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譯歷史

廣州市政府外事辦公室20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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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外事翻譯史簡述

世界的翻譯史，有人說始於西元前3至2世紀之間72名猶太學者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翻譯《聖經·舊約》，也有人認為始於西元前3世紀中葉，安德羅尼柯在羅馬翻譯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不管是從前者算起，還是從後者算起，距今都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2000多年來，翻譯活動頻繁活躍，翻譯評論豐富多彩。湖南師範大學、深圳大學副教授譚載喜在他的《西方翻譯簡史》一書中寫道：「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翻譯都是一項極其古老的活動。事實上，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語言的翻譯幾乎同語言本身一樣古老。兩個原始部落間的關係，從勢不兩立的相互友善，無不有賴於語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賴於相互理解，有賴於翻譯。《聖經·創世紀》中記述的以色列人約瑟兄弟旅居埃及，西元前449年希臘和波斯簽訂卡裏阿斯和約，古羅馬帝國為其軍隊招募日爾曼士兵，也無疑都要依靠翻譯的作用。」

隨著翻譯活動的開展，翻譯理論應運而生，翻譯理論家層出不窮。2000多年來，翻譯家提出許多翻譯理論：羅馬帝國時期翻譯理論家西塞羅的直譯與意譯的兩分法；中世紀波伊提烏的直譯論、但丁的「文學不可譯」論、多雷的翻譯五原則；17至19世紀巴手臂的「不增不減不改」的準確翻譯論、德萊頓的「直譯、意譯、批譯」三分法等等。在這些紛繁複雜的翻譯理論中，大致有兩種傾向，即：文學翻譯理論和語言翻譯理論。前者強調翻譯的重點是進行再創造；後者從語言的使用技巧、從說明如何從辭彙和語法結構上產生語義上的對等，尋求產生一種與原文語義對等的譯文，強調翻譯學與語義學有密切聯繫，也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有關。翻譯既不是在所有的時候都有創造性，也不都是僅僅傳遞客觀資訊。究竟什麼時候應該側重哪一方面，要看什麼翻譯，或翻譯什麼。

這裏所說的翻譯包括宗教、文化、經貿等各個方面的翻譯，當然也包括外事翻譯，而且外事翻譯是先行，並貫穿始終，是翻譯活動中的重要內容。法國外交學家皮埃爾——蜜雪兒·埃澤基認為：「自有國際關係便有外交，可以說，一個民族願同鄰近民族接觸之日即為外交誕生之時。」孟德斯鳩則說，交往是普遍性的習俗，甚至連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也派遣和接待使節。

從詞源上講，外交一詞與外出有關。Diplomacy是希臘語diploma的派生詞，意為「一折為二」，即：用兩塊摺合連接一起的金屬片做的護照、通牒和其他檔案。古希臘許多自治城、邦都通過使者、騎兵官、信使或其他使才建立關係。西元前500－前400年，外交上形成了某種組織形式，如「外國人駐驛館」，它是負責歡迎、接待外國使者的官方旅館。從廣義上可以說，外交是隨著部落、民族、國家之間開始進行交往而誕生的。有了外交，就需要翻譯，外事翻譯應運而生。

各國有各國的語言。由於一國或國家集團的強大並在國際上佔主導地位，或由於一種文化的興盛並對世界文化有廣泛的影響，一個時期往往有一種國際較為通用的語言。隨著國家或文化的興亡，國際通用語種發生變化。語言有一個發展過程。

18世紀以前，歐洲外交界使用拉丁文。當時外交文書、外交對話、條約起草都使用拉丁文。中國在與其他國家交往時也是使用拉丁文。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用拉丁文起草的。為此，中國代表團啟用了兩名耶穌會的外國教土為隨員，參與條約文字的草擬工作。19世紀中葉以後，法語逐步代替拉丁文而成為通用外交語言。這與法國在當時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以及法語語法結構嚴謹、表達準確有關。20世紀以來，英語的影響日益增大，逐步成為較為通用的外交語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與法語平分秋色，並駕齊驅。1919年凡爾賽和約把英、法文字共同作為正式文字，第二次世界通用，但在正式外交交涉和談判中，各國仍然使用本國語言。因此，在外交中，翻譯必不可少。外事翻譯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職業。

