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亘良
近年來報章雜誌習慣以「年級」來分類世代，民國七十年出生的是七年級、五十年是五年級、民國六十一年出生的我們稱之為六年一班。「年級」的新意義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是誰在用「年級」分類世代？「年級」有何意義、又建構出什麼樣的認同與效應呢？
「年級」的由來
「年級」ㄧ詞最早出現於公元二千年(民國89年)，在網路「明日報個人新聞台」裡，文字工作者Mimiko等ㄧ群民國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設立「五年級訓導處」逗陣網，寫下他們民國五十年代的童年回憶與成長經驗。他們自稱為「五年級」，泛指民國五十年至五十九年出生的世代。之後，這些網路文章於2001年集結出書《五年級同學會》，其後《五年級青春記事簿》、《BOBO族》、《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等關於「五年級」的故事相繼出版，隨著這股「五年級」熱，漸漸的，人們也開始稱呼民國六十年代出生的為六年級、民國七十年代的為七年級，關於三四與六七年級的年級論也相繼地出現，「年級」遂成為大眾對於「世代」的另一種稱呼。
「年級」的意義
公元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許多民國五十年代(學運世代)的政治人物出頭，象徵了台灣政治經濟與主流文化逐漸被這群人接管；同時，台灣社會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關於台灣本土文化的論述逐漸取代過去以中國、世界為依歸的論述（最明顯的例子如國中小地理歷史課本的改變），本土色彩濃厚的民進黨執政象徵了二十年來本土化過程的高峰。因應政黨輪替的改變，成為社會要角的民國五十年代ㄧ群人需要一套說法，可以跳脫過去「黨國政治時間意識」的論述（如蔣中正時代、蔣經國、李登輝時代），而「五年級」便建構出屬於他們的「社會生活時間意識」（劉維公，2003:45）。
當時已經流行的X世代 (1960~1980年出生)、Y世代、E世代、N世代 (網路世代)、吞世代（註1）等 說法，主要是沿用美國的說法，但是這樣的分法只顯示出部份世界共同經驗的變遷，是報章雜誌與社會報告的用詞，卻無法更細緻更貼切地表現多數台灣人的經驗，多數人也無法深刻體會到XY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在這脈絡中，如陳文灡所言：「『五年級』之所以能夠興風起浪、引人認同，則在於它是個全世界只適用於台灣的本土化名詞。」換句話說，「年級」(特別是五年級)是基於對自身的認同，是一種更本土化、更貼近台灣人生命經驗的用詞（註2），是某種台灣文化經驗的再現。
在這裡須要強調的是，「年級」的出現，並非取代「世代」的用法，有時二者指涉相同，如「吞世代」等於八年級；有時則是結合以表達一個完整的意義，常見如「N世代的七年級生」的說法，「七年級」代表了台灣民國七十年代出生這個成長背景，而「N世代」則是代表網路科技對七年級的影響，二者的結合完整地表達出網路與七年級的複雜關係。因此，「年級」與「世代」有時相互援引，連結了台灣的經驗(七年級)與世界的經驗(網路世代/N世代)，建構或指涉同一族群共同的經驗。
簡言之，「年級論」是因自我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認同的提高，需要一個更貼近這個文化認同與實踐的產物。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劉維公(2003:44)指出：「台灣社會之所以針對『世代』不斷提出論述，是因為既有的論述失去效力，無法充分呈現現今活潑的世代生活面貌。社會原本有一套語意系統——亦即『年齡的語意社會學』… 單調是因為它以『身體的生命成長狀態』(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而非『時代的成長背景』去賦予年齡的社會文化意義。」所以，「年級」與「世代」的論述是嘗試建構一套更貼近「生活世界」的社會語意學——從不同年齡層的時代成長背景、共同享有的集體生活經驗與價值觀念，捕捉不同年齡層對生活的不同認知與實踐方式，突顯出年齡的社會文化意涵 (劉維公，2003:45)。
我是五年級
那樣的年頭出生的小孩，說不上來的靦腆與尷尬，沒有逃難的歲月，卻也稱不上放肆的新人類。(mimiko，2001:9)
