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er Hollibaugh與Margot Weiss原著，何春蕤翻譯，原文刊登於New Labor Forum，2015年9月第 24期18-27頁，翻譯文發表於苦勞網2015年12月3日，作為Amber二度訪台的思想準備工作）
Amber Hollibaugh（荷安柏）是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女性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著有My Dangerous Desires: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是女性情慾和愛滋風險紀錄片The Heart of the Matter的導演，本片曾獲得日舞電影節的自由表現獎。荷安柏是知名的運動份子、藝術家、公共知識份子、社群組織者，也是「酷兒經濟正義」組織的創始成員和前執行長。
Margot Weiss是Wesleyan University美國研究與人類學系副教授。出版Techniques of Pleasure: BDSM and the Circuits of Sexu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專書，發表了許多有關晚期資本主義的性政治、酷兒運動、左翼知識份子和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以及酷兒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論文。目前正在寫第二本書，探討北美左翼運動份子在經濟危危欲墜年代裡的激進政治想像。
同志運動對於婚姻平權的專注，散播了男女同志生活無虞的神話。這個政治策略把階級、貧窮、經濟不平等議題放在一邊，不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分析，同志人群於是很典型的被描繪成收入不錯的富裕消費者；然而這根本不是常態，因為絕大部份同志酷兒人口還是貧窮的、勞工階級、弱勢女性、有色人種，終日努力找尋工作或者奮力保住工作，以便應付養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1]。然而這樣的現實卻不被主流同志運動人士以及其他相關運動的成員所關注，甚至我們自己所屬的進步、勞工運動也很少認知。同志富裕的神話對組織工人運動而言特別不利，是因為底層低薪部門裡的同志／酷兒人口比例非常高，富裕神話會使組織者根本看不見自己真正應該面對的人口，也使得酷兒階級和種族議題隱形，更使我們在職場、居住、收容所、街頭、社區裡容易受害，在日常生活裡還時時面對恐同和恐跨的情緒與行動。簡單說，同志富裕的神話使得同志運動和勞工運動都忽略了越來越嚴重的酷兒危危欲墜現象。
酷兒危危欲墜是個現實。貧富差距不斷竄高，同志／酷兒和美國大部分勞工階級窮人並肩奮鬥，面對越來越多的困難與經濟危機。經濟的危危欲墜促成了新形式的勞工組織，包括工人中心與工會－社群的合作模式，最近家務勞動工人、出租車司機、零售業工人、和更生人勞工的組織也紛紛興起，激烈的爭取提升最低工資。這顯示新的政治鬥爭已然浮現，以對抗2008年金融風暴後不斷惡化的全球經濟危墜現象，然而酷兒和性別不馴者的奮鬥卻仍然被學術研究者、同志運動、與勞工運動拋在邊線以外。
階級、種族、情慾、性別、性、慾望：這些議題在我們的分析和組織工作上是如何糾結相連的呢？要針對酷兒危墜現象進行分析，就必須聚焦於同志／酷兒的生活現實，關注我們的多重性別、性、取向是如何與階級、種族的生活現實交織。本文不想延續同志富裕的神話把同志人群描繪成有品味的消費者或者新的市場利基，也不想把最近美國最高法院支持同婚的決議視為一種政治勝利，而希望把經濟正義的議題連接到同志議題上，以凸顯同志、酷兒、性別不馴者在面對當下經濟變化時特別容易受傷害的境遇。
同志／酷兒經濟正義是個什麼樣的議題？
我們靠著最低工資在沃爾瑪大賣場或H&M平價服飾店工作，每天卻要忍受被經理說是變態、女漢子、同性戀，不斷追問我們「你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是男是女？」，這就是酷兒經濟正義的問題。當同事對我們露出尷尬的表情或是保持沈默，這就意味著不管我們是否宣稱自己的酷兒身分，我們每天都會直接被當成變態的勞動者：女漢子卡車司機、雙性戀幫傭、幫直人清潔家務的扮裝皇后，我們要求加薪或者和其他照顧工組織起來，抵抗我們整體所承受的惡待時，老闆要開除我們，就說我們是危險的戀童癖大野狼。
