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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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
黄平
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和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略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在他的叙述中，只有一个“现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现代性的反思性　　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后果》）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种传统秩序的“超越”。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自然演化。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历史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过农业帝国与民族-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如果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性,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后果》）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吗？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呢？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强调断裂或变革之重要性。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就一直存在着的进化论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根据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 　　历史的“开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然后进入种植与畜牧社区的发展（从这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包括强大的农业帝国），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剩下来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伸延，无论是以殖民-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文明”的形式扩展。　　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能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特异的所谓“历史”？　　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有“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罢了，而是诸如理性原则，市场原则，法制原则，等等），并且，这种原则的确是按照进化的程序，一步一步演变而来，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得以实现，又最终不可抗拒；或者，同时也固守连续性的立场，认为对过去的认识一定能够使我们弄清今天并使我们通向确定性的未来。后现代理论的种种说辞，不过是在玩弄时髦辞藻的背后掩盖自己的虚无或空虚而已！　　吉登斯当然比这两者都“狡猾”：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和制度，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一本小书《现代性的后果》，就是他试图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的体现。　　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都能看见，现代性是实际上一只双刃剑。“同前现代的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后果》）吉登斯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演讲、谈话中，虽然都明确承认但却很少具体展示，能够享受这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的人，在经济-政治乃至地缘-种族的意义上，是极不均衡的。换句话说，他虽然承认，却比较不那么看重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而更倾向与乐观地假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的到来，初级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会在高度现代性过程中得到解决。　　为吉登斯所重视的现代性的阴暗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论你生活在哪里，都不能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其中特别是战争，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下面这三个段落几乎完全援引自《现代性的后果》，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论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环境-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为一体，权力如此紧密和高度的结合形式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非常遗憾，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当然，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也有一个过程。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同以前的时代相比，新的现代性秩序将主要是和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实际上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本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我们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算进去,也是如此。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作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关于战争，过去的社会学家谈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旧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内，战争似乎应该是历史学、军事学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在战后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中间，吉登斯是首批将战争（与暴力）纳入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战争与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把战争看作是现代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指出战争与现代性的这种关联，恰好意味着现代性绝不只是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在理性化的名义下也充满了流血的战争史，只不过有了理性化（或文明、进步）的旗帜，战争就可以（被进步论者）正当化和合法化。　　不过，吉登斯所谈论的战争仍然太抽象：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区分现代性过程中的对外殖民的战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区分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帝运动？正如我们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还要区分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众的民族主义一样？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吉登斯自己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他甚至提出假设：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第三条道路》，以下简称《道路》）然而，就在《第三条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内，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轰炸“手术”，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上，不论其立场是什么，“战争”（WAR）都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北约轰炸的词。吉登斯可以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中，最注重战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人之一，他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是当代社会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然而即使是他，竟也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有过如此乐观的估计！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现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有很大保留。他认为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社会”的学者试图把各个社会都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时每地都明白无误地如是说。在概念化这些“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被相当清晰地界定了的体系，而且，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现在，当我们作了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他们所说的各个“社会”其实就是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的特性却很少被理论化。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性,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　　说到认识，不仅又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对过去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所帮助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的问题。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但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所作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用历史来创造历史”？　　