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0年12月20日何春蕤在台中眷村文物館發表的短講，主辦單位是中華民國眷村資源中心。作為眷村子弟外省第二代，面對眷村的物質消亡和逐漸明確的眷村文化保留行動，這篇發言企圖打開格局，跳出文物保存的懷舊框架，重新思考眷村更積極而活絡的歷史意義。謝謝中央大學李廣均教授在場的提點。本文轉載於〈新國際〉，20201225，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906】
I
我是北屯新村（後來改名凌雲新村）第一代也是最後一代的住戶。爸媽隨空軍來台以後，我們家本來分配住在台中二中（現在的雙十國中）旁邊的變電巷。那個家很小，4面牆都是竹籬笆糊上稻草泥，沒有什麼客廳飯廳臥房，就是一個房間一張大床一個桌子幾把椅子，連自家的浴室廁所都沒有。還好那段時間我們才剛開始陸續出生，就算連著生3個小孩，也都還小，還能一家5口一張床。
1959年八七水災，變電巷淹水嚴重。當時我家已經有了5個10歲以下的小孩（我爸是家族的獨子，開枝散葉是他重要的責任），我爸就一個背、一個抱、一個牽，分兩批在風雨和大水中把我們運到台中二中的大禮堂，逃過一劫。那次水災徹底毀了變電巷的眷村，我們在台中二中住了幾個星期，後來被安排暫時搬到雙十路和五權路分岔口的平等里眷村。北屯新村建好分配，我們才搬來這裡。
北屯新村住的主要是已婚帶眷的空軍人員。眷村房子的分布有點像是一個拉寬了的英文字母Z。最靠近北屯圓環大門的三排住的都是飛行員，房子品質最好，住戶也年輕，先生帥氣，太太漂亮。中間Z字轉彎的地方，兩邊對稱的幾排房子圍著一塊大空地，有個籃球場，有時晚上也在那裡放映露天電影，村裡的太保太妹（就是當時所謂不良少年）都在那裡聚集。這一區和Z字另一頭的房子住的都是空軍的文職人員，前半截是軍官，最後一區是士官。我們家分配到的是軍官區的倒數第二間，所以我媽其實跟鄰近的士官太太們混得更熟。前一陣子我來北屯踩點，20年多沒見，老家已經全部拆光，剩下文物館後面那片鐵絲網裡的空地。但是意外的是，那天還遇到一位老鄰居，她竟然記得我們家人，讓我終於找到了一點當年老家的蹤跡。
今天要從「眷村」的脈絡來談「性別」，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眷村本身在軍種、官階、性質、地理位置、省籍來源上都有很多差異，這些差異都直接影響到每個眷村形成的生活和村風。不過，所謂眷村的文化特質並不來自於眷村住民本身，而更多的是來自眷村的歷史社會脈絡。畢竟，逃難來台，前途茫然，資源有限，都使得眷村居民彼此之間，他們與村外人口互動之間、與台灣社會演變的方向之間、與後來本土化政治的拉扯之間，不斷發生緊張與摩擦，而也達到了一個特別的高度和強度，因此才發展出某些現在被視為眷村的特質。我想就從這個方向來說說我對眷村性別的片面觀察。
II
很多人會覺得眷村的外省女性好像都比較大方、外向、能幹，這個印象不是沒有道理。戰亂和逃難使得人口離散，徹底拆解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規範，截斷了傳統權力和習俗的傳承，逃難來台小家庭裡的女性因此比較不必承受原來大家庭體制裡要求的嚴謹和克制。可是在此同時，生存現實也造成她們缺乏傳統大家庭所提供的支援和穩定，因此必須自己鍛鍊出獨立應變的能力，才能與周圍來自四面八方、語言都講不通的鄰居們互動，才能及時處理並解決日常生活裡的諸多問題。眷村女性所謂的大方、外向、能幹，其實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鍛練出來的。
