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母親佳節，總不免要對終年辛苦的媽媽歌功頌德一番。將「母親」一職從私領域提升至公領域的論述探討，包括兩性工作平等法的三讀通過以及近日對家務有給制的討論，在濃厚的道德性宣稱以外，更有嚴肅與基本的思考。
扣緊生育、養育以及教育的天職，使得女性一旦變身成為「媽媽」的角色身份時，那麼，有關「媽媽」相關權益的論述，其重點就不在於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婦女，因為，在既有的文化認知下，已婚女性的本業最終還是被還原回到「媽媽」的角色扮演上。就此而言，諸如親職照顧假、育嬰假等等的兩性工作平等法以及凸顯自由處分金的家務有給制，實乃是一體的兩面，也就是說，兩者同樣地都在彰顯：社會性別區隔底下逕行對「女性—媽媽—母性」的結構性歧視。
準此，親職照顧假以及育嬰假平等權益訴求的背後，還是建基在「男性—女性」原始性別角色分工之深層意識形態的操弄上，以對女性進行父權式的干預和壓抑，如此一來，親職的扮演以及育嬰的照顧，到頭來還是落在女性同胞身上，而無助益婦女人身生活困境上的實質改善。連帶地，擁有自由處分金的法定權利，固然是肯定現有家務勞動的有價性，但是，更根本的議題是：造成已婚女性偏低的勞動參與率，其真正的癥結因素為何？亦即，如何從現有性別、觀念、文化、以及職業等等多重性的區隔限制中，獲致一個真正的結構性解套。
此外，包括職業婦女、單親媽媽、低收入媽媽、再婚繼親媽媽、殘障兒媽媽以及未婚媽媽等等類別眾多、內涵繁雜和需求多樣的客觀事實，點明在家庭型態、婚姻狀況、就業情形、婚暴處境以及女子身心傷殘程度等等變項的背後，理應要更進一步設計出能夠滿足不同福利需求的社會支援系統。準此，「媽媽」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單一的抽像概念，而是有其相對應且客觀深入的論述內容，如何超脫慣常之於「媽媽」身上像是精神支柱、守護天使、生命的泉源以及大地的化身等等道德性指稱，並且還原回到真實生活世界裡的角色扮演及其問題處境，自然是在表揚慶典之餘的基本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