在《五年級同學會》的<楔子>中，作者mimiko道盡了許多五年級生的心情。處在上ㄧ代與下ㄧ代二個截然不同價值觀下的夾心餅，從傳統的、效忠國家與黨政治、強調團體與紀律的，到網路的、本土化的、強調個人與自我表現的，五年級生是體驗這些變化與矛盾最深刻的一群。中時記者何榮幸在2001年11月10於《五年級同學會系列座談》中（註3） ，認為五年級「有著新軀體，但在新軀體內住著老靈魂」。他認為由於五年級成長在解嚴的前後五年，使得五年級在社會中有著特殊、過渡性（我加的）的位置。他們體驗過戒嚴前的管制，但比較起三、四年級所歷經的歷史苦難與斷裂，又是稀鬆平常。而對於隨六七年級成長才興起的新事物（從呼叫器手機到網路）充滿著抗拒心理，如mimiko也指出，特別是網路在職場上為這些非網路世代的五年級生帶來了極大壓力。於是在過渡中，「五年級現象混雜著美麗時光已經流逝，與自己還不成氣候的惆悵。」(陳文瀾，2002/8/23)，也因此「五年級懷舊」是他們希望在當中能夠找到穩定、屬於自己的認同。
那麼，懷什麼舊呢？為什麼懷舊？座談會上楊照說：「五年級有一種特別的造作，很喜歡想像自己的老靈魂真的有多老。五年級成長的過程看到、經歷了一個很大的斷裂，正因為沒有完全趕上斷裂前的那個特殊時代，或是有那種趕脫一班車的感受，愈是想要追，就愈是氣急敗壞。所以我們會在五年級的書或者感受裡發現到最多這種東西。」於是乎，五年級對於他們成長過程中所歷經的事物，特別是那些留有傳統味道的，像是傳統廟口的小吃、學校的威權教育等會感到懷念；或是政治上代表他們的野白合學運(何榮幸所謂的「學運世代」)，也成為懷舊中的一部分，似乎與過去慘烈的二二八或是美麗島大規模政治運動，情感上有某種呼應關係。這種政治上的懷舊，一方面政黨輪替後呼應解嚴前後社會急欲開放改革的氛圍，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傳承美麗島等運動的精神與典範，以確立自己學運的地位，企圖在現在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治認同與典範。
而在文化上的懷舊，不管是回憶以前的小學生活，還是巷子邊推著攤販車的傳統小吃，或是小時的漫畫和明星，這樣的懷舊現象，多數人稱之為「五年級生」的「後青春期」，或是陳文瀾所說的五年級「青春期」。據陳文瀾所分析，這青春期的延續是因為社會變化太快，五年級「ㄧ切都還沒準備好，三十歲的人驚惶失措，自己什麼都還沒做，已經從紅衛兵變成了遺少，捍衛著自己曾經深深不以為然的道德，四十歲的人發現，自己什麼也都還沒做成功，已經從遺少變成了遺老」，因此「『五年級』一辭之成功，或許更在於它置換了『中年人』，五年級真真切切地還處在青春期之中，想著逃家逃婚逃國逃離世界逃離自己的年齡，只不過確定有安全的資本後，才開始學習叛逆。」(陳文瀾，2002/8/23)當然，如同何榮幸在＜五年級要幹什麼？＞所提出的，五年級提早懷舊與懷舊的盛行，另外的原因是商品化的結果，也就是說消費刺激了懷舊風。何榮幸說：「提早懷舊是商品化的結果，放眼當下，連政治、媒體、宗教、文化領域的所有原素，都已被巧妙拆解而快速轉化成消費性商品，歷史書寫與世代現象又何能例外？種種『應該被懷舊』的東西逐一商品化而失去消費吸引力後，五年級適時提供了新的懷舊主題與消費方向。」(何榮幸，2002/6/2)
那為何三四年級不如此懷舊呢？一方面三四年級已掌握社會的資源與地位，沒有五年級那種矛盾的焦慮，他們已經有了自身的認同；又一方面，他們不是懷舊風潮的目標市場；又另一方面，太過艱苦的過去反而使得現在更難去懷舊簡，如何榮幸藉錢永祥與鄭鴻生的話說：「鄭鴻生、錢永祥兩位台大學長的真誠回憶顯示，三、四年級之所以不願輕易懷舊，是因為他們當年挑戰黨團威權體制而尋找出路時，在「自信不平凡」外觀下是多麼的「狼狽不堪」。正因為這種五年級難以全然體會的狼狽與不堪，才使得三、四年級以及更早世代不願輕易回首；換句話說，五年級不過是在一種相對『幸福安逸』的狀態下，比較敢於面對沒有那麼狼狽不堪的慘綠年少罷了。」(何榮幸，2002/6/2)
簡言之，五年級體驗了社會變化當中的過渡與矛盾。如《五年級同學會座談會》楊照說的，五年級跟四年級、六年級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三、四年級真的結結實實完整地經歷過一個非常特殊、奇怪的時代，他們更有懷舊的條件；但五年級卻對於那個舊的、老的時代，有一種渴望、嚮往，會覺得自己生得太晚，但是又帶著一種擁有新軀體的傲慢；同時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這種複雜的矛盾情緒。也因此，他們試著從過去找到典範，希望從變動的成長過程中找到穩定的認同；也因此，當五年級有機會當家做主時，在凡事強調個人化、自我選擇的不安定年代，「懷舊」便是一種策略，一方面是他們從前被管到現在自己作主間，發現當中責任越來越大、事情也趨於複雜時，單純的童年是對複雜世界的一種逃避。另一方面，面對充滿不穩定與風險的世界與社會變遷、面對許多興新事物可能挑戰他們逐漸接手但還不太穩固的位置，他們試圖在舊事物中找到傳統價值與穩定熟悉的力量。同時弔詭的是，相較於過去黨國思想，「懷舊」本身往往也是從「個人」的、「私人」的經驗出發，明顯的例子是「幾年幾班」的什麼回憶，然而這種個人化經驗卻同時召喚出群體的某種認同與典範，而這認同卻是又為了在去中心化、多元多變的社會找到ㄧ個有力的立足點。
