎的入口門毯！基本原則就是借鏡歷史和其他社會正義運動。我們已經看到，政府想要沖淡運動，使改革運動脫軌，也看到企業企圖把公民的動盪不安轉變成表面的時尚宣言，它們於是剝除了其他運動和時刻本來的力量和目標，挪用到跟本來原則相反的用途。批判式的回顧其他運動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才能幫助我們維持創造力，並對我們的社群和政治負責。	具批判力的抵抗是這種努力的最佳例證。當團體聚焦於廢除（而不是改革）監獄時，成員會透過提問來檢視：「10年後會不會後悔採取了這個策略？」這個問題採取長遠的視角來比較評估一個可能的機會（例如任何改進／改良監獄或判刑法律的做法）在廢除（而不是擴大或維持）整個監獄產業上會有多少投入。這裡想說的是，即便受邀加入派對的感覺很好，我們還是最好先問問那是個什麼場合。
為了自己，自己來幹！那些被影響最深的人的領導、智慧、和努力，打從一開始就應該被放在中心位置上。這些可能在過程中獲得最多社會正義的人才能決定社會正義應該是何樣貌，並給盟友機會支持他們的領導位置。	紐約市的FIERCE!組織體現了以下原則：藉由培力酷兒和有色人種的跨性青年，推動行動計畫，組織彼此，挑戰城市的仕紳化趨勢和警察暴力，FIERCE!變成了有色人種青年可以參與的一股動能。在FIERCE!裡，是由直接面對年齡歧視、種族歧視、仇外主義、同性戀恐懼、和跨性恐懼交會點的年輕人來指出問題、優先順序和策略應該是哪些，而不是由擁有高等教育文憑的專業人士來決定。那些並沒直接受到議題影響的人們應該支持青年展現他們的願景，而不是控制後者正在創造的政治可能性。
我們來實踐自己的倡議吧！這個實踐(praxis)的理想就是盡力把我們在做的、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及應該如何做都配搭起來──不只是在正式的工作裡，也實踐於日常生活中。這方面的行動應該超越原有組織的目的和策略，而也包含目標和策略要如何組織起來、我們要如何對待彼此、以及要如何對待自己。如果我們相信有色人種在終結種族歧視中能得到最多，那我們就應該支持和鼓勵有色人種領導抗爭，終結白人至上的霸權、爭取公平的經濟、消滅貧富差距。不管教育程度，我們組織內的工作人員都應該享受平等的薪資，工作環境和福利都應該很優渥。如果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裡有時間和資源照料自己以及朋友、家人和鄰居，我們可能不會想要每星期工作60個小時。	亞特蘭大的「新立足點的南方人」（SONG）是一個很好的實踐榜樣。這個組織努力在她們跨越種族、階級、性別、和性向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整合療癒、心靈、創造力，以體現新（和舊！）形式的社群，反映她們對解放的投入。SONG和其他團體的工作都顯示，壓迫會製造創傷，而創傷需要被正視，被認知，和被個人與團體所包含。如果創傷被忽略或壓下，它會以仇恨、混亂、和分裂的樣態重新回來。作為完整複雜的人類，我們都經歷過很多暴力才存活下來到今天的地步，我們的工作必須支持完整的人性，體現我們想要的世界。
真正的安全代表了集體改變！被壓迫的社群總有辦法不需要倚賴警察、監獄、移民、或排除他人就能應付暴力和傷害，他們也知道倚賴上述權力只會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險。被壓迫的人很清楚，這些勢力正是他們所面臨的暴力的主要來源，因為這些勢力就是強暴、虐待、謀殺、和剝削的主要行動者。懲治犯罪的系統總是想要我們相信自己並不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總是說，把更多人關進監獄並在街上增加更多警力是唯一能夠獲得安全和療癒的方式。不幸的是，我們常常也沒有其他選擇。還好許多組織和團體一直在不倚賴那些針對、關注、殺害、羞辱我們的體制之下努力攪擾代間親密暴力、性暴力、仇恨暴力、和警察暴力。	加州奧克蘭的Creative Interventions and generationFIVE，西雅圖和華盛頓的Communities Against Rape and Abuse，和 Audre Lorde Project’s Safe Outside the System (SOS) Collective等組織一直在創造令人振奮的方式來支持療癒並改造生存者和加害者，也改變一代一代間惡性循環的環境。由於暴力直接或間接影響酷兒和跨性者，因此，創造能夠改變並療癒（而不是壓迫、羞辱、和創傷）的方式以回應暴力，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很棒的機會來重新拿回我們激進的傳承。我們不能再容許自己的死亡被當成藉口，使更多人死於警察監控、監禁、和拘留。把人關起來，在街上部署更多警力，或把更多人趕出家門，都無法療癒虐待和創傷的傷口。