可惜現在有關眷村女性的描述，往往只會套用簡單的性別邏輯。例如，提到眷村太太們常常聚集打麻將，就說是「因為丈夫長年在外，一家的重擔、照顧孩子的責任，全需眷村婦女一肩扛起，內心的壓力、鬱悶可想而知。麻將的聚會，不僅提供婦女寄情娛樂的消遣，也提供了壓力宣洩的場域，讓所有的煩憂、不滿，都在嘩啦嘩啦的麻將聲中得到抒解」。[1]熟悉兩性平權理念的人聽到這種分析，就想當然爾的覺得很有道理，因為眷村生活再次印證了性別權力的不平等，見證了眷村女人的孤寂艱苦，眷村打麻將的現象也就被浪漫化、溫情化了。
不過，我的觀察和經驗沒那麼浪漫，也沒那麼溫情。讓我講講我媽的例子。在眷村裡，打麻將對我媽來說，從來就不是什麼中產階級個人情懷的「宣洩鬱悶壓力」，反而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家庭經濟盤算。從小我們就知道我媽很會打麻將，她是四川人，逃難來台之前在上海十里洋場還工作了好幾年，在那些地方，麻將就是人際互動的基本活動，所以她早就練了一身本事。通常牌一發好，她就大約算得出你有啥牌，甚至猜得出你下張會出啥牌。可是她常去鄰居家打牌，回來總是說只有小贏或者小輸。追問她，她才了然於胸的說：「不能每次都贏，也不能贏太多，有菜錢就好了。贏太多，只贏不輸，人家下次就不叫你去打牌了」。我覺得我媽最厲害的就是，在家裡說起打麻將，常常是一付職業賭徒似的意氣風發，但是在外面行走江湖，卻能低調克制，拿捏分寸到完美，人緣還挺好。
說到不浪漫的麻將，再講另外一個例子。有些愛打牌的眷村太太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在家擺桌打麻將，可是要打牌就要有地方聚集啊！所以每個眷村裡都有固定幾家會開放空間讓鄰居來打麻將，主人提供桌椅、麻將、茶水，甚至香煙、零食。牌打完，贏家都會固定分紅給主人，這是一種不出門就能賺收入的方式。我記得我們家裡手頭特別緊的某些特殊時刻，我媽也會趁著我爸還沒下班，叫幾家太太來家打牌，收取那一點點分紅，也好快速解決當下的極端困窘。
像這樣提供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照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是要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元以下罰金的。還好當年警方執法不算太嚴，眷村女人還是能夠以她們最有限的資源來靈活開闢財源。
III
財務上的困窘其實是那個逃難時期的常態。我爸一個月薪水2000台幣，還得養6個孩子，小時候還好，一旦開始上學，就得愁一年兩回繳學費。爸媽堅持要供小孩讀到大學，學費的壓力就更大，那時候又沒什麼正式經濟部門能提供貸款，一缺錢就得想方設法立馬籌措。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眷村最常見的籌錢方式就是來會標會。幾十個家庭湊起來，講定每個月的會款金額和繳款的日子，然後需要用錢的人在那天可以出標，最高標的拿走總額，當然之後的月份就要繳會錢加標款。我媽的做法是同時來好幾個會，起訖時間不一，人數、長短不一，雖然每個月的會錢不少，但是需要用的時候就可以標一個來用，順便繳其他的會錢，真正急用時還可以借鄰居的標。只要資金流得動，日子就還過得了。
另外一個籌錢方式就是向鄰居借錢，我媽總是帶著最小的妹妹去借錢，透過雙方逗弄、討論小孩，可以部份沖淡孤身一人到別人家開口借錢的突兀和難堪。直到我大學畢業之前，我們家累積起來的債務都不小，老媽很清楚不可能一直借而不還，更何況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所以她會輪流借。借了甲的錢，時間差不多了就向乙借，先還給甲一部份，以後再向丙借，再還一部份給乙或甲。在沒有計算機、電腦excel軟體幫忙記帳的年代，我媽能記住所有的人頭、日期、帳目，在會錢、本金、利息之間維持活絡而正確的資金流轉，可以說是在前現代的情境裡自己發展出了晚期資本主義的資金調度本事。
