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收集了过去三年中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中发表的七篇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可大致区分为“同志与性／别研究”及“国家权力与流亡研究”两个面向。贯穿这两个面向的主旨，为战后台湾数类主流与非主流的性／别政治(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如何透过主体的身体展演(bodily performance)与公领域中的论述生产，以建构个人与集体的认同、重划公／私领域的界分、并与国家权力(state power)对话。透过这些研究，我也试图重新审视战后台湾社会中有关性、性别、社会阶级、象征资本、与族群的分类及建构原则。

此书书名采自第七章的主标题＜戴着草帽到处旅行＞。虽然那篇论文的核心议题主要环绕于四○年代末期流亡来台中国女性的生命史与回忆的叙事性，但我以为这个标题相当适切地标示了我历来研究的主要关怀：於战后台湾社会中，在性、性别、阶级与族群的分类与规范系统之中，或主动选择、或被迫在社会机制内不断流亡的人士之生命经验、她／他们的文化认同形塑历程、不论意识地或非意识地抗争社会正统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行动、与这些行动所可能隐含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本书所讨论的“文化流亡者”包括：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罗织为“匪谍”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s)、其后三十年中出入台北新公园等公共空间以寻觅性伴侣，并随时可能面对警察临检而被控“风化罪”的男同性恋者、六○至七○年代在冷战结构“美军文化”脉络中，寻得聚会与交友场地的战后第一代女同性恋者、八○年代中末期起，因“T吧”（女同性恋酒吧）之兴，而得以展演身体与性／别认同的劳工阶层兼大都会新兴移民的“T”（“阳刚的”女同性恋者在台湾的通称）与“婆”（“T之老婆”）、解严前后以自身裸体为公民权力施展场域的视觉艺术与政治界女性、九○年代起肯定自我性／别认同，并介入以台北市为核心场域之“同志平权运动”的大专院校“同志”、1949年左右因国共内战避难来台，并积极参与国府重建市民社会与国族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作者、同期迁台的“第一代外省女性”、及父兄于此时期左右因政治事件入罪的“本省”女性。

本书前三章探究战后至当代台湾社会中有关性异议者(sexual alternatives)的认同形成、及相对应的文化与社会霸权机制的运作原则。第一章＜看不见的权力＞分析战后至当代台湾社会中，有关性异议者的媒体论述，并据以探究既存文化霸权的运作机制。此论文针对的性异议者论述为“男男同性”“性犯罪”与“风化案”的相关法槼与媒体报导，据以检验的文化机制为“异性恋霸权”的意识形态、及“恐同症”(homophobia)的心理与象征操作法则。

九○年代中期起，台湾出现以台北大都会为主要政治展演场域的第一波同性恋平权运动（或称“同志运动”）。当过去於公、私领域中，由于非正统性／别取向而被压制或噤声的运动成员，必须进入公共空间以参与政治活动并争取公民权利时，不能回避的便是所谓的“现身”(coming out)问题。第二章＜面具与真实＞以此运动初期的部份参与者口访数据为本，探究“现身”对同志认同形成的意义，并借以思索一般社会运动参与者之身体展演所可能涉及的现象学与认识论建构基础。

九○年代固然目睹了同志运动之兴、及酷儿(queer)论述学术化与公共化的可能，但运动与论述生产的参与者在将同性恋去污名化的过程中，却又往往再生产了社会既存的城乡与阶级的区隔和歧视。因而这个过程基本上排除（甚且被再度污名化）了非大都会、非学术菁英、与不符合中产阶级美学与礼仪的性异议者。第三章＜不分火箭到月球＞以八○年代中期起於T吧创建人群链接的劳工阶级“T”的田野数据为本，兼分析当代台湾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的论述与运动模式，指出后者“内在殖民”的倾向，并申论表面上看来全球化的性文化生产机制於冷战后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发展形式，并据以检讨所谓“全球化”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意义。

