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我们正在创造新的性／别文化

何春蕤

从教育部到内政部，政府的部门似乎突然对性别的议题有了兴趣，也终于编列了预算，通过了法令，召集了专家学者，下达了各项研习训练的要求，开动了所谓两性平等教育、性侵害防治教育、性教育的火车头。

对努力多年的妇运和教改人士而言，这是喜讯，也是前景。但是接下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焦心的、具体的、实务的问题：什麽才是可用的教材？如何才能迅速的创造合用的师资？怎麽样才能宣导并普及两性平权的理念？

在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把理念“落实”为政策或教材，也不是如何从边缘战斗到体制内改革。更重要的是，新的社会文化局面，新的缝隙和空间，都具体的考验着我们对“平等”、“性别”、“性”、“教育”等等基本理念的构想；这个新的机会也因此迫使我们摊开手中所有的牌，暴露我们对权力的根本欲望和动机：

在我们同意追求性别平权的同时，有哪些（世代、阶级、族群、文化、性偏好）不平等，是我们默许而且巩固的？倒底我们的“平等”包含了什麽内容？

我们对所谓“两性”平权的想象，倒底假设了什麽样“正确的”“两性”性别角色分配？这种性别角色规范预先排挤了性、性别方面的哪些表现和流动？

我们的“性”教育倒底要教出什麽样的性主体？对现有的性主体采取什麽样的暴力和限制？对性的历史、文化、社会、权力面向有何认识？

我们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改变哪些方面，不会改变哪些基本的架构？为什麽有此偏颇选择？其中包含了什麽样的权力考量？

正是在这样的反省中，我们写下了《性／别校园》，因为我们在初初萌芽的所谓两性平等教育、性侵害防治教育、性教育（以上暂时统称“性别教育”）中看见了令我们忧心的征兆。

首先，现行由官方推动的性别教育愈来愈象一般的“政令宣导”。

你知道什麽叫政令宣导吧！就是，由中央或地方的上级单位来规划目标，决定方向，制定教材，创建处理模式，收集人才网络，然后层层级级向下交由基层的学校教师按旨遵行，完成业绩。在这样的决策阶层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权责都没有改变，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源头也没变，基层老师们只是多了一个工作，多了几次被训话的机会而已。这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单向的权力关系，上级政府官僚的性别意识和改革动力，就主导了性别教育的幅度和深度；校园中掌权的主流行政人员就决定了性别教育的工程要落到哪些人的肩上，性别教育的功劳要落到哪些人的考绩上。

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新形式的政令宣导，那就是由各种所谓两性专家、公卫学者、和医生们透过各种管道和媒体所提出的性别教悔。这种新的政令宣导所使用的语言是“两性平权”、“专业研究”、“正确知识”、以及各种民调统计数据，可是它们簇拥着的却仍然是纯净高超的道德呼吁。这些专家学者在官方推动两性教育的浪潮上一领风骚，成为权威，口中虽然也高喊着“平权”和“多元”，鼓吹着“包容”和“开明”，但是面对就在眼前的多元异己异类时，却迅速的表现出充满保留态度的忧心忡忡，甚至是最古板、最缺乏反省的谴责教训。

不管是那些对性别意识茫然的官僚，或是被他们仰仗的两性专家和公卫学者，你都注意到，他们的发言位置和运行时的考量，好象和过去最呆板的教育没什麽两样，都是不断的重复训示，单向灌输一些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做人原则而已──只不过现在其中多了一些和性别相关的专业字眼。而你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中清楚的读到了教条的、保守的、权威的声调。“性别”、“性”只是最新的口号和咒语，用来掩盖专业统治的野心。

更明确的说，这种所谓的新政策从来就不是从学生、从青少年的角度出发来想“教育”，从来就不是从已经脱出性别常轨的畸零主体身上出发来想“性别”和“性”，从来就不是用复杂的、流动的、彻底的多向思考来想“平等”的意义，而总是忧心的、教条的、权威的灌输一些巩固校园整体秩序的规划──只不过常常提起“性别”作为正义的根基而已。显然，政令宣导式的“性别”、“性”、“平等”、“教育”大概不见得会挑战到性／别的不平等结构，但是却很有可能巩固现有的师生不平权，校园不平权。

