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門是如何自我描述，什麼是它的問題識框，什麼是它思考的方向和研究進路，什麼是它處理的對象和方法——這些問題不但是學門之內不斷爭執討論自我定位的場域，也常常是歷史眼界和社會氛圍的具體投射體現。臺灣所謂的外文學門是一個頗為近期的形成，早年為訓練外語人才以發展國際關係的需求從來沒有自我侷限到無法容納更寬廣的人文素養，1950、1960
年代的政治肅殺氣氛更使得人文領域成為創作活力迂迴奔放的原野，不但對西方文學多所引介學習，也在本地現實的創作關懷中開發出饒富深意的反思運用。
此刻當外文學門在整體社會亟思提升和整合的時刻回首檢視自身存在之時，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兩個極有現實意義的發展1。首先，外文學門雖然長年接受各方壓力要集中於語言訓練的角色功能，但是在臺灣（甚至全球）急速國際化的過程中，語言訓練的功能逐漸被更有密集效率和普及率的商業性語言學校、在娛樂中吸收學習的通俗音樂及影視媒體、愈來愈頻繁的旅行遊學所取代。另方面，臺灣亟思轉變其國際地位的努力，也使得學術研究成為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
環節；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和國際學者的到訪，伴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步專業化，為臺灣稍嫌單薄的學術成績單填下了一個個可觀的記錄。在這雙重的發展下，外文學門的學術動力終於有了比較健康的發展環境。
這些國際視野的變化，部分的主導了外文學門的根本性質及功能變化，而另外一些歷史社會的因素則深刻影響了外文學門的發展方向。人文科系研究主體的女性化是高等教育開始發展後的基本趨勢：在政治局勢逐步民主化、經濟結構躍升為國家發展重點的過程中，人文科系逐漸被邊陲化，被胸懷「大志」的男性研究人員捨棄，但也因而提供給女性更多介入的空間，外文學門研究人員的性別取向於是構成了其發展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1980
年代在臺灣經濟實力累積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下出國深造的大量女留學生，遭遇的正是歐美國家在激進社會運動衝擊沈澱之下形成學術典範更替的歷史時刻，女性主義詮釋方法開闢出廣大的研究園地，也逐漸贏得學術的正當性；女性研究者高舉主體真實經驗，
終究在深奧抽像的新詮釋理論典範中找到成熟的發展，這樣的學術訓練和表現遂成為女留學生學成回國後繼續努力的重要領域。而在本地的社會文化土壤上，女性主義的語言異象接合了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女性主體浮現以及伴隨而生的婦女運動活力，不但逐步成為文化想像和運動理論思想的泉源，也提供了理解社會變遷的一個主要學術進路，並構成了此刻回顧「女性主義及文化」在外文學門中定位的歷史節點。
這個非常簡略的歷史脈絡回顧，目的是要點出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的快速發展是一個非常其來有自的現象，與其說它只是外文社群本身的性別法門或是趕搭熱門的研究風潮，倒不如思考這樣一個研究進路在臺灣社會氛圍中的文化意義與權力操作。換句話說，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中的立足和蓬勃，有其文化政治的含意(cultural
politics)，也因為這樣，我這次的報告可以算是我對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在臺灣社會現實中如何運作的一種介入。
我個人的文學文化研究取向及方法一向是社會的、歷史的。過去三年中對女性主義情慾論述的研究也是如此，之所以採用這樣一個非常本土本位的進路，正是因為我對千篇一律眼界、只追求實證斷言或抽像推演、不看歷史脈絡、不考慮差異女性主體、不體認論述之塑造力量的那種本質主義式分析感到不安。畢竟，如果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已經在文化脈絡中形成非常不同的性別權力和利益佈局，如果新的理論分析架構和世界政經局勢構築了曖昧複雜的敵友關係，如果女人的自我意識和定位眼界因著婦女解放運動而開始變動，那麼，女性主體在此權力網絡變動中難道不會形成一些和過去不一樣的面貌、「本質」、利益歸屬？