底層低薪、移民、有色人種的同志／酷兒人群本來在經濟上就很脆弱，性別、性、和其他方面的弱勢則進一步凸顯我們，使我們與其他類似情況的人群隔絕。過去我們唯一可以採用的策略就是設法隱藏自己的性別異狀或性傾向，低調不讓經理發現我們的慾望傾向以便保住工作，為養家餬口而盡力存活。可是，不管我們多努力，每天都還是危險的；直到目前為止，52%同志所居住的州還沒有設置針對性傾向或性別氣質的就業歧視保障。[2]
上述資訊並非新事，但是老式的認同政治無法理解，複雜多元的性別、種族、性、階級如何相互交織、彼此影響，限制酷兒的日常活動，而且使他們容易受到攻擊。現在的運動組織策略就是努力增加更多差異的命名和項目，例如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酷兒、黑人、女性、跨性別、新移民等等範疇，可是卻沒有切實理解其間的差異和不同的生存狀態往往會根本影響到同志／酷兒是否會接受或者會拒絕加入集體組織。因此，各種運動組織都需要學習認識這些差異的現實，思考如何透過這些差異來和同志／酷兒人群對話。酷兒差異是傷害之所在，也是可能對話的開端。不認清這些差異，就會使得同志／酷兒人群隱形不見，使我們在奮力生存的過程中成為種族、階級上的鬼魅。
經濟上的脆弱：誰是危危欲墜的酷兒？
至少從1990年中葉開始就有研究顯示，酷兒和性別不馴的人群要比異性戀或性別正常的男女更容易在經濟上成為弱勢[3]。典型的同志形象是白人中產專業人士，住在都會裡，沒有子女，但是美國人口普查和蓋洛普的民調顯示，同志／酷兒人群在種族和族群上比一般美國人口更為駁雜：33%同志是有色人種，成年新移民大約有超過90萬是同志，同志在地理分布上也很分散，許多同志在替親人撫養或照顧子女[4]。而持續在居住、就業、教育、健保上承受歧視，面對各種騷擾、暴力、和挑釁，家庭支援十分薄弱，隨時可能停止──這些因素都可能接合種族暴力、反新移民暴力，使同志／酷兒人群更容易陷入經濟困境。
酷兒、跨性別、與性別不馴的年輕人在家裡和學校都會面對歧視和暴力，他們不斷承受霸凌、騷擾、暴力對待、性虐待，不能表現自己的性別氣質。2009年的研究顯示，80%有色人種同志和跨性別學生曾經受到言語騷擾，33-54%曾遭遇肢體暴力[5]。另外，極高比例（90%）的跨性別青少年受到包括來自校內行政人員的騷擾和歧視，半數以上曾經受到肢體騷擾，四分之一以上在學校遭遇肢體攻擊[6]。校園的不安全和持續的騷擾不但威脅到同志／酷兒青少年的學業表現，也迫使他們逃課甚至輟學，這也是造成同志／酷兒日後經濟不穩的因素之一。2011年的全美統計發現，擁有高中文憑的成年人在年薪上要比沒有文憑的人高出美金7840元，但是比大學畢業生少了27390元[7]。在這個低工資年代，每個人都要奮力找到好飯碗，上述教育障礙則使得同志／酷兒成年後很難找到工作。
更糟的是，越來越多同志／酷兒人群面對罪刑化和無家可歸的困境。校園裡嚴厲的規訓和懲罰（例如停學和退學）總是不成比例的將有色人種的同志／酷兒青少年罪犯化，特別是黑人青少年和性別不馴的女孩（後者遭遇校方行政人員嚴厲管教的比例要比明顯異性戀的女孩高出三倍）[8]。許多跨性別和酷兒青少年因為被原生家庭拒斥而無家可歸，遊民青少年中有40%是酷兒，其中又有許多是有色人種[9]。同志／酷兒和性別不馴的青少年在少年犯罪事件中佔了很高的比例，幾達13-15%，每年有將近30萬同志和跨性別青少年被捕或被拘留（其中60%是黑人或拉丁裔）。一旦落入司法系統之下，這些年輕人「經常被剝奪基本的民權，只因其性傾向、性別認同、或性別不馴就被歸類為性偏差，甚至判為性侵犯」。他們在面對執法人員、法官、以及其他司法人員時也常常遭受歧視，因而更加容易受到虐待和漠視。[10]
同志／酷兒青少年無家可歸的問題就更嚴重。2010年紐約市一份針對165位低收入同志／酷兒和性別不馴成年人的研究顯示，他們大多數（70%）在年輕時都曾經無家可歸[11]；2011年的資料顯示，19%跨性別曾經一度無家可歸[12]。沒工作、健康不佳、沒地方住、不斷的騷擾，都在酷兒和跨性別成人的生命歷程裡製造了極高比例的無家可歸[13]。無家可歸則導致他們長年與犯罪司法系統打交道，這種罪刑化的記錄也造成酷兒勞動者在求職過程查驗背景與信用資料時承受不成比例的傷害。
雙性戀、女同志、男同志都比異性戀來得容易落入貧窮[14]。四分之一雙性戀靠著食物補給券過日子，五分之一獨居同志的收入在貧窮線邊緣或之下，同志伴侶家庭的孩子貧窮的比例比異性戀伴侶家庭的孩子高一倍[15]。研究顯示，有240萬同志成人「在前一年中經歷了沒錢買食物餵飽自己和家人」[16]。在所有家庭形式中，貧窮比例最高的（52.3%）就是男同性戀伴侶家庭中的非裔孩童，而非裔男同志伴侶貧窮的機率是白人同志伴侶的6倍。女同志伴侶比起男同志伴侶或異性戀伴侶更容易變成「以工代賑」的窮人；要是還加上殘障、住在農村、年紀大，貧窮的比例就更高[17]。跨性別的貧窮比例比一般人口高出4倍，有色人種跨性別的貧窮比例特別高：34%黑人跨性別和28%拉丁裔跨性別的全年家庭收入低於一萬美金[18]。
