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維波
1979年李登輝任台北市長時執行北投廢娼的政策，時任市議員的陳水扁表示反對，其理由和後來反對陳水扁市長廢除公娼的部份理由相同。不過到了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為何卻開始執行掃黃政策、以致於最終走向全面廢娼的政策呢？而為何陳水扁連任總統後，又開始釋放出「性產業除罪化」的風聲呢？本篇短文就是要簡單地勾勒這些轉變的時代政治背景因素。
陳水扁於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民進黨首次在全台灣的最重要城市與首都執政，企思力求表現，以博得民眾對民進黨政權的好感，特別是要突出民進黨與國民黨在施政與道德形象等各方面的不同差異。
市政府時期的扁政府在凸顯其道德形象以有別於國民黨時，雖然彼時正是李登輝執政的黑金大盛時期，但是由於當時民進黨並沒有取得中央政權，沒有掌握必需的國家機器，因此無法用「打擊黑金」來凸顯其道德性；一直要等到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才可能以「打擊黑金」為主軸來凸顯其道德形象。
在市政府時期的扁政府因此採取了最方便的「掃黃」來凸顯其道德正義形象。事實上，當時全台灣民進黨執政的城市（如台中）也都倣傚台北市政府，以掃黃來建立自身的道德形象。道德形象此時等同於性道德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的掃黃政策乃是訴求台北的中產階級或公教階級。這個階級在後來被視為「泛藍」的死忠選民，在陳水扁連任市長失敗後，一直到陳水扁後來連任總統成功，這個階級都被民進黨形容為「看不起南部或低階層民眾」或「反扁」，因此其實是後來陳水扁與民進黨很不屑的一個階級。不過，陳水扁任台北市長的掃黃時期卻力圖爭取這個階級的選票，諷刺的是，隨著廢娼政策，扁政府卻失去了部份中下階層的民心。
陳水扁的掃黃原本是針對私娼，但是這種利用傳統性道德觀念來建立道德形象的手法也被泛藍的市議員倣傚，甚至更徹底地提出廢除公娼的提案，來迫使陳水扁表態。陳水扁在這個府會鬥爭的過程中估計錯誤（也可能受到幕僚的影響），在後來公娼抗爭之後仍堅持廢娼政策，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廢公娼之前，掃黃的性道德論述沒有遭到抗拒，沒有遭到正當性的挑戰。
將此一時期民進黨人的掃黃廢娼，與後來2004年民進黨政府釋放「性產業除罪化」的政策信息，今昔兩相對比，這個轉變除了性政治的反對運動的因素，還因為民進黨已經從在野角色轉變為治理或管理國家的角色。這個理性治理的角色不但需要平衡性政治的正反利益，更重要的，還要有效維持社會秩序，避免地下性產業與所滋生的社會力量衍生為國家無法掌控的狀態。
在民進黨目前邁向全面執政的這個階段，已經不必像從前缺乏政治實力時需要透過掃黃來建立道德形象；相反的，正因為已經擁有政治實力、被人民視為可能腐敗的核心，比較有效的策略是改用打擊黑金來撇清自己，建立自身的道德形象。更有甚者，道德形象其實也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因為政治人物與政黨的道德形象基本上已經徹底破產，反而，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才是民進黨政權在現階段所必須展示的。由此來看，從掃黃廢娼的政權，轉變到放出「性產業除罪化」風聲的政權，其實是有跡可循，有其時代政治背景的。
（本文乃是根據筆者在2004年5月21日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主辦的「情色工業與倫理思考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所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