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批評「新批評」的批評：一個歷史主義的觀點

何春蕤

刊登於1987年10月《海峽》雜誌第5期78-88頁

前言：

這是1980年代我做研究生的時候某個暑假休閒時所寫的習作，主要是用我當時在美國諸多文學系所中看到的廝殺，來預示臺灣英文系所逐漸浮現的發展。現在看來當然覺得分析的方式有些僵化，對於社會現象之間的關連分析也很機械而制式，但是在行文之間還是看到一些年輕時的熱血，所以也就留在這裡讓人消遣一下了。

新批評今天在臺灣可說是臭名昭彰了。

有哪一個自命思想跟得上時代的學者或文學批評家不批評「新批評」兩句，以表示進步及新潮呢？有哪一個經銷新文學理論進口的教授不在「引介」文章中和「新批評」劃清限呢？又有哪一個文學批評家敢打著純粹「新批評」方法及觀點的招牌批評作品呢？（除了對學術市場行情表還不太清楚的龍應臺。）

的確，「新批評」就是「反動」、「保守」、「落伍」、「過時」的代名詞。不僅如此，「新批評」在學術權力鬥爭中也成了被攻擊的把柄，新近從歐美取經回來的教授們祭起了結構、解構、讀者反應......各種「新式武器」，向那些只受過新批評洗禮的老教授們奪權，一時間，臺灣的學術界和美國一樣，掀起了批評「新批評」的熱潮及文學理論熱。

正是，一切都始於美國──這是臺灣文化現象的特色。

新批評的批判：形式主義及意理功能

目前在美國最流行、最熱門的文學研究領域便是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詮釋批評、解構批評到女性主義批評、意識型態批評、文化批評等等，這些文學理論流派的預設不一，方法學各有巧妙，如果要說有什麼共同點的話，最明顯的就是他們都以獨霸文學研究界30年的美國新批評學派為打擊對象，以顯示自身超越了新批評的範疇，解決了新批評的理論盲點。

美國學界群起圍剿新批評，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的臺灣學界自然不肯後人，於是大量引進新文學理論，以擁有「最新的真理」之姿態對新批評大加筆伐。

各方人士及學者對新批評的批判不外以下兩個要點：絕大多數人攻擊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指出新批評漠視作者與讀者的角色，排斥歷史、文化或思想的因素，只在作品本身及其文字意象上大作文章；另一些人則分析新批評隱涵的意識型態，揭露其菁英主義、浪漫主義、及保守主義成分，指陳新批評理論對維護建制及製造民主假相所提供的意理功能。

這兩個批評，前者指出新批評分析視野之有限及偏頗，後者則揭露新批評的意識形態預設。可惜的是，這兩個批評角度同時也各有其侷限：前者在批判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時，往往流於自自命走在時代的前端，以為理論的發展是由錯誤到正確，因此新文學理論與新批評在它們各自的時空環境中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後者在揭露新批評的意理蘊含時，則一方面沒有對新批評在「具體」歷史時空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加以分析，只做抽像的控訴，另一方面也因此缺乏對新的文學理論本身意理功能的反省，更別提對文學批評（理論）整個建制的反思了。

兩種解釋：天才論及客觀主義

如果我們詢問這兩種批評新批評的人：為什麼新批評能獨步文學界三十年?為什過去對新批評的批評似乎沒產生什麼作用而現在卻招招致命？為什麼文學理論看起來那麼有道理，一出便取代了新批評？我們可能得到的答案有兩種，而它們都沒有真正解答以上的問題。

一種看法認為新批評的理論及方法有毛病，只是當時沒人看出來，直到近年才被一些頭腦特別敏銳的天才指出來，因此我們要學文學理論就要學最新的，因為最新的理論才是正確，最接近真理。

這種看法假設了真理的發現不依賴空間時間與歷史的發展，而只依賴眼光思想都特別敏銳的天才；既然天才的出現是偶然的，因此真理的出現也純屬偶然，如果天才早三十年出現，我們就可以少走三十年彎路，早就「糾正」新批評了。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為什麼過去三十年中，批判新批評的「天才」們沒能「糾正」新批評，而現在的「天才」們一批評，新批評就倒了，顯然個中另有原因。