面對這些新局勢，反思自身的運動牽連，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顯然也必須持續創造新的、複雜靈活的論述，繼續挖掘串連新生的或被壓抑的顛覆力量，以積極介入層出不窮的新性別佈局和現象。這意味著樣的操作放在第三世界的微妙位置上來看時，特別有其複雜性。我最近剛剛完成的有關美國百年性革命史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每當本土的婦女解放運動提出了讓傳統性別規範有點不安的說法和實踐時，便有人祭出「盲目模仿西方」的帽子，說女性主義是西方社會的產物，不一定適用於東方社會云云（同樣一批人卻從不質疑科學、專業精神、責任政治等西方產物的引進）。有趣的是，當我從分析批判本土的性別教養中提出情慾解放的說法時，在女性主義領域之內也馬上被定位為「模仿西方」，還有人實證的說，西方的性革命已經證明是失敗的，因此本土不該妄想會有不同結果，也有人推論的說性革命不能觸及社會的深層政經及性別結構，因此不應作為運動努力的方向等等。我個人則對只看表面的粗淺類比和簡單的歷史評斷一向不以為然，覺得應該用具體的研究來和這種斷言對話，因此著手進行這篇論文，雖然動工於三年前，論文前半部的初稿在一年前的「四性研討會」中首度宣讀，但是一直到今年暑假，全文才寫到了一個讓我有點滿意的程度。
在我的研究中分析，斷言性革命早已失敗或者根本質疑情慾革命對女性生命有重要的、良性的影響的人，往往在進行任何文化分析時都有類似的說法。她們會認為，情慾領域中的急速變遷躍動只是順應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趨勢而將身體進一步性化，或只是中產女性以改良式的情慾解放運動來延緩並漠視基層女性真正的革命需要，或只是情慾優勢女性模仿或複製男性慾望以擴張自己的情慾版圖。這些夾帶著價值判斷及各種本質化約論假設的斷言，需要歷史的、社會的具體複雜分析來加以回應。因此，我的論文藉助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整理釐清各家豐富錯綜的歷史敘述，以描繪美國近代百年的情慾革命史的意義，在於情慾生產力與情慾生產關係之間逐步衍生的的張力，如何被激進的社會解放運動凝聚轉化，被情慾邊緣人口用來改變抗爭的基點、累積新的主體養成資源。在這個意義之內，性革命已不能被簡單的成功失敗評斷所化約，性革命的歷史和運動分析是進一步改變社會的必須。
從理論的層次上來說，我想透過對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兩次重要的性革命的歷史分析，來初步顯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特別是透過我對賴希(Wilhelm
Reich)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運用和補充－－在情慾領域中的可能操作。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在解放勞動力的同時，是因著一些歷史際會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創造出愈來愈明顯的情慾發展與多樣化，也就是我在文中所說的「情慾生產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的大幅增加，以致於和原本規範情慾運作的「情慾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現階段最主要的體現就是一夫一妻父權異性戀婚姻家庭體制－－形成強大的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不但表現為情慾活動日漸升高的可見度，更帶動各種情慾論述展開意識
形態爭霸戰，為各種運動主體創造介入施力的可能－－這些激盪的匯集就是我所謂的「性革命」。
我同時在論文中指出，情慾生產力在二十世紀的發展當然和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其所帶動的人口流動和慾望創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慾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形式也必然糾葛了既存的其他權力網絡（如性別、階級、族群、年齡、性口味等）。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個情慾生產力的躍進就全然只會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或者必然只會加劇其他既有不平等權力的運作而已。提出這類結論的人不但低估了社會力的矛盾複雜（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權力的彼此配搭合作無間），同時也蔑視了權力弱勢主體和她們的運動實踐在此過程中的各種可能壯大施力。我的歷史研究就追溯了美國兩次性革命中情慾弱勢主體借力施力的軌跡。
