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收集的论文绝大部份都是1997年台北公娼抗争带动台湾社会重新思考性工作之后成形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田野描述或理论思辨上，这些论文都和前一代把卖淫当成社会偏差行为的倡妓研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立论眼界和自觉的发言位置。

这篇序文想要做的，并不是重述这些论文的具体研究成果──它们各自的洞见需要读者亲自领会。我希望做的，反倒是补充介绍另外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毕竟，当倡妓研究聚焦於从倡者的家庭背景、生活情境、工作状况等等的时候，从倡者总是被抽取知识的对象，因而也是权力操作的对象。即使这样的焦点关注有可能因着研究者的研究观点和立场取舍而形成不一样的效应，然而它却也使得从倡者持续被问题化，被当成需要被研究的对象，更严重的是，它使得和性工作紧密相关的另一种主体隐而不现──那些积极发动并督促扫黄废娼的人士。

换句话说，台湾学术界过去探讨的焦点总是集中于“为什麽有人要从事卖淫”。常常有人探讨从娼或从良的历史社会成因，但是却鲜少有人探讨“为什麽有人要从事废娼扫黄”。

因此，掉转头来的性工作研究首先就想要问：是在什麽样特别的历史条件之下，牵涉到哪些特定权力的操作，透过哪些主体的焦虑动员，以致于：性工作／卖淫被呈现为全体民众都应该急切处理的共同问题，扫黄废娼变成可以动员社会力的议题，官方可以制定严厉的公共政策把积极扫除性工作当成维系社会生存的重要行动。……

（全文六千字，详见《性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