抵抗陷阱，終結跨性者的監禁

即使入獄比例不斷升高、社會安全網不斷惡化，過去這十年還是看到了活躍的組織和運動不斷挑戰對跨性別和性別不馴社群的監禁和巡邏。透過高調的訴訟案件，人權和媒體紀錄、諮詢和訓練、草根組織和結盟的努力，越來越多個體和組織意識到跨性別被拘捕監禁的趨勢。這方面的努力有些落入了上述新世界秩序陷阱之中，有些卻也創造了符合激進價值的新方式來進行改變和抵抗。過去在LGBT和反監獄／聲張犯人權利運動議程中被徹底泯滅或明顯邊緣化的議題，現在得到越來越多的可見度和活動力。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絕佳機會，可以決定要選擇哪些遺產和做法來推動前進的方向。這倒不是玩「怪罪誰」的遊戲，也不是指責哪個運動是激進的，哪個是壓迫的，而是在我們集體的成功、失敗、和矛盾上繼續打造，以便改變社會（以及我們自己）。

下面是一些曾經受上述價值指引，在廢除監獄和追求性別正義運動強而有力的交會點上產生的有利教訓。

我們拒絕區分「有價值的」和「不值得的」受害者

雖然我們了解跨性別和性別不馴者在監獄和拘留所經歷了極糟的特定暴力──包括性侵害、強暴、醫療漠視、和建立在跨性恐懼上的歧視──我們認為所有被監獄產業結構影響的人們都面臨了嚴重的暴力。與其說跨性別者是監獄中最被迫害的群體，不如討論受到監獄產業結構衝擊的人所面對的各種不同形式暴力，以及這些不同形式暴力如何維持「真正的壞人（強姦犯、殺人犯、猥褻兒童的人，現在還包括偏執的人）應該被關起來」的現狀常識。試圖了解特定的安排如何造成特定社群在警察手中和居留時面對特殊形式的暴力，將會幫助我們透過共同承受的不同經驗來凝聚團結，並打造有效的抵抗，以徹底處理這些問題。只把跨性者呈現為「無辜的受害者」而讓其他囚犯被視為活該被拘留的危險人士，將會破壞被暴力危險的監禁機制傷害的每個人原本可能團結抵抗的策略和力道。

我們知道推動仇恨犯罪法作為解決反酷兒和反跨性暴力的不二法門，其實永遠無法真正處理我們面對暴力時為何會如此脆弱的原因，也無法回答為何我們的文化鼓勵恐同和恐跨性。像仇恨犯罪法這樣個人化的解決方案，會創造「加害者」和「被害者」、壞人和好人之間的虛假二元對立，也根本沒有觸及底下的結構原因，反而往往強化了問題本身。我們需要取代這種常識，我們需要理解種族歧視、國家暴力、和資本主義（而不是個人偏執或者是獄卒）才是我們文化產生暴力的根本原因。我們必須終止那個分化被壓迫的人民、造成彼此仇視的惡性循環。

我們支持的是積極弱化（而不是強化）壓迫體制的策略

我們回應社群現在面臨危機的同時，也需要拒絕與體制妥協，拒絕強化那些傷害我們的體制。由於跨性者和性別不馴者在監獄和拘留中心裡所面對的恐怖暴力受到越來越多關注，有些囚犯權利團體與酷兒／跨性研究者及倡議者提出了建議，要建立專門收容跨性者的監獄，她們認為這是短期內讓跨性者和性別不馴者得到安全的唯一道路。然而，有鑒於立法者和倡議者推動的「關注性別」做法往往受到大眾歡迎但是實際上很表面，我們堅決抗拒以擴充整個監獄產業結構作為回應緊急暴力情況的唯一出路。不管建立任何形式的監獄，加碼更多的資金，只會強化監獄產業結構對我們社群的致命控制。只要建成了監獄，官方就會想把監獄塞滿人；真正處理跨性囚犯人身安全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跨性別者弄出監獄。我們需要的策略，是要在未來能夠減少（最終歸零）入獄的人數和投入監獄的資金，而又同時關注個別囚犯立即的療癒和修補。

