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收集了過去三年中我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中發表的七篇論文。就研究主題而言，可大致區分為「同志與性／別研究」及「國家權力與流亡研究」兩個面向。貫穿這兩個面向的主旨，為戰後臺灣數類主流與非主流的性／別政治(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如何透過主體的身體展演(bodily performance)與公領域中的論述生產，以建構個人與集體的認同、重劃公／私領域的界分、並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對話。透過這些研究，我也試圖重新審視戰後臺灣社會中有關性、性別、社會階級、象徵資本、與族群的分類及建構原則。

此書書名採自第七章的主標題＜戴著草帽到處旅行＞。雖然那篇論文的核心議題主要環繞於四○年代末期流亡來臺中國女性的生命史與回憶的敘事性，但我以為這個標題相當適切地標示了我歷來研究的主要關懷：於戰後臺灣社會中，在性、性別、階級與族群的分類與規範系統之中，或主動選擇、或被迫在社會機制內不斷流亡的人士之生命經驗、她／他們的文化認同形塑歷程、不論意識地或非意識地抗爭社會正統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的行動、與這些行動所可能隱含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本書所討論的「文化流亡者」包括：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羅織為「匪諜」的跨性別者(transgenders)、其後三十年中出入臺北新公園等公共空間以尋覓性伴侶，並隨時可能面對警察臨檢而被控「風化罪」的男同性戀者、六○至七○年代在冷戰結構「美軍文化」脈絡中，尋得聚會與交友場地的戰後第一代女同性戀者、八○年代中末期起，因「T吧」（女同性戀酒吧）之興，而得以展演身體與性／別認同的勞工階層兼大都會新興移民的「T」（「陽剛的」女同性戀者在臺灣的通稱）與「婆」（「T之老婆」）、解嚴前後以自身裸體為公民權力施展場域的視覺藝術與政治界女性、九○年代起肯定自我性／別認同，並介入以臺北市為核心場域之「同志平權運動」的大專院校「同志」、1949年左右因國共內戰避難來臺，並積極參與國府重建市民社會與國族意識形態的文化工作者、同期遷臺的「第一代外省女性」、及父兄於此時期左右因政治事件入罪的「本省」女性。

本書前三章探究戰後至當代臺灣社會中有關性異議者(sexual alternatives)的認同形成、及相對應的文化與社會霸權機制的運作原則。第一章＜看不見的權力＞分析戰後至當代臺灣社會中，有關性異議者的媒體論述，並據以探究既存文化霸權的運作機制。此論文針對的性異議者論述為「男男同性」「性犯罪」與「風化案」的相關法規與媒體報導，據以檢驗的文化機制為「異性戀霸權」的意識形態、及「恐同癥」(homophobia)的心理與象徵操作法則。

九○年代中期起，臺灣出現以臺北大都會為主要政治展演場域的第一波同性戀平權運動（或稱「同志運動」）。當過去於公、私領域中，由於非正統性／別取向而被壓制或噤聲的運動成員，必須進入公共空間以參與政治活動並爭取公民權利時，不能迴避的便是所謂的「現身」(coming out)問題。第二章＜面具與真實＞以此運動初期的部份參與者口訪資料為本，探究「現身」對同志認同形成的意義，並藉以思索一般社會運動參與者之身體展演所可能涉及的現象學與認識論建構基礎。

九○年代固然目睹了同志運動之興、及酷兒(queer)論述學術化與公共化的可能，但運動與論述生產的參與者在將同性戀去污名化的過程中，卻又往往再生產了社會既存的城鄉與階級的區隔和歧視。因而這個過程基本上排除（甚且被再度污名化）了非大都會、非學術菁英、與不符合中產階級美學與禮儀的性異議者。第三章＜不分火箭到月球＞以八○年代中期起於T吧建立人群連結的勞工階級「T」的田野資料為本，兼分析當代臺灣女同性戀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的論述與運動模式，指出後者「內在殖民」的傾向，並申論表面上看來全球化的性文化生產機制於冷戰後在亞太地區的特殊發展形式，並據以檢討所謂「全球化」與「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意義。

