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1980年代臺灣出現所謂女性小說的現象，確實有其「物質基礎」，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業在臺灣的成長。大批女性隨著經濟實力和教育的提升，不但成為文化工業的消費者，更在文化版圖變遷的過程中成為文化工業的勞動者，因而深刻影響到其後的文化工業生產。另一個重要物質基礎則是受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洗禮的文學批評者在同一時期迴流臺灣，進入學圈，而且在詮釋作品時用女性主義的文學分析方法學，細緻的把這些本地的小說呈現為「女性」的。本文除了描述這些歷史發展之外，也提醒女性文學批評，應避免只鎖定某種本質主義式的「性別」路線，或忽視其他壓迫關係在性別領域中的折射及運作，以致於在閱讀本地文學時看不見眾多女人的差別存在，以及影響眾多女人的其他運作力量在文學作品中的現形。
近年來，女性主義或女性話題在臺灣的文學批評圈內漸次形成一個重要的分析進路，甚至在許多人文期刊雜誌或大型的文學研討會上也被當成一個單獨的面向來處理。這種發展似乎暗示，臺灣的女性主義思潮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已經在女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確的呈現，同時使得女性主義角度的批評方式得到正當化，或者至少令人覺得女性觀點的閱讀方式已經有了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
但是，在這個印象之外，我們同時注意到的社會現實卻是：臺灣缺乏全面的、廣泛的婦女運動，有關婦女的家務勞動、身體、法律、政治、性偏好、經濟、工作權、以及其他議題掙扎著要浮上檯面但是卻挫折重重，女性作家的作品──特別是某些女作家的「女性小說」──雖然在書籍市場上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卻仍停留於個人閱讀消遣的層次，而沒有與婦女運動連結或凝聚力量。
這個差異的對比顯示，女性主義議題與女性小說之所以在現階段引人注目，常常被當成嚴肅的文學主題來處理，大概不是因為它們和臺灣各個零星的婦女運動之間有什麼緊密關聯，而極有可能是一些歷史社會因素風雲際會的結果。
事實上，1980年代以前臺灣女性作家的小說也很少被冠上「女性主義」一詞來討論，那麼，到底是什麼歷史因素使得女性主義的文學議題在1980年代浮現呢？這個歷史時刻的特性又如何塑造了相應而生的女性主義批評呢？我們可以由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
在社會氛圍方面，19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冷戰和恐共期間，被高度壓抑的有志青年只有寄身文學園地來發抒己見，因此六○年代的中西文學論戰和197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及稍晚的鄉土文學論戰都充斥著政治衝動的暗流，其中的議題也以公共領域中的男性關切為主。1970年代後半，臺灣在經濟上遭遇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政治上則面臨親美國家漸次與中共建交，臺灣政府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於是開放出較大的政治空間，新生代得以黨外政論雜誌來建立發言管道，許多有志青年遂捨文學而就政論，以便用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社會。文化圈內的玩笑話有種簡略的分類法：1970年代以前的有志青年立志寫世界級的小說，1970、1980年代的有志青年努力辦批判的思想雜誌，而1990年代的有志青年則積極做黨工或國會助理。這個玩笑話事實上有幾分道理﹐個中的趨勢正指出了文學寫作園地的性別變遷。
大批男性撤守嚴肅文學園地以進入政經領域的同時，也是臺灣工商業結構急速發展的過程﹐提供專業寫作訓練的大學文學科系未能及時從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層面介入這個急速變化的過程中，被社會報酬更高更快的理工經貿資訊等科系推擠，益加顯得缺乏現實性，更無法吸引想出人頭地的男生就讀﹐逐年增加的大學女生在氣質美容的文化期待之下﹐遂取代男產生為已進一步邊緣化的文學科系之主力。有意思的是，這種氣質美容卻在工商社會「人人皆須工作」的工作倫理逐步成為主流之時﹐形成女性就業的契機，吸引不少具備基本專業訓練的女性直接投入創作或批評的文藝工作，其他更多女性則由於本行或文科的訓練而在1980年代蓬勃發展的新興文化工業如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傳播公司中謀得各種編輯、採訪、節目製作及企劃的職位，因而實際參與文壇生態的塑造。
1980年代臺灣的文化工業透露出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其動力不但來自上述女性文學生力軍──特別是文化工業的女性主力──有意無意的耕耘，同時也來自新生女性讀者的支撐。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一方面創造了大批女性知識人口以及她們的閱讀需要，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她們強大的購買力，由於男性撤守後文學領域的消費者也以女性為大宗，她們的關切自然左右了文化工業生產和行銷時的考量。
此外，文學領域的性別變遷和行銷市場的考量固然配合了文化工業的利潤所在，但是，女性議題為主的小說在臺灣的時空脈絡中大量出現也有其歷史的意義。這些小說不但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上呈現臺灣社會最近數十年間的巨大變遷，更以最具體的描述來展現其對人際關係、角色定位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並且落實在各種有情節、有真實感的通俗敘事中述說。不論這些呈現與敘事多麼片面，多麼侷限，它們至少為親身經歷家庭及工作場所快速變遷的女性，提供了摸索前行的試驗場。