吉登斯认为，后一问题比前一观点更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只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则，它体现的，是现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所谓“外行人”（Laymen）的主体行动者们（Agents）自己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社会学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后果》）1 　　这是一种反思性的模式，而绝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所主张的那样，一方面是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与此平行的，是铁一般坚硬并普世化地控制着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学（以及其它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从根本上说，所有人类活动都包含着反思性。不论具体做的是什么，人们总是与他们所作事情彼此“纠缠不清”，这样，人作为主体行动者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作事情的内在因素。在其他地方吉登斯把这称之为“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参见图一）　　图一：行动，后果，条件　　未被意识到┈┈┈┈┈┈→ 行动┈┈┈┈┈ → 未预期的　　的 ┊ ↑ ┊ 行动　　行动条件 ↑ ┊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有一段著名的话：　　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2 　　人作为行动主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在检验和改造各种关于它们的认识的同时，也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又不断改变着自己。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正是由它的主体行动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人们总是知道自己是该“如何继续行动”的（虽然作为当事人或“外行”，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赖以确立并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认识上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认识上的新发现，又总是不断地反馈到（或者，“嵌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和再造，由此才能被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技术上对物理世界的粗暴干预。人们常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的设定，它甚至也包括对反思性本身的反思。　　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反思性的前景其实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替代了传统，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不过只是一种误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世界中，我们似乎是无处不在。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卡尔·波普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漂移不定的沙滩之上。”3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似乎是绝对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现代性实际上是漂移不定的。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确定性还必须加上“破坏性”这一条，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话语都要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由于启蒙运动和推崇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那些偏爱诠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把社会科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可怜巴巴的附产品。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关键之所在。4 　　进一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以经济学为例，诸如“资本”、“市场”、“价格”、“投资”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义，构筑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所谓的“外行”人事实上也按他们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我们许多人都在批评（甚至抱怨）“不规范的市场”，“黑市”，“假货”，却比较少意识到，“完全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经济学学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这个问题，倒是主张规治市场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许多精彩论述。5 　　这里所涉及的，还有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这些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Key Words），没有千千万万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对诸如“资本”、“市场”、“劳动”等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不管这些理解是否“准确”），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而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们对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与他们是否接受、理解“市场”一致，也与他们怎样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也许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这源于它用最大众化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的社会生活。例如，由政府公布的关于人口、婚姻、犯罪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对科学型社会学的先驱们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性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这类数据的方面更为准确的分析。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有测定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制度性地反馈到原来收集它们并由它们所测量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官方数据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它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因素。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每日每月的统计，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成天忙于这种统计数字的收集和核对。　　我们比较熟悉今天各级都往统计数字里“掺水”，却没有怎么意识到这里其实不仅是所谓“弄虚作假”的问题。再认真的统计员，也有他们自己对于统计指标的理解，再严肃的被统计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对于被问概念的“诠释”，而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统计数字，每被使用一次，就会被其使用者再“创造性地转换”一次。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统计数字体现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嵌入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双重诠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统计数据，背后也隐藏着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而当人们用占压倒优胜的诠释理论再去“说明”统计数据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就又一次被“反思性地”再编织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启蒙理性所确立的原则去简单地坚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其实往往仅仅是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里，除了权力、价值的作用外，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个关键。6人们所积累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涵盖它的对象的各种情况和可能。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确实只会越来越完善，未预期后果的范围也许就会越来越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也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阻断了这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稳定的社会世界可否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会使得这个世界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因此就认为：既然关于人类行动和社会运动趋势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认真地思考。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人们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绝任何智力活动，包括拒绝“游戏式的解构”，以便从事健身、养身之类的活动（如果不是纵情声色或赌博之类的活动和话）。解构启蒙话语，绝非否定任何认识活动的意义，而是试图揭示由于启蒙式的“宏大叙事”（如把历史看作是进化的，阶段的，整体的，被统一性所支配的，却没有作为“外行”的主体行动者不断卷入并不断反思的过程）所造成的可能的智力遮蔽和“理性狂妄”。严格地说，把“POST-ISM”译作“后××主义”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后”在中文里所隐含的，正是当代这些理论（既包括吉登斯等人所试图坚持并阐发的现代性理论，也包括李欧塔等人想解构的“现代性叙事”）所不齿的阶段论。　　我们还可以看看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虽然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人都把下述这样一种观点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即认为“历史”能够被看作是对于知识的理性基础的日渐把握。