我們必須改變在行動中的剝削力道

很多被壓迫的人在霸權文化中總是以高度性化的形象呈現，以便把他們塑造成威脅、戀物、醜化，明顯的例子包括男變女跨性者、黑人男性、亞洲和太平洋島女性。儘管有人善意提醒大眾，注意跨性者和性別不馴者在獄中的不利處境，我們卻意識到，大部分相關這些議題的公共教育都傾向用性化、偷窺、聳動、和戀物來展開論點，一般都會鮮活的描述身體（特別是性器官）、性暴力場景、以及當事人面對的羞辱。事實上，從美化獄中強暴的色情片，到白種中產受眾迷戀的「人權」研究報告，被監禁的人（通常以黑人做為代表）和跨性者（通常以有色人種跨性別女性為代表）長久以來就是偷窺再現的對象。作為跨性者，我們常常要把自己的身體展示給非跨性者看，然而讓她們從提問、展示、討論我們來感覺到她們的自我壯大。我們很清楚，這種危險的傾向嚴重削弱了大眾對我們所做工作的敬重，也影響到我們可能建立的關係，因此我們一定要面對這些在工作現場存在的剝削力道，否則我們最周延設想的策略和運動仍然會複製監獄產業結構一向存在的跨性恐懼、厭女情結、和種族主義性暴力。針對這些議題所進行的研究、媒體、文化工作和運動，都需要對低收入跨性者和有色人種跨性者以及我們的運動組織負責，也應該接受上述族群的主導。

我們認為終止跨性別監禁是改造世界的工作之一

要推動基礎寬廣的社會政治改革，一個關鍵的起點就是關注貧窮與罪犯化的惡性循環如何把我們放入監獄，以及跨性者（特別是低收入有色人種的跨性者）在監獄和拘留所裡面臨的暴力。只要監獄存在，只要（依學者Fred Moten所述）我們活在一個想要保留監獄的社會裡，跨性者就不可能在監獄中真正得到安全。建立一個廢除主義的跨性和酷兒運動，意味著在那些面對多重壓迫系統的人群中壯大她們的力量，以便想像一個在不同社群之內和之間不再產生大規模破壞、暴力、和不平等的世界。我們必須抗拒用議題和優先順序來區隔彼此，也要抗拒為了眼前即時的危機而犧牲掉更寬廣的政治遠景和運動，這些分化造成許多白人和中產階級男女同志認為婚姻是LGBT運動現在最重要和緊迫的問題，而不願朝向終結種族歧視和資本主義的真正目標。對抗跨性監禁是一個關鍵戰場，它將把酷兒和跨性別政治激進化，擴大反監獄運動，並且加入終結各種形式的軍事化、罪犯化、和戰爭的寬廣運動，以爭取種族正義、性別正義、和社會正義。

三、所以你覺得我們很難搞？

我們了解上述說法很沈重，我們的社群和運動都面對了壓頂的逆境，也繼承了一堆到現在都還在努力處理的創傷。合理而尋常的回應就是感覺無力承擔、充滿挫敗感、全面絕望，在這樣的情緒和政治氛圍中，當運動者提出像廢除監獄這樣根本的改變時（什麼？一個LGBT運動的行動規劃竟然聚焦於廢除監獄！），我們的訴求會被說成「不可能」、「太理想化」、或著「分裂了運動」。作為跨性者，這些話我們已經聽了太久，畢竟，要是照我們的司法系統、媒體、科學、或者我們的家人和宗教的說法，我們根本就不存在！我們的生存方式和表達方式很根本的破壞了基本規則，以至於體制遇到我們就會短路，它們不接受我們，甚至嘗試消滅我們。然而我們卻活了下來，繼續打造維持可以滋養我們、挑戰成見的新視角，來看性別、身體、家庭、慾望、抵抗、和幸福。

在這個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被「民主」之名謀殺，數百萬人民被關進監獄以「保護公眾安全」，而LGBT組織在同志驕傲遊行隊伍裡和警察手牽手。在這種情況下，「難搞」或許是我們能做的最棒的事情：難搞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可能。

