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許純美現象」的布赫迪厄式思考 （註 1）
◎林毓凱
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布赫迪厄論電視》一書。書中指出新聞報導作為一個社會場域，是如何透過收視率的作用和商業邏輯的運作而成為一個他律性的（hétéronome）場域，但本身就作為一種場域結構的新聞媒體，又會反過來支配其他的社會場域。這個觀點若放在台灣的脈絡下思考，似乎頗有幾分道理，近日的「許純美現象」不就是媒體收視率競爭下的結果麼？其所造成的高收視率不就是民眾受控於新聞媒體的最佳例證麼？而我們是否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將新聞報導和閱聽大眾理解成一種共謀關係呢？
不過，（我這樣）將布赫迪厄對於新聞報導場域的分析作為解釋許純美現象的直接推論，似乎有理解上的片面之嫌。因為，對於布赫迪厄的社會理論而言，若許純美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背後必定隱含了一系列的內在關係，而只有分析這個關係系統，才能瞭解這個現象是怎麼運作起來的。（Bonnewitz, 1997：53）因此，上述的說法雖然解釋了「許純美」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現象」，卻還沒有解釋許純美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內在運作邏輯。
這也就是說，若要理解許純美現象背後所隱含的社會運作邏輯，必須從社會的結構面著手。由於布赫迪厄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是以「場域」（champs）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因此，對於社會現象的分析也應該以場域作為切入點，才能理解其內在的運作關係。因此，透過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或許可以解釋「許純美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運作內涵。不過，在我們以場域理論解釋許純美現象之前，有必要先釐清關於社會場域的概念。布赫迪厄解釋到：
場域是一個受到結構的社會空間，一個力場。它其中有宰制者和被宰制者，也有持續的、恆常的不平等關係在內部運作。場域也是一個鬥爭場，鬥爭的目標是改變或保存這個力量。鬥爭的目標是改變或保存這個力量。在這個小世界裡，每個人運用他所有的（相對）力量和其他人競爭，這個力量也決定他在場域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來的策略。（Bourdieu, 1994：60）
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同一個場域內，社會施為者（agent）（布赫迪厄「個人」的概念）會為了場域內部的利益和權力彼此鬥爭，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攻擊對手，以提升社會施為者本身在場域內的相對權力位置。施為者之間的競爭是透過其所擁有的相對力量進行，而這種競爭的力量，其實就是布赫迪厄所謂的「資本」。
但資本和場域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布赫迪厄在解釋場域的另一個比喻中有更清楚的說明：
我們可以把場域比喻做一場遊戲（jeu）……參與者陷入遊戲當中，他們之間激烈的對立，是因為他們都有一致由衷的信仰（doxa）──這個遊戲及其爭奪點的真實性及其可能的獲利……他們競爭和衝突的根源，就在這個一致相信的默契上。他們也有王牌，但其效力因遊戲而異：就像不同牌的大小是隨著遊戲的變化而變化的，不同種資本（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象徵的資本）的優先順序，也因場域的變化而有所不同。（Bourdieu, 1992：135）
從這裡可以得知，資本的累積決定著社會施為者在場域內權力位置的高低，因而表現為每個社會施為者都迫切追尋的（象徵或實質的）資產。不過，由於每個場域都有其特殊的利害關係，不同的社會資本在不同的場域內會有效力的差別，這同時意味著，社會施為者可能在試圖改變場域內部權力關係的過程中，貶低對手力量來源的某類資本，也就是說，社會施為者可以藉由資本的操作（投資、宣揚、或毀壞的策略）達到改變或保存場域原有的權力關係。
根據這些概念，我們再把問題拉回近日的「許純美現象」，就能理解許純美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到底是如何運作的。許純美最特別的一點，就是她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各種場域（電視人物、演藝圈、新聞報導等）中的權力主導位置，但她又非彼場域中原先的專業人士。（當然，這些位置的突然取得並不是資本累積總量的絕對成果，結構性的支撐也扮演了很大的因素，譬如：商業取向的結構因素。）
我們以許純美在演藝圈的發展為例。演藝圈作為一種場域，象徵資本（知名度、禮遇等）很重要，其次才是文化、社會資本。而許純美進入演藝圈時，本身就已經是高知名度的話題女王，這樣一個擁有雄厚象徵資本的身份，當然容易在演藝圈崛起；再加上綜藝節目（而不只是新聞媒體的）商業結構性的支撐，加強了這種場域性的資本效力：讓許純美的知名度帶來更多的知名度（更多發言空間、更多新聞版面），而高知名度又帶來豐厚的禮遇（史無前例的價碼），史無前例的價碼係回頭來提升知名度。這種場域與結構的共構關係，就是讓許純美紅透半邊天的原因。