還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則認為，理論之更替正如事物之盛極而衰，風水輪流轉，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是也。新批評是一種客觀主義，而現在主觀主義抬頭，因此新批評就不行了。

這種思想史的觀點顯然把文學批評當成孤立的現象來看，認為它和人類生活的其他層面毫無關聯，歷史也不過是時間的鐘擺左右晃動的痕跡；而且這種看法把文學或批評或人類其他思想活動當成自足的主體，可以自行發展變化。本文則要從現實的、歷史的、有生命的人群本身出發，把思想僅僅看做是這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動之一。

以歷史---社會的角度探討發展過程

總的來說，本文想做的，就是由一個「歷史--社會--政治」的角度來具體探討新批評在美國興起、得勢、衰落的過程，以及它在其歷史時刻及位置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考察不但可以顯示新批評與其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關聯，從而暴露學術理論之「其來有自」，更可以顥示眾理論學派圍剿新批評之真正原因及意義，從而對批評了新批評的人加以批評。

新批評的早期主要經典作品，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與華倫（Robert Penn Warren）合寫的《研究文學》（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及泰德（Alan Tate）的《反動文集》（Reactionary Essays）皆於1936年出版，兩年後，藍森（John Crowe Ransom）出版《世界之體》（World』s Body），布魯克斯與華倫再度合作寫成經典作《瞭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40年藍森更以《新批評》綜述批評的理論及運用。這些著作集中在短短五年內出版，促成了新批評理論的成型，但是新批評到了1940年代末期及1950年代才正式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而又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開始沒落，這個歷史的過程是有其因緣的。下面我就要提出幾個重要的因素，由這幾方面來探討新批評的歷史角色。

英國文學研究的淵源

新批評並不是前述學者在保守的大本營美國南方范德貝特（Vanderbelt）大學中之獨創，而是他們由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取經帶回來的。這個移植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因為英國的文學研究能夠提供某一社會功能是美國需要的。在這裡我們必須先簡略地談一下英國的文學研究的特色及其社會功能。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教育制度仍是為貴族而設的，以拉丁文為主要文學課目，十九世紀後半，英文研究由於三個因素逐步進入大雅之堂：一方面為日漸增多的識字群眾提供文化氣質的培養，以消彌階級對立；二方面也被道德之士用來對抗風行各地的「低俗新聞及煽情讀物」；三方面則為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提供曾受英國文化及文字訓練的駐外官員以教化殖民地人民。由這些史實來看，英國的英文研究打一開始進入學院便有其特定的社會使命，為建制提供服務。

英文研究雖然進入學院，但由於尚未建立自身的方法學，只得臣服於古典研究及歷史語言學之下，直到一次世界大戰英德交兵時才因緣際會地配合國家主義的需要，獨樹一幟，脫離了外國語言研究的框架。這個時候建立的英文研究典範當然受到當紅的艾略特（T. S. Eliot）、李查滋（I. A. Richards）及李維斯（F. R. Leavis）之影響，也同時反映其歷史時刻之需要。他們以為大戰是由情感衝動未能冷靜思量而起，又眼見當時大眾通俗文化「腐蝕」人心，危及菁英之社會地位，故而鼓吹冷靜析解作品，科學地重建作品中和諧的秩序與架構，以便透過教育，藉著詩的調和力，來保衛文化秩序不被群眾的盲動威脅。這個大的原則基本上和十九世紀英文研究的最初目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英文研究在英國的社會架構串有其特定的歷史功能，新批評的領頭人物多半又都在當時還是優勢文化的英國進修過，也由英國的英文研究中吸取了當時的研究教學傾向，後來搬回美國後由於歷史環境的需要得以生根發展。因此，新批評可以說是英國十九世紀以來直到本世紀初，文學研究之主流方向在美國的進一步系統化與制度化。當然，這個文化移植不是硬生生的插技，而是有它更重要的歷史因緣。

意理功能與美國的經濟社會現實

簡單地來說，新批評在美國的興起有其現實的近因：它有力地對抗了1930年代文學的入世及社會批評傾向，間接壓制了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崩潰危機而來的社會不滿情緒，更在學術領域中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遙相呼應，鼓吹一個由中央統一控制的嚴密階層架構以渡過資本主義當時的發展危機。