我們知道酷兒和跨性別在就業上都面臨歧視。有16%男同志和18%女同志受訪時表示曾因性傾向而失去工作，40%在職場上遭受騷擾或歧視[19]，26%跨性別勞動者曾因其身分而被炒魷魚，47%遭受過其他形式的職場歧視[20]。有色人種的酷兒和跨性別面臨的歧視更多：有個研究發現，75-82%亞裔或太平洋島嶼裔的同志曾因性傾向而遭受職場歧視。同志和雙性戀在薪資上顯然吃虧，比異性戀男人少10-32%收入，同志人群（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同志人群）還比異性戀更容易失業，跨性別失業比例就更高[21]。最後，目前估計在美國大約有26萬7千位同志非法打工，許多是拉丁裔[22]，這些沒有合法身分的有色人種同志移民除了最低工資的、沒有任何福利的工作之外，也沒有其他選擇。
以上就是酷兒危危欲墜的統計證據。它們顯示同志／酷兒和性別不馴者特別容易遭逢經濟上的不公，提醒我們需要了解同志／酷兒人群在低薪、無工會的服務業、在街頭、在另類非正式經濟裡要如何存活。目前美國全國有很多人因為性別歧視和性歧視而沒有穩定的工作，越來越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重構只會對同志／酷兒形成更加嚴峻的考驗。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所謂「復甦」中，所有新增的工作機會都擠在低薪的領域裡，例如零售、照顧、接待、托兒、清潔[23]，這些工作很少提供像是健康保險、有薪病假、退休存款等等福利，但是許多酷兒和跨性別者都因為承受長年的歧視和罪刑化而被逼入這類低薪工作，有時自願選擇這類低薪工作只是因為它們不會像專業工作那樣對勞動者的性別表現和性傾向進行嚴密的規訓。即便如此，同志酒吧、俱樂部、零售業、或者同志／酷兒生活區附近的現金交易店的工作都不可能提供任何經濟上的穩定。Murphy學院和「零售、批發、百貨工會」（RWDSU）2014年整理出來的「零售行動計畫」（RAP）指出，零售業不提供確定的排班表，要求勞動者能夠機動上工，這些做法都使得原來就已經在和低薪和歧視奮鬥的勞動者（女人、有色人種、照顧者、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勞動者）被困在持續的不穩中[24]。
對殘障的同志／酷兒而言（包括愛滋感染者），想找到令人滿意的工作更是不可能。研究顯示，女同志、男同志和雙性戀之所以比異性戀有更多殘障的情形，可能是因為長期的經濟劣勢、健康差距、以及持續遭受壓迫的經驗所形成的代價[25]。在男同志和雙性戀之中，非裔人口是受愛滋影響最大的族群，在2010年新感染者中佔最大多數[26]。這些健康資源上的差距往往進一步影響與貧窮、罪刑化、無家可歸、和歧視相連的慢性身心疾病[27]。隨著社會安全網的破洞持續擴大，同志／酷兒面對的障礙也越來越多。
許多酷兒和跨性別會選擇轉向現金或另類經濟，例如一方面做低薪的全職工作，另方面用性和藥物來換取資源。2007年的研究發現，60%有色人種跨性別青少年曾經以性換取金錢或其他資源（如食物或衣物），這也提高了他們進入犯罪司法系統的機率[28]。2010年另一個研究發現，60%受訪者是靠著同時做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來存活（例如做零售也賣淫）[29]，但是性工作不在勞工法律保障範圍內，性工作者也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因此常常承受罪犯化、拘禁、和警方暴力，即便這樣，非性工作──超低薪、臨時工、時有時無、不斷承受歧視和騷擾的工作──也不見得好到哪去。
階級和種族在同志運動中的隱形
雖然上述統計數字證實了同志／酷兒在經濟上的危危欲墜，主流的同志運動卻還是避開貧窮、階級、和經濟正義的問題，覺得經濟危機不會影響到同志／酷兒，還說「經濟正義」就「不是同志議題」[30]。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製造了新的吸納和排斥：有些同志公民／消費者被吸納，酷兒和跨性別它者則被排斥。「捍衛自由聯盟」的Alan Sears就指出，在商品化的脈絡裡，酷兒要被看見，就只能透過積極使用特定的市場商品或服務；不被看見的酷兒要不是根本就被擋在門外（例如因為他們沒法支付最低消費），就是因為他們看起來不夠像「男同志」「女同志」，他們太老、太胖、太瘦，是跨性別、有色人種、殘障、有病、或者明顯的貧窮[31]。
