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回應林芳玫對《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的批評1998.3.18
東海大學社會學碩士紀慧文出版有關性工作者的民族誌研究，並在新書發表會中提出妓權觀點的娼妓研究，以此與本地常見的規訓式娼妓研究對話。林芳玫教授於日前為文諷刺紀慧文既然肯定性工作，就不必撇清自己沒有「賣身」；並進而指出無論如何貼近，學術工作者和「真正」的性工作者總是「不同國女人」。作為該「性／別桃學」叢書系列出版的籌劃人，我覺得有必要提出回應。
學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本來就有身份和位置的差異，紀慧文在《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中就不斷整理她在這方面的掙扎覺醒，以及這個經驗為她所帶來的學習和改造；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其實記錄了一位研究者對自身階級位置的反省和蛻變。可是林芳玫只從媒體的簡單報導就開始大作文章，根本就沒有讀到紀慧文在書中的反省，也因而暴露了自己的發話位置──因為，林芳玫說對了一件事：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者，紀慧文和賣身的女人當然是「不同國女人」；問題是，「不同國」也有「友國」和「敵國」之分。紀慧文的覺醒和認識使她義無反顧的站到性工作者那一邊，為她們受壓迫的社會位置發聲，向規訓式的娼妓研究展開強悍的挑戰辯論。相較之下，號稱認識到學術研究和性工作之間「不同國」的反娼學者，不但全然否定性工作者的生命選擇和表白，還援引公權力來消滅性工作者的生計。這種強權的「敵國／帝國」姿態才真正暴露了「不同國」的不平等權力政治。
林芳玫的諷刺反應也暴露了反娼女性主義者的真正立場。污名是性工作者所面對的最根深蒂固的壓迫力量，因為污名總是用最常見的道德常識來包裝成見和歧視，以便構築被污名者的自我定位，在她們心中引發羞慚和自棄，甚至自己也間接認定污名的正當性和正確性。從這個邏輯來看，反污名當然要從性工作者對自我力量的肯定開始──這正是紀慧文的田野研究所做的重大貢獻，也正是反娼的女性主義者一直拒絕接受的。當然，任何質疑污名的作為極可能會被污名再納於版圖之內，以繼續維繫並擴大污名的權力效應，這也是紀慧文目前所承受的。但是令人費解的是，紀慧文的研究為性工作反污名而連帶地被污名，林芳玫的反應卻不是根本的去抗爭這個污名，而是反過來嘲諷紀慧文是「求仁得仁，不亦快哉？」這種尖酸的語言除了強化並正當化污名的壓迫之外，正暴露了反娼女性主義所謂對性產業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既有的污名歧視邏輯之內運作。
公娼抗爭所帶動的討論中，屢屢聽見反娼者自詡為「批判性產業對政治、經濟、文化、兩性關係的侵蝕敗壞」，但是這種道德糾察隊式的虛幻批判，總是先否定性工作者的自主性和抗爭可能，拒絕承認她們漸次發展出來的能力和智慧，切斷她們主動建構性產業的機會，然後再從性產業外部，以各種傳統的成見歧視，以及政府法令和警察的赤裸暴力，來試圖「消滅」性產業──卻又消滅不了。相反的，和娼妓不同國但同盟的女性主義者則認為，性產業和所有產業一樣，都是可以而且已經在被一代一代愈來愈有自主能力和權力意識的性工作者所逐步改造的，因此，在論述和運動上進一步鞏固並強化性工作者的自主獨立，才可以支援性工作者從內部積極「改造」性產業，從而根本改變性產業的政治經濟文化，具體達成批判性產業的終極目標。就此一終極目標而言，紀慧文的研究已經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空言批判性產業的女性主義者將要以什麼樣的研究和工作來切實面對──而非以國家暴力來滅絕──性產業的現實呢？
最理想的嚴謹田野研究當然會在各方面和性工作融合，包括「賣身」在內，而此刻紀慧文的突破已經為達成這個理想邁開了一大步。面對學術也不能免於社會歧視和污名的壓力，運動者／學術人需要做的，絕不是冷言諷刺研究者做得不夠徹底，而應該更加積極的平反性工作，全面反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