新批評的言些意理功能在一個大環境中進行，那便是美國當時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在此我們又得轉向歷史了。十九世紀後期，反對計劃、反對干預、反對管制的自由經濟政策主掌美國經濟，以配合當時美國競爭資本主義擴張之需，在這個經濟政策之下，國力固然大幅度成長，但是這個成長卻建立在嚴重的剝削及壓迫上。一次大戰期間美國藉機大發軍火及物資財，對工人的剝削加倍嚴厲，對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則加以無情的壓制，屢次立法來限制言論及集會自由；1917年俄國人民革命成功，為全球被壓迫人民帶來無限激勵，美國工人也組織「國際工業工人聯盟」(IWW)，以罷工抗議來對抗剝削。為保大企業的利益，美國政府發動1920年的「恐共」(Red Scare)，逮補大批工人領袖下獄，並趁機掃除反政府的一切組織及個人。

這次掃蕩並未解決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宣告了自由經濟政策破產，連續幾年的高失業率打碎了自由經濟主義學者的樂觀理論，也點燃了工人及其他受苦人民的反抗之火，許多人開始重新評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甚至可行性，這種左傾的風氣當然也在文人的作品中渲洩出來，成為1930代文學創作之主流。

1930年代文人以人道主義、社會批評、反物質主義的觀點來寫作，不但揭露社會上的黑暗及剝削，也向廣大群眾提供建議尋求出路，這種入世之風和它可能產生的影響當然不會一無阻力，新批評的重要著作可以說是此時出現的保守對抗勢力。

從抗爭的實際運作來看，新批評者基本上反對把作品和其現實環境連在一起來看，也就是反對文學參預社會。新批評的方法學認定文學的自主性，不同意作品反映了作者的動機或現實，主張人不應該因為寫了或讀了文學作品而在社會現實中創造出路或謀求改變，而應在文學作品中構築一個完美形式的天地。因此，新批評也承繼英國英文研究的一貫傳統，視激動情緒的作品為不夠格做文學，要求作品冷靜自足。在新批評者手中，文學被隔離在歷史與社會之外，文學經驗與實際行動分開。批評者用這樣的文學觀來評估作品，正好對抗了入世文人要求文學與行動合一的主張，由此可以顯見新批評所提供的意識型態功能。

新批評提供的這種警察「鎮暴」功能當然受到建制的賞識，因而在教育體制中立刻受到支援擴散。此外，新批評在1940年代的走紅也有一部分拜當時新經濟政策之賜。

剛才我們已經談過193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面對的嚴重危機。1932年羅斯福臨危受命，憑其改革救急的口號選上總統，主張由政府投資，加大公共開銷及建設，以提供就業機會，抒減失業率，消彌社會不安，同時也可促進工商業的復甦，拯救資本主義。

當然，新政只是政策上的構想與救急措施，若要真正全面實施成功，就需要一批學者專家出面，用理論及學術權威來做意識型態上的工作，以領導輿論，左右民心，製造「新政有正確理論根基而且是時勢及民意所趨」的假相，在這時披掛上陣的就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了。1936年（「恰好」與新批評的最重要著作同年出現）凱恩斯發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A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批評資本主古典經濟學派由市場調節而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理論，並為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一套理論，不但為「新政」的正確性提出辯解，壓倒擁護自由經濟的辯士們，同時也為羅斯福擺下全盤的一元經濟政策，由就業、財政、貨幣三方面各司其責，三管齊下，來促進就業、促進消費、促進投資，但是由政府的干預及統籌來調節平衡，由上至下形成一個嚴整的階層架構，調節平衡，由上至下形成一個嚴整的階層架構。

社會中一個主導領域內的權勢變化，往往導至相似理論在其他領域內升上主導地位，凱恩斯的一統經濟理論一旦得勢，在精神及方法上與它相仿的文學形式主義--新批評，甚至科學的形式主義--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哲學，就都如虎添翼，在各自的領域中發達了起來。這裡需要更詳細的說明。

