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是普羅大眾的出路嗎？
文/丹尼爾．本賽德Daniel Bensaild
「第三條道路」是普羅大眾的出路嗎？
文/丹尼爾．本賽德Daniel Bensaild
編者按：在今天，愈來愈多人談論所謂「第三條道路」。當選台灣總統的陳水扁極力標榜他的「新中間路線」。張炳良之流更撰文大談「第三條道路」對香港民主派的借鑒意義。大陸知識界也對「第三條道路」表示濃厚的興趣。被視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精神導師的社會學者吉登斯，其著作《第三條道路》和《超越左與右》已被譯成中文。
究竟什麼是「第三條道路」？它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還是進一步遷就？「第三條道路」是普羅大眾和社會的真正出路嗎？這裡向讀者介紹的是法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教師丹尼爾．本賽德在法國《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12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原題為《軟弱無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章對近年來法、英、德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後所提出的方針政策及其實踐提出了批評。現將該文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社會民主主義的春天和第三條道路的含義
國際危機的加劇和施若德在選舉中的勝利已足以使人們開始傳播這一好消息：自由主義的冬天已經結束，社會民主主義的春天來到了。經過全面革新，以新工黨和新凱恩斯主義為標榜的新社會主義出現了。從此，重要的問題與其說是新左派，不如說是第三條道路和中派了。在1998年的央國工黨黑池年會，布萊爾為他已經使工黨變成「親商業和親工業的黨」的感到慶幸。1998年9月21日在紐約舉行的討論建立中左派國際的一次首腦會議上，布萊爾頌場「激進中派」，當時還是意大利總理的普羅贊美「世界性橄欖樹聯盟」。科林頓為「第三條道路已擴大到全世界」而驚嘆不已。在這伙咄咄逼人的現代派面前，法國總理若斯潘先生和他的政府顯得像是陳舊過時的落伍者了。
《第三條道路》一書的作者安東尼．紀登斯說：「中左這個術語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標簽。一個經過革新的社會民主黨應當是中間偏左的，但是中間不應當被看成是空洞無物的。」由此就產生了大膽的「第三條道路」的綱領：一個「激進的中派」，一個新的「沒有敵人的民主國家」，一個活躍的市民社會，一種「新的混合經濟」，一種新的「家庭民主」，一種超越勞動社會的「公民自由主義」，一個「世界主義的民族」。這不過是把許多的湯菜換了名稱當作新花樣端出來而已。施羅德的經濟顧問、德國萊法州經濟部長博多．洪巴赫則為「有別於舊型社會福利國家的新德國」辯護。德國艾伯特基金會的理論家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一文中也說：從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下出頭的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如何將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福利國家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會恢復」。
這就是「已經重新調整中心」的社會主義常念的經。它最終拋棄了以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限制市場作用、嚴格的平等主義、充份就業和同質的勞動市場為特徵的老左派。它要求少一些指令性管理(governance)，多一些指導性調度(governance)，換句話說，就是「非政治化的行政調控」。它為新的享樂主義的個人主義辯護，反對強制的團結互助。吉登斯的書從頭到尾都注意到這一事實：我們生活在一個「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世界上，新的激進中派的前景只能是在金融市場的嚴密監管下正當謀利。其餘的事就不言而喻了。英國左派學者唐納德．薩松在《社會主義一百年》中指出，這些黨是「唯一剩下來的左派」。他認為，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用另一種左派即「左派中的左派」來與它們對抗。
社會民主黨的新自由主義面貌
