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有關「公共女性」[1]的文章作者為鄭詩靈（Sealing Cheng）[2]，2016年5月應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之邀來台發表系列演講。鄭詩靈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學院，研究方向為性工作、人口販運、女性運動、政策制定。2010年出版專書On the Move for Love: Migrant Entertainers and the U.S. Military in South Korea，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性領域最佳專書獎。2016年5月應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之邀來台發表系列演講，本文由Kris Chi翻譯、何春蕤校訂，發表於苦勞網，2016年4月26日。）
不論透過何種媒介──文本、電影、新聞報導或政府說法──我們認識性工作者的方式幾乎都是靠著非性工作者（包括運動組織者、政策制定者、記者、與學者）的再現而來。他們的描述則呈現兩種特質，簡述如下：（一）高度性化：無論是作為受害者或能動者或對公序良俗的危害者，性工作者的行為、經驗與認同大部分是透過她們所從事的性交易來理解；（二）兩極化：性工作者的再現要不是無能為力的受害者就是光鮮亮麗的自營家（如《麻雀變鳳凰》以及其他電影敘事中的呈現），這種二分法不僅本質化了她們的生活，也否認了女性的主動參與（Datta, 2005）。在這種背景下，性工作者自己拍攝的日常生活照可以說出什麼樣的故事？這些影像中傳來什麼樣的「主體聲音」？這些照片會如何支持或挑戰現存的賣淫論述？攝影者與觀影者可以在這樣的行動中得到什麼？最後，這些司空見慣的生活層面究竟和性工作研究及性有何關係？本文作者於2009年策劃了一場攝影展，展出由南韓紅燈區女性性工作者自己拍攝的照片，上述提問則是此次策展經驗所引發的思考。而此計劃進行期間，這些女性的生活正面臨著劇烈改變，南韓紅燈區的拆除與賣淫的加重罪責，都具體而微的顯示了她們座落於新自由主義進程與反人口販運計劃重疊地帶的關鍵位置。
2009年10月到2010年4月之間，名為「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空間：紅燈區的女性視野」的巡迴攝影展在美國東岸展出了南韓首爾永山（Yongsan）紅燈區女性所拍的40張照片，這些照片來自潘朵拉攝影計劃（Pandora Photo Project），而這個攝影計畫是永山區1986年創立的非政府組織「馬大拉之家」（Magdalena House Community）[3]之下的「勇敢女性研究中心」（Courageous Women Research Center）針對45至65歲女性進行口述歷史計畫的一部份。本文作者以及其他研究者想要在口述敘事之外探索視覺媒介作為一種溝通形式來表達女性與所處空間的關係。2009年1月到7月間，這些拍攝者拍了超過2500張照片，內容題材都是性工作者日常生活所到之處，不論是在家、去工作的路上、工作中、玩樂時、以及與朋友和同事的相處（圖1與2）。她們拍攝自己閒坐、聊天、說笑，與友人一起、玩牌、吃飯、無聊；也捕捉市景變化，紅燈區內各棟建築物的走廊、房間、後院，以及人潮洶湧霓虹燈閃爍的幹道，或空無一人的黑暗。這個展覽由研究者與攝影者的一系列對話討論組成，她們日常生活的影像填補了人物和個體之間的差距，攪擾了那些熱切渴望否認妓女人性和複雜性、只想把妓女轉為象徵的人。總的來說，這場攝影展描繪了位於南韓都會區社會與政治重組過程交界處的妓女生活。馬大拉之家的創辦人之一暨執行長李珠政（Lee Ock-Jeong）女士也是參展攝影者之一，她最貼切地道出了這場展覽的重要性：
這不僅是一個買賣與販售性的交易所，也是許多人住了五、六十年的地方，這是性產業的一部份，也是這個地區的一部份。在這裡，大家彼此幫忙做飯、做泡菜、照護小孩，在生病或難過時相互安慰支持。在此她們度過了青春歲月，守著或寬裕或困苦歲月裡的各種親密記憶⋯⋯我想要強調的是，這是個普通人居住的空間，而不僅是從事性交易的場域[4]。