另方面，許多研究情慾史的學者在指出主體情慾實踐力因著既存權力網絡而展現差異時，從不會因此斷言（像階級、美貌等）社會因素「全面」決定了獲得情慾滿足的程度，也從不願斷言當時的情慾生產力擴張「只」對中產女人比較有利因此不值得推廣等等。階級（以及另外許多因素，如婚姻狀態、居住區域、家中排行、相貌身材、年齡輩分等）當然會影響到情慾資本的大小與運用；正如它在教育、就業、從政等等方面也會影響個別主體施力的機會與結果。但是許多女性主義的研究在對教育、就業、從政等等進行文化分析時，雖然看到這些領域內的不利局勢，卻仍然對這些方面的突破抱持希望和遠景，也因此熱情鼓勵，主動提供論述支援。然而，她們面對情慾領域的解放運動時卻特別有所保留，而且時刻祭出階級差異來勸說女性警惕退卻。在這裡，原有「否性(sex-negative)文化」和「情慾沙文主義」在情慾領域中的可能運作，值得女性主義文化分析者進一步反省。
另外還有一個是相關的立場和眼界問題。賴希在分析1920 年代的性革命時也提到情慾解放需要物質條件，可是他關切情慾解放需要物質條件，從不是為了因此消極的指出弱勢青少女情慾自主之不可能或困難，也不是憂心忡忡的擔心情慾解放有其經濟能力和階層限制。相反的，賴希正是要用這種對物質條件的強烈關注和具體要求，來指出青少女在情慾上的處境是代間壓迫的問題，是性別壓迫的問題，因此也是一個需要用更激進的情慾社會革命來改變的狀態。像賴希這樣的情慾文化分析，從不是為了把此刻的某種不平等現實描繪成很難改變的困境，然後提醒女性主體留神警惕；反而是在此刻的不公中具體思考，如何在情慾上展開徹底改變社會成見的起步動作。
這樣的運動觀點背後的社會文化分析當然不可能是靜態消極的。在我所使用的動態結構觀點中，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並不是什麼固定明確的兩塊鐵板，而是情慾的多樣呈現與沈澱在特定歷史時段中展現出來的緊張及對立。因此，某些在此刻被視為體現情慾生產力開拓躍進的實踐和論述，固然可能和那些被視為體現當下情慾生產關係的實踐和論述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戰，但是這種緊張關係或者敵我的部署並非絕對或固定，它們都可能在進一步的挪用串連中形成新的位置和關係，而且新生的情慾生產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條件（如激進社會運動的介入）之下擴散沈澱，爭取到自我再生產的機會，就有可能重織情慾生產關係的經緯，甚至介入資本主義主體再生產的途徑和性質。畢竟，傅柯所謂的「性的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從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在各種社會力的激盪抗爭中流動變換的。另外，性革命是僅有某些個人有能耐施展的個人實踐，還是可能形成更廣泛的、根本的社會革命？我也在論文中提出賴希在這方面的重要貢獻，以破除此刻反挫氛圍中一般人對美國性革命過分簡單輕蔑的評價。
在我的研究理論架構之內，性革命並不是情慾實踐被整體的、單一的、徹底的翻轉或全面取代；相反的，它是情慾模式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段中－－被觀察到、被大量關注討論－－的多樣化發展，這個多樣化的增長速度和幅度使得性的運作方式、具體實踐、相關的情緒反應、更重要的是圍繞情慾的各種論述說法，都一再突破原有情慾體制的決定或侷限，形成動盪的緊張關係和熱切辯論，這就是性革命的徵兆。同時，本文對性革命的歷史分析也將指出，性革命的方向、幅度、以及它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衝擊深刻受到激進社會運動的介入影響。因此，我在論述性革命這個問題的時候，一方面關注多重異質的、在性領域中各有其特殊運作動力學的權力關係如何相互競爭、操作、衝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仍然保留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樣的分析工具，以作為介入論述的切入點，希望能串連不同的抗爭，拉出一條鬆散但確定的反對戰線，在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s)的前提中不喪失對立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眼界。
如果大家對這樣一篇近四萬字的研究有興趣，可以期待本月份即將由元尊文化出版的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性／別研究的新視野》，這裡我就不再重複其中的論點了。
