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ki
這是一份草稿。與其說想要表達什麼，不如說更像一份讀書計劃。
和住在東京的朋友聊到了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 1867）這件事。朋友的日本友人說，台灣的歷史教本似乎太簡化了明治維新的過程，把日本的現代化歸功於單一的歷史事件。日本友人繼續說，其實在那過程之中，有著各方人馬、各種立場的角力。支持大政奉還（還政於天皇）的大名（daimyo，即各地的藩主）並不見得是因為種種亮麗的理由而支持還政，反而是，例如，因為反對幕府將軍（shogun）的開港而起的。同樣的，反對大政奉還的人，也有是因為支持幕府開港而然。弔詭的是，或許開港的一方（幕府）對於日本的現代化比較有貢獻…… 然而這樣複雜的歷史面向，卻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中簡單一筆帶過了。
這種對歷史的單一、簡化觀點，同樣也表現在從小受台灣教育的我們，對日本的許多迷思上。典型的表現之一，當屬天下出版社的《發現台灣》。這本當年被楊照在《異議筆記》批得一無是處的書（楊舉例說明《發現》一書的史觀顛倒錯亂），這幾個月竟又赫然出現在便利商店的書架上。這套書的突然重出水面，是不是有什麼隱喻性的意義在裡面不得而知。我想說的是《發現》一書純然再現了過往教科書的歷史觀點，並將之放大，即提出「日本能，為什麼中國不能？」這樣的問題（請注意我加粗體強調的部份）。
隨著近年來台灣對「那個加了粗體強調的部份」有了各種繁雜（如果不是新奇）的說法，這樣的問題似乎少有人再問了。然而，某些印記或許還是存在的。例如「日本經歷明治維新之後，一躍成為世界大國」這樣的說法，便是最好的例子。
事實上歷史的過程是緩慢而複雜的。在單一事件改變歷史進程（更準確的說法是為未來的歷史發展設定了格局；「改變歷史的進程」假設了「如果事件A沒有發生，那麼歷史會怎麼改變？」這種可以問、卻無意義的命題）的背後，其實有著各種條件的配合。而那些條件，同樣有著其生成的背景－－簡單地說，它們也是複雜的歷史本身。雖然不是每一個子事件都必然造成單一事件的推動（這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子事件如同蝴蝶效應般有局部性，不是每一個子事件的局部變化最後都必然影響整體；另一個問題則是「單一事件」是如何被認定，而進入了主導論述和歷史記憶中），但忽略了這些常被我們說是「背景」的東西，卻一定導致我們對歷史思考的嚴重侷限和盲點，甚至是問錯了問題而不自覺。
在日朋友，和他的日本友人，在交談的過程中，也相對地提出了一個問題：「那為什麼中國從一個文明大國，落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模樣？」（請再次注意我加粗的部份）。我問日本友人，是怎麼有這樣的問題的？友人說，是日本中小學時代的歷史課本這樣寫的。我再追問，課本真的這麼寫？友人用英文的回答，「並不是逐字句這麼寫的，應該這麼說，以前歷史課本有讀到，日本因為中英戰爭〔鴉片戰爭，1839〕而發現了中國的虛弱，因此而有後來的日中戰爭〔甲午戰爭，1894-1895〕，所以我開始好奇：中國是怎麼變虛弱的？」
這個時候我們都想起了黃仁宇的書（《萬曆十五年》，英文翻成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日文譯作《萬曆十五年：歷史的悲劇》）。《萬》一書捨棄了教科書那種道德批判式的「好人－壞人」二分法，也不把重點放在敘事式的描述（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之後又發生了什麼），而是從制度及結構面的考察，探究這一個看似無事（所以才有英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的一年，對其後歷史進程的影響。
高中時代第一次讀的書，竟然也是這麼久以前的事了。後來的求學過程中，慢慢知道了黃的書上裝載了哪些歷史研究流派和思想的印記（例如年鑑學派的經濟史學，恐怕是最明顯的吧？），也比較明白為什麼當年大家一頭熱地閱讀（或者崇拜？）他的每一本著作時，他仍會被人批評不夠精確、史觀粗糙，或甚至是「仍然是從單一的中國史觀點看待歷史」以及「對台灣的歷史啟發沒有幫助」。後面這兩句話並不真的是從哪本書裡摘下來的，只是我那時候的模糊印象（請原諒我那時還沒有學過書目學，也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將之整理，大約成為了這兩種說法。而我那時候一直很不明白，為什麼這兩種看法得以成為對黃的批判（尤其是他後來更加通俗的《赫遜河畔讀中國歷史》及《中國大歷史》等等）。台大的劉季倫老師則亦曾撰文為黃的許多立論基礎做出辯護，那時候我同樣不明白那樣的辯護所為何來。現在似乎終於懂一些了，似乎，終於。
只是台灣這些年既然對「那個加了粗體強調的部份」有了各種繁雜（如果不是紛亂或新奇）的說法、定見與想像後，這一切的討論還能不能找到著力點，或者會不會因此而被戴上了什麼樣的帽子，就不得而知了。退一萬步想，「知己知彼」（這是一句好話，同時給出了各種認同的可能性，卻又維持了做為政治語言所需要的各種模糊）總不會是件壞事。
更何況，我們在丟棄那些議題、視那些問題已不再新鮮或與己相關之前，總也得把留在我們身上的印記給整理擦拭一下吧。例如「小」日本這樣的說法，不知遮蔽了多少人對日本的想像。就光是從語言這件事情來說好了，確實現代的日本語有六成左右的詞彙（我只是提個概算值，實際的比例隨算法不同有異，但大抵如此），受到了漢語的影響，使用古漢語的發音。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現代日本語中的漢字詞彙（兩個字以上的構詞），不少都是十九世紀後的新詞彙（neologism），而這些新詞彙，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交，幾乎原封不動地輸入回了中文，而成為現代中文絕不可少的部份（例如這一段所用的「語言」、「現代」、「詞彙」、「世紀」、「輸入」、「基礎」、「形態」、「結構」）？而，就算不是新詞彙，許多以日語造詞法組合而成的詞彙，不也是給我們說中文的人，每日完全無自覺地使用著（「組合」便是一例，「手續」是另一個例子）。而，做為日本語最基礎的和語，似乎仍牢牢地佔據了日文的基底，不受動搖。即便現今的日語輸入了如此大量的英美外來語，這些外來語最後仍是先屈服在日語的語音結構上，而後又被日語的造詞法（形態學，morphology）和句法結構給收服。我們不妨想像長此以往，如果漢語外來詞彙終有一日消失，全被英美外來語給取代，但日文仍然是日文，這樣的可能性，就不難發現，我們對日語其實是有偏見的（「還不是從中文輸入的語言」云云）。
今年對日本來說有兩個特別意義：一個是日俄戰爭（「日露戰爭」）百年，另一個則是江戶（Edo，即現在的東京）開府四百年。我對「日露戰爭」的興趣不大（雖然偶然瞥見有人撰文寫「兒玉源太郎在戰爭中的貢獻」等等的，讓我驚覺了一些事），但是江戶開府四百年應該會是很有意思的題目。畢竟，自德川家康 1603年受封「征夷大將軍」（Seii dai-shogun）、1604年定居於藩地江戶，從此大興建設以降，一直到1867明治維新、遷都（並改名）東京這兩百六十多年是以「江戶時代」稱之，而從一個文獻中的小漁村，經歷四百多年時光流轉，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東京首都圈涵括三千八百萬人口，數不清的交通路線），許多變化，絕不可能只是短時間或單一歷史事件所能促成的。那麼，趁此機會，做一番歷史的考掘和反思，是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