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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論述:當代性工作

 

政策哪能不問主體?
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日前香港傳出四位一樓一鳳的姊姊先後被劫殺的訊息,由於案情重大,犯案又集中發生,引發極大的社會焦慮,一方面擔心殺人兇手可能擴大犯案最終傷及非性工作者,另方面也憂心這類案件暴露出原先的娼妓政策和警力的部署執行有極大破綻。兩種焦慮都提升了瞬間的急迫性,也使得各方傾向快速制定新的管理政策,撫平焦慮。

不過也正是在這種急切的情緒反應中最容易輕率的採取便宜行事的短視政策,而忽略問題的根本所在,種下未來的悲劇重演。

一樓一鳳本來是從香港在地情境發展出來最具特色的性工作經營模式。如果能有整體的安全保障,有合法而受尊重的經營,有去污名化的平常心對待,這可能是既能尊重性工作者主體性、又能鼓勵個別發展服務特色的極佳模式。畢竟,從1970年代妓權運動在西方隨著女性主義運動和性解放運動而萌芽,並自行創造「性工作」一詞開始,性服務的勞動者就不斷爭取被平等看待為正常的勞務工作,並積極發展有利自身自主性的操作模式。可惜在香港目前政策偽善、執法濫權、大眾歧視之下,一樓一鳳被侷限只能作為一種勉力生存的夾縫狀態。

這次事件中所謂一樓一鳳可能面對的「危險」其實正是所有獨居女性所面對的危險。女性獨立自力生存,本來就是脫離依賴父權架構(婚姻家庭)的舉動,但是因為父權體制並沒有徹底解決自身的暴力內涵,因此使得那些選擇獨立的女性在脫離父權籠罩/蔭庇的同時,也就暴露於危險之下。此次姊姊們蒙受暴力殘殺,正是以最明顯而戲劇性的方式展演了所有獨居女性的困難處境,而其所引發的社會不安,說穿了並非全然建基於對這些性工作者的同情關懷,而有一大部分是迂迴表達的兔死狐悲同理憂心吧。

有鑑於這個共同面對的結構性風險,我們回應的方式就不能僅止於一樓二鳳或者撤除樓鳳體制,否則這就好像要求女性「不要獨行夜歸,要結伴同行」,或者「不能穿著清涼,而要自我收斂」以免涉險一樣,終究沒有杜絕風險的源頭,反而只是進一步限制女性的獨立自主而已。

當然,被殺的畢竟只是正常開門接客的性工作者,而不是那些萬般封閉自保的獨居女性,因此此刻思考政策和措施上的因應,就不能任由專家或政客閉門造車,不能由一般的婦女團體出面決定,反而必須邀請性工作者與一向貼近姊姊生活處境的妓權團體參與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必須從那些日日面對這類風險的性工作者出發,以她們的經驗和需求作為最根本的考量,而不能只是以簡略的禁制或保全政策來處理一般女性的不安而已。

當代民主精神最根本的理念就是平等看待主體的獨特觀點和自主掌握,在政策的制定時刻積極鼓勵主體參與介入。香港居民曾為特區的自主奮鬥多年,在這樣的脈絡中思考有關性工作的政策,怎可不問相關主體和她們的支援團體?怎可不以樓中之鳳作為主要的對話對象?怎可排除姊姊們的主體意見?

(刊登於香港明報200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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