對於許多以批判思考自豪的人而言，像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或阿圖塞(LouisAlthusser)結構主義的理論思惟方式，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換句話說，儘管有其複雜的面向，但是她們的基本思惟方式卻和她們所批判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化約論和經濟決定論有太多相同之處——只不過性別取代了階級，父權連結了資本主義而已。這種強調「整體結構」有其決定性或支配性力量的女性主義分析因此相信，文化工業就是複製父權和資本主義生
產關係的重要場所，而社會的各種組織結構、規訓獎懲形式、文化呈現，都和父權的性別養成以及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結構、社會關係相對應，也因此都需要被揭露分析，被嚴厲批判。
無可否認的，義憤式的思考為女性主義分析模式的發展提供了無可取代的動力，也為許多女人成就了最早的性別意識覺醒。問題是：新的歷史時空條件發展所形成的變動局勢，已經使得簡單的敵我二元區分法愈來愈捉襟見肘。
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女性主義言談在通俗層面上的淡化擴散，新的社會脈動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所謂的）「反挫」6，已經相應的開始形成新的複雜局勢和權力運作。例如，鬥爭中的各種政治勢力以及蓬勃發展的商品文化，都以女性主義概念作為勾動女性消費者或者女選民慾望能量的有力中介，大加使用；這麼一來，女性主義語言與各種性質互異的力量迂迴結合，其中的動力運作和利益歸屬更加複雜，而簡單的控訴商品化和剝削顯然已愈來愈無法碰觸到在具體情境中存活的女性主體，愈來愈無力操作這個新的性／別情勢。另外，新近在身份認同政治中浮現的各種邊緣性／別主體（例如同性戀、第三者、變性易服者、最近現身的公娼、代孕者等等），也使得簡單的性別分野和二分的敵我情勢不再那麼具有說服力。這些新出現的局勢都為平鋪直敘的控訴式女性主義文化分析帶來需要更靈活應變的挑戰。
在理論方面，近二十年來許多領域內都出現對於化約思惟的反動，一方面是從新葛蘭西學派而來的文化研究、以及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等理論的興起，另方面則是新社會運動，包括非中產道德主流的婦女運動的某些實踐所帶來的挑戰。這些變化都使我們更能從運動實踐和主體位置的角度去思考分析文化，特別是性別和文化的問題。例如，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完整的階級再生產理論，必須在理論的內部構成上，包含性別的面向，而不能把階級和性別分別為兩種僅有外部關係的範疇。同樣的，當代的性別分析也在在顯示了異性戀等性面向是性別範疇的構成部份，故而一個完整的性別分析必須也是「性／別分析」，或必須在許多脈絡內考慮其他多種權力關係，而不能停留在本質主義的性別化約論上。這方面的具體例子大概要算是最近因臺北公娼被廢事件而引發的女性主義辯論。
此外，當我們不再把社會看作一個有穩定結構原則的整體時，我們也必須避免一個可能把社會「實體化」(reify)、太強調客觀結構的決定性作用的啟蒙式分析；相反的，我們須要從實踐行動者或能動主體的角度來分析社會。傅柯(Foucault)在他晚期的著作中（特別是《性史》的第二、三冊），堅決質疑社會可以直接決定個體的實踐，因而提出了「自我實踐」(practices
of the self)的說法，也就是發展自我的管理技術(techniques of self-government)。這種自我實踐的技術可以轉化或抵抗國家的管理(governmentality)，從而規劃自己的生活，並且對別人的生活發生影響。在這裡，主體不再只是聽話順服的身體(docile
body)或體制結構權力支配下的受害者而已，而是在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及抵抗中的自由能動者。
也有些人會提出一種折衷主義的主張，即：我們既（不）要把結構制度下的人看成全然的被動受害者，也（不）要把她們看成全然的能動主體。我認為這種廉價的折衷主義至多隻是一種理論操演；因為，對於具體的運動實踐者而言，女效能動主體的視角是其唯一可能的視角，它不把主體定位在悲憤、恐懼、絕望、妒恨中，它積極的開發超越原有文化腳本的新實踐，因此也只有從這個視角出發的女性主義文化分析是使主體得力壯大(empowering)的分析，是合乎其所用的分析。
我當然也同意顛覆的力量有可能來自啟蒙式的認識父權真面目，但是這樣一個建立在理性以及菁英女性過人的智識上的啟蒙模式有一個愈來愈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它傾向於強調啟蒙認知、理性分析及仔細盤算的力量，而輕看別種不一定在現有啟蒙理性架構中具有公信力的抗爭方式。換句話說，女性主義一旦服膺於啟蒙的思考模式，相應而生的文化分析就傾向於捕捉和認定現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範疇和現實條件（也就是所謂的「真面目」），而由於這種對現實的斬釘截鐵描述和控訴，凝聚了強大的能量和黑白分明的敵我分析來証成抗爭的正當性，往往會排擠那些在現有啟蒙理性架構中無法確切盤算得失的反抗策略；也就是忽略了現實的父權也不是一個已經穩定就位的支配力量，而是不斷的需要建構、得力、加強、接合其他權力關係、應付各種變化挑戰、甚至捉襟見肘的權力網絡，因此反而常常依賴那些宣稱現狀不會（易）改變的啟蒙式描述分析來印證父權力量強大不變，而諷刺的是，父權正是透過這種對現狀的印證來強大自己。