如果我們不逃避、反而承認並擁抱我們這種生活方式和政治願景的難以生存，這會是什麼情況？慾望一個我們甚至無法想像的未來，而被告知這樣的未來決不可能存在，這又代表了什麼？對我們而言，要求廢除臨檢、監獄、和拘留所，並不是狹隘的只企圖解決「監禁」和獄中虐待等現象，而是挑戰我們每天所面臨的貧窮、宰制、暴力、種族歧視、異化、和斷裂。「廢除」不只是使暴力的機構關門大吉，而是建立並且尋回那些曾經滋養我們整體性、自決力、和改革動力的機構、實踐、關係。「廢除」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未來，而是每次我們對帝國的陷阱說不、對我們祖先和朋友所夢想實踐的滋養和可能性說是的時候就在創造的東西。每次我們堅持近用肯定我們性別的健康照護，享受安全和高品質的教育，擁有有意義而穩定的就業，經營關愛和療癒的關係，以及完整而圓滿的實現自我──這種時刻我們就在進行「廢除」。廢除就是崩解壓迫，建立滋養。廢除就是在此刻當下和從今以後的改革實踐。

或許努力實現這樣一個重要的要求，正是愈趨昏沈的LGBT運動所需的起床號。酷兒政治與跨性政治真正的潛力，不在於破壞他人的生存權以強化自己的生存權。很明顯，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要重拾我們美麗的不可能傳承，就是要開始實踐不同的相處模式，要創造一個維繫所有生命的運動，要以我們還找不到的話語來說出我們的願景。