雖然難免時時拮据，也充滿緊張壓力，但是這些經驗卻讓我媽鍛鍊出無比的堅韌，以及靈活週轉資金的強大智慧。後來她在任教的國中裡還被推選去整頓充滿了弊端和陷阱的校園福利社，竟然能夠做到廠商和校方皆大歡喜，同時又能給老師和學生最大福利。老實說，一個家庭主婦在經濟困窘中能長出這種高超的金融能力，不能不說是眷村生活給了她最積極的鍛鍊機會。
在這裡我想特別提出來說，這些斡旋有時候也會因為逃難生活的侷促而必須涉入灰色地帶。台灣著名的電影導演王童拍過一部很棒的作品「香蕉天堂」，這部電影描述的就是外省人在戰亂中跟著軍隊逃難來台，後來被迫頂替身分的故事。我媽雖然沒有這麼戲劇性的經驗，但是當我們6個子女開始上高中大學的時候，她已經感覺到軍官的死薪水根本沒法繼續靠標會或借錢來解決生活所需，不管我爸的男人觀念多麼反對妻子拋頭露臉，我媽都亟需出外工作，多掙另外一份薪水。我媽是有大學文憑的，於是托了幾層關係，在烏日的私立武訓中學（現在叫做明道中學）找到一個教師的缺，雖然路很遠，至少是個工作。不過要教的科目是──高中英文。以我媽只有混過普通大學的英文能力，根本不可能教得下來，還好我爸本來就有語言天份，自己又苦學英文有成，在二區部就常常被派去接待重要外賓，英文語言能力不在話下，文化常識也很豐富。於是我爸就每天晚上教我媽英文，個中的辛苦不多說，重點是：我媽現學現賣，第二天上場，竟然還教下來了。
過了幾年，初中改制，我媽送紅包託人把她轉到工作比較穩定也離家近的市立北新國中，她教的科目更多，從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到公民都教，我媽也都吃了下來，還非常擅長把人生經驗和歷練，轉化成教材內容以及對學生的輔導，學生都覺得她教得不錯。教書時苦練的英文證明後來也很有用。我媽80幾歲的時候還一個人搭飛機去美國看剛出生的曾孫女，不但自己轉好幾趟飛機，還能幫忙周圍的台籍旅客擔任翻譯通過海關。而且在美國停留的日子裡，我媽不想倚賴子女供養，閒暇時還自己搭公車跑去老人院打工，照顧跟她差不多年紀的美國老人，一方面賺自己的生活費和零花，另方面交朋友練英文。難怪她的英文口語一直非常厲害。
老實說，在戰亂逃難的年代裡，很多人都不得不採用一些類似矇混編造塘塞的招式才能存活或者改善處境。而現在這個年代，大家動不動就站定道德高地，堅持「絕對的」真假對錯，好像眼睛裡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擠不出一絲理解和悲憫。但是在電影「香蕉天堂」裡，真正的人被迫活了虛假的身分，最終流露的卻是真正的家人情感。我媽在她教書的過程裡也一樣，她確實學了，會了，教了，做了很好的老師，還養出了6個算是蠻出色的子女。眷村的經驗讓她學會了如何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周旋，也讓她一直很接地氣的、有效率的、通達人情的處理一切事情，解決一切問題。我們家4個女兒常常嘲笑她重男輕女，但是她活出來的魄力、能力、與寬厚的胸懷早已遠超過一般女性，是我們現代女性的最佳榜樣。
IV
好，講完眷村女性，該講男性了。眷村女性展現的大方、外向、能幹，其實也同樣出現在眷村男性身上，不過這些特質卻成就了不少眷村男性的豪氣、江湖、幫派。這又是眷村文化發展出來的另外一個特質。
來台的外省族群本來就存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與何去何從的焦慮。一方面不知道何時能回故鄉，另方面卻還沒有足夠機會認同異鄉，這樣的慌亂經驗形成了普遍的未知、惶恐、和不安全感。特別對男性而言，要扛起養家餬口的責任，要創造孩子的未來，然而陌生的異鄉生活裡隨時會出現從天而降的困窘無助，男人不知道如何處理，又不能向妻兒承認自己的手足無措，各種壓力和打擊終究沈澱，形成了眷村男人無法承認的失敗感與挫折感。荒謬的是，在台灣社會裡，他們卻越來越被說成是與統治者同一陣線的壓迫者，因此必須背負起外省人的原罪。這種深刻複雜的矛盾糾葛會如何浮現呢？