圖1：宵夜（Cheon Malsun攝）
圖2：我們的嗜好（Cheon Malsun攝）
在本文中，我將勾勒這個2009年計劃的歷史脈絡，也就是形塑2004年反賣淫新法的南韓賣淫論述，以及永山紅燈區作為首爾都市更新計畫的一部份所面臨的必然拆除。我想討論這次展覽對觀影者與攝影者的影響，最後則反思我在永山的經驗，提出一個「去除了性」的賣淫研究可能為我們指點何種性研究的新路徑。
南韓的娼妓角色與賣淫政策
娼妓一直以來都被建構成「公眾女性」，是被管制的目標，因為娼妓角色體現了女性的不安分，將本來屬於私領域的性變得隨手可得，構成了偏差。對於那些認定性不能買賣的人而言，賣性就是女性把個人內在的自我或私密送入低賤的市場中買賣，就此成為沒有私人面目的「公眾女性」（Day, 2007）。而「公眾女性」的生活沒有公私之分，因為最私密的都已經在市場中成為商品販賣。研究倫敦性工作者的Sophie Day指出，「事實上，娼妓被視為缺乏合理的私我與公我，因此不能算是完整的人」（2007: 40）。
女性從娼在韓國的歷史與社會中多半隱而不見，常被簡化為統計數字與刻板印象。妓女這個人物則截然不同，在國族歷史記錄上有著極高的能見度，特別是被異國侵略者蹂躪的妓女早已在廣泛的文學、政治與運動論述中成為被宰割征服的國家命運的寓言象徵（Jager, 1996; Jager, 2003; Moon, 1997）。妓女這個人物，過去總是作為強有力且性別化的象徵，以表達在國家與異國「他者」交戰時的恐懼與慾望。
日軍1930年代末期到1945年間曾強制徵召慰安婦的資訊在1980年代晚期流出，推動了跨國的索賠行動。其中韓國約有80,000至200,000名女性在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佔領期間被徵召，慰安婦議題因此成為南韓與日本政府、國族主義者、與運動者之間爭論的骨幹。那些願意面對曾被性玷污之污名的女性被邀請到各種論壇發言，到法庭作證，在她們的敘事中，被日本殖民者暴力掠奪的女性貞操被當成真實受害的體現。慰安體系裡的這些韓籍倖存者，過去必須羞恥沈默隱埋受辱的經驗，現在則被轉化成國家被壓迫閹割的象徵，被用來提醒人們時時不忘殖民者的不人道[5]。
另一個顯著的娼妓形象出現在美軍駐紮南韓後。韓戰（1951-1953）過後，美國開始駐軍南韓以防範共產勢力在東亞擴散，美軍基地周遭各種服務行業成了戰火蹂躪後的南韓人營生的場域。在美軍基地附近以賣淫為生的女性則背負著墮落女性與叛國賊的雙重污名，表現在「洋人寶貝」與「洋人婊子」等等羞辱詞語中。1990年代南韓反美軍駐軍運動的象徵就是在美軍駐地城從事賣淫、1992年10月28日被休假的美軍二等兵Kenneth Markle殘酷殺害的26歲女性尹古敏（Yun Keumi），由於死狀甚慘，現場照片的流傳激起國內抗議，「全國消除美軍犯罪行為運動」（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Eradication of US Military Crimes）應運而生。尹古敏在這個運動裡被某些人士尊為「我國的大姐」，儘管活著的時候被邊緣化至韓國社會的角落，慘死後卻變成男性陽剛國族的鮮活比喻。
進入新世紀，全球反人口販運論述在南韓多半被理解為反賣淫的倡議，這個趨勢卻又巧合的呼應了在群山市（Gunsan）紅燈區裡發生的兩場娼館大火，19名女性與1名男性在其中喪生。韓國女性運動份子於是發起運動，要求立法處理相關賣淫的暴力。在這一波運動裡，娼妓角色仍然被視為「外來邪惡」的受害者，新的論述把賣淫女性歸咎於日本殖民（1910-1945），以及其後1945年以來的美軍佔領，再來則是西方性觀念與資本主義透過全球化滲透南韓（Cho, 2004, 2005）。這個觀點否定了賣淫在韓國社會與文化裡的本土性，相信它既然是外來的影響，那就應該可以被驅淨。
娼妓作為國族主義論述的象徵成了所有捍衛純正韓國文化抵抗外來侵犯的訴求匯集點；娼妓作為道德與法律論述中的偏差女性則是需要管束規範的「墮落之女」，還可能被罪犯化，送入矯正機構；而娼妓作為真實的個人，則是被排斥的對象。大部分娼妓只是新聞報導警方攻堅掃黃過程中的人物，她們證實了某些年輕女性因為出賣女性自我最珍貴的東西而淪入悲慘命運，因此娼妓的可見度主要是為了警示其他女性，特別是年輕的女性，告誡她們在家庭與國家的保護之外有著各種危險。
