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由美國工運學者Randall Williams自行摘自其專書The Divided World: Human Rights and Its Viol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 2010, pp. 106-115，由何春蕤翻譯成中文，在作者2016年4月來台發表系列演講前刊登於苦勞網。）
【譯註】本文作者Williams為文學研究出身卻長年為工運組織擔任研究工作和策略推動。他在專書中對於進步運動和進步學術所擁抱的一些基本價值提出了尖銳的批判，指出雖然二次大戰就開始強調國際人權，但人權論述卻一直都在強化正在上升中的美國全球霸權。不過，人權概念與美帝擴張利益的接合，並非直接控制或是什麼有計畫的合謀，而是人權共識在戰後國際組織和辯論（如聯合國和國際法）中被形塑發展的結果。作者的專書檢視了以「人權」為本的國際政策，如何限制其受害者無法伸張正義，反而暴露了國際人權政策其實根本就是強權和暴力的共犯。
- 反對世界主義？
通俗自由主義說我們必須擁抱某種世界主義才能克服現存的人性國際分工，然而義大利政治哲學家Danilo Zolo卻提出挑戰：「有什麼世界主義計畫在本質上不是霸道而暴力的？」Zolo是在檢視了1815年的神聖聯盟、1920年的國際聯盟、1945年的聯合國等等戰後世界主義計畫的歷史記錄後得到上述觀察結論。這些「國際」組織的成立當然可以說是企圖達成世界和平穩定的一連串重要努力，但是Zolo想指出的是，這些大國為了保障持久普遍的和平而持續設計的國際規劃和結構，不管原先的企圖如何「真切」，最終一定都會與戰勝國霸權勢力的維持和擴張形成衝突。結局呢？「上述三個國際組織的規劃根本沒有任何可見的成果。」
Zolo認為，從真實世界現有的衝突或者潛在擴大衍生中的衝突來看，（公開宣示的）「渴望和平」和（實際上）「鞏固霸權」之間的矛盾，根本就構成了這些「新國際」和各種「國際」組織的形式和功能。我們在實際打造國際社群的做法中看到的是，勝利國總是一再嘗試限制那些主要從經濟和科技革命中興起發展、但是可能影響霸權合法性和持續性的社會運動。因此每個「新的」世界主義模式，從神聖聯盟、國際聯盟到聯合國，最終都壯大了以下勝利國：1813-1815年拿破崙戰爭後的奧地利、英國、普魯士和俄國；1914-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英國、蘇聯。
1989年冷戰結束後的最新建構就是勝利國美國提出「新世界秩序」來重申「國際」的說法。從第一次波灣戰爭到英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來看，這個重申的效果完全在預料之中，因為「整個現存的國際組織結構」其實是個關鍵工具，「在外交上準備開戰，在形式上合法化、正當化戰爭」。帝國－世界的野心往往以上述軍事－政治結構和高度集中化的司法體系作為手段，克服「國家主義」對國際勢力所造成的分裂，最終則擴大強國的國際侵略，強化其毀滅的力道。
Zolo因此結論：建立「普世而持續的和平」，實際上是和「凍結國際機構建立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既有世界版圖」攜手並進的，「因為和平不僅僅反對戰爭，也隱含著反對改造社會、反對發展、反對建設性的競爭」。對於凍結現有秩序的說法，Zolo可能有點言過其實，然而霸權國能夠強勢維繫和擴張現有的權力和控制，這一點Zolo倒是說對了。即便如此，對不同國家的勢力加以差別管理，往往也會遭遇反霸權的抵抗，可是這種辯證的動力是Zolo的「凍結說」所抹滅的。因此，我們需要問：不管有意設計還是有效的反利用，戰後國際組織的建立和擴張是否打開了空間，歡迎進步或激進的介入？
- 反對法治？