文學作品為一嚴密架構的有機體

前面我們說過，凱恩斯的經濟計劃是把國家建立成一個緊密的階層架構，以政府為中心來統籌控制各部門的運作。在這個政策之下，社會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有機體，各個部門則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和諧地組成一個運作整體。這個政策的必然結論，不但鞏固政府的中心地位，肯定現存體制與架構，也間接否定了各部門之間利益衝突惡化的可能性。（由於這個緣故，當時的保守資本家才會恐懼政府會因為干預經濟而權力擴大，阻礙資本家的「自由」，故而對新經濟政策裹足不前，後來還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軍火市場解決了資本主義的困境，這是後話。）

新批評的基本精神與方法學「恰好」與凱恩斯經濟論遙相呼應，也以文學作品為一嚴密架構的有機體，作品中的意象、語言、象徵、對比，都由主題來控制運作，作品中即使有對立張力或不和諧之處，在新批評的分析中都變成有機體原來的本質，不但於整體無損，還因為更深一層的協調折衝，更加強整體的威力。

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新批評的理論基本上支援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精神。既然新批評左右逄源--一方面可對抗國內反對勢力的社會批評傾向，另方面又和時代的氣氛合拍--也難怪新批評自1930年代興起後，很快地在1940年代成為主流。

以上我們討論的是新批評得以自英國進口文學研究之客觀歷史因緣，瞭解了它在1930年代文壇上扮演的警察角色，更分析了它在1940年代隨著新的經濟學成為主流，現在就要再看看為什麼新批評能在1950年代全面推廣。

1950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政策發生大幅度的轉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由1950年的90億，增長到1963年的290億，更於1966-67年度達到490億。這些補助大部分投入擴充及新建高等學府，在這段期間內獲得學士學位的人數也因而大幅度的增加，顯示更多的人進入大學。這樣的一個大轉變當然有其歷史原因，也直接影響到教育的質變。

剛才提到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暫時逃出經濟蕭條的危機。軍事及國防工業的開展解除了失業的壓力，美國參戰之後大量男性入伍，甚至形成工人荒，為持續生產的巨輪不至停頓，政府發動宣傳，鼓勵婦女走出家庭，擔負起生產線上的重任，一向被壓迫的黑人也在此時應時代所需和白人一樣投入戰場與工廠。可惜，這樣蓬勃的美景隨著戰爭的結束也告一段落。

戰後歸來的戰士，加上各國湧入的移民，再度亮起美國失業率的紅燈。1950年代韓戰及美蘇之間的冷戰，刺激國防及相關工業極度擴張，雖然稍稍減緩失業人口的壓力，但也造成通貨膨脹，更加重政府的經濟負擔與日漸嚴重的赤字。當時逐步發展的工業升級使生產高度機械化、複雜化及精密化，需要的工人數大減，素質卻大幅增高，以配合發展，與其他工業先進國競爭市場，擴大利潤。工業上的這種質變一方面加深失業危機，另方面形成對教育改革的需求。

在這個因人口及社會結構劇變、失業率日增的狀況中，另有一個重要因素使得美國決心大舉投入教育事業，那便是蘇聯在1957年發射成功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波尼克。史波尼克的升空對冷戰的雙方就皆有更重大影響，也揭開了太空爭霸戰序幕，美國有鑑於蘇聯已棋高一著，再不迎頭趕上便永無翻身之日，痛定思痛之餘決心發展高等教育，培育各方面的研究人才，並發動一批經濟學者推波助瀾地提出「教育也是高回收率的投資」的理論，於是國家主義與利潤主義兩種情操結合成奇妙的神聖聯盟，一時之間，教育變成首要的工作。

美國的高等學府在此微妙的時刻擴大招生，實在扮演了吸收失業人口、儲備技術人才、甚至支援武器競賽的重要功能。聯邦政府依循社會福利的基本政策，大量投資高等學府，提供各種學生貸款，改善師資與設備，但是這個決策既非源自於無私的百年樹人情操，亦非為了提高全國全體國民的生活素質，而是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工業需求所造成的。