    
二、中國外事翻譯史簡述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展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對外交往早，外事翻譯出現得也早。譚載喜在他的《西方翻譯簡史》一書中提到我國的翻譯史時說：「孔子周遊列國，在各地言語發音不盡相同，彼此交流甚少的當時，也不可不通過『旬寄之才』（即翻譯人員）以『達其意，通其欲』。」

西元四、五世紀，我國與歐亞地區國家的貿易往來有較大發展，翻譯（當時主要是口譯）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明朝初，中國一直文化發達，科技進步，經濟繁榮，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在長達2000年的時期裏，從漢代傑出外交家張騫和班超先後三次出使西域，到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指南洋和印度洋），中國對外關係活躍，且一直處於主動地位。翻譯在這些對外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國與亞洲、歐洲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間我國出現了兩次翻譯高潮。漢朝末年，我國以佛教翻譯謂語的筆譯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形成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翻譯高潮，歷時近千年。明代鄭和下西洋，使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快速發展。與此同時，隨著西方文化的逐漸傳入我國，我國出現了以翻譯西歐國家科學文化為主的第二次翻譯高潮。

從清代後期起，中國國力逐漸衰敗，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逐漸衰落。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侵略、掠奪、欺壓中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的外交翻譯也遭受了100多年的恥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府官員辦外交，很長時期找不到本國的翻譯，而不得不使用外國人當翻譯。1861年，隨著借法自強的洋務運動的興起，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科稱「總理衙門」、「總署」、「譯署」，後改名為外務部。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掌管外交的機關。當時顧維鈞任陸徵祥外交總長的秘書和參事，他主要負責與英語國家的使館打交道，同時幫助改革外交部，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成立翻譯室，任務是遊覽外文報紙，把有關我國的報導剪下，譯成中文存檔。總統府每天都要求看到最新的譯件，以瞭解中國事務在外國的反應。在這一方面，翻譯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各部門組成部分。

1862年以後，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建立了國文館、法文館、俄文館等旨在培養外交、翻譯人才的學堂。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先後向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派遣留學生，通過辦學堂和派留學生等方式，培養了一批翻譯和科技人才，他們翻譯和出版了許多介紹外國情況的書籍。他們當中有些人為清朝官員當外事翻譯，譬如，直隸總督李鴻章掌管外交事務時，啟用從法國留學回國的馬建忠擔任外交談判翻譯。

但總的來說，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不僅使用外國人當總理衙門的最高顧問（如英國人赫德，總理衙門處理各種國際問題都徵求他的意見，甚至請他辦理外交），還使用外國人當外交翻譯，如英國人托馬斯、懷特和法國人馬爾丹斯等。這些外國人擔任中國外交翻譯，都不同程度地給清政府的外交談判增添了不利因素。更有甚者，中國派往歐、美的第一個外交使團的大臣竟是外國人。1867年，清政府決定遣使出國，恭親王奕訢奏報稱：「顧中國出使外國……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須倚翻譯，未免為難；況為守兼優，才堪未對者，本難其選。」美國第一任駐華公使蒲安臣乘機毛遂自薦。蒲安臣實際上是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指示後才提出的，1865年12月15日，他回華盛頓述職時，國務卿西華德批示他建議滿清政府將他遣使赴美，接受指示後，蒲安臣返回中國，去總理衙門辭行，根據當時做翻譯的丁韙良的記憶：「蒲安臣聲明，願意就列強誤解中國的問題為中國說話。」恭親王表示：「我們很願意派你充任我們的使節。」同時，清政府又決定委派英國使館翻譯柏卓安為「左協理」，海關稅務司法國人德善為「右協理」。1868年2月，蒲安臣終於靠施展狡猾手段，充任了滿清政府派往歐美各國的第一個外交代表團的「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蒲安臣在1867年1月14日給西華德的報告中稱：「我慎密地考慮這問題，並且和朋友商量後，決定為美國的利益，接受這一任命。」這是中國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寫照。它從反面說明政府擁有自己外交翻譯人才的重要意義。