英國奇幻小說家China Mieville在他第一本非虛構作品《平權之間：馬克思主義國際法理論》（Between Equal Rights: A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中討論了國際法所蘊涵的進步或激進解放潛力。就他而言，國際法的具體歷史找不到什麼證據說它有此潛力，因此也對未來抱持渺茫的希望。可是即便歷史記錄很差，即便承認這個漫長的失敗史，也嚴厲的批判國際法，還是沒有法學理論家願意放棄這個他們覺得值得繼續奮鬥的場域。相反的，他們潛心投入挖掘國際法，找尋可能操作的空間以便推動進步政治。例如第三世界批判法律理論家B. S. Chimni一面說「激進變革的鬥爭不可能從法律領域發出」，但是他同時也說「法律體系提供各種工具以處理人類所面臨的危險」。芬蘭法律學者Martti Koskenniemi則更巧妙而委婉的說：既然國際法提不出「一個通盤連貫的改善世界方針」，那麼國際法律師們在加入一般的解放計畫時「就應該盡量減縮規範性」。倫敦大學法學教授Peter Fitzpatrick認為，法律的「確定內容」可能回應了「霸權的要求」，但是這種法律仍然可能「透過其內在的倫理而對主宰力形成突破性的挑戰」。這個說法被Mieville稱為近期國際法學術圈內最令人費解的創見。
雖然沒有證據支撐這種可能性，國際法律學術圈內幾乎每一個具有批判力的理論化努力，都仍然支持尋找並追求目前尚未存在但可能被國際法打開的進步或激進空間。這方面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和進路，差異也很大，然而大家都假設這個空間會從法律本身對平等、自由、公正的堅持而來。在這個不變的承諾裡，大家雖然知道法律本身的結構和形式是由帝國勢力所支撐，但是仍然夢想可以努力從司法平等的宣稱中拉出某種大過帝國勢力的超法律力量。有些批判法律學者雖然已經承認國際法的帝國主義根基，卻仍然保留一個堅定的信念：他們相信超國家的法律機構必須存在，以減低暴力，推進正義。理論家當然會這樣想，畢竟法律世界主義的定理不斷的覆誦著許多政治－知識論的基本門檻，認為不符合這些門檻的批判（或抵抗）最終都會淪入混亂或虛無。因此，不支持這種對「法律可以達成正義」的堅定信念，就是破壞最高層次的法律秩序，而這種不合倫理的做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Mieville已經寫過許多虛構小說來讓那些不可想像的東西顯現，對他而言，我們最需要重新思考的就是現代法律自由主義的絕對侷限。他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反霸權的說法：
- 國際法無力也不會採取行動去推動「正義的世界秩序」；
- 國際法在結構上就無力成為追求正義、改變社會的力量；
- 選擇支持帝國主義的某些部份但是只譴責其他部份，就是沒把它當成整體來看待；
- 把法律的勝利當成可以達到無暴力的世界，這個想法不單空泛虛無，在分析上也是很根本的錯誤。暴力關係正構成了法律。
傳統上，武力和國際法是被對立起來的；創造一個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被視為就是用法律取代武力。Mieville則認為國際法的形式一方面預設了司法平等，但同時也預設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暴力，而在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裡，那種不平等的暴力就是帝國主義本身。事實上，不平等暴力的必要性主要就來自司法平等：也就是說，眾多司法主體之一透過其強制力道（其帝國主義的籠罩）從司法關係中創建法律。國際法因此就假定了帝國主義，特別是國際法有著普世的形式，其前提正是司法平等和自決。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沒有暴力，就不可能有法律形式，因此就像Mieville說的：「在現代國際資本主義的具體際會時刻，這就意味著──沒有帝國主義，就不可能有國際法。」
[略…]
- 反對人權？
學者和運動份子現在越來越轉向人權論述，以尋找國際法最可能被進步左派挪用之處。但是Mieville提醒：「就算我們同意人權論述可以提供空間，對權力加以激進的批判，然而這個論述所做的可不只這些……就算能拉出激進的效應，人權被反過來挪用的可能性，遠超過被激進挪用的可能。」 問題不是說對人權的看法在本質上沒法被限定只為進步論述所用，而是一旦被霸權重新挪用，我們要付上的代價就遠遠超過自由左派的對抗性挪用所能成就的好處：
…人權制度的內涵其實超過與人權相關的法律規範和制度，因此這種「挪用」所合理化的對象不但是那些助紂為虐或者掩蓋開脫違反人權事件的特定法律，同時也包括早已被徹底批判的那些高大上的國際法和司法形式（有時候批評者也在試圖挪用這些範疇）。