這些想法不但直接形成諸多深刻影響賣淫女性的政策，也透過政策繼續複製這些敵視娼妓的想法。主流女性主義者和婦女運動份子越來越堅定的認定賣淫是一種針對女性的暴力形式；在全球化的反人口販運論述脈絡中，南韓本地也把賣淫理解為「性販運」（Cheng, 2011），因而設置法律，為「性販運」的受害者提供保護與從良措施，但對於自願賣淫的女性仍然持續將之罪犯化。2004年通過的「反賣淫法」以高壓取締來執行，數千名性工作者因而集體現身，抗議該法危害她們的生存，可惜最終無效。2005年，南韓歷史上首個妓女組織誕生，這些女性自我命名為「性工作者」，積極爭取工作權；女性主義者有小部份支持性工作論述，並且支持性工作者參與公眾論壇或到大學課堂中現身。那些已獲得國家經費資助的主流運動者則繼續生產個人證詞以證明賣淫中的性暴力與虐待，認定自身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對性工作支持者而言，眼前亟需的工作就是強調南韓性工作者的獨立，並嚴謹研究如美國和台灣等地已有的性工作理論和實踐。
在這些辯論裡，賣淫的人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她們日常生活現實裡的複雜性，大部分都被拋在一邊，多數性工作者都盡可能隱秘低調的工作與生活，徹底避開有關「受害者」或「性工作者」的論述。換言之，意識形態取向的辯論反而會使人不注意到那些真正受到辯論影響的人的具體生活，更進一步邊緣化了「娼妓」。
在新自由主義與反人口販運計劃交界的永山區
永山紅燈區位於首爾市中心的永山高鐵車站前方，是南韓最古老的紅燈區之一。在附近長大的女孩都被教導要避開此區，也避開那些穿著打扮舉止談吐不端莊的女性。經過此區的人如果想要維持正經的形象，在經過那些為室內營業或站街攔客的性工作者拉客的媽媽桑時也都會加快腳步。警方在這區內有個哨站，偶而逮捕個體工作戶，也會在高層給予指示時發起大規模的取締。從1961年的《不良行為防制法》（Prevention of Fallen Behavior Act）開始，賣淫在南韓就是非法行為，不論男女，從事任何形式的賣淫行為都會被起訴，罪行的重擔往往多數落在賣淫的女性身上；然而同時，政府也積極「規範」賣淫，例如國內最知名的紅燈區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都被認定為「兒少止步區」（Youth Prohibition Zones），紅燈區的女性也被強迫要求定期做健康檢查，以確保不會成為性病的帶原者。這種在司法上的矛盾（又禁止又規範）映照出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在南韓社會中，賣淫是「必要之惡」。這種矛盾所帶來的人生代價就是污名化、邊緣化、和罪行化那些體現「邪惡」的女性。
南韓的新自由主義於1990年代晚期開始發展，全球反人口販運倡議也在同時進入南韓，並被轉譯成反賣淫的動力。進入21世紀，永山區於是開始承受國家與市場更多的監控與譴責。
南韓政府一直熱切地提供基礎建設幫助企業資本將首爾城市中心重新發展成為安全、效率、方便的全球中心。2004年，在當時的市長也就是現任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領銜之下，首爾市政府宣布了都市更新藍圖，不到十年，永山紅燈區旁崛起了全新的高鐵車站大樓，相連的大型購物中心一頭有包括IMAX的影城，令一頭則是現代流線的超高摩天樓，夾在兩者之間的永山紅燈區看來又老舊又矮小。在現任市長也是下一任總統熱門候選人吳世勳規劃之下，永山區將發展成為「群島21」（Archipelago 21）國際商業金融區，由著名建築師Daniel Liebskind負責設計，打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之一[6]。