20世紀初，翻譯工作極其活躍。許多馬列主義著作及大量蘇、美、日歐的名著被譯成中文。這對中國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的興起了推動作用。

    
三、新中國的外事翻譯事業不斷發展

早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就著手為新中國培養外事翻譯和外交人才。40年代，中央軍委在延安開辦了外國語學校。周恩來在對外國語學校師生講話時說，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以後，新中國將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需要許多人從事外交工作。為了迎接勝利，外語學校不僅要培養軍事翻譯，而且應加速培養外交人才。1948年，為迎接全國解放，中共中央又決定在華北解放我成立外事學校。1946年，中央決定將華北大學二部外語系與外事學校合併為北京外國語學校。這些學校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外交幹部和外事翻譯。

新中國成立之後，根據毛澤東主席「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割斷同舊中國半殖民地屈辱外交、賣國外交的聯繫，創立獨立自主的新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原則」的基礎上重新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係。在建設外交隊伍方面，則根據周恩來總理關於「決不能依靠舊外交部的一套人馬搞外交，必須『另起爐灶』」的具體指示，創建一支新型的外交隊伍，包括新型的外事翻譯隊伍。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堅持在對外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翻譯。這是我國獨立自主外交的體現和保證。

建國初期，延安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學校等外語學校培養出一些外語人才，原中央外事組一些懂外語的幹部轉到外交部，又從文科大學選了一些畢業生，組成新中國第一批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但懂外文的外交和翻譯人才短缺，所以，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大抓培養工作：將北京外國語學校擴大，並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外交學院，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把幹部學習外語列為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的重要任務之一。

上述措施為新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外交官和外交翻譯。但隨著我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國際地位提高，同我建交、半建交的國家不斷增加，翻譯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如1957年，我與幾個國家建交，但派不出懂駐在國語言的翻譯。那年年底，周總理指示外交部擬定一個培養翻譯幹部的十年計畫，「必須配齊所有兄弟國家和各重要資本主義國家語文的翻譯」；「第一批是培養俄語、英語、法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印地語、印尼語等語種的翻譯幹部。培養地點可考慮以外語學院為中心，國家出經費聘請所需的專家和教授，培養計畫請外交部商有關方面，擬好後於一月四日報送上來」。外交部根據總理指示，同有關部委和學院制定了十年內培養35個語種，452名高級翻譯的計畫。1958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開設了翻譯班。1959年3月，總理又指示外交部在最短的時間內培養1000名初級翻譯。這近1500名高、初級外交翻譯培養計畫的付諸實施，使翻譯力量大大增強，初步解決了外語人才短缺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嚴懲干擾和破壞了我國外交，也干擾和破壞了外交翻譯的培養和外交翻譯工作。1970年代初，我國同加拿大、義大利等國先後建交，同美國打開關係，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外交工作的大發展又對外交翻譯提出了新要求。1971年，外交部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採取緊急措施，從外語院校畢業生和留學生中選調一批翻譯人才進外交部工作。1973年，我國恢復向國外派遣外語留學生。這批同志學成回國後，在外交工作中發揮了骨幹作用。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根據鄧小平同志「解決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斷調整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異常活躍，對外關係迅速發展。外交翻譯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外交部翻譯室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就說明瞭這一變化。70年代，中國禮賓制度尚未實行改革，每逢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必邀請所有外國駐華使節參加歡迎宴會、招待會、答謝宴會等，賓主在這些場合的講話往往需要譯成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翻譯室當時雖只有幾十個能講英、法、俄、西、阿拉伯文翻譯，但也能夠滿足工作需要。而且，每個語種只需一兩個主要翻譯就可以完成我國國家領導人的主要外事活動的口譯任務。

現在禮賓制度改革後，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時，不再邀請所有駐華使節參加所有的正式宴請活動，只請來訪國的使節和有關人士參加。在這種雙邊活動中，賓主兩方也不發表長篇演講，最多即席講幾句，這就不需要事先翻好講話稿。儘管如此，由於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外交活動極其頻繁，今天外交工作的發展使得口、筆譯方面都承受著很大的工作壓力，口、筆譯人員經常處於短缺狀況。外交事業及外交翻譯事業的發展，要求加緊培養一批又一批高素質的翻譯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