換句話說，Mieville承認，「無可否認，法律可能被用來推動改革」，但是他認為這種「進步」總是「被倒退所限制」。由於透過人權來推動短暫的、進步的挪用其實機會渺茫，收穫甚少，而且必然會付上重大代價，合理化了國際法以及對它的錯誤認知，因此Mieville建議社會運動從下往上奮鬥，放棄國際法的領域，甚至抗拒法治。
[略 . . . ]
巧實力與美帝國主義的重新包裝
2009年還是國務卿提名人的希拉蕊．克林頓面對參議院審查時提出了一個「新框架」來思考如何在後冷戰、後布希時代推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這個重組美帝國主義計畫的核心就是2004年美國駐聯合國前副代表Suzanne Nossel所創的名詞「巧實力」（smart power），希拉蕊將這個概念重新解釋為：利用「我們可以使用的所有工具──外交的、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司法的、文化的──針對每個情況選擇最適合的工具」[i]。這種選擇性的使用帝國「所有的」力量，目的是要對比布希政府的做法：希拉蕊認為布希太倚賴軍事武力，以致於「提供給人民的是一組假選擇：武力vs.外交，單邊vs.多邊，硬實力vs.軟實力」。她個人認為：「把這些選擇當成必然是二選一，這就反映了在意識形態上非黑即白的世界觀，結果美國反而沒法靈活的使用各種工具以便成功的領導世界」[ii]。更重要的是，希拉蕊認為「巧實力」和過去美帝國武力的區別，在於巧實力知道「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可以幫助我們鼓吹並推動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而不會限制美國的勢力。」
「巧實力」的創始者Suzanne Nossel顯然很滿意希拉蕊對這個概念的運用：「希拉蕊太棒了，她切實的面對了所有困難，同時根本上又很樂觀。她的說法是，只要能協調一致的使用所有的權力工具，美國向下沈淪的趨勢就可以翻轉。她會讓巧實力變得很酷炫。」[iii]2004年Nossel剛創造這個概念時還是一家媒體大企業的商業發展部主任，之前她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管理和改革大使的副手（1999-2001），現在則已經變成人權觀察組織的主要執行長。[iv]
Nossel的規劃是，巧實力應該被用來「讓自由國際主義再起」，她認為布希政權「把人權和民主的修辭糾纏在單邊侵略策略裡」，結果把自由國際主義給染了色，「進步人士….必須重新框架美國的外交政策，照著他們對推動自由、貿易、和人權的積極信念，長期保障美國的安全，對抗恐怖主義和其他威脅」[v]。新保守主義可能會擔心美國是不是在改變方向，Nossel則向他們保證：「建立一個寬廣基礎的自由國際主義運動，並不會迫使美國放棄主導的位置」 (137)。
歐巴馬總統則恰如其分的出面肯定美國在黑暗的布希年代之後需要重建帝國，他宣佈計畫：
政府祕密授權使用酷刑，這違反了美國的核心價值，也嚴重危及我們的安全。布希政權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採取了酷刑….這使美國的世界地位下降，而不是上升。我們當然應該竭盡全力搜尋並逮捕或處決恐怖份子，但是酷刑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應該告訴全世界，美國拒斥酷刑，絕無例外情況，也不會模稜兩可….我若是當上總統，絕不會私下違反美國憲法和法律，我們會對美國人民坦誠，也會忠於我們的核心價值。[vi]
擔負著在國內和國際間「扭轉美國下沈頹勢」的任務，歐巴馬政府很快的開始修飾美帝國主義的毛邊，上任第一天就簽署了一份行政明令，關閉設置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的酷刑監獄。這個舉動得到了許多人支持，包括軍方高級將領，因為它批評前任布希政府的酷刑策略其實是不必要的「過量」，這樣在意識形態上也就同時把美國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各項基本行動都正常化、例行化了。為了不讓行政命令這個象徵性的行動在面對恐怖威脅時看起來氣勢太弱，歐巴馬也澄清這並不是從「向恐怖開戰」的基本立場退卻，它只是戰略重組的一部份，要將帝國的任務高度法治化：「我們想要傳播到全世界的訊息就是，美國決心將此刻和暴力恐怖的鬥爭──起訴到底。」如果對美國外交政策是否根本上有所轉向還有疑慮，那麼只要看看4天後歐巴馬單邊授權了對巴基斯坦發動兩起飛彈攻擊、炸死22人，就可以放心了。[vii]