不過，場域內部權力關係的改變是相對的，甲位置的提高相對的是乙位置的降低，同樣作為社會施為者的新舊藝人，她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又是如何運作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只要把握布赫迪厄的兩個概念方可解決。第一，競爭只有兩種型態：要不就是保存現有場域的權力關係，要不就是挑戰這個權力關係；第二，競爭的手段乃是透過各種資本的操作，不同的資本在不同的場域則有不同的效力。
我們以許純美和其它藝人的互動來理解演藝場域內部的競爭關係。當許純美開始公開比較自己與其他藝人（蕭薔、如花等）的通告費用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挑戰演藝圈現有的場域權力關係了，因為，當許純美說明自己的象徵資本（禮遇等）比蕭薔來得高，也就是宣告自己在演藝圈場域內的權力比蕭薔來得大，因而佔有象徵性的宰制地位。當然，許純美對於權力現狀的挑戰，相對的就是蕭薔對於權力現況的保衛戰，而由於許純美不斷地強調自己出身「上流」（代表一種文化資本），蕭薔因此針對這點在一次媒體訪問中批評：「所謂的『上流』和『不入流』還是有很大的區別。」而這句話顯然是在攻擊許純美的文化資本，原本作為演藝圈明星（宰制地位象徵）的蕭薔在面對新人（相對的被宰制者）許純美的強力叩關，也不得不展開攻擊，以確保她在演藝圈的相對權力位置。布赫迪厄觀點下的場域與資本間的辯證關係也在此展露無疑。
我們接著分析許純美在新聞報導場域的發展。不過，想必有人會質疑這句話的正確性，因為，許多人根本地認為許純美只是新聞媒體控制下的可憐玩偶，稱不上有自主和選擇；再者，制度化形式的和語言的文化資本（譬如說學歷和咬字清晰）是新聞界裡相當重要的場域性資本，經濟資本不但不是重要的，甚至是具有污名傾向的資本類別，然而，許純美在各方面似乎完全不達標準，何來發展可言？然而，當超視主動邀請許純美作新聞主播後 （註 2），上述的疑慮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只要超視播出節目，許純美就實實在在地佔了新聞界的一個位置，而這個位置就整個新聞場域而言，是相對上佔宰制權力的位置。
然而，完全沒有新聞場域性資本的許純美，卻可以在新聞場域佔得一席之地，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容易傾向這個解釋：新聞媒體是為了收視率，才讓許純美有此機會當主播和新聞評論員，而這其實是一種媒體的商業結構性束縛。這句話雖然不能說是錯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卻隱含了另一種解釋：許純美（無論是刻意還是恰好）藉著媒體結構性的束縛，在那麼短的時間內，重新分配了新聞界中資本和場域的權力關係，讓制度化的和語言的文化資本足無輕重，讓象徵性的資本轉化為新聞界運作的關鍵。也就是說，就是因為這種結構性的束縛，讓新聞媒體反過來影響自身的場域結構和權力關係，因此，這種結構性束縛並不是一種僵化的綑綁，而也有可能藉由社會施為者的相互作用，讓束縛促成一種改變場域的力量。
事實上，連布赫迪厄自己也說，「場域」本身就是一個複雜難解的概念，因此，要理解場域理論所有面向的概念與界定，也只能在具體的、實際的研究中使用、並理解它們（Bourdieu, 1992：142）。故而，本文以布赫迪厄的社會學作為分析基礎，將討論著重在分析、認知社會事實，並以許純美現象為實際分析對象，探討許純美作為一位施為者是如何在不同的場域與其他施為者結構性地運作。本文也強調，商業的邏輯固然滲入許多不同的場域結構，但滲透本身並未造成場域結構的改變，而是社會施為者對於權力的主動爭取與積極參與，才使商業邏輯這種結構性因素得以改變場域內部的權力分配。易言之，改變場域內部權力關係的決定因素不僅在於其結構性的束縛（例如商業邏輯的滲透），而也在於社會施為者之間的主動競爭、衝突、與碰撞。因此，若說許純美現象乃是媒體收視率競爭下的純粹後果──即使在很大部分上是對的──恐怕不是完整的解釋，因為那真正促成社會結構改變的社會施為者（即便有其結構性的限制）在此消失怠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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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修定後刊出。
2.超視在各界的施壓下，將許純美原本當主播的位置改成新聞評論員，雖然不比主播，不過，就新聞界整體而言，新聞評論員仍然佔有相當的宰制地位。
參考書目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著）（1992）。《實踐與反思》（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中版社。
包亞明（主編）。《布爾迪厄訪談錄》（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赫迪厄（著）（1994）。《布赫迪厄論電視》（林志明譯）。台北：麥田。
朋尼維茲（著）（1997）。《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