2007年開始，首爾市政府推出由「女性與家庭事務部」（Department of Women and Family Affairs）負責的計畫把首爾打造成「女性友善之都」，以「快樂女人，快樂首爾」為標語，此計劃將在都市計劃中形成典範更替，引介諸如「女性友善廁所」、「女性友善工作空間」、以及用粉紅色線條標出的「女性優先停車位」，同時將補平路面凹洞以免「卡住高跟鞋」，也會為職業婦女提供更多育兒設施。首爾「女性與家庭基金會」（Seoul Foundation for Women and Family）的主席朴慶賢（Park Hyun-kyung）以及其他女性領導人都大力歡迎這些使「女性在日常使用都市空間時可感受安全與方便」的主動政策（Kwon, 2009）。當然，永山與其他紅燈區裡那些生產產能低與消費貢獻低的女性在這個「女性友善城市」的視野裡是沒有位置的，她們的安全、方便、與幸福都不是國家與資本的主要考量（Hubbarb, 2004: 674）。
在現代化與新自由主義仕紳化之過程中，邊緣族群因為無權攪擾城市的進步發展，所以合法的被驅逐。位於永山紅燈區對面的居民、小商家、與街販都已被迫搬家（圖3）。
圖三：《清空》，朴絢淑攝。「這本來是我們買東西的市場，但現在已被拆除了。」
這些邊緣群體無法與可敬的中產家庭氛圍和大都會的消費形態調和，於是被迫離開市中心的居所。Phil Hubbarb觀察到，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西方城市中「強化市中心作為以家庭為主的消費獲利空間，同時則強迫娼妓在資本主義性產業較無可見度（但收益高的）空間中工作」，年一月，在此過程中也再度將「強壯陽剛」（virile masculinity）銘刻於城市之上，新自由主義城市因此「服務的是資本與陽具的利益」（Hubbarb, 2004: 682）。
2009年1月我們開始進行攝影計劃的時候，「全國被迫搬家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f Evictees）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對永山紅燈區正對面的一棟建築提出正當賠償，鎮暴警察發動暴力壓制，衝突中造成4位抗爭者與1名警察死亡，此事件也震驚了全國（圖四）。
圖四：《轉型成為全球都市》， Cheon Malsun攝。遭到祝融的鷹架殘骸在一棟被清空的建築物屋頂上，鎮暴警察與抗議者在上頭對峙，國際大廈在一旁成為直接的背景。
這起事件也讓被強迫搬離永山區的女性前景蒙上一層不祥的烏雲。很長一段時間，她們都在等待，期望房東收到的補償或許可涓滴流至她們手中，因此她們並未加入發起或參與抗議不公賠償、抗議被迫遷離紅燈區的陣線。再者，誰會把她們當成盟友？2004年「反賣淫法」提供國家資源掃蕩賣淫，倡議的運動份子目的就是要消滅紅燈區，不准女人公開展示自己，也不准在購物區的大街上公然拉客。這個道德上礙眼的現象或許即將消失，然而賣淫也早以更隱晦的形式擴散（例如網路上）。諷刺的是，婦女運動、韓國政府、與美國國務院都認為這些法律成功打擊了人口販運，在這裡，人口販運只被理解為賣淫，卻不包括2000年聯合國《防止、保護、懲治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協定》（Protocol for the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unishment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所定義的強迫勞動。刑罰的加重與警方的一再掃蕩，使得在紅燈區中繼續從事性交易為生的工作者生存困難：較年輕的女性都移到其他場域或網路上；較年長的女性在無法承擔逮捕與刑罰的壓力下離開此業；還在做這一行的則發現越來越難謀生。這些日常的抗爭在主流女性運動者還呼籲強化執法以消滅賣淫（現在被稱為「性販運」）的情況下只會更加嚴峻。
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更新與「停止人口販運」的呼喊聲大相呼應，使得用高大明亮的建物取代紅燈區以打造乾淨的城市看起來是絕對正確的選擇。但是事實上，在城市的現代化計畫裡，那些住在紅燈區女性的生活、社群、歷史與未來全無容身之地。