關於管理和經營、逆來順受和甘願為奴的這一番好聽話既包含著一種社會內容，又掩蓋著一種實踐。通常不贊成「批判社會學的《國際先驅論壇報》指出，在工黨最近召開年會時擠滿黑池的道路的已不再是穿著工作服的礦工，而是「商人、律師、管理諮詢人員，多數身穿深色西服，帶著手機」。社會民主黨精英與高級管理機構、工業和金融的智囊團、私營商業界的結合愈加緊密，他們與勞動界的關係就愈鬆弛。歐洲的原始資產階級（指本主義在整個歐洲的全面聯合還處於初級階段。－－編譯者註）是不堅定的，它夾在自己的民族根基、自己的跨民族國家聯盟、自己的的歐利益之間，無所適從。面對這一情況，社會民主主義受到委託，要有條不紊地為馬斯特里赫特或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義歐洲點火。由於傳統的歐洲右派發生了危機，社會民主主義成了新的歐洲帝國主義的代理掌權人。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是否會由於國際經濟危機的加劇而被推向左轉？目前已看得很清楚，「一個新的增長時代模式的一致性的說法具有多大的欺騙性」，一個已經涉及世界經濟的危機是不會放過歐洲的，它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合法性」造成了成威脅。面對這一考驗，歐洲資產階級首先關心的是為今後與美國和日本的激烈競爭作準備。他們優先考慮的是重組勞動力市場，為此不惜使用「治標辦法」，例如關於培訓和僱用青年的合同，以避免國內市場過份急劇的崩潰。著名的經濟和財政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德爾講得更清楚：「歐洲中左政府的職責就是遵循中右派的經濟政策，因為它們幾乎沒有推行其他類型的政策的餘地。」
如果據此認為這是倒向凱恩斯主義（哪怕是溫和的）和實行激進改良主義的前兆，那肯定不是有眼無珠，就是自以為是。最近20年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已經摧毀了干預的手段。貨幣管理權已經委託給歐洲中央銀行的理事們，不再取消於政治權力。社會保障體系已遭到損害。私有化已破了積極的工業政策的槓杆。僱主獲得了稅收優惠，卻未作任何回報。戰後凱恩斯主義政策所依靠的勞資關係已由於取消指數工資制，由於工資的個人化，勞動時間的彈性化，工會和集體談判的削弱而被打亂了。剩下來的辦法只有利率調控，那還得看負責制定政策的人能否董事們貨幣主義正統思想服從他們的理性！按照這一大膽的假設，並且在危機不致太快地變成蕭條的條件下，通過以歐洲貸款進行投資的計畫，通過使歐元對美現代的比價不致太高以免妨礙出口以及通過協同一致對資本的流通進行有限度的控制，也許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減輕打擊。但是這不以使失業人數有較大幅度的減少。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在於服用純粹經濟的或技術管理的「鎮靜劑」，而是在於政治上的選擇。
真正的改良政策要求大規模的稅收改革，對從事投機積累起來的財富課以重稅，對資本收益實行累進徵稅，以便重新分配財富而不致使需求「衰竭」。這一改革要求在整個歐洲協調實行對投機資本徵稅，揭開銀行的秘密，關閉逃稅的樂團。應當加強而不是削弱社會保障，推行一種積極的通過對整個歐洲的公益事業（水、能源、運輸）的公有化而擴大工程建設和社會服務的政策。真正的改革還要求禁止大批解僱，恢復最低社會福利和最低工資，採取協同的強制措施把各國工作時間減少到32小時並且不減少工資。為了實行這種雄心勃勃的重新增加就業和發展社會保障的政策，需要敢於以大規模的動員來反動僱主，以公民的力量來反對市場的力量。還需要有勇氣打破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枷鎖和趨同標準。但是正如歷史上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政府是不會出於自己的主動而採取更加激進的政策的，只有在社會運動和新的社會力量對比的壓力下才會這樣做。
「新中派」和「第三條道路」，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背離
儘管「新中派」的「第三條道路」在各國有不同的形態和色調，不終究是對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背離。當有人問布萊爾是否有對投機徵稅的可能性時，他回答說：「我要說這個辦法不好，因為人們應當能夠非常非常快地自己的錢流通。……我的意見是，全球性市場歸根到底對我們是一件好事。」這個「我們」究竟指誰還不知道。至於若斯潘，他的勇氣僅限於承認市場經濟而不承認被稱為「市場社會」的那種「社會的全盤市場化」。似乎這二者之間是不存在邏輯聯繫的！（本文轉載自先驅社）
破週報復刊128號9/2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