歷史顯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已經具體的帶動了情慾作為商品生產和消費的一部份，勞動人口的流動、休閒文化、媒體及廣告、性別角色的變遷、消費道德所滲透的情慾享受心態、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發展都已經大幅提升了情慾生產力，再加上進步社會運動和現代性學的某些論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各種交戰施力，這些風雲際會都為情慾生產關係的動盪提供了更多的變數。性行為、性論述、性認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樣化以及它們在再現和論述領域中的明顯可見度，這正是性革命昂首前進的徵兆，也是性的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動盪變化的時刻。而什麼樣的介入能夠更進一步壯大情慾生產力，激化它與當下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或者換個方式說，就是徹底改變情慾的生產關係，駕馭資本主義生產所帶來的情慾生產力擴張，使得情慾生產關係更加多元、開放、流動——這恐怕是女性主義文化分析需要思考的問題。
由歷史的先例來看，性革命帶來的當然並不見得一定是情慾生產力的全面解放，性革命也不一定保障情慾受壓迫者的全面翻身，情慾體制總是以各種方式繼續吸收改變的動力；但是，歷史的先例也顯示，只要有進步運動的介入，有抗爭，就至少「改變了辯論的條件」8，也就是改變了壓迫和鬥爭的條件及局勢。美國百年來的兩次性革命都因著各種進步運動的積極挪用和轉化，為多元情慾主體創造了此刻以及下一階段抗爭的資源動力。換句話說，這些介入和抗爭不但使得女人、青少年、同性戀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等等情慾受到壓迫的主體，有機會在動盪的社會條件和結構中尋求抗爭的機會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此刻的抗爭形成了多少進展，下一階段的女人、青少年、同性戀、性多元人士等等受到壓迫的主體至少不必從原點開始，而可以在新的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前進。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全面擴展當然會包含了情慾生產力的拓展和性意識的擴散普及，這個新開發出來的動力和空間也當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權力部署更加細緻化。但是對抗這個趨勢的策略絕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努力回復情慾白色恐怖的禁絕狀態，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強調的，去挖掘串連已經存在的零散的抗爭點，平反被壓抑的知識和論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署的鬆散和矛盾。這也就是說，情慾生產力能否為情慾上受到壓迫的主體形成抗爭式的支援，能否徹底的改造既有情慾生產關係的單一及權力不平等，能否被串連起來搖撼迂迴相連的其他壓迫關係——都還要看文化分析者如何挪用轉化資本主義的情慾生產力，如何呵護那些已經在此刻片面或區域性突破情慾生產關係的畸零主體，以擴散她們攪擾體制的效應和力量，如何積極介入通俗媒體中不斷複頌的情慾常識、家庭意識形態中的性養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慾實踐、性與家庭的相關法律及制度常規、性領域中的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性（醫）學及性（心理）研究等學術及論述生產、以及在現階段愈來愈強大的知識／權力場域中形成的性教育。
在現實脈絡的這許多方面，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絕對有它塑造現實的力量和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