學生人數暴增對教育有深遠的影響。首先，學生人數增加，學校如果想維持賺錢，就必須實施大班制，過去菁英式的高等教育教課方式不再使用。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學生多半來自上層社會，在自由討論的大學課程中，雖然各從本身主觀意見出發，但是至少存著某一程度的共識；可是學生貸款的方便之門既開，其他社會階層、種族、性別的學生也進入高等學府，這樣一來，由於成員的背景不同，要是任憑教室中百花齊放，勢必有意見衝突，更可能加深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裂痕，恰好違反了教育要使人不具階層意識的最終目的，所以必須有一種代表客觀的權威意見，以領導並統一教室中的多樣性。這時候新批評就派上用途了。

新批評隱含了政治理想與社會規範

現在我們來看看新批評在實際教學上的運用。新批評的分析方法主要針對詩歌而發，新批評者拿起一首詩來，首先貫注於正文，歸納出此詩的主題後便挑出詩中最主要的意象、色彩、對比、隱喻、象徵等，藉著作品的這些特質來顯示，各層次如何環環相扣地繞著主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種分析過程基本上以聯想為基礎，分析家各憑對詩中主題的詮釋角度來展示詩中完美工整的階層架構，再現實社會中混亂不安的一切，到了詩中，便都被新批評者藉著形式架構歸入各自的位址，呈現出一片和諧之氣。即使有時詩中呈現緊張或不平整的局面，新批評者也會將此張力收歸詩的架構，於是這些衝突不但無損詩的完整與統一，反而顯得更增加詩的威力。

前面我們談過新批評把作品與現實世界隔開，現在我們更看到新批評的方法學事實上隱含了一個政治的理想，也暗示了一個社會規範；面對日益複雜的學產生員及多樣的思想價值系統，新批評教學方法暗示現有體系及建制是最合理完美的安排，各社會階層及集團亦各守其位，以菁英為領導中心，即使有利益衝突，也可以在建制的體系內調和解決。無論如何，現在的既成架構是最理想的安排。這個政治與社會的含意若是不放在1950、60年代的現實環境中去看，就無法完全揭露，新批評的具體作用也無從說起了。

新批評教學法最大的長處是統一。它所分析的，不是作者或讀者混亂不一的主觀感受，而是「客觀」「統一」的作品本文。老師可以指著白紙上的黑字告訴學年們為什麼他的詮釋有根有據，同時也可藉年長及經驗鍛鍊出來的聯想能力及典故分析來攝住學生，鞏固權威，在教室中也建立起一個有根據、絕對「客觀」、由菁英領導的階層權力架構。在這個權力架構中，除了老師之外，比較得利的當然是那些來自優勢階層的學生，他們因生長的環境提供類似的語言訓練及思考方式，一到了分析作品時，往往「自然」表現得比其他社會背景的學生更具「敏銳的感受」與「清晰的條理」，成績比較好也就自然是「公平」的了。

新批評的教案既是統一的、客觀的，它的實行也就比其他主觀反應的教學法易於控制，不但適合大班教學，也比較容易用集體考試的方式來鑑定學生的「優劣」，不但老師有自信有權威，學生也因為這些「客觀証據」而不得不服氣。說的露骨一些，195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門雖然開大了些，但是同時卻也以分級分時的「客觀事實」維持了優勢階層學生的繼續優勢。在表面上的客觀之下，仍然是赤裸裸的菁英主義。

總之，由於新批評的教學運用配合了1950年代美國教育政策的實際運作需要，被採用為文學教育的標準也就沒什麼稀奇的了。

麥卡錫恐共主義下的「純文學」

1950年代美國學術界普遍以形式主義（如新批評與邏輯實証論的科學哲學等等）的理論為主流，還有另外一層重要的原因－－自保。

當時美蘇冷戰正在展開序幕，南北韓對峙，東西德分裂，中國大陸赤化，這些情勢的急遽變化，普遍製造了緊張氣分，也給予美國政府一個很好的藉口，用「恐共」宣傳來轉移當時人民對高失業率、種族糾分、貧富不均等情況的密切注意。在政府苦心宣傳之下，凡是對於政府政策不滿或不同意的人士都成了罪魁禍首：「這是他們不合作（如罷工、抗議等）才導致美國的困境，他們與全世界的共產黨互通聲息，這種人非得清除不可。」這場大整肅的領頭人物便是麥卡錫。

