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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的文化隱喻‧階級‧威權統治

何春蕤

中國時報意見廣場1995.12.7

人類對於尚未找到緣由的疾病總是先以「前現代」式的迷信和恐 懼來看待,認為若不是天譴或神諭,就是患病之人本身的人格有缺 陷因而致病。十九世紀醫學尚未發明合適的科技來發現或觀察細菌的 存在與活動之前,大眾也以為肺結核是一種人格病,是那些高度敏感 的、有天份的、熱情充沛的人(如浪漫詩人)才會感染的,更早以前 的黑死病或瘟疫則經常被視為神祇對某族人民信心不誠、未守誡命的 懲罰。時至二十一世紀門前的今日,我們還看見許多人使用這種理解 來看待愛滋,這是個值得三思的現象。

美國知名文評家蘇珊.桑塔(Susan Sontag)指出,這種現象顯示人們沒有把疾病當成疾病,沒有致力尋找病因及藥方:相反的,人們把疾病視為「文化隱喻」,以為這些病癥的背後一定是包含了某種意義、某些教訓、某種警示等等。而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時,這種延伸的意義往往形成極大的惡果。

首先,文化隱喻所挾帶的強大道德及情緒內涵經常扭曲了患病者 的經驗感受,不但使他們羞怯而不敢早日尋求診斷,更促使他們退縮 而不主動獲取有效的治療。桑塔很沈痛的說:文化隱喻以及各種迷信 無知才是真正致命的力量,它們使患者懼怕治療過程中的各種曝光效 果和藥物作用,因而轉向密醫偏方或根本絕望放棄。這些因為文化隱 喻而來的效應大大的增加了患病者的痛苦,也腐蝕了我們在治療及預 防上的努力。

其次,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而延伸其意義時,疾病也經常變成 壓迫異己的工具。像肺結核、性病或愛滋這類可能造成傳染的疾病, 基本上是微生物、細菌,或濾過性病毒以及其他我們尚未發現的病源 造成的,可是大家卻強調它們是某些生活方式的結果,這麼一來,要 避免這些疾病就意味著要接受某種中產色彩頗濃的生活方式(規律作 息、早起早睡、營養均衡)、工作形式(專心敬業、謹守定職)、情 慾模式(不縱情任慾、要忠貞排他)等等。在這些信念之下,健康事 實上變成了一種帶有階級意味的因果報應觀:展現這些階級符號的人 才得以免於患病,而患病則是認定患者沒有按照這些規範過活的不二 證據。把疾病當成文化隱喻,因而形成了某些所謂「正常」的生活方 式對其他生活方式的壓迫,並且是一種階級壓迫。

更可怕的是,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而延伸其意義時,它很容 易被威權意識形態利用來製造大眾的危機感,然後再在其中要求大眾 接受一些有利於威權統治的管理與監督(如強制測試或全面隔離患者 );或者更可以用來鞏固國家機器的控制運作(如對外勞的嚴格管理 和篩選、對妓女的嚴密監控及健檢.、對一般大眾人身資料的廣泛蒐 集和集中管理等等侵犯基本人權的措施)。換句話說,疾病的文化隱 喻效果可能創造出一個「非常時刻需要非常措施」的藉口,而威權體 制則在其中要求人民的人權大打折扣,藉以壯大自己的實力和操控。

不管在階級壓迫或威權管理上,愛滋都已暴露出我們社會文化如 何運用疾病作為文化隱喻,並藉以正當化對社會原有的邊緣人口(如 同性戀、妓女等性多元人士、外勞及注射毒品者等等)的歧視和壓迫 。對異己者的歧視和壓迫往往意味著對所有人的人權打折扣,正如對 異議者的壓迫意味著對全體人民的言論自由加以限制。為了抗拒疾病 作為文化隱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我們不但需要重新把疾病當成疾病 來看待,投注社會資源於其研究、治療和預防,更需要積極投入創造 有關愛滋的另類文化想像,以後現代的文化操作來衝散前現代的成見 陰霾。

(本文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愛滋防治與人權座談會」之發言稿, 發表於中國時報1995.12.7意見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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