下一節會討論的攝影計劃完全無法以任何方式居中化解這些發展對原居於此的女性所產生的效應，僅能緩解這種抹煞所帶來的衝擊。
潘朵拉攝影計劃
最終產生「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空間」展覽的潘朵拉攝影計劃，與南韓的主流賣淫論述在兩個層次上有截然的差別：（一）這是極少數允許從事性產業的女性以生產影像、選擇影像和提供敘事來直接參與自我再現的計畫；（二）它避開了性是否可以成為工作的意識形態辯論，而聚焦於那些因為從事性交易而活在韓國社會邊緣的女性的日常生活。簡言之，潘朵拉計畫的目的就在於把再現的工具放進這些女性的手裡，讓她們來記錄自己的人性。
2009年1月3日，「勇敢女性研究中心」邀請了8名女性見面，向她們解釋潘朵拉計劃的目的就是提供攝影工具，以拍攝她們共享社群的空間。除了數位相機，我們還教授基本攝影技巧與攝影倫理，例如拍照前必須獲得被拍照者的首肯。這8名拍攝者每兩周來馬大拉之家上傳照片，每個月重新瀏覽拍攝過的照片，這樣的聚會讓她們有機會重新觀看並討論自己的作品。當照片引發故事、八卦、笑聲與情感的熱切分享時，這個計劃才得到動力展開。其中一名攝影師朴絢淑（Park Hyunsuk）在對計畫評價時總結了這個發展過程：
我參加這個計劃是因為不想要被我的同伴孤立。我本來沒有很投入，但是我不想錯過關於照片的那些閒聊，所以我從沒缺席。我原先加入的時候不太興奮，我不想想起過去經歷的痛苦和傷害，但是在都市更新之下，我們都有失去家園的危險。那不僅是我們經歷困苦的地方，也是我們戀愛結婚、建立家庭、撫養孩子長大的家鄉，我希望在這個地方消失前留下一些影像。
這個攝影計劃讓參加者重回永山區──那個「可以自在展演自己」的地方，而不必承受主流社會視她們為「受害者」或「罪惡」的道德評斷，主流社會是一個「讓她們感到緊張的偽善世界」。這些日常生活的影像讓人可一窺她們在困苦中營造出來的社群感，參觀者可以見到紅燈區如何成為這些女人的家。學生很訝異影像中呈現性工作者「像我們一樣吃麵、打牌、閑晃」，有些人甚至很驚訝那些女人「看來就像我阿姨」。這些日常生活的影像反而讓那些以為照片必然包含淫蕩或無恥內容的期待落了空。
研究團隊後來和攝影者們開了一次會，匯報這次展覽的狀況以及它在美國得到的迴響，看到人們正面回應這些作品和她們的生活，攝影者都覺得十分感動。其中之一的宋福來（Song Bokrae）說：「我在聽報告的時候努力克制眼中的淚水，因為參觀者透過我們拍的照片看到了我們的真實狀態，我感到驕傲。」
照片展示了個人歷史如何被寫入紅燈區的空間與建築上，攝影計劃則顯示當再現的工具進入主體手中時會發出什麼火花。和主流的性工作再現相反，這些每日生活的細節才是這些女人描繪自己生活空間時的核心，而不是性工作的痛苦困境或光鮮亮麗。這個事實也質疑了他人（特別是像我這樣好心的研究者）如何總是性化了她們的再現。
學習拿掉性
我第一次造訪永山紅燈區是在1999年，當時我自願為次年初將前往中國參與性工作國際會議並發言的性工作者桑霓（Sunny）做口譯。桑霓是阻街女郎的自體戶，在永山區擁有一棟公寓的地下層，但是與一名娼館老闆關係密切，這棟三層樓的娼館還住了另外兩名女性。中國的研討會結束後，我在首爾的公寓租期也剛好滿了，第一個供我地方住的便是那位娼館老闆，她在紅燈區的對面有棟公寓。我接受了她的邀請，後來幾周我每天都會在紅燈區蹓躂，和那裡的女人一起吃午餐或宵夜，配上便宜的韓國酒（燒酒）。我也漸漸認識了在娼館二三樓工作的那兩個女人以及附近的一些人。
在2000年4月底我離開時，她們送了我一些豪華的禮物，例如兩百元美金現鈔與一件大約等價的時髦外套。對於這樣的慷慨，我既驚訝又感動，我知道她們要接多少個客人才能送出這樣的禮物，想到這裡我就感到憎恨：為了「送我」禮物而和男人發生性關係，這個想法讓我很不安。但是我也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在不污辱人的情況下拒收禮物，Marcel Mauss曾經清楚的說過：「送人禮物就是把個人的某部份贈與他人」（1954: 12）。我應該用贈與者的角度來看待收到的禮物，把它視為善意與關懷的表示，那是一名有能力用物質形式向一名年輕女性表達這種情感的獨立女性建立社會關係的方式，也是她交換恩惠的方式。而藉由進入她們的社交網絡，我得到了接受和回饋的義務。