在麥卡錫犀利激烈的嚴詞逼供中，不少無辜人士被列入黑名單，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前進人士更被整肅下獄，備受折磨，一時之間，全國震驚，人人自危。這種氣氛對學術發展當然不利，知識份子為求自保，有不少轉向形式主義方面的研究，新批評出世的、與政治及現實隔絕的立場正合需要：文人可以高舉「純藝術」、「純文學」的旗幟繼續工作，不受麥卡錫的騷擾。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風氣也可以藉「崇高理想」、「不受政治污染」的口號，來切斷文學與社會現實之密切關係，削弱前進文人的影響。

由此可見新批評領頭人士能在風聲鶴唳的1950年代中自保並大展鴻圖，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同樣的，對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詮釋也同樣「潔身自保」地避過了鋒頭，繼續其主導地位。這種出世的傾向到了動盪不安、關切入世的1960年代當然備受挑戰，這是後話。

總而言之，新批評之所以能夠橫掃學界，普及推廣，實在是因為它為1950年代的歷史時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務。既然配合建制所需，新批評自然會受到當權者的支援，在輔助、預算、僱傭上都獲得方便，它的推廣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1960年代社會運動蜂起與挑戰

1950年代是新批評的高峰期，若是客觀的現實不變，恐怕現在大家還玩新批評的分析遊戲，但是1960年代被壓迫者的奮起反抗，粉碎了新批評者及各種形式主義的好夢。民權運動、婦解運動、反戰運動等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不斷地向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學研究提出挑戰：為什麼我們要讀（教）這些東西？他們和人類的歷史及現實中的問題有什麼關聯？在此時覺醒的人，不但遠超過註冊入學以避免被徵兵去越南的年青學子，以及大學院校中已有的、被壓迫的各級學生，並且也吸收了不少原本新批評信徒的學者，他們親眼看到全美國的不義作為，又親身感受到軍方及大企業與教育機構之間的勾搭，決心摒棄象牙塔中的文字遊戲，要求教育生活化、現實化。

單單校園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抗議恐怕還不足以搖撼新批評的根基，但是客觀大環境的轉變決不容新批評不退讓。越戰拖延多年，美軍吃盡苦頭，美國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國際警察角色也節節敗退，這些國際上的因素在國內經濟上自然有影響，政府龐大的軍費支出使赤字日增，美國在全球各地駐軍及艦隊巡曳更增負擔。除了這些壓力外，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一個瓶頸，福利社會的保護性反壟斷經濟政策也不能配合大企業吞食世界市場的迫切需要，替企業代言的經濟學們於是開始高呼「自由放任經濟」的口號，鼓吹政府不再幹預、保護、及一統經濟層面，而讓各企業彼此各憑本事自由競爭。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的要求一旦在經濟學領域形成主流，講求嚴謹結構與秩序的新批評便在文學研究界顯為「過時」了。

不看事物發展過程，只圖重建內在邏輯

1960-70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及美國自身在國內及國際現實中遭遇的困境在學術界普遍引起震動，當時受到挑戰的不只是文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即新批評），而且還有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即邏輯實証論的科學哲學）。形式主義的特色就是不看事物發展的過程，只看發展的結果，然後在那結果中試圖重建內在的邏輯。文學的形式主義因此輕忽從事文學活動及受文學影響的人，也不看文學活動的歷史背景及社會使命，只想在文學作品中建立一個階層的架構。科學的形式主義則不注意科學史及知識社會學，認為理解科學就是把科學整理成一個嚴謹的系統，把科學命題依公理、定理的邏輯階層關聯起來，至於科學怎樣受到社會上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者科學研究的方向如何受到軍方及大企業的左右，都和理解科學理論無關。

形式主義這種象牙塔式的研究在1950年代是很好的護身符，建制也可以利用它來削減反對勢力，但是1960年代，現實的問題已逼到了眼前，學術研究與掌權階層之間的勾搭已暴露無遺，而且被壓迫的人群已經覺醒起來以行動抗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形式主義就和它所支援的建制一樣站不住腳了。