按照他们的观点，新型知识的型构的意义在于，在知识的积累中，用它来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各自都发现,既有必要使自己与启蒙的基本主张保持距离，但又不能高高在上以某种超然或优越的姿态去批评启蒙。因此，他们都废弃了处于启蒙理论核心地位的“批判性超越”概念。尼采自己就曾坦言,他除了揭示出隐藏在启蒙主义本身背后的先设假定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7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作为其长期以来致力于从理性化思想中清除所有传统和教义中的废物的结果，最直接地发现了现代性是不确定的。现代性,就其核心而论,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我们在曾经似乎有过明确答案的地方又不断遇到新困扰和难题，而且，对这种困扰和难题层出不穷的现象的普遍意识慢慢地逼迫着每一个人进行反思，它渗透进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虑之中。　　这种忧虑的体现之一，就是欧洲和西方霸权日渐衰落。确实，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欧美许多思想家重点关注的课题。但吉登斯不同意如此理解：“西方的衰落”意味着历史变迁中存在一种循环，现代西方文明据此被简单地看成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区域性文明而已，而其他文明则早已在世界其它地区先于现代文明出现了。但是，根据吉登斯的断裂论，现代性不仅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辨证地说，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的日渐减弱，恰恰是它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西方的衰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组织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　　这里，他的解释当然具有新意，却也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没有看到也许还有别的现代性，或许还有超越-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这种欧洲中心论，这在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中更为明显。　　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　　古典社会学的观点或理论倾向，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如现代性究竟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还是工业化的（涂尔干），抑或是理性化的（韦伯）？这种分析和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因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和还原论。吉登斯试图做的，是综合各家之长，再添补各家之短。他建立了一种分析现代性制度的四维模式。（见图二）　　图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监督━━━━━━━━━━━━━┓ ┃（对信息的控制与对社会的规导）┃ 　　┃┃ ┃ 　　资本主义━━━━━━━━━━━━━━━━━━━━━━军事力量　　（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与产品 ┃（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　　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 ┃下对暴力机器的控制）　　┃工业主义┃ 　　┗━━━━━（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 　　除了资本主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工业主义受到涂尔干的影响外，社会（民族-国家）的监督多少有韦伯和福科的启发，但是吉登斯更注重对信息的控制，这是韦伯和福科谈得很少而又随着电脑-网络的运用而日益变得如此明显和如此重要的领域；军事力量、暴力和战争的工业化则是吉登斯深感重要却向来被社会学家严重忽略的现代性制度特征。正是这四个维度的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才有了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也才有了我们熟悉而又不甚了然的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究竟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民族-国家）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线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由于它所具有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是局限于特殊的社会边界内的。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这样一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它同样也包含着对暴力机器的控制和战争。无疑，军事武装力量始终也是前现代诸种文明之主要特征。使现代性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是对暴力机器的控制与工业主义之间的特殊关联，其导致了军事与工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代性使我们进入了“全面战争”（total war）和热核战争的高风险时代。　　这里吉登斯十分注意马克思的论点：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按照马克思的诊断，资本主义所有的再生产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无论是在其外部还是在其内部，无论是在民族-国家范围的内部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扩张性的，其经济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过去大多数传统体系中的情形那样，维系在一种静态的平衡和地域性范围之中。　　在1998年吉登斯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之间进行的关于现代性的长篇对谈中，后者问吉登斯：“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中，你是否觉得韦伯的理论对今天更有说服力？”并且因此，“我们现在都是韦伯主义者了”？吉登斯的回答与他自己的多篇著作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出人意料的话）：　　我并不如此认为。韦伯对事情的看法很特别，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们都那么有说服力。他主要地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甚至拒绝在许多社会学家看来是最基本的理论思考。《经济与社会》严格说来更是一组概念而不是一套理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者说，我们不能认为韦伯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其他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却没有能够如此。……在70年代初，当我写《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帕森斯）忽视马克思并认为他的著作已经过时了。今天的情况又是这样，理由却似乎更充分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是我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就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而言，以及就围绕它们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而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无休止扩张而无法停歇下来的体系，其毫无遏制的市场力量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极少数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马克思的问题（也是其被认为是最大的成就）在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去实现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却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去替代它。8 　　由这四个维度编织起来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说，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谓“社会”，一直就是指的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整个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的。随着科技-经济-金融和文化媒体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民族-国家范式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如何将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精确地从理论上概括这一现象？全球化意味着原有民族-国家的消解，还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是现代性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张，还是多元化时代（甚至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迈入全球化时代的话，那么，如何看待与此同时各地都正在出现的地方化趋势？它们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还是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有没有可能建立起全球化的社会学，或者，我们不过是把原来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扩展到全球范围而已？　　记得大约十年以前，当斯克莱尔发表他的《全球体系的社会学》9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时连吉登斯也觉得离开民族-国家体系谈跨国化（全球化）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甚至是Nonsense！　　即使是今天，在社会学的既有文献中，对全球化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几乎都不能与今天变得如此重要的全球化过程本身相协调。但是，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其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城市问题，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某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全球的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综合性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泽西周围日益增长的繁荣很可能与孟买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另一个例子是正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或者，与某些民族-国家）相联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日益增强的势头。　　