早年大眾對於眷村男性的印象，很大一部份圍繞著不良少年和幫派。楊德昌導演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很鮮活的呈現了這個問題的深層源頭。電影開頭的背景說明寫得很清楚：「民國38年前後，數百萬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換句話說，國民黨政府遷台落地後所形成的族群緊張關係，最尖銳地反映在少年拉幫結派的爭鬥中。當時台北市叫得出名稱的太保組織就有50多個，許多出自眷村外省社群──這也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背景。大家如果去看1962年立法院訂定《少年事件處理法》過程中立法委員的討論，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各種力量拉扯。最終成功立法，表面上是要大力整治那些「結黨成群，到處滋事，危害社會」的少年，實際上的目的卻包含了處理族群關係、維護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2]。
當年的眷村幫派青少年也有他們的特性。一位竹聯幫的大老曾在回憶錄中提到，當年外省男生在大部分學校裡都是少數，出於教養，他們往往信守傳統的道義和倫理，拉幫結派多半只是為了兄弟或朋友兩肋插刀，或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除了打群架，基本上並不涉足黃、賭、黑這些嚴重犯罪。中學畢業後，功課好的考上大學繼續讀書；成績平平、經濟情況差一些的可能去讀軍校；沒繼續上學的，服完了兵役可能去跑漁船商船。不管走哪條路，這些人成年後都在普通人的人生道路中繼續奮鬥，很少回顧過去的年少輕狂。
當然，資源不足、缺乏出路的眷村青少年確實有不少後來加入了像是四海、竹聯、飛鷹等等外省掛的幫派，甚至青幫、洪門等等[3]。重點是，隨著1980年代台灣社會急速發展，這些幫派的性質也發生了巨變，經濟的快速起飛與快速泡沫化，製造了很多機會讓幫派在股市、房地產、六合彩上進行各種經濟犯罪活動[4]。同時，本土化的政治運動利用強力動員「族群議題」來壯大自己，也因此激化了外省幫派與本省幫派的對立衝突，造成嚴重的治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1980、90年代掃黑的一清專案與治平專案，名為處理治安問題，其實都意圖順勢消滅當時最彰顯族群張力的幫派現象。
1987年台灣解嚴後，政治空間打開，黑道背景的地方人士紛紛參選各級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作為保護傘，幫派也陸續轉型投入正式部門經濟，促成了台灣複雜的黑金現象（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顏清標、鄭太吉、伍澤元等等）。而隨著政局輪轉，兩岸關係融冰，原來在本土化政治裡被排擠的外省認同，也開始在政治立場上試驗新的可能性，這些變化都使得眷村男性的政治潛力在台灣政局中持續冒頭露臉，雖然位居邊緣，卻仍然能與政治本土化的趨勢扞格對立（例如董念台、張安樂等人）。
V
也是在這樣的政治拉扯裡，拆除或改建眷村的政策開始推進。其實外省第二代隨著就學就業成家而離開老家，本來眷村就已經在逐漸沒落。1980年代開始，台灣大力推動都市開發，擴大都市版圖，原本位居都市邊緣的大批眷村成為房地產資本掠奪的對象，本土化的政治風潮更推波助瀾的加快了眷村拆遷的腳步。眷村的落寞消逝看起來已經是歷史的必然。