同志目前只有在消費市場裡才被看見，而那些非白人、非中產、不順從性別常規的酷兒和跨性別是沒法被當成好公民和好消費者的。
這就表示絕大部份同志／酷兒沒法進入現存的同志運動。Cathy Cohen曾經指出，同志運動強調的是融入結構，終止政府的歧視（例如同婚議題），而不是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轉變[32]。對大部分酷兒和跨性別社群而言，主流同志運動組織的三大優先目標──同性婚姻權、服役權、領養權──其實排在很後面；對有色人種的同志而言，就業和經濟正義、健康照顧、暴力防範才是優先議題，遠超過白種中產階級的那三大議題。2014年的一份研究顯示，對年輕黑人或年輕拉丁裔同志而言，愛滋、暴力、平等就業權、和霸凌，都比同婚更為優先[33]。跨性別人群的優先議題則是就業歧視、健康照顧、仇恨犯罪保護、改變身分證件[34]。「福利鬥士研究群」的受訪者則特別關切居住權和遊民、暴力、與歧視，從來不會把同婚當作優先議題[35]。
只要同志運動優先回應富裕的、傳統性別的、白種男同志女同志的需求和慾望，它就不是追求基礎寬廣的社會經濟革命運動。如果階級、種族和貧窮不被納入打造酷兒的政治工作，而運動只偏好同志富裕的神話，那麼就根本無法挑戰（甚至根本無法看到也無法命名）酷兒和跨性別今日所面對的危機。事實上，同志歷史學家Allan Bérubé就曾直言：「酷兒學術研究基本上忽略了經濟面，酷兒運動人士總是把同志社群呈現為最熱門的市場利基」[36]，這種趨勢也無意間惡化了大部分酷兒和跨性別所面對的危危欲墜處境。
酷兒在勞工運動中的隱形
由於面對酷兒和跨性別的諸多議題都是有關經濟的，勞工運動看起來應該是尋求解決的理想場所。可是傳統的勞工組織形式很少處理工人因性別或性上的差異而形成的問題，就算偶爾提到，也都傾向於討論認同政治或者如何吸納差異主體，例如建立「同志驕傲勞動」組織，設法在既存的工會中納入同志／酷兒。其他比較非傳統的做法（例如組織零售業工人或被排擠的工人）也只會偶爾處理到酷兒和跨性別或性／別議題而已。
工會的組織工作對擴大保護同志／酷兒勞動者、挑戰他們一貫承受的歧視而言，非常重要[37]。雖然同志運動的認同政治和工會的組織行動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們需要檢視的應該超越把工會帶到同志的工作場所或者把男女同志和跨性別帶入工會的領導位置，而應該把經濟正義和酷兒性政治放在一起思考，這樣，運動才能為那些無法從同性婚姻得到經濟正義的人排出優先議題。我們需要組織的是那些在危危欲墜的世界經濟中連生存奮鬥都還沒被傳統工會組織看到的酷兒人群。
可以進行這種分析的一個潛在場域就是組織工人中心。今日新勞工組織工作的前鋒就是組織那些沒被組織起來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因為原先的設計或默認」[38]而被美國勞動法排除在保護之外的數百萬勞工，包括農場工、家務或照顧工、計日臨時工、靠小費的餐廳工、國際客工、親資方／反工會州的工人、出租車司機、以工代賑的工人、和更生人勞工（他們因此沒有權利組織工會、不能享受最低工資、加班沒有限制、可能因性傾向或性別身分而被開除、沒有健康和工作安全上的保護）。這些「被排斥的工人」大部分是有色人種和新移民，其中包括了極大比例從事零售業、照顧業、服務業的酷兒和跨性別。
雖然有些工人中心展開了富有新意的計畫來處理階級和種族的連結、非法移民被剝削、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等等議題，卻很少有組織者會去凸顯或處理性、酷兒、性別不馴、或其他同志議題。組織者和勞動工人都需要學習看穿同志富裕的神話，把性別正義和性正義連到經濟正義上：這意味著把種族、性、性別等歧視之間的連結明顯化，像「紐約市餐廳機會中心」（ROC-NY）就把餐廳外場的性騷擾連接到內場廚房的種族歧視上，就像其中一位職員說的，就是教育工人「看見性別」[39]。同時這也意味著焦點總是要放在勞工身上而不是只看富裕的同志消費者。2012年J. C. Penney百貨雇用脫口秀同志主持人Ellen DeGeneres代言並且使用同志拍攝宣傳廣告，那時「零售行動計畫」（RAP）就發佈聲明：RAP支持J. C. Penney使用同志代言人和同志伴侶做廣告，但是也希望Penney百貨對多元的承諾可以延伸到眾多同志員工，例如提供友善同志和友善跨性別的職場，避免在雇傭和升遷上的歧視。不過，最近Penney百貨的資遣動作和取消銷售員的佣金制度都不成比例的影響到許多本來在職場上就飽受就業、升遷、薪資歧視的同志員工。Penney百貨其實應該信守多元職場的承諾，回復佣金制度，而不是只想著吸引多元的顧客[40]。