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特性。例如，伴随着全球化，作为联盟、战争、或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的后果，当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失去主权时，经常伴随着另一些国家的主权的增强。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作为加速全球性分工的结果之一，某些“古典的”西方国家的主权控制力有可能减弱了，同时某些远东国家（至少在某些方面）的主权控制力却增强了。他当然也越来越意识到沃勒斯坦（E.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做出的巨大的贡献。10 　　这里绝非不重要的是，沃勒斯坦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所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格局。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大的中央帝国为中心，而且曾覆盖帝国权力中心所能企及的周边地带。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因为它第一次在空间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权力之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源自十六--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一体的。当然存在着多边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因此分成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社会的初期,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决从不允许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划定自己的扩张野心。”11 　　沃勒斯坦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有不足之处。他仍然把现代社会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由是之故，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吉登斯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性制度的四种维度的全球化。（见图三）　　图三：全球化维度　　缇轮序　　全球化的维度之一是世界军事秩序。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结果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甚至是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吉登斯甚至提出，在武器方面几乎就没有什么“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最近的印巴核实验，以及传说中的朝鲜的核能力，就是最清楚的说明，它们对“第一世界”（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冷战概念的话）造成的忧虑，甚至不亚于当年的苏联。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域性的军事冲突事件完全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后参战的各方实际上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吉登斯认为，核风险的另一面是，在原子核武器时代，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象征性价值以外，拥有原子武器的真正作用，是防止他人使用原子武器。这有可能导致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间战争的悬置。这是不是太天真了呢？吉登斯回答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希望！　　这个希望能维持下去吗？来自军事暴力的威胁也是现代性的高风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军事秩序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作为战争工业化的结果，现在已扩散到全世界的武器（当然也包括核武器）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力量。核冲突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危险，是以前世世代代的人从未面临过的。风险的全球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感觉到的问题。（图四）　　图四：全球化的风险及其严重后果　　舜笳降谋 　　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12 　　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极不相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食物-营养水平和对疾病的感染与治疗方面的风险）就是“特权”和“无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原子核战争仅仅是当前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可能也是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之一。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非常有限的原子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原子之冬”(nuclearwinter)所需要的核弹头，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核弹头的10％，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人也都会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　　并且，核技术也越来越扩散，大国尤其是美国老是担心“流氓国家”拥有核武器，但大国怎么阻止原子武器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从事军事冒险，是个新问题。超级大国在其军事力量的边缘地区策划、进行着可以被称之为“精心安排的战争”，即那些与它国政府或游击运动或二者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超级大国的军队不到万不得以甚至根本就不用亲自登台亮相，但在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中，超级大国都是背后最大的操纵力量。而冷战以后为了遏制“流氓国家”的势力，美国等大国已经几度直接出面精心组织狂轰滥炸。对此，哈贝马斯、博迪厄、乔姆斯基、萨依德已经发表了他们各自支持或反对或试图跳出“非此即彼”的怪圈的言论或申明，吉登斯有什么说法，将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　　全球化的另一深层而重要的方面，是在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的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早在1892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一位首相。阅读某一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3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人们偶然地知道到了发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诸多事件；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吉登斯没有揭示这种“共享知识”背后的问题，包括媒体和信息系统在散布“全球文化”并使其合法化（使世界各地个阶层的民众自觉主动遵从其逻辑）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方面，倒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文化”几乎都在社会学家（包括吉登斯）的视野之外，这也许是因为社会学家总是想找到变迁的“硬指标”（例如制度）而文化确实是太“软”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社会学的“野心”。而这正是吉登斯原本想要摆脱的。所以，全球化，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机会。倒不如说，它如同现代性本身一样，是一种悖论。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样教科书式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无论是预期的还是未预期的）结果？全球化仅仅是指经济（至少商品与资本，据有人说劳力算不算现代经济的要素还是个问题）的全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还是也意味着在技术-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更多的领域（例如军事与战争）里的全新格局？如果说，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是南北、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那么为什么反倒是右翼的政党和个人（如美国的布坎南）在起劲地反对全球化并主张排外和保护主义？　　我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现代性（严格地说是西方的现代性，包括它的全球化）这头看似不可驾驭的猛兽或怪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风险并增大其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控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那“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性的全球化究竟会带来什么能够预期的和不能预期的后果？对未来不作任何担保和许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末期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除了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敏感外，它是否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也必须保持警惕（正是现代性使得这种制度转变成为开放性的、面向未来的）？它是否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美好的信念”潜在地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它在意识到现代性的风险与道德许诺的危险的同时，是否也绝不应放弃它的批判锐气和对未来的理想？如果还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乌托邦理想，那么，它应该怎样看待和卷入过去的和现在的各种抵抗或反思现代性的阴暗面的社会运动？　　对首先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认识的人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把劳工运动看作是“历史前进的车头”，而他们的批评者却力图表明，劳工运动只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革命性的作用，随后就演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中的一支。