NOTE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riends, comrades, and organizations whose work, love, and thinking have paved the path to this paper and our collective move- ments for liberation, including: Anna Agatha Angelou, Audre Lorde Project, Community United Against Violence (CUAV), Communities Against Rape and Abuse (CARA), Critical Resistance, Eric Stanley, FIERCE!, 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 Justice Now, Lala Yantes, Mari Spira, Miss Major, Mordecai Cohen Ettinger, Nat Smith, Southerners on New Ground (SONG), 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 (SRLP), Transforming Justice Coalition, Transgender, Gender Variant, Intersex Justice Project (TGIJP), and Vanessa Huang.
In the wake of the 2011 repeal of Don’t Ask Don’t Tell, queer and trans people who oppose the horrible violence committed by the US military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disappointed not only by pro-military rhetoric of the campaign to allow gays and lesbians to serve, but also by the new debates that have emerged since then about ROTC on college campuses. Many universities that have excluded the military from campuses are now considering bringing it back to campus, and some activists are arguing that the military should be kept off campus because transpeople are still excluded from service. The terms of this debate painfully embraces US militarism, and forgets that long-term campaigns to exclude the US military from college campuses and to disrupt military recruitment campaigns and strategies are based in not only the horrible violence of the military toward service members but also the motivating colonial and imperial purposes of US militarism.
This has been painfully illustrated by a range of LGBT foundation and individual funders who,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struggle over California’s  same-sex marriage ban, Proposition 8, declared that marriage equality needed to be the central funding priority and discontinued vital funding for anti-violence, HIV/AIDS, and arts organizations, among others.
This is a reference to the “trickle-down” economic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which promoted tax cuts for the rich under the guise of creating jobs for middle-class and working-class people. The left has rightfully argued that justice, wealth, and safety do not “trickle down,” but need to be redistributed first to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d- der. Trickle down policies primarily operate a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distribute wealth and security upward.
By this we mean the advocacy work and agenda-setting done by wealthy (bud- gets over $1 million) LGBT-righ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 and the 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Task Force.
See the 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s It’s War in Here: A Report on the Treatment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in New York State Prison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srlp.org) and Gendered Punishment: Strategies to Protect Transgender, Gender Variant and Intersex People in America’s Prisons (available from TGI Justice Project, info@tgijp.org) for a deeper examination of the cycles of poverty, criminalization, imprisonment, and law-enforcement violence in transgender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communities.
This was a period of heightened activity by rad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resisting white supremacy, patriarchy, colonization, and capitalism-embodied b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the Black Liberation Army, the Young Lords,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Defense, the Brown Berets, Earth First!, the Gay Liberation Front, and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colonial organizations in Guinea-Bissau, Jamaica, Vietnam, Puerto Rico, Zimbabwe, and elsewhere. Mass movem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ucceeded in winning major victories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white and exposing the genocide that lay barely underneath American narratives of democracy, exceptionalism, and liberty.
See Ruth Wilson Gilmore, “Globalisation and US Prison Growth: From Military Keynesianism to Post-Keynesian Militarism,” Race and Class, 40, No. 2-3, 1998/99.
For a compelling analy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its impacts on social movements, see Lisa Duggan’s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m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published by Beacon Press in 2004.
Public Citizen, NAFTA and Workers’ Rights and Jobs, 2008, at http://www. citizen.org/trade/nafta/jobs.
Human Rights Watch, “NAFTA Labor Accord Ineffective,” April 15, 2001, at http://hrw.org/english/docs/2001/04/16/global179.htm. Corporations specifically named in complaints by workers include General Electric, Honeywell, Sony, General Motors, McDonald’s, Sprint, and the Washington State apple industry.
Sapphire, “A Homeless Man’s Alternative to ‘Care Not Cash,”‘ Poor Magazine, July 1, 2003, at http://www.poormagazine.org/index.cfm?Ll=news&category= 50&stor=1241.
The Sentencing Project, “Life Sentences: Denying Welfare Benefit to Women  Convicted of Drug Offenses,” at http://www.sentencingprogrject.org/Admin/  Documents/publications/women_smy_lifesentences.pdf.
Alan David Freeman, “Legitimiz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rough Antidiscrimination Law: A Critical Review of Supreme Court Doctrine,” 62 MINN. L. REV. 1049, 1052 (1978).
Visit generationFIVE .at http://www.generationfive.org and Stop It Now! at http://www.stopitnow.org online for more research documenting and tools for ending child sexual abuse.
For a critique of hate crimes legislation, see Carolina Cordero Dyer, “The Passage of Hate Crimes Legislation-No Cause to Celebrate,” 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 March 2001 at http://www.incite-national.org/ news/_marchOlleditorial.html. Also see INCITE!-Denver and Denver on Fire’s response to the verdict in the 2009 Angie Zapata case at http://www.leftturn. org/?q=node/1310.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growth and impacts of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 see 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s groundbreaking anthology 1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Funded: Beyond the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 published by South End Press in 2007.
For a deeper examination of the FBI’s attack on radical movements, see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s 1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ublished by South End Press in 1990. Also see the Freedom Archive’s 2006 documentary Legacy of Torture: The War Against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bout the important case of the San Francisco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reedomarchives.org/ BPP/rorture.html.
See Justice Now co-founder Cassandra Shaylor’s essay “Neither Kind Nor Gentle: The Perils of ‘Gender Responsive Justice”‘ in 1he Violence of Incarceration, edited by Phil Scraton and Jude McCulloch,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2008.
Academy of Achievement: A Museum of Living History, “Rosa Parks,” October, 25, 2005 at 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parOpro-1.
Academy of Achievement: A Museum of Living History, “Rosa Parks,” October, 31, 2005 at 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parObio-1.
com, “Oprah Car Winners Hit with Hefty Tax,” September, 22, 2004 at http:/Imoney.cnn.com/2004/09/22/news/newsmakers/oprah_car_tax/ index.htm.
We recognize that we mention only relatively well-funded organizations and mostly organization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New York City, two strongholds of radical organizing and also places whe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sources are concentrated. There are hundred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at we do not mention and do not know about. What organizations or spaces do you see embodying radical values?
The 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 at http://www.srlp.org.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at http:/ /www.q4ej.org.
Transgender, Gender Variant, and Intersex Justice Project at http://www.tgijp.org.
Critical Resistance at http://www.criticalresistance.org.
FIERCE! at http://www.fiercenyc.org.
Southerners on New Ground at http://www.southernersonnewground.org.
See Creative Interventions at http://www.creative-interventions.org, generationFIVE at http://www.generationfive.org, Communities Against Rape and Abuse at http://www.cara-seatde.org, and Audre Lorde Project’s Safe OUTside System Collective at http://www.alp.org. For examples of LGBTQ specific organizations creating community-based responses to violence, see the Audre Lorde Project’s Safe Outside the System Collective in Brooklyn (www.alp.org), the Northwest Network of BTLG Survivors of Abuse in Seattle, and Community United Against Violence (CUAV) in San Francisco (www.cuav.org).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was the Transforming Justice gathering in San Francisco in October 2007, which brought together over two hundred LGBTQ and allied formerly imprisoned people, activists, and attorneys to develop a shared analysis about the cycles of trans poverty, criminalization, and imprisonment and a shared strategy moving forward. Transforming Justice, which has now transitioned to a national coalition, was a culmination of tireless and often invisible work on the part of imprisoned and formerly imprisoned people and their allies over the past many years. For more, see www.transformingjustice.org.
See the Transforming Justice Coalition’s statement “How We Do Our Work”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day-to-day organizing ethics, which can be requested from the TGI Justice Project at http://www.tgijp.org.
Both of the lessons here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werfully articulated and popularized by Critical Resistance and Justice Now, both primarily based in Oakland,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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