回應前三章有關同志研究的理論及方法論的關懷，第四章＜臺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機製出發，分析九○年代以降臺灣相關研究的七十餘篇學術論文，並提出「區域性的全球觀點」、「去潔淨化」、「階級化」的建議。

自第五章起，分析重點逐漸移至性與性別在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展現場域中的實踐及再現。第五章＜誰是三級片皇后？＞分析解嚴前後公領域中與視覺再現相關的法規與媒體再現，討論女體與國家權力間的互相辯證關係，認為解嚴後將女體與色情相關規範逐步轉移至技術分類的思惟，雖然表面上遵循了「媒體民主化」的趨勢，但實質上卻為新形式國家霸權展現的產物。

解嚴後對國家權力的思索方式多採二元對立原則，暗示或明示解嚴的行動解放了過去半世紀被壓抑的各類社經力量，且往往設定國家權力運作形式的轉變也呼應了「族群」關係的轉化。如此的思惟很可能忽視了歷史與政治邏輯的連續性，及建構國家權力與國族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第六章＜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藉由分析1949年左右來臺之軍中人員與文化工作者的敘事、回憶與文化政策，以闡釋五○年代國家權力、文化資本、與流亡公民認同間的互相建構關係。此章並申論流亡來臺的國府政權如何創造「領袖」與「全國軍民」的全面認同模式，並又如何援引美蘇冷戰結構中的關鍵話語，以遂行其國家權力、並造就集體認同；而這集體認同的形式又如何與漢人性別與親屬意識形態結合，並透過幻想性地觀視異性戀的女性裸體，以同時再現「國族敵人」（「共匪」）的罪惡與（民主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

延續第六章的理論架構，第七章＜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分析今日所謂「第一代外省女性」的來臺經驗與回憶，並對照男性與部份非「外省」族群女性的田野資料，認為戰爭流亡的經驗就女性而言，仍須被女性生殖力的身體經驗所化解並詮釋，且女性生殖經驗於當代正統漢人社會中可跨越族群之分類架構，形塑一特定的集體認同基礎。

致 謝

沒有一個學術研究可憑研究者一人之力達成。因此，我也希望藉由出版這本論文集的機會，公開感謝以下學術機構與朋友們過去四年中對我的協助與支援。

首先，有關五○年代國家權力與流亡經驗的研究，獲88-89、90-91學年兩次國科會社會科學學門的二年度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分別為：NSC89-2412-H-029-004與NSC89-2412-H-029-020）。其間，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曾薰慧、吳復華、孫蕙蘭、李尉慈、呂秀玲、陳柏蓁、洪菁惠、張志偉諸同學於擔任計畫助理期間，代我蒐集與整理部份相關文獻與訪談資料，曾薰慧、陳柏蓁、與洪菁惠並熱情與我分享研究心得及生命經驗。東華大學族群與文化關係研究所吳明季同學雖未直接參與此二計畫案，但過去三年她持續與我分享有關花蓮開發隊退伍老兵的田野研究心得，使我對族群、階級與流亡的理解更加深入。臺灣大學旁二手書店「小高的店」店長高志成先生於過去三年中，提供了相當多極寶貴的文獻資料與祕密檔案。沒有這些朋友的熱心協助，本書六、七兩章永無法以目前的形式寫竣。

對一個新進的研究者而言，優質的教學與工作環境亦無可或缺。因此，我衷心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所有同仁過去三年半中對我的支援與鼓勵。我特別感謝陳介玄與楊開雲兩位同仁對我個性的理解體貼與對我研究的肯定。1999年初過世的林松齡老師，生前對我的鼓勵尤大，尤難或忘。系辦四位秘書與助教李秀金、陳妙姿、唐瑞芬、與陳鍬鈴更無時不提供行政方面的協助及情感上的支援，至為感激。