值得寬慰的是，1990年代不少文史工作者與關心社區營造的人自發的推動了「搶救眷村記憶」「保存眷村文化」的行動[5]，重新燃起對於眷村地景、眷村口味、眷村文化的珍惜與愛護。後來臺北信義公民會館、桃園龜山眷村故事館、新竹眷村博物館、台中眷村文物館、高雄眷村博物館等等也陸續透過政策或項目的支持，很具體的為眷村留下了一些實體的象徵存在，建構起有關眷村的敘事與情感記憶。另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殘存的眷村延伸聚落，像是我們桃園的馬祖新村、憲光二村、忠貞新村等等，都為眷村的歷史存在留下了不同程度的重現。今天在此地宣佈成立的中華民國眷村資源中心，以及同時推出的眷村實驗室，顯然有著更為鴻圖大展的願景，也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支持的行動。
其實，眷村是什麼？不過是已婚軍人的家庭宿舍區，這樣的軍眷聚落各國都有，而且隨著各國的駐軍派駐，分散到世界各地。1970年代越戰時期美軍駐台，沿著台中市五權路、美村路一帶也有一些美軍的眷村，我還在裡面做過清潔工，體驗異國風情。可是這些遍佈全球的眷村在消逝時很少會變成一種話題，一種紀念，一個觀光景點。再說，台灣這些年來也拆遷了很多建築，都市面貌改變很大，拆遷已經成為常態，那麼為何眷村在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積極保留的空間？眷村的遺跡為何會變成紀念的景點呢？這其實來自兩種力量，一種由下而上，就是民眾的力量，一種由上而下，就是政府的力量。
先說由下而上推動保留眷村的民眾力量。眷村人在面對都市變遷改變眷村地貌、社會變遷改變眷村地位的過程裡，他們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眷村是1960年代的產物，時光摧殘下早已老舊破敗，無法反映經濟蓬勃的台灣的自我期許，因此眷村人也巴不得拆遷能帶來居住品質的提升，或者補償金能提供一個改變居住地的機會。然而另方面在此同時，眷村人在台灣本土政治的氛圍中越來越感覺到自身被邊緣化、被醜化、被抹去，因此產生了一種要求被承認、被認可的願望，希望社會承認眷村在反共國策下的犧牲與貢獻，包括自願或不自願的隨軍來台灣、40年都無法回故鄉回家、無法和大陸的家人團聚等等犧牲，以及家中的軍人為保衛台灣所做的各種貢獻。在眷村拆除改建的時刻，眷村人不願意讓自己活過的一切就此消失，不願意它無聲無息的逝去，所以希望追求精神上的持續存在。眷村的房子建築可能被拆除，人員可能遷居四散，但是眷村的記憶要被保持下來，不只是為了眷村人自己保存記憶，而是希望整個社會都能見證眷村這個歷史產物和興衰過程。然而，隨著本土政治的腳步加快，這樣的期望也越來越不可及。
無巧不巧的是，另外一種力量催生了眷村得以變成一種記憶，一種紀念，一種情懷，那就是由上而下的、來自台灣族群政治的效應。畢竟，眷村被邊緣化的過程，也是本土政治確立族群階序的時刻。為了建構一個團結的台灣國族，也為了安撫弱小的族群，穩住外省族群的選票，眷村高度聚集地的地方政府往往會同意支持這些族群各自紀念自己的過往，也保留一些族群文化符號在特殊的地點和節慶中出現，或者根本把殘存的眷村轉變為商業化的體驗消費地點。這就是各地眷村文物館、博物館、故事館出現的脈絡。
我們當然希望眷村文化的繼續保存不只是執政政府一時興起、政治操作的業績項目。已經拆遷的眷村已經過去，但是現在還有一些殘存的眷村，希望未來不會再大批積極拆除，希望承載眷村記憶的不只是一棟文物館，而能是一片房子和裡面的生活。畢竟眷村生活是許多不同來處的人聚集創造的，那種活力需要更大的空間來重建與體現，也需要更穩定的政策與資源來挹助。
