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 ／台大社會學系 2013/03/25
自從2012年以來，一部以中國宮庭權力鬥爭為題材的《後宮甄嬛傳》在台灣上映，其中一句台詞「賤人就是矯情」成為了流行的用語。有鄰居起糾紛，用這句話來罵人，結果被法院判要罰錢，足部按摩業者也以「健人就是腳勤」當做廣告宣傳。立法委員更擔心這句話會「教壞囝仔大小」，要求電視要主動消音。似乎這句台詞講出來很多人的心聲，許多令我們感到厭惡的人物，往往是虛假作做，言談之中，完全沒有一點真誠流露。舉個例子來說，在三○九全台二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反核之後，行政院長的回應是「很感動，因為這是一種成功的公民參與」。你看看，政治人物可以一手捍衛被受質疑的核四工程，一手用「鳥籠公投」來坑殺反核民意，嘴巴上還可以說感動，這樣還不夠矯情嗎？
先撇開這些不談，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矯情」是乎是我們日常生活常做的事情。當我們週遭有人遇到事業不順、感情糾紛等不如意之事，作為朋友當然是要表達關心，提供協助。但是不可否認地，有時候我們也可能不是真的那麼關心對方的處境，有可能因為交情不夠，或者當時的身心狀況。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義務要展現出來很在意的樣子。理所當然，當自己成為苦主時，我們也知道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噓寒問暖，也許只是場面客套話，不需要太認真對待。一個真正通情達理的人不會交淺言深，對於點頭之交的問侯語，我們通常不會挑心挖肺，傾訴內心真正的想法。這樣道理就像是臉書的「讚」，大部分情況是意味著「我讀到這篇留言了」，或是維持友誼的公開宣示，並不代表對方完全認同，並且喜歡版主所寫的內容。
簡單講，「矯情」就是隱藏我們內心真正的想法，配合公眾與社會的要求，呈現出被期待的那個樣子。就這點來看，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無處不矯情，服務業要有顧客至上的態度，課堂教師需要展現出誨人不倦的精神，學生被要求全神貫注、認真聽講；在公車或捷運上，連乘客都需要對於老人與孕婦主動讓座。這些表演的義務是強而有力的加諸在我們身上，無論我們當時的實際心境為何，幾乎都沒有不遵守的可能性。
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在1959年出版了經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他解答了這個為何必得「矯情」的謎團。Goffman認為，所謂的社會不外乎是一列系我們要配合演出的角色，一旦進入某一種的角色情境中，我們就需要順從其角色要求(role expectation)。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進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將被肯定的那個面展演出來(例如銷售人員以客為尊的殷勤)，而將令人不悅的部分偷偷隱藏起來(例如面對無理取鬧的奧客之無奈)。基於這樣的要求，我們需要進行觀眾隔離(audience segregation)，在空間上劃分出別人看得到的前台(front stage)與看不到的後台(back stage)。試想一想，有多少人用餐客人看到內場廚房實際狀況，還願意大噲朵頤？
對於許多讀者而言，Goffman的看法常是被認為過於憤世嫉俗、犬儒主義(cynicism)，彷彿我們所處是一個虛情假意的世界，在其中沒有任何一點真心誠意。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而浮淺的解讀。Goffman的核心關懷並不是指責社會的偽善，或是個人的奸巧，而是指認出社會生活中的必要道德成份。
一個平庸而缺乏想像力的看法是，道德意味著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規則，沒有發生任何背德行為。這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鳥托邦。社會學的思考指出，道德的力量並無法確保不會產生違背規範的行為，它的力量在於，這些行為一旦出現之後，就會被公眾指出來，並且加以譴責，標籤成為負面的榜樣。一個社會之所以是道德，並不在於大家都循規蹈矩，完全接納了某些共同的規範，而是在於我們都需要「矯情」，抑制自己私人的情欲與好惡，配合情境的要求，扮演好應有的角色。
可以這樣說，Goffman的討論深化了西諺「偽善是邪惡對於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the homage which vice pays to virtue)」之意涵。換言之，我們當然厭惡偽君子，因為他們似乎都是帶有某些不良的意圖，試圖騙取我們的信任；但是更可怕的其實是毫不掩飾的真小人，因為他們的行為才是真正挑戰我們共同信奉的規則。舉例而言，很多男性政治人物是大沙豬，對於女性有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但是目前我們所接受的遊戲規則即是，誰敢公開講出自己的偏見，就算是「失言」，需要公開道歉，要不然就別想在政界再混了。理所當然，大部分政治人物的道歉很可能不會比鱷魚的眼淚更真誠；但是儘管如此，如果真的有政治人物敢捍衛自己的「失言」，甚至宣稱自己的看法有科學根據，那麼社會大眾真的可以接受這種情事嗎？