理論的興起、衰落是多重決定的

文學理論的形式主義與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在美國同時興起，都成為主宰的理論，也都同時衰落，這種現象若非放在歷史及社會的角度內是無法合理解釋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個巧合不過是理論界典範更替的現象而已，沒有什麼更深的含義，也和周圍的的現實世界無關。擁護這種說法的人顯然對「典範」一詞創始人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的學說只有片面的瞭解。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作的，主要是駁斥過去的科學史觀，這種史觀視科學為累積、進步的結果，庫恩的論証便是在顯示這個史觀與事實不符：科學理論的更替根本不是個在知識論領域內可能找到解釋和答案的問題，而必須研究「科學社群的社會學」。但是，庫恩自己坦承他的理論並未觸及為什麼會有典範更替的現象發生，也沒有討論「科學社群的社會學」，或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原因影響了科學理論的內涵。庫恩也承認這方面的分析對瞭解科學革命有頭等的重要性，可是由於他本人當時能力及篇幅有限，只能放棄對科學革命結構的「全面」分析。這個放棄也許使庫恩分析工作容易些，但也成為庫恩理論中的一片大空白，那些捧著「典範」的上方寶劍到處亂揮的人應該審視一下寶劍本身的限度。

經過這一連串的分析，我們看見新批評——或任何其他學術理論——的興起和走紅，並不單純是學術的、理性的因素造成，它的衰落及被揚棄也不是因為後人發現了它的「錯誤」或侷限造成的。相反的，它的歷史是由好多個複雜的因素「多重決定」的（套用佛洛伊德的術語）。單單批評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而自以為新文學理論才最有道理的人，恐怕連庫恩的理論也沒摸著邊。理論不是越來越正確、越來越靠近真理，在這一點上，庫恩早已說明；若要了解新批評的歷史和文學理論的現在與未來，恐怕還得由那些多重決定的因素開始。同樣的，單單批評新批評的意識型態內涵便以為揭露了它的正身本相的人，也須要把自己立論建立在具體的歷史現實上，這樣才算真正瞭解了新批評的歷史意義，間接的也可以對己身的歷史意義加深認識。

當然，新批評的擁護者作為逐漸失勢的利益及權力團體是不會甘心罷休的，新起的勢力團體必須用論文、學術會議、專書等方式打垮新批評的理論基礎，同時在人事上用排擠、解僱、退休的方式排除舊勢力的權力結構。這個過程自從1970年代開始便在美國各大學的刊物及系務會議上進行。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新批評已經完全信譽掃地，但是繼起的文學理論熱還有一些教學上的問題有待解決，文學研究改弦更張之後能提供什麼的意理功能也還不太明顯，因此目前兩股力量還會並存一陣子。

現實基礎與建制的批判與才是首要工作

由以上的敘述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這個結論：對新批評的批評，必須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環境中來看，才能瞭解個中含意。新批評因客觀情勢需要而興起推廣，也由於客觀形勢的轉變而衰退，目前走紅的理論熱可想而知，有它興起的客觀條件及功能。因此批評新批評的文學理論擁護者，必須先反省自身的意理功能及在學術潮流變遷中的角色，才不致於只見他人眼中有刺，卻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有不少搞理論的學者很興奮的自認要革新文學研究，批評文學研究的意理功能，但是這種革新——甚至革命──都只有表面的激進而已。如前所述，文學理論者批評新批評者，在廣大的背景中看來，只是新興勢力集團代言人向舊勢力集團的代言人奪權而已，終究只是在建制分配的崗位上搶雞骨頭。沒有動搖舊建制本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對文學研究作為教育建制的一部份、社會建制一員的事實加以反省及分析，再激烈的言論也只不過是更鞏固建制，深化建制的統治基礎而已。

因此，真正要批評新批評，就必須批評新批評所服務的建制；真正要做有反省的文學理論工作，便必須先反省文學理論賴以發展的那個現實基礎與建制。對批評新批評的人來說，這些兩件工作都是首要的。

(刊登於1987年10月《海峽》雜誌第5期78-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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