回应前三章有关同志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关怀，第四章＜台湾同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出发，分析九○年代以降台湾相关研究的七十余篇学术论文，并提出“局部的全球观点”、“去洁净化”、“阶级化”的建议。

自第五章起，分析重点逐渐移至性与性别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展现场域中的实践及再现。第五章＜谁是三级片皇後？＞分析解严前后公领域中与视觉再现相关的法槼与媒体再现，讨论女体与国家权力间的互相辩证关系，认为解严後将女体与色情相关规范逐步转移至技术分类的思惟，虽然表面上遵循了“媒体民主化”的趋势，但实质上却为新形式国家霸权展现的产物。

解严後对国家权力的思索方式多采二元对立原则，暗示或明示解严的行动解放了过去半世纪被压抑的各类社经力量，且往往设置国家权力运作形式的转变也呼应了“族群”关系的转化。如此的思惟很可能忽视了历史与政治逻辑的连续性，及建构国家权力与国族认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第六章＜国族想象的权力逻辑＞借由分析1949年左右来台之军中人员与文化工作者的叙事、回忆与文化政策，以阐释五○年代国家权力、文化资本、与流亡公民认同间的互相建构关系。此章并申论流亡来台的国府政权如何创造“领袖”与“全国军民”的全面认同模式，并又如何援引美苏冷战结构中的关键话语，以遂行其国家权力、并造就集体认同；而这集体认同的形式又如何与汉人性别与亲属意识形态结合，并透过幻想性地观视异性恋的女性裸体，以同时再现“国族敌人”（“共匪”）的罪恶与（民主的）资本主义运作逻辑。

延续第六章的理论架构，第七章＜戴着草帽到处旅行＞分析今日所谓“第一代外省女性”的来台经验与回忆，并对照男性与部份非“外省”族群女性的田野数据，认为战争流亡的经验就女性而言，仍须被女性生殖力的身体经验所化解并诠释，且女性生殖经验於当代正统汉人社会中可跨越族群之分类架构，形塑一特定的集体认同基础。

致 谢

没有一个学术研究可凭研究者一人之力达成。因此，我也希望借由出版这本论文集的机会，公开感谢以下学术机构与朋友们过去四年中对我的协助与支持。

首先，有关五○年代国家权力与流亡经验的研究，获88-89、90-91学年两次国科会社会科学学门的二年度研究计画补助（计画编号分别为：NSC89-2412-H-029-004与NSC89-2412-H-029-020）。其间，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班曾薰慧、吴复华、孙蕙兰、李尉慈、吕秀玲、陈柏蓁、洪菁惠、张志伟诸同学於担任计画助理期间，代我搜集与整理部份相关文献与访谈数据，曾薰慧、陈柏蓁、与洪菁惠并热情与我分享研究心得及生命经验。东华大学族群与文化关系研究所吴明季同学虽未直接参与此二计画案，但过去三年她持续与我分享有关花莲开发队退伍老兵的田野研究心得，使我对族群、阶级与流亡的理解更加深入。台湾大学旁二手书店“小高的店”店长高志成先生于过去三年中，提供了相当多极宝贵的文献数据与秘密文件。没有这些朋友的热心协助，本书六、七两章永无法以当前的形式写竣。

对一个新进的研究者而言，优质的教学与工作环境亦无可或缺。因此，我衷心感谢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所有同仁过去三年半中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我特别感谢陈介玄与杨开云两位同仁对我个性的理解体贴与对我研究的肯定。1999年初过世的林松龄老师，生前对我的鼓励尤大，尤难或忘。系办四位秘书与助教李秀金、陈妙姿、唐瑞芬、与陈锹铃更无时不提供行政方面的协助及情感上的支持，至为感激。