好在的是，作为政令宣导，作为上行下效的照本宣科，这样的性别教育也注定会成为另一个行礼如仪的制度化活动，另一个在考试和死记中被人遗忘的课目。因为，在政令宣导中成长的老师和学生早就知道要如何阳奉阴违。

这种政令宣导式的教育旧瓶或许也企图想要装点新酒，遗撼的是，现行的性别教育愈来愈象另一次“心灵改革”。

你还记得过去一连串既热情又快速僵化的心灵改革运动吧！象是早期的“新生活运动”、“你丢我捡运动”、“交通礼让运动”、以及最近一些政客不断谄媚覆诵的“心灵改革运动”。这些运动都提出了一些感人的口号，动人的异象，但是它们的影响和效用也止于此，三分钟热度的情绪过了之后，结构依旧，人格依旧，问题依旧。此刻，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一批又一批的性别教育的阅读和研讨材料，就会发现其中最常见的字眼还是那些听来温暖但是既抽象又玄虚的“尊重”、“和谐”、“责任”等等。这些字眼老早就在前一阶段的各种心灵改革运动中高喊过，推崇过，但是到头来还是在街角翻滚的纸屑中淹没。

心灵改革式的运动之所以总是情绪多，实质少，效应浅，正是因为它们只想从个人的内心出发，用自制和自责来“调适”个人，以接受现有的（不平等的、呆板僵化的、以局限取代开拓的）社会条件和安排。这样的“改革”，想改变的是主体对现实的不满感受，想革除的是主体想象不同现实的能力。而心灵改革式的性别教育只会在充满性别字汇的语言中，继续叫学生做乖乖小孩、继续叫他们禁欲、继续叫他们做好男好女的社会栋梁──也就是继续承担成人的宰制，继续忍受情欲的枯竭，继续顺服既有的性别安排。

偶尔读到一些充满女性主义字样的两性平等教育论述，好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熟悉的性别怨忿和义愤控诉。她们在面对校园中各种问题时，即使提出对整体教育的正义批判，也看不到什麽溢出既有权力架构、动摇校园规范、挑战主流道德的新实践，虽然大谈平等，现有的校园异类主体还是被另眼看待：青少年还是被视为不成熟而冲动、青涩恋情还是有碍学业的、性行为还是要全力阻止的、青少年的各种校外活动还是可疑的、青少年的午夜宵禁还是必须的、教师及学生的前卫表现还是令人忧心的。追根究底，这些两性平等教育论述的强烈关切，终究导入了平乱保序的道德纠察队。

如果性别教育只能发展成政令宣导或心灵改革（道德重整），那也就只是另一场无事忙而已。但是，性别教育打开的闸门内，已有许多跃跃欲试的灵魂，各个校园中已经存在着在性／别表现上肯定自我、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教师主体，他／她们或许在人数上还是少数，在年龄上是弱势，在衣着上不正经八百，在性／别上看来“不称职”；但是他／她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是支持多于权威，欣赏多于厌恶的，面对行政官僚时则是毫不退让，挑战十足的。这些“异数”早已用自己的生活言行来戳漏既有的性别体制，即使在性别教育的官方列车上没有座位，她／他们仍然伺机出击，既不乖乖听命，也不顺从主流，反而形成性别教育场域中的“变量”，使官僚们头痛，使同僚们妒恨。然而，她／他们的热情感染能力却是崭新的性／别教育的先锋。

不管两性平等教育、性侵害防治教育、性教育摆出何种开明多元的形象，此刻，它们的自吹自擂都必须遭受这些畸零主体的考验。因为那些在性／别上颇为异类的校园（教师及学生）主体，已开始发出愈来愈明确的质疑，展开愈来愈高昂的自信。这些异类将会在现有的性别教育趋势中得到什麽样的对待和处理，其实就已暴露出自命进步的教育政策的底线和伪善。

换句话说，教育的改革或更新，有多少诚意，有多么彻底，从不在于乖乖的、主流的学生和老师能再得到多少资源，能再多上几层楼，而在于校园中的异类、特立独行者能得到多少肯定和自主，能分享多少资源和自由。 校园中已经有无数的学生和老师在性别角色和身体情欲上，创造了她／他们多元和流动的生活。此刻，不管教育方针将如何改朝换代，不管新的两性教育和性教育会沈淀成什麽样的教育效应，这些异类的老师和学生将继续以她／他们的身体活动来创造新的性／别文化，打造新的性／别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