在這類事情上，我們需要小心，不要只是盛讚像舊金山Levi牛仔褲為它的國內員工提供伴侶福利的同志友善職場政策，卻忽略Levi在全球設置血汗工廠製造牛仔褲的事實[41]。除非性別和性議題被視為左翼努力的內在議題，而我們同時關注性和經濟的不平等，否則酷兒危危欲墜的脆弱狀態永遠都不會被工運組織者和學者看到。
酷兒危危欲墜的情境在當下大部分同志和勞工運動中都是隱形的。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酷兒經濟正義的運動，這個運動不是把男同志女同志塞進既存的權利和保障裡，而是追問有關權力、性、和慾望的問題，拒絕因為被吸納就輕易的滿足，而是持續進行改造世界的困難工作。我們需要反省：在追求經濟正義的當兒，我們所倚靠的預設──例如認為家庭是異性戀的、認為我們都有能力工作（這就是健全身體主義的核心概念）、認為我們都可以得到在家庭空間裡提供的「免費」私人照顧──是不是會讓酷兒生命隱形？目前正在崩解的社會安全網顯示，同志酷兒低薪勞動者就算兼好幾份工，也往往無力養活或照看家人，如果要處理這些生活現實，我們就需要一個超越認同政治的激進政治願景，以便分析酷兒如何與工作和經濟相連。我們也應該同時堅持兩點：第一，經濟問題是慾望、性、親密關係的核心，第二，酷兒勞動觀點從一開始就應該看到性別和性如何構成了經濟正義的核心成份。
註
[1] 本文以“LGBT/Q”（同志／酷兒）來包含性別不馴和性不馴的廣大人群，以“LGBT”（同志）來指涉同志運動（有別於酷兒運動）。在引用研究報告和統計數據時則採用原文作者的文字。
[2]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MAP), “Non-Discrimination Laws,” July 21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lgbtmap.org/equality-maps/non_discrimination_laws#sthash.Ye59keQW.dpuf. This remains the case, even after the July 2015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ruling, which extended the jurisdiction of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to include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he U.S. has no federal ban on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ctual or perceived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uch as ENDA) that would apply to private sector workers, although such legislation has been sought since 1974.
[3] M. V. Lee Badgett, Money, Myths, and Change: The Economic Lives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2001); Amy Gluckman and Betsy Reed, eds., Homo Economics: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Lesbian and G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4]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lgbtmap.org/policy-and-issue-analysis/workers-of-color.
[5] Elizabeth M. Diaz and Joseph Gregory Kosciw, Shared Differences: The Experience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tudents of Color in Our Nation’s Schools (Gay, Lesbian, &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glsen.org/research.