不過，如果把眼光拉得更長更遠，眷村的歷史存在和意義是有可能超越單薄的懷舊與記憶的。畢竟，眷村曾經聚合了來自大陸各地的人口和她們各自所帶來的文化、口味、習俗，在眷村的空間裡交流凝聚，創造了一個肥沃而有活力的傳承空間，也滋養了後代對中華文化的孺慕之情，敬畏之心。而現在，面對大國競逐的新全球變局，以及去中仇中的情感建構，眷村人反而有了一個新的契機：我們長期浸潤的華夏兒女、炎黃子孫等等「文化認同」，現在最有機會提供一個現成而順暢的兩岸鵲橋，以積極消弭當下新冷戰所推動的敵意對立。
當然，這就意味著眷村子弟需要先擺脫長年接受的虛假資訊，重新認識我們既熟悉也陌生的中國。虛假資訊不是今日才有，從小我們就讀到新聞和宣傳裡說：中國大陸瀕臨崩潰，共產政權天怒人怨，即將土崩瓦解。可是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有跡象，反而人家經濟越來越好，國力越來越強，人民生活越來越滿意，許多台胞都跑去大陸發展，反而剛好撐起前景不佳的台灣經濟。然而虛假訊息仍然不斷，直到今日還有許多台灣人對世界局勢無感無知，對大陸現況充滿不可思議的成見與傲慢。而眷村作為冷戰反共系譜中的一環，從一開始，在政治上就長期被反共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包圍，這些浸潤長年影響了我們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眷村居民雖然當年多數是不自願的隨軍來台，卻無所選擇的被冷戰的仇中氛圍所感染。當年的反共有其歷史情境，我們可以理解在戰爭中固化的敵意對立仇恨，但是現在已經是70年後，太多事情都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怎麼可能不重新評估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怎麼可能還不改變自己的看法？再說，台灣島上沒有任何一個族群對戰亂離散骨肉分離有過比眷村居民更為深刻切身的體會，眼看著現在台灣有那麼多人甘心作為美國任意擺佈的棋子，漫不經心而傲慢自大的挑釁對岸，眷村人怎可保持沈默，任由悲劇接近？
在此刻已經發生巨大變動的世界局勢裡，我期待我們能重新認識自己被放置的位置，超越冷戰的對立和敵意，以宏觀的認知和嶄新的形式來活出眷村自己的歷史意義──這也是對眷村未來的一個充滿實驗性的想像。
註
[1] 〈竹籬笆內的桃花源：眷村婦女生活〉，台灣女人網站，https://women.nmth.gov.tw/?p=1882。
[2] 何春蕤，〈台灣法律中的兒少主體〉，《性別治理》，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年9月，頁63-80。
[3] 柳茂川，〈我在江湖的回憶替世界幫派史記一筆〉，《中時電子報》2020年2月20日，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siciety/20200220002922-300805。
[4] 〈左營眷村青少年幫派的記憶〉，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http://www.ourhomecompounds.com.tw/story-info.asp?id=255。
[5] 解嚴後，國民黨政權釋放經濟利益攏絡資本家以維繫政權穩定，台灣在新國際分工體制內迎合的自由市場機制更加速了財團大肆土地炒作。1990年代開始，文史工作者與新興的社區營造人對保留眷村文化的投入與耕耘，其實只是當時新社會運動企圖重新連結歷史記憶、抵抗黨國與資本利益勾結的廣泛行動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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