无疑，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劳工运动的斗争仍然与某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关。但是，如果一心一意地只关注劳工运动，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是现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动力与维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早期工人运动，还是以建立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当代市场运动，似乎都在认识论上犯了同样的毛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唯一的制度性根源，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定它还是肯定它，视它为万恶之源或幸福之本。吉登斯则试图说明，其它的社会运动也很重要，而且它们也能够与先前勾画过的现代性多维特性相关联。它们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桥梁。（图五）　　图五：现代性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运动　　━━和平运动　　但是，女性运动（“女权运动”这一翻译欠妥）在哪里？吉登斯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注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回顾战后的过程，就会看到，西方出现的女性运动，不仅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入了学术的视野，成为对传统社会科学提出严厉挑战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过去的社会科学，都是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吗？或者，它们在研究阶级、民族、种族、地区的分化，探讨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充满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和歧视？我们是必须重构现有的社会科学体系，还是仅仅加进性别的视角，就可以克服或避免原有社会科学的局限？男女平等或女性解放，除了妇女参加工作和选举等经济-政治活动之外，是否还有话语方面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在反思启蒙话语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到了，如果不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检讨整个体系的困境，而仅仅加进一点所谓女性主义视角，仍然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启蒙话语（不过更加精致罢了）？　　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敢保证。而且，只要说到未来，就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吉登斯把他对未来的设想叫做“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混合：首先它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又是乌托邦的，因为它保留了前人的那些理想。（图六）　　图六：乌托邦现实主义图景。　　┏━━━━━━━━多层次的民主参与━━━━━━━━━━┓ 　　┃ ┃ ┃ 　　┃ ┃ ┃ 　　超越匮乏型经济体系━━━━━━━━━━━━━━━━━━━━非军事化　　┃ ┃ ┃ 　　┃ ┃ ┃ 　　┗━━━━━━━━━━技术的人道化━━━━━━━━━━━┛ 　　对匮乏型经济体系（并进而，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超越）是什么？如果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话，它很少会与与苏式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后者虽然明显地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但它却型构了一种经济上低效、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当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指涉的东西差异太大，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术语简直就是无所不包，它甚至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简单地谈论“社会主义”是可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只看做是严密地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主要在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肯定就会衰落。　　具有对照意义甚至是讽刺意义的是，正像当初人们简直恨不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一样，冷战后的“共识”是人类的一切问题（如果还不说一切罪恶的话）皆源于此。很多人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潜台词：“要是当初不是社会主义，……”一些自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在检讨苏联和东欧的痛苦经理和教训的时候，基本不考虑历史因素的复杂性，只是重复一个如同常识一样的东西：社会主义带来了那么多“人为的”破坏。然后，就马上转向曾经被诅咒了无数次的资本主义大本营，认定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向来是“起点平等”的，而（再一次地！）丧失了历史的眼光，甚至连屠杀印地安人和贩运黑奴的事实似乎也要么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进步”的代价和“先进对野蛮的征服”。　　如果允许我们暂时撇开别的问题（例如对个性的严重忽视甚至摧残），单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说，社会主义，特别是苏式的计划社会主义，确实严重忽略了市场；马克思的理论也曾经设想共产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但正是被严重忽略乃至恨不得要尽快消灭的市场，提供了在复杂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体系中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装置。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正像马克思准确判断的那样，市场也积极维持着（甚或还疯狂生产着）主要的剥夺形式。超越资本主义不仅将意味着在解放政治的意义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阶级划分；就生活政治而言，它将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制度环境。吉登斯在这里提出了他自认为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的可能性。（图七）　　图七：超越匮乏型体系。　　┏━━━━━━━━协调化的全球秩序━━━━━━━┓ 　　┃ ┃ ┃ 　　┃ ┃ ┃ 　　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对战争的超越　　┃ ┃ ┃ 　　┃ ┃ ┃ 　　┗━━━━━━━━━关注生态平衡的体系━━━━━━━┛ 　　但是，人们不得不问，在这个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为标志的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和不发展社会之间14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问题的世界上，在资源不仅有限的而且已经成了压力的情况下，超越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吗？吉登斯的回答是：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当然，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原本并不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所定界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例如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真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15 　　19世纪以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曾经一直主宰着或影响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中国社会也在20年来进入了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而正是这20年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的社会学范式在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都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各机构、各群体的怀疑、批评和批判。特别是由于20年来，在二战以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范式的指导下的发展规划与发展模式，无论是世界各国内部还是各国之间，不是导致了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而是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不公的蔓延，社会安全与信任的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的巨大风险。但是，来自批判学派的种种非难，如果不能提出什么可替代的方案和日程，则这样的批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理论和方法上的说服力和穿透力，并在实践上引发虚无主义或悲观厌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及其机构、组织、社区的再造，在什么意义上将不只是按照“丛林规则”进行的？有没有可能在确保基本的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与人文发展？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最近发表的UNDP 《1999年年度人文发展报告》用大量是数据表明，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两极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不仅南北差距拉大了，而且发达社会内部（例如美国社会内部）的差距也拉大了，其不仅体现在经济财富和经济收入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性别、种族、区域、对技术的占有和使用等上。拿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说，只有世界人口的19%的富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却拥有全世界91%的网络用户。全球化已经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制造了一条日益加深的鸿沟。“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7年的74：1。”