[6] Emily A. Greytak, Joseph G. Kosciw, and Elizabeth M. Diaz, Harsh Realities: The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New York,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glsen.org/research.
[7] 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 “Issue Brief: The High Cost of High School Dropouts: What the Nation Pays for Inadequate High Schools,”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http://all4ed.org/reports-factsheets/the-high-cost-of-high-school-dropouts-what-the-nation-pays-for-inadequate-high-schools/.
[8] Jerome Hunt and Aisha Moodie-Mills, The Unfair Criminalization of Gay and Transgender Youth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2),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12/06/29/11730/the-unfair-criminalization-of-gay-and-transgender-youth/.
[9] Laura E. Durso and Gary J. Gates, Serving Our Youth(True Colors Fund, The Palette Fund,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2), available at http://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Durso-Gates-LGBT-Homeless-Youth-Survey-July-2012.pdf.
[10] Hunt and Moodie-Mills, The Unfair Criminaliza-tion of Gay and Transgender Youth, 5.
[11]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Low-Income LGBTGNC People Surviving and Thriving on Love, Shelter, and Knowledge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2010), available athttp://queersurvivaleconomies.com/resources/.
[12] Jaime M. Grant, Lisa A. Mottet, Justin Tanis, Jack Harrison, Jody L. Herman, and Mara Keisling,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and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thetaskforce.org/static_html/downloads/reports/reports/ntds_full.pdf.
[13] Jeff Krehely and Jerome Hunt, Helping All of Our Homeles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1),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11/01/31/8914/helping-all-of-our-homeless/.