在女創作者、女性文化工作者、女讀者、及女性議題小說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中介者在1980年代出現，那便是女性主義觀點的評論者，透過她們的分析與解讀，在小說中拉出女性意識的紅線，才得以使某些作品被呈現為「女性的」。這類女性觀點的評論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接觸到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女留學生大量返臺而出現，她們的專業地位以及學術語言和分析架構，為本土女性文學批評提供了及時的正當化效果﹐也在學院內開創出女性主義批評的專業領域。
以上所說文學領域中的這些性別生態變化為什麼沒有和婦女解放運動緊密連線，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談。在此我想指出的是﹐1980年代這種性別生態的變化所衍生的女性主義批評﹐由於首要的工作便是建立女性小說的「特殊性」﹐因而往往偏好採用所謂「女性主義主題」的分析方式來突顯某些小說的女性色彩。這個做法當然有一定的歷史功效﹐但是，女性小說的批評如果侷限在這個層面上，可能會衍生出另外一些問題。
由主題分析來尋找小說中女性主義蹤跡固然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策略之一，但是這種策略的執行卻常常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首先，批評者在搜尋小說中的女性主義成分時，有可能受限於當下的眼界或是意識形態，而流於公式地專注於某些形象的婦女以及這些婦女的某些生活遭遇，比方說，傳統女性的悲情、自主女性的婚姻困境、職業女性的兩難抉擇等等；而一旦找到這些主線，批評者便順暢地按照小說中對女性所做的描寫或者按照小說為女性所安排的出路，運用一套簡單的善惡優劣二分法公式（例如，因婚姻而放棄事業者為劣、離婚後專心事業者為佳），而輕易的把小說定調為前進的、合乎女性主義精神的，或者是保守的、仍未甩脫傳統包袱的。
這種公式化的批評，在婦女運動的進程上有其歷史意義與功用，畢竟，現有父權體制的侷限性與壓迫性必須加以明確的揭露。可是，單單把女性主義批評的眼光投注在這些有限的女性生活成分上，把女性的出路和幸福限制在簡化了的、二分的評價上，這種做法恐怕忽略了這個二分標準之所以成立往往是因為它預設了父權道德，這種做法也同時壓抑了女性生活的可能多樣多元性，而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策略與能動，僵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教條框架。
再明確一點說，女性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上是否只限於對家庭、對婚姻、對人際關係、對事業的關切，不是個實証式的問題，沒有任何實証研究可以窮盡各種女人的各種生活方式及經驗。但是，如果女性主義的批評者單單聚焦於以上列舉的那幾個主題作為女性生活的重心，恐怕只是重覆了父權體制對女人生涯的既有規劃。事實上如果批評者的眼光只關注這些慣常主題的呈現，她在小說中找到的就只是女性由（主流）傳統的女性立場向（主流）現代女性的立場移動，而不會突顯任何離經叛道到不容於現有父權倫理道德的女性作法。換句話說，一般所見女性主題的追溯，經常還是選擇了在父權架構的世界內找尋細微的、有正當性的解放跡象，而忽略了那些完全不見容於父權體制的生活和出匭經驗。
另外，追溯女性主題的分析方式也常常簡化了女性的社會處境。受到女性議題感召的某些創作者與批評者有時會以為，（例如）只要刻畫一個獨立自信的職業女性如何在工作崗位上敬業努力堅守立場，以致於事業有成，就是宣揚了女性主義的理念，挑戰了父權體制的侷限性。可是，這個女主角賴以運作的立場和原則卻可能仍然是父權體制中一夫一妻獨占式的感情關係，或者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的工作倫理。換句話說，這種比較單向的分析方式缺乏對社會結構與階級差異的認識，因此對女性經驗的描述有可能在某一面向做到了挑戰父權下的女性刻板形象，但是在另一面向，它卻可能同時鞏固那些支撐父權的其他相關體制，如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工作倫理。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想指出，對「女性小說」的認定與解讀恐怕要比簡單的意識形態分析或單面的主題內容分析更加複雜多樣，才不會把女性的生活方式單一化、規格化，也才可能處理我們面對的那個複雜的、充滿矛盾糾葛的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畢竟，女人之間的各種差異也需要被發掘出來，需要被肯定和尊重，才不會形成新的壓抑或壓迫。而且，女性文學批評所關照的對象可能要比眼下經常被提到的經典「女性作品」更寬廣，所採用的分析的方式也要更多元多樣﹔事實上，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功效之一就是透過各種串連的論述策略來壯大女性意識和運動的空間，這種策略是必須超越本質主義的侷限的。
在臺灣社會的快速變遷過程中，顯然女性小說的創作與評論都還有極寬廣的迴旋空問。如何把握契機，串連議題，使女性運動全面推廣，使女性得到更大的解放，還有賴批評者和創作者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刊登於《臺灣文藝》雜誌（新生第五期）總145期7-11頁，199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