16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至少在发达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蓝领工人越来越少，投票所反应的越来越不是阶级取向而是其他类型的群体取向；如果说，在发展中社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阶级问题也越来越和诸如种族、性别、国家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越来越显示出复杂性，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资本主义高奏凯旋曲并使得人人受益的全球化时代。　　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写《第三条道路》这本小书的背景非常明显：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80年代末以来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与此同时市场原教旨主义又并没有能够缓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二难困境。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商品和文化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的原委是什么？人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　　“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这一术语已经被使用过许多次。吉登斯自己也说过，叫第四条道路、第五条道路都行，关键是如何跳出不是福利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计划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例如，撒切尔主义）的二元论。　　吉登斯从一开始着手理论研究，就特别明确地要超越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这样才有了结构化的理论尝试。如果说，在理论的层面想要将二元论改造成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么，在实践的层面提出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在政治的层面借用一句老话“第三条道路”，就没有什么奇怪。特别是在今天，当欧洲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的时候，就更可以理解。　　“如果没有理想，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可能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道路》）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能够超越左与右？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理论到底是折中还是创新？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究竟是在保留一点理想的条件下向现实的妥协还是新的综合？“第三条道路”是在探索一条新路还是仅仅把自己摆在中间偏左（或者，用左翼的话说，是中间偏右）的位置？　　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福祉。在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它领域不仅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以及其它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那个时候似乎大家都是福利社会主义甚至计划社会主义者了。哈耶克们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大力鼓吹和推动，又才一下子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无动于衷，或者甚至是对不平等的积极支持。只有“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人才会认为“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在撒切尔眼中，平等主义的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平等主义政策只能借助于专制力量才能推行。撒切尔几乎是第一个把“资本主义”明显地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人。在她的口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无比美妙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撒切尔主义以后，人们才渐渐习惯了大言不惭地谈论资本主义。然而，吊诡的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甚至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梅杰接任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后，学着模仿马克思的语气，宣布在他的保守党领导下要把英国建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就对“大政府”的敌视。英国保守主义之父艾德蒙·柏克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小股力量得到发展，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国家干预的阻碍，就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　　有人说，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完成其自我设计的话，它将具有如下诸种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韧、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17据说，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与自主性。正象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育，它们将为社会提供出最大的利益。　　关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苏东体制的瓦解密切相关的。但是，在这种讨论中有一种几乎是天真而幼稚的假设：要是没有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本来俄国和东欧也会像西欧和北美一样富裕和民主的。这种论调甚至忘记了，要是没有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俄国和东欧甚至也还意识不到西欧和北美的体制下还会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只是效率！）　　不论历史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被简单地遗忘或干脆抹去，至少，在“1989年，自封为‘自由世界’的一方都沉浸在由于共产主义的瓦解而得到的狂喜之中。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似乎显而易见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冷战结束了，从今以后，人人都将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18 　　这是新自由主义得以流行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背景，尽管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向哪怕仅仅是东欧和俄国的人们尽情展现出来，巴尔干的军事冲突不过是一例而已，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是更大更深的忧虑和麻烦。　　需要注意的一个吊诡是，新自由主义不仅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而且还把不受拘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保护和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则应当在其它领域中得到保留和维护。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条件，其它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则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其它任何弱化民族整体性的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非难，“美国优先”仅仅是被布坎南明确说出来的口号。　　可见，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嘎然而止。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的力量更能消解民族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包括家庭），它也不断地跨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继续恪守传统；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存共生形式。　　反对福利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当代欧洲一切问题（甚至一切罪恶）的源泉。“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象我们现在会嘲笑地说奴隶制当然是组织有效率、又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19 　　那么，在福利国家跨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再被理解为国家的救助，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　　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把那些指导他们参与地方性事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象他们也是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在国际关系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策略：全球化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社会体系，在这个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还是权力，包括军事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的必要因素。因此，新自由主义同时又致力于维护政治-军事在民族-国家层次上的统一性。　　现在，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主义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如果说五十年以前人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是计划的鼓吹者了。　　但是，吉登斯还不甘心，也不愿意看到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全球化胜利：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作为制度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道路》）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似乎已经高歌凯旋的世界上，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又该向何处去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既然共产主义作为制度在欧洲已经垮掉、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怀疑，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哪怕是中-左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吗？