此書中與同志研究相關的前四章，為我博士論文完成後的延伸研究成果，並在未申請國科會計畫補助的狀況下完成。有些非常重要的朋友，或刺激、或鼓勵我將之完成。由於進行同志實證研究某些實際層面的困難與壓力，如果不是她／他們數年來的積極支援，或許我會中途放棄亦未可知。一定要感謝的是中央大學英文系與性／別研究室的何春蕤。我在臺灣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未收於此論文集中）便是在1996年夏甫回國之際，於她所主辦的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研討會（通稱「四性研討會」）中發表。其後我也應她之邀，參與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或協辦的數場學術討論會，包括「四性研討會」、「學術、校園、性」座談會、「性別壞份子」座談會、與「性／別政治」超薄型研討會等等。部份收於此書中的論文初稿，若非她所提供的這些非常Queer的學術場域，必無法寫竣，更遑論發表之可能。當然，性／別研究室其他成員，丁乃非、甯應斌、林文淇、與李振亞，也持續地鼓勵與支援我這方面的研究。研究室先後兩位助理，李宜靜與朱玉立，於前述活動中不厭其煩地協助我處理技術與行政層面的問題，朱玉立且排除萬難地擔任此書發排、編輯與校對的主要工作。特此一併申謝。

另外一些國內外的朋友，也在部份論文的研究或寫作過程中提供資料索引、批判角度、或情感支援上的重要協助：Fran Markowitz（以色列Ben-Gurion大學）、Peter Jackson（國立澳洲大學）、Judith Halberstam（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Sue-Ellen Case（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Gayatri Gopinath（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Fran Martin（澳洲墨爾本大學）、Chandan Reddy（哥倫比亞大學）、Neil Garcia（菲律賓大學）、Sara Friedman（哈佛大學）、Teri Silvio（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蔡柏貞（芝加哥大學）、呂欣怡（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紀大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Amie Parry（交通大學）、劉紀蕙（交通大學）、陳光興（清華大學）、劉人鵬（清華大學）、傅大為（清華大學）、張維安（清華大學）、張月琴（清華大學）、徐正光（中央研究院）、莊英章（中央研究院）、胡臺麗（中央研究院）、何翠萍（中央研究院）、張茂桂（中央研究院）、單德興（中央研究院）、張小虹（臺灣大學）、朱偉誠（臺灣大學）、劉亮雅（臺灣大學）、吳嘉苓（臺灣大學）、張玨（臺灣大學）、畢恆達（臺灣大學）、徐佐銘（淡江大學）、林芳玫（政治大學）、與陳慧馨（政治大學）。

某些目前非學術圈內的朋友也曾在部份論文的寫作與此書的編輯過程中提供協助：王蘋（臺灣性別人權協會）、倪家珍（臺灣性別人權協會）、賴正哲（晶晶書店）、于佩君、陳黎君、陳雪、蕭文采、簡家欣、張喬婷、許幼如、杜歆穎、劉培英、丁屏生、與陳迺于。其中，我要特別感謝于佩君近十年來對我的肯定與情感支援，及編寫此書的焦慮過程中陳迺于對我的忍耐與理解。

此書第三章與第五章最初以英文寫作形式發表於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兩份國際學術期刊中，翻譯者為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張玉芬、及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張志偉，特此申謝。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所有同志與流亡研究的受訪者。只有部份受訪者的訪談記錄收於這些論文中，且基於身份保護的因素，這些人士無法以本名出現。對此，我只能表示遺憾，並希望我並沒有為求理論與架構之完整，而在寫作過程中過度曲解她／他們複雜多元的生命經驗──雖然，後現代民族誌寫作與論述者在過去三十年中，也不斷提醒我們「透明的再現」(transparent representation)不論就理論抑或實踐的層次上，都是不可能達成的。但我相信「互動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是田野與質性研究的倫理與認識論基礎，我的性別認同、性角色身份、及階級、族群與學術訓練的背景必然地塑模並侷限了我的觀察方式和分析角度，但在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中，對方也重塑了我的主體性，並不斷挑戰我既存的視野。就這個角度而言，這本論文集是她／他們與我的集體產物。但當然，一切不當與疏失之處，都是我的責任。

部份受訪者於接受我的訪談後身亡。在此祭上我的悼念。

最後，我將這本書獻給所有戰後臺灣社會中，於各種性／別、階級、與族群分類與規範網絡中流亡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