這個事件迫使我理解到，將她們的禮物等同於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的次數，而不把它視為社交關係的建立，是因為我狹隘地將她們的日常生活與性劃上等號。沒有在紅燈區的這段短暫過客經驗，我也許永遠不會覺悟自己狹隘的眼界。
一般人都是用性交易和性越軌來思考性工作者（如Kerwin Kaye (2007)在男妓研究裡指出的）。對於那些著眼從女性主義和司法的角度辯論賣淫的人而言，焦點總是：是否為合意性交、是否牽涉違反自主意願與暴力行為、以及女性是否為受害者或罪犯。在這些熱切的評斷中，我們可能都忘了這些性工作者有自己的生活，忘了她們也會大吃、開玩笑、玩遊戲、看電視，而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她們也有家人與朋友。換言之，只將她們框限在「公眾女性」的形象裡，其實是抹去了她們的私人生活以及自我的重要部分。
這次攝影展提供了紅燈區的日常生活樣態，但是「去除了性」，以便讓觀眾獲得更完整的觀點來看這些女人的生活。如Sophie Day所言：「把娼妓等同於她的工作，這種論調使得私人生活隱形，而這個私人生活極可能與其他女人的私人生活非常相似」（2007: 5）。本次展覽希望彌平娼妓與個人角色之間的鴻溝，填補性工作者與非性工作者之間的隔閡。
我在永山紅燈區學到的呼應了何式凝在〈導讀〉中有關說故事和新的知識生產的替代場域的說法。視覺媒體與攝影計劃的合作性質拓展了我們參與的程度，使我們從一開始就著重性與相關討論如何：（1）轉向較為尋常的日常生活角度，（2）也轉向那些邊緣化與污名化性工作者的結構性不平等；前者迫使我們看到需要用比較有意義的方式來理解從事性產業女性的生活經驗──性可能不是她們讓生活產生意義的最重要支點；後者則讓我們去挑戰較大的議題，從都市發展、住屋補助、福利服務等等政策面的考量，到由階級特權、區域內差異、和新自由主義國家與市場取向所形成的結構性不平等。簡言之，比起任何意識形態位置，從這些女人從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起點。
誌謝
作者感謝2009年5月16至17日於香港大學舉辦的「書寫女性新劇本：論亞洲性與色情正義研討會」的組織者和與會者針對本文第一稿的支持和發言。由衷感謝何式凝、Carol Vance、Elizabeth Bernstein、Nicole Constable與Henry Em的支持與鼓勵，使得展覽可以在不同地點展出。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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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註：原文為public women，歷史上女性多歸屬於私領域，公開露面的多為歌妓、女演員與歡場女子。
[2] 鄭詩靈，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類學系 Email: sealing.cheng@gmail.com。英文原文發表於Sexualities 16(1/2), 2012: 30-42.
[3] 馬大拉之家為早期幫助從事性工作女性的機構之一，1986年在天主教教會協助之下創會，但教會並不干預其營運。[譯註：馬大拉為新約聖經中以自己的頭髮將昂貴香精抹在耶穌腳上示敬的妓女]
[4] 此為李珠政女士在2009年10月26日的開幕式所給的演說。
[5] 雖然Sarah Soh (2008)提出了一個謹慎的歷史人類學解釋，挑戰了將所有招募進入慰安系統的女性都簡化為性奴隸的說法，但無辜受害者的主流敘事依然持續。
[6] 2010年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將首爾命名為「世界設計之都」（La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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