布希下台，歐巴馬上台，除了飛彈攻擊，還有許多「反恐攻的工具」繼續留用。新總統上任兩週內就發佈了行政命令，同意授權中情局繼續「抓捕行動」（也就是不經過任何法定程序，在世界各地祕密逮捕嫌犯，送到設在其他國家的祕密看守地點）[viii]。儘管全世界反對聲浪很高，歐巴馬政府明顯決定抓捕計畫對「向恐怖開戰」是必要的[ix]。一位匿名的歐巴馬內閣閣員說：
顯然你需要保留某些工具，因為你還是要抓捕那些壞蛋。我的法律顧問研究過，在某些圈子裡，抓捕有些爭議，在歐洲也引發風暴，但是如果在有限範圍內執行，這個做法還是可以接受的。[x]
新政府的「超級合法主義」還有別的例子。歐巴馬的行政命令要求設置特別工作小組，以確認抓捕「不會造成人員被送至其他國家面對酷刑」，也不能影響人權法律和人權條約的執行。在國際綁架行為上附加這個奇怪的司法限制，顯然已經足夠使某些在布希時代很兇狠的批評者轉為歐巴馬的忠誠支持者。「人權監督」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華盛頓地區的倡議主任Tom Malinkowski針對這個行政命令就宣告：「在有限條件下，抓捕有其一定的合法位置。我從總統命令裡清楚聽到他承諾設計一個體系，不會再造成人員被送往其他國家接受酷刑。」[xi]如果歐巴馬的帝國法律主義照預期的繼續進展，那麼「人權監督」對抓捕的說法就太驚人了。近年來，自由主義政論家常常被大型人權組織所採取的立場嚇到，這顯示「人權」目前已經被一組非歷史的預設所包裹，它假設人權就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理想而不被權力、利益、政治的各種偶然因素或消長所影響，因此，只要一揭露人權論述的歷史脈絡或具體政治利益，自由主義人權倡議者的下巴就得掉一次。[xii]
批評者和學者過去以為國際法是一個進步的回應，可以擋得住布希年代「過度的」帝國主義單邊主義，然而此刻美帝國主義的選擇性重新包裝卻構成了棘手的問題。現在美國採用靈巧力，也很小心的注意「反恐工具」的「可合法性」，一旦國際法律（the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整合，那麼國際法就可以再度成為新帝國主義國家所偏好的外衣[xiii]。儘管帝國主義的法律主義有其表裡不一和深刻矛盾之處，它被設計出來主要就為了有效管理「觀感」（也就是歐巴馬所說的「美國傳送給全世界的訊息」），以便維繫那個唯一不變的原則──推進美帝國主義利益──繼續運行。
當美帝國主義重新採用靈巧而酷炫的鑲飾，在修辭上表示屈服於「國際法的管制」，在策略上偶爾採用多邊攻勢時，這極有可能會讓某些自由主義份子重回美國帝國主義的懷抱，也會使任何想要用「不合法」或「單邊」的理由來譴責美帝國主義海外行動的法律策略感到困擾。對於那些想從司法角度來批判美帝國主義的人而言，其危機在於歐巴馬政權就像1990年代克林頓政權一樣，很清楚知道「多邊主義也可以作為帝國主義的有效策略，就和單邊主義一樣（甚至更佳）」[xiv]。上述那位無恥的人權帝國主義者Nossel就毫無困難的宣告，多邊主義永遠不可作為新帝國主義盤算的基本原則：「把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的大業交給多邊體系，既不可行，也不划算。」[xv]面對這個帝國主義的彈性權力計畫──不管是愚笨或靈巧、殘暴或仁善──我們需要推動一種反帝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的彈性將來自於認清了：人民的需求不是出於那些拼命想要找新掩飾方法的法律顧問的頭腦，人民的需求有著巨大的多種差異（而）。在這個對抗霸權的運動裡，我們需要更加激進的參考國際主義的一貫傳統──從國際工人協會到世界社會論壇，從泛非主義者DuBois到法國黑人革命家Fanon到本文提到的Zolo和Mieville──去理解他們已經看到的事實：帝國主義的利益和國際正義是永遠無法並存的。
註
[i] Hendrik Hertzberg, “Smart Power,”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6, 2009.