此书中与同志研究相关的前四章，为我博士论文完成后的延伸研究成果，并在未申请国科会计画补助的状况下完成。有些非常重要的朋友，或刺激、或鼓励我将之完成。由于进行同志实证研究某些实际层面的困难与压力，如果不是她／他们数年来的积极支持，或许我会中途放弃亦未可知。一定要感谢的是中央大学英文系与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我在台湾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性、性意识及身体建构＞（未收于此论文集中）便是在1996年夏甫回国之际，于她所主办的第一届“性教育．性学．性别暨同性恋研究”研讨会（通称“四性研讨会”）中发表。其后我也应她之邀，参与了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或协办的数场学术讨论会，包括“四性研讨会”、“学术、校园、性”座谈会、“性别坏份子”座谈会、与“性／别政治”超薄型研讨会等等。部份收于此书中的论文初稿，若非她所提供的这些非常Queer的学术场域，必无法写竣，更遑论发表之可能。当然，性／别研究室其他成员，丁乃非、甯应斌、林文淇、与李振亚，也持续地鼓励与支持我这方面的研究。研究室先后两位助理，李宜静与朱玉立，于前述活动中不厌其烦地协助我处理技术与行政层面的问题，朱玉立且排除万难地担任此书发排、编辑与校对的主要工作。特此一并申谢。

另外一些国内外的朋友，也在部份论文的研究或写作过程中提供数据索引、批判角度、或情感支持上的重要协助：Fran Markowitz（以色列Ben-Gurion大学）、Peter Jackson（国立澳洲大学）、Judith Halberstam（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Sue-Ellen Case（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Gayatri Gopinath（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Fran Martin（澳洲墨尔本大学）、Chandan Reddy（哥伦比亚大学）、Neil Garcia（菲律宾大学）、Sara Friedman（哈佛大学）、Teri Silvio（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蔡柏贞（芝加哥大学）、吕欣怡（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纪大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Amie Parry（交通大学）、刘纪蕙（交通大学）、陈光兴（清华大学）、刘人鹏（清华大学）、傅大为（清华大学）、张维安（清华大学）、张月琴（清华大学）、徐正光（中央研究院）、庄英章（中央研究院）、胡台丽（中央研究院）、何翠萍（中央研究院）、张茂桂（中央研究院）、单德兴（中央研究院）、张小虹（台湾大学）、朱伟诚（台湾大学）、刘亮雅（台湾大学）、吴嘉苓（台湾大学）、张珏（台湾大学）、毕恒达（台湾大学）、徐佐铭（淡江大学）、林芳玫（政治大学）、与陈慧馨（政治大学）。

某些当前非学术圈内的朋友也曾在部份论文的写作与此书的编辑过程中提供协助：王苹（台湾性别人权协会）、倪家珍（台湾性别人权协会）、赖正哲（晶晶书店）、于佩君、陈黎君、陈雪、萧文采、简家欣、张乔婷、许幼如、杜歆颖、刘培英、丁屏生、与陈乃于。其中，我要特别感谢于佩君近十年来对我的肯定与情感支持，及编写此书的焦虑过程中陈乃于对我的忍耐与理解。

此书第三章与第五章最初以英文写作形式发表於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两份国际学术期刊中，翻译者为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张玉芬、及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张志伟，特此申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所有同志与流亡研究的受访者。只有部份受访者的访谈记录收於这些论文中，且基于身分保护的因素，这些人士无法以本名出现。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撼，并希望我并没有为求理论与架构之完整，而在写作过程中过度曲解她／他们复杂多元的生命经验──虽然，后现代民族志写作与论述者在过去三十年中，也不断提醒我们“透明的再现”(transparent representation)不论就理论抑或实践的层次上，都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我相信“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是田野与质性研究的伦理与认识论基础，我的性别认同、性角色身分、及阶级、族群与学术训练的背景必然地塑模并局限了我的观察方式和分析角度，但在与受访者交互的过程中，对方也重塑了我的主体性，并不断挑战我既存的视野。就这个角度而言，这本论文集是她／他们与我的集体产物。但当然，一切不当与疏失之处，都是我的责任。

部份受访者於接受我的访谈后身亡。在此祭上我的悼念。

最后，我将这本书献给所有战后台湾社会中，於各种性／别、阶级、与族群分类与规范网络中流亡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