[14] M. V. Lee Badgett, Laura E. Durso, and Alyssa Schneebaum,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in the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ommunity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3), available athttp://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category/research/.
[15] Gary J. Gates, Food Insecurity and SNAP Participation in LGBT Communities (Los Angeles: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4); Badgett et al.,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16] Gates, Food Insecurity and SNAP Participation in LGBT Communities.
[17] Badgett et al.,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18]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19] M. V. Lee Badgett, Holning Lau, Brad Sears, and Deborah Ho, Bias in the Workplace (Los Angeles: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07).
[20]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21] In 2013, Latino/a LGBT unemployment rates were 14 percent, black LGBT rates were 15 percent,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LGBT rates were 11 percent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In 2011, 14 percent of all trans people were unemployed; 28 percent of black, 24 percent of American Indian/Alaska Native, and 18 percent of Latino/a and multiracial trans respondents were unemployed (Grant et al.,Injustice at Every Tur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2011 was 7 percent.
[22]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23]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and Growing Inequality (New York: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2012).
[24] Stephanie Luce, Sasha Hammad, and Darrah Sipe,Short Shifted (New York: RAP, RWDSU, Murphy Institute, 2014), 5.
[25] Karen I. Fredriksen-Goldsen, Hyun-Jun Kim, and Susan E. Barkan, “Disability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Disparities in Prevalence and Risk,”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 no. 1 (2012): e16-21.
[2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IV Statistics, available athttp://www.cdc.gov/hiv/statistics/basics.html.
[27] Laura F. Redman, “Outing the Invisible Poor: Why Economic Justice 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is an LGBT Issue,”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 Policy 27, no. 3 (Summer 2010): 451-87; Jeff Krehely, How to Close the LGBT Health Disparities Gap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09),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09/12/21/7048/how-to-close-the-lgbt-health-disparities-gap/.
[28] Emily Bridges, The Impact of Homophobia and Racism on GLBTQ Youth of Color (Advocates for Youth, 2007), available athttp://www.lgbt.ucla.edu/documents/ImpactofHomophobiaandRacism_000.pdf.
[29]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30] Joseph DeFillippis, “Introduction: A New Queer Agenda,”The Scholar & Feminist 10, 1-2 (2012). Available athttp://sfonline.barnard.edu/a-new-queer-agenda/introduction/
[31] Alan Sears, “Queer Anti-Capitalism: What’s Left of Lesbian and Gay Liberation?” Science & Society 69, no. 1 (January 2005): 108. See also Jeff Maskovsky, “Do We All ‘Reek of the Commodity?’ Consumption and the Erasure of Poverty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in Out in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y, ed. Ellen Lewin and William L. Leap (Urbana: University Illinois Press, 2002), 264-286.
[32] Cathy J. Cohen, “Obama, Neoliberalism, and the 2012 Election,” Souls 14, no. 1-2 (2012): 21.
[33] Jon C. Rogowski and Cathy J. Cohen, Moving Beyond Marriage: What Young People of Color Think about the LGBT Agenda (Black Youth Project, 2014), available athttp://research.blackyouthproject.com/2014/07/14/byp-memo-moving-beyond-marriage-what-young-people-of-color-think-about-the-lgbt-agenda/.
[34]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178.
[35]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36] Allan Bérubé, My Desire for History: Essays in Gay, Community, and Labor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241.
[37] See Miriam Frank’s pioneering Out in the Union: A Labor History of Queer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8] Excluded Workers Congress, “Unity for Dignity,” December 2010, available athttp://www.unitedworkerscongress.org/uploads/2/4/6/6/24662736/ewc_rpt_final4.pdf.
[39] Marnie Brady, “An Appetite for Justice: The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 of New York,” in New Labor in New York: Precarious Worke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Labor Movement, ed. Ruth Milkman and Ed Ot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0.
[40] RAP website http://retailactionproject.org/2012/06/how-jc-penneys-elimination-of-commissions-affects-lgbtq-workers/.
[41] Rosemary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39.
轉載本文請保留原始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