[ii] http://www.asil.org/il08/clinton.html.
[iii] Nossel coined the phrase in 2004.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131-142. The more recent Nossel quote is from Hertzberg, “Smart Power.”
[iv] In 2002, the Germany-based Bertelsmann Company admitted that they had lied about their ties to the Nazi party, which included making profits from slave labor and publishing propaganda. The revelations about Bertelsmann’s sordid past came to light during their successful attempt to takeover the publishing giant Random House in 1998 as Bertelsmann rewrote the companies’ history in order to avoid troubling the deal. “Bertelsmann Admits Nazi Past,” BBC, (October 8, 2002).
[v] Nossel, “Smart Power,” 132.
[vi] Obama, “Torture and Secrecy Betray Core American values,” October 4, 2007. http://www.barackobama.com/2007/10/04/obama_torture_and_secrecy_betr.php.
[vii] From August 2008 to January 2009 the U.S. launched 38 missile strikes inside Pakistan killing an estimated 132 people.
[viii] Tom Hayden, “CIA Secret Rendition Policy Back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09).
[ix] Popular opposition to U.S. renditions emerged in earnest in Italy in 2003 when it came to light that the CIA, with full knowledge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 abducted an Egyptian cleric who was flown to Egypt and tortured. And then, shortly after the cleric’s abduction, another story followed in which “an Egyptian citizen, Khalid Masri, was grabbed by men wearing ski masks, stripped, blindfolded, placed in diapers, shackled and flown from Macedonia to Albania. He was released five months later as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ayden, “CIA Secret Rendition Policy Back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ubsequently condemned renditions as “an illegal instrument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reg Miller, “Obama preserves renditions as counter-terrorism tool.”
[x] Anonymous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quoted in Greg Miller’s “Obama preserves renditions as counter-terrorism tool,”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 2009). As in this account,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no action is ever undertaken by the Supercolonial State without first going through an extensive legal vetting process. In the crucial but complex cases, this process is engaged no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egality or illegality of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but rather its legalizability (a category most easily defined as the ‘not-illegal’).
[xi] Tom Malinkowski, cited in “Obama lets CIA keep controversial renditions tool,” Greg Miller,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31, 2009).
[xii] A good example of liberal shock at the ‘abuse’ of human rights can be found in Afua Hirsch’s, “Do Hedge Funds have human rights?” Guardian (London, January 28, 2009). After the lawyers for two large hedge funds (RAB Special Situations and SRM Global Master Fund) argued in a British court that the 2008 nation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bank Northern Rock amounted to a viola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under the first protocol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Hirsch mused: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deeply counter-intuitive about this incarnation of human rights claims, rooted not in protecting such sacred freedoms as the right to life or a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but mitigating loss of profits.” In contrast to Hirsch’s liberal apoplexy, however, human rights historian Upendra Baxi actually anticipated this type of development in the closing chapter of his book,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t that time Baxi was already exploring resistance strategies “to the onset of the trade-related, market-friendly paradigm of human rights,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full reassertion of the UDHR paradigm in relation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conduct.”(276) Baxi was not at all surprised by these developments within human rights, given that any non-idealized account of human rights has long had to reckon with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s extraordinarily broad and subject to virtually unlimited appropriation.
[xiii]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as a curious fact of no small import, that the articulation of ‘our’ imperial interests in the fra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ues to be cast in the older language of nationalism, as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our laws and constitution’ and ‘our core values.’ This again gives credence to Alexander’s theorization of palimpsestic time (see chapter 5), as well as underscoring the inordinate power of the Supracolonial State to control the very langu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xiv] China Miéville, “Multilateralism as Terror: Haiti,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ritical Leg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Glasgow, (September 5, 2008).
[xv] Nossel, “Smart Power,” 132.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