面对这种情景，在欧洲寻求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式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还有什么可能吗？　　有人怀疑，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近年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口中说出的同一概念有说不清的勾联和“共谋”，而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都对后者的说法反应冷漠。批评家们认为这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一种回过炉或回过锅的新自由主义。例如，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体现的是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布莱尔的批评者们也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撒切尔的那一套。而吉登斯自己则宣布，他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当宣称左翼和右翼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左与右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欧洲是否仅仅处于左与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是否还像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mile Alain）所说的那样，“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20或者，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人们是否还要承认，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当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右之间划分的适当性存有疑问，而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变得强大起来，则更为强大的那一边，就会如撒切尔那样，宣布“别无选择”？　　左和右的区分无疑是围绕着对待平等的态度展开的，左翼向于更大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这里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人之间的平等，比如，个人之间的还是集团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机会的，结果的，还是过程的？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是纵向（上下之间）的还是横向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以及其越来越臃肿的官僚制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操作它？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他认为第三条的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其范围是比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球化市场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而极右派才主张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他们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吉登斯认定，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责任即无权利，同样，无民主即无权威。　　比较有意思的是，与其他的现代性批判者不同，吉登斯是主张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只不过不是线性的现代化，而是“反思的现代化”。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现代化问题对于第三条道路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反思的现代化也只是说作为主体行动者的人对现代化的卷入是积极的能动的过程，但在其他方面，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超越传统（post-traditional）？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怎么超越？民主化家庭（democratizing family）？民主化民主制（democratizing Democracy）？规治（regulating）经济、商业、金融与货币？这些都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也都是未完成的议程。每一种概念都不是毫无问题。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有争议，并且也很棘手，能不能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完成”也是个疑问。　　拿民主化民主制来说。新自由主义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象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民主制的危机根源于它不够民主。问题并不在于是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　　民主本身的含义，绝不仅仅只是几年一度的代议制选举，它还包括对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的民主化（而不是金钱化）监督，在选举之外的领域（如经济领域）里的民主式参与，不同的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群体在各种公共事务上的权利与权力的合理分布和相互制约，在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不曾涉及的领域中（如家庭中的男女、长幼之间）的平等对话机制和沟通机会的制度保障，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如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的运作规则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不足。我们不能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和危机（例如“战争的工业化”），也不应仅仅注意到发生在那些虽然未经选举、却也属于现代的民族-国家里的暴行，而必须看到，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是被德国人民选举上台的，而日本对二战中的侵略暴行和滥杀无辜不做检省和公开道歉的历届政府，也是经国民选举出来的。在民主问题上，真正负责的理论，既不能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搞什么“比坏”（即“总比×××好”），更不用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包括长时段和跨区域）的分析，比较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民主的民主化，更要包括全球层次的世界性民主。世界性民主的扩展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金融、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必要条件。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在地方和国家的层次上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和全球的层次上称王称霸。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平等。平等与个人自由当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欧洲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说明，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既有集团的，也有个人的；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既有阶级-阶层的，也有种族-性别的。这些不平等，在现有体系内都是很难克服的。但是，吉登斯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要想探索“第三条道路”，就绝不应当因此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　　许多人认为，当下唯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但是如果这种模式确实实现了的话，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而不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胜者为王”（winner-take-all）似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规则和现象。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就敢要求比别人多得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著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们只是稍逊一筹的同行。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所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真的就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这种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被承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实际贡献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俨然成了一群“新贵”。21 　　不只与此。精英统治的社会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范围广泛的向下流动（失业裁员下岗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其他许多没那么明显的形式，如隐性失业，实际收入下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都会产生无法预期的负面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甚至敌意。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很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的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这样一种阶层极端的形态，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等外阶级（underclass）。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还意味着他们也认定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使他们命该如此。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社会图景吗？　　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他们的幸福与自尊。