「矯情」是必要之惡，為了維繫共同的生活，我們不得不將真實的自我隱藏起來。如果這一點可以確定的，那麼下一個要解答的問題就是，為何「賤人」比「非賤人」特別需要「矯情」？
我們先還原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所謂的「賤人」，原意是社會地位較低下的群體，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對於中國宮庭貴族而言，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賤人」，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這也同樣是來自於統治階級的偏見，我們才不知不覺中將地位低下等同於品德缺憾。這是統治者的顧影自憐與自我沾光，意味著擁有權力即是代表道德與倫理上的優越性。因此，我們目前口語中「賤人」，總是帶有道德非難的指控。
一個不難發現的情況即是，越是處於弱勢的社會地位的人，越是需要「矯情」。無論是在日常經驗中，我們都知道，老闆可以對下屬頤指氣使，但是後者卻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台灣人常描述的工作經驗即是「吃人頭路、裝乎搥搥，吃乎肥肥」（台語）。Goffman一系列對於社會互動的研究，精確地掌握了各種幽暗、隱諱的潛規則，但是很可惜地，他沒有將權力的因素納入考慮。如果說是弱勢者特別需要隱晦自己的真正情感，但是強勢者卻往往免於這樣的要求，那麼這對於我們思考社會壓迫，會有何種的啟發？
Goffman未能發展出來的政治社會學議題，由政治人類學家James Scott所繼承，並且進一步解答。在1990年出版《支配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一書中，他提出了這樣的觀察：「沒有支配體制不產生對於人類尊嚴的例行侮辱與傷害：勞動成果的佔有、公開的羞辱、鞭打、強暴、巴掌、猜疑、鄙視、儀式性污衊與其他」。因此，在承平時期，被支配者學會如何在這種殘酷的體制中生存，他們將其不滿隱藏起來，外表表現出一幅恭順的樣子。換言之，被支配者往往需要強大的情緒管理能力，不滿只能默默地往肚內吞。
Goffman指出，社會表演涉及公開的「前台」與看不見的「後台」；在這個基礎上，Scott強調任何社會支配也具有兩面性：大家都看得見的公開場合是強勢者的天下，他們設定了一套「宮廟堂儀」，要求弱勢者按照官方的劇本演出，週而復始地表演出恭敬從命的姿態，這即是所謂的「公共腳本」(public transcript)，但是在一旦處於支配者所看不見的角落，被支配者卻採取「隱藏腳本」(hidden transcript)的策略，例如各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因應之道，試圖避免更多損失，或是為自己贏得更自由的空間。越是處於極端不平等的壓迫，例如奴隸制，公共腳本與隱藏腳本的落差越大，也意味著弱勢者更需要「矯情」。
那麼是否統治者會看穿「矯情」的假象？Scott認為有很多可能情況。某些愚笨的統治者相信從屬者的公開表演，以為這即是現存的社會秩序，也是應有的社會關係。但是他們忽略了從屬者無所不在的日常抵抗，不斷地在私底下挑戰支配體制的極限。也有些比較精明的統治者看到從屬者的表裏不一，有些時候似乎只是在做表面工夫，而不是真誠演出。在這情況，統治者通會採取一種本質論的解釋，他們往往認為是地位低下者本身缺乏教養、或是品德不良，而不是歸諸於支配關係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在幾乎全世界的傳統支配情境下，「奸巧」(cunning)是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刻版印象，也因此才出現了中國宮廷貴族所說的「賤人就是矯情」。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矯情」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為了社會生活所必得要付出的代價。為了維持共同的道德規則，我們不得不隱藏赤裸的自我，呈現他人所期待的樣子。另一種「矯情」則是弱勢者被迫採取維生手段，如果他們不按照有權者所規定方式行事，他們的生計可能喪失，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因此，社會學的分析也引導了幾項結論。首先，請不要再講「賤人就是矯情」。對於現代多元而開放的台灣而言，這種中國封建的道德觀只會帶來負面的作用。更重要地，說人就是說自己，將這種台詞當作流行俏皮話使用的人實在是在「自我作賤」，因為我相信，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敢講出真心話，經歷「心事誰人知」的無奈與苦悶。
其次，我們要儘可能消除權力所帶來的「矯情」。現代社會講求的是功能分化、平等主義、與對個人的尊重，從古代的師徒制到現代的師生關係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不受限節制而缺乏民主可課責的權力，往往導致極端的不平等，這迫使弱勢者需要不時「矯情」，如此一來就容易喪失人性的尊嚴。
最後，無論怎麼樣民主化的社會，權力作為一種協調公共行動的元素還是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制度上，我們可以儘可能改善，避免權力的濫用。但是對於在位者而言，更重要是一種基於反思之後的修養，如果不懂得更審慎而自覺地使用權力，那麼還是有可能製造了在下位者被迫「揣摩上意」，導致「矯情」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