正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心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饥饿、贫困者的贫困……他们在有关方面比他们的邻居情况更为恶化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相关的。但是，它不只是作为不平等的某种单独的罪恶而与我们相关。它的相关性是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已经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给他们以优先权。22 　　平等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才和能力，从而会损害社会自身；不平等还会威胁到社会的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例如犯罪率高居不下。过去，的确也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日益民主化信息化的时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　　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如果从“包容性”-“排斥性”的视角来看教育，则不得不指出，按照精英统治的逻辑和规则搞出来的精英教育，是以排斥或剥夺许多人的受教育机会的代价下来使少数人被“包容”进已有的教育体制的，从贵族学校到名牌大学，都是这种体制的产物。23 　　排他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个全球化所包容进来的是哪些群体，排斥出去的又是哪些群体？如果说全球化是一列飞驰而来的高速火车，那么它在使一些人搭上它从而迅速摆脱困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甩下另一些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已经退出竞争的老人），甚至干脆拒绝让一些人（例如UNDP 报告中说的那些无力上网的人）搭车。　　现在，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广为蔓延。比如，在美国，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间，有60%的收入集中在仅占人口1%的少数人手中，而占25%的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3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1997年，美国有2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目前，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50年来最高的。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20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即每日每人不到一美元）是30%，而最穷的10%-20%的人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了。那些长期处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的国家比其它国家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新西兰和英国。　　如今，许多人都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太过火了：　　赞成在其学科中贯彻自由放任观点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公司的常任经理们的高薪即使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终也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无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报酬的经理们都不能为任何人的实际利益服务。但是，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过高的公司管理层薪水更有可能被视为自私的表现，而自私的个人和组织由于失去了平衡，将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经脉。24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压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25 　　这样说来，一种“积极的福利国家”是可能的吗？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部分地取决于人们怎么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条道路”，它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不如说是某种行动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第三条道路”政治要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健康，变无知为终身教育，变贫困和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吉登斯真是不可救药地太乐观！　　*关于吉登斯，我前几年写过一点“评述”（包括《吉登斯评传》），说是评述，实际上是述而不评。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版他的论著，社会理论界除了古典，谈论得较多的是哈贝马斯等。我感觉对吉登斯略作介绍（而不是评论），是有好处的。这两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三联已经翻译出版了几本他的专著，我自己参与翻译校对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第三条道路》两本小书，也马上要和读者见面。在种情况下，对他的著作做点评论，是需要的。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鼓励下，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它们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评论”，因为其不成系统，严格地说只能是札记。　　1并参见Anthony Giddens,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revised edition，Polity Press，1993;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　　2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25. 　　3Karl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Routledge, 　　1962),p.34. 　　4参见Constitution of Society，chapter 7. 　　5参见斯蒂格里兹(J.Stiglitz)：《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他对中俄转型的比较分析的“转轨十年：改革向何处去？”（《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44期）和“转轨中的公司治理失效”（《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62期）等诸篇论文、演讲。　　6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Merton）提出来的，但是他却（几乎是徒劳而自相矛盾地）试图在传统的功能主义框架下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吉登斯把反思性引入分析，才（继哲学上的现象学阐释学之后）在社会学理论中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为什么人类的社会活动总是会产生未预期的结果，并且这种结果又总是会反过来成为主体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　　7参见Gianni Vattimo,The End of Modernity，Cambridge,England:Polity,1988. 　　8Anthony Giddens &Christopher Pierson，Conversation with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Polity Press，1998：62-63。　　9L.A.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Harvester Weatsheaf,1991. 　　10沃勒斯坦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前2卷已经在已故的罗荣渠先生主持下翻译成中文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但是，罗先生去世后，该书第3卷的翻译工作似乎没有继续下来，而由另外一位译者翻译完毕的全3卷，则由于版权问题而不能出版，这实在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世界体系下知识-权力关系的体现。　　11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载于他的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一书，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9. 　　12Ulrich Beck,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Frankfurt:Suhrkampf,1986,p.7. 　　13Max Nordau,Degeneration，New York:Fertig,1968,p.39;原书初版于1892年。　　14developed,developing,underdeveloped 这些概念，严格地说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描述性术语，它们本身就预设了发展主义的阶段论的假设。关于“发展主义”，我将在“发展主义的悖论：现代性札记之二”中加以说明。　　15参见Ian Miles 与John Irvine,The Poverty of Progress，Oxford:Pergamon,1982。　　16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9，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9。　　17David Green: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3,p.viii. 　　18Craig Calhoun，“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No 4，December，1993；并见邓正来、亚历山大合编：《国家与市民社会》，第332-370页。　　19David Marsland:Welfare or Welfare State?Basingstoke:Macmillan,1996,p.197。　　20Donald Sassoon: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London:Tauris,1996,p.776. 　　21Robert H.Frank 与Philip J.Cook: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95；Richard Robison 与David Goodman:The New Rich in Asia,London:Routledge,1996. 　　22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86. 　　23甚至体育也体现着这种精英原则：少数人被包容进冲刺和金牌的圈子的条件，是多数人被排斥到健身的行列之外，或者，充其量，被宽容（“包容”）进观众和球迷的群体而已。　　24Alan Wolfe:One Nation,After All.New York:Viking,1998,p.238. 　　25John Gray:False Dawn，London:Granta,1998,pp.19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