你們六、七年級
「六年級」一詞最早出現在《天下》等商業雜誌裡的調查，他們是社會職場的生力軍，生在網路蓬勃發展的年代，而他們的消費能力與習慣也是許多報章雜誌報導的焦點，例如《天下》雜誌＜六年級生，你懂多少？＞一文。「六年級」建構出來的是一群勇於追自我、消費能力驚人(當然指的是花錢比賺錢快的這種能力)、負債指數高、享樂至上的電視網路、月光族(每月錢花光光)。南華大學社會所陳雅君與黃雅慧的＜六年級與網路世代＞的文章中引用e天下網站——行銷NEXT世代的調查，也歸納出六年級的特質：無厘頭語言、強調「個人化」、擁抱免費經濟、容易喜新厭舊、崇尚酷炫包裝、習慣虛擬世界、先花錢再還債、溝通always-on、流行無國界等九項特質。
這些特質的描述當然多少是有預設的立場，且通常是投其老闆、企業主的眼光來看，那麼六年級生是如何看自己呢？通常他們很難會把自己歸類在「六年級」，因為多數他們比較無法認同「六年級」背後所指涉的負面意涵，而且認為「六年級」無法表達他們個別的差異(非個人化)，這也使得在六年級中分班是最常見的。多數六年級寫關於六年級的文章，也是為了有別於一般主流媒體對六年級的批評而生。第一種是他們會和五年級ㄧ樣懷舊，也歷經過一些因社會改變而產生的矛盾，試圖在情感上拉近五年級的距離；第二種是接納自己與四五年級的本來就有的差異，表現出一種「我就是這樣有何不可」的態度；第三種就是批評年級的分法過於籠統，且反問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不佳，提供了這樣糟的環境，不思反省，反而還為許多願意吃苦的六年級生貼上標籤。
那七年級呢？是誰在用「七年級」？多數民國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所謂的青年，並不會用「七年級」來稱呼自己與自己的文化實踐。也就是說，在主流媒體各大論述文章裡，「七年級」的建構，不是由民國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自己發聲——「我們七年級」，而是由別人來看這群民國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你們七年級」。主要原因是這個「別人」，也就是「五年級」為主的這群人(當然還包括了三四六年級)，掌握了政治經濟媒體等國家主要的發聲工具。因此所謂的「七年級」是學長姐眼中的「七年級」。
那「七年級」的形象是什麼？自我本位心重、愛現、享樂主義至上(網戀、濫交、吸毒轟趴、敗家ㄧ族等) ，「草莓族」或許很貼近這些形容，光鮮亮麗的草莓，一壓就扁沒有料。之所以如此污名的形容，是新ㄧ代的行為與價值觀，愈來愈不符合所謂傳統的、強調效忠、服從、刻苦實幹的員工精神與企業文化，「草莓」一詞是以傳統的眼光來看新世代的改變。重要的一點是，六七年級的工作能力比較符合新型態的工作需求，如創意和網路技能，而他們所被批評的是工作倫理，不符合傳統的工作倫理，往往成為能力被否定的原因。因此，四五年級在工作能力備受新一代威脅下，在面對世界快速變遷與網路新世代對於傳統的挑戰，汙名新世代是為了確保自己位置的策略。
當然，有一些非七年級的家長或是評論家，也跳出來為「草莓族」說話，例如Career就業情報總編輯臧聲遠在＜六、七年級生，你為何不生氣？＞中（註4），以經濟的角度，指出「草莓」其實是歷史的輪迴與結構的產物，他批評教改雖然使得學生素質變差，反而造成企業用才更重名校畢業生而不重各校多元人才。他更提出「草莓族」一詞來源，最早是由「Career就業情報董事長翁靜玉，在民國80年提出的，指的是當時30歲以下的年輕人，亦即現在的五年級生。他們做為「後嬰兒潮世代」，不論是價值觀或工作觀，都和先前的世代，出現明顯的裂變。」(臧聲遠，2003) 藉此證明「草莓族」不只是六七年級才特有的現象，而更早是屬於這些批評六七年級的五年級生。而現實工作環境的惡化(如多職低薪、高學歷低專業工作等)，無可避免新一代的工作態度勢必是會變差，同時媒體對草莓的渲染也給了雇主剝削的好理由。此文為除去污名形象，指出「草莓」不是六七年級應承擔的責任，這是從五年級就已出現的現象，而整個社會經濟的問題才是造成「現代草莓」(特指六七年級)的元兇。然而，這樣的說法是企圖拉近六七年級與上一代，但似乎也忽略了現實上六年級與七年級特質上的差異(改變)，也忽略了這些作為的可能積極意義。
簡言之，「六、七年級」的建構，不同於五年級是要建立屬於自己的認同，反而是作為非六、七年級生用來操作的標籤。雖然標籤多少反映了現實不同年級世代的差異，但是當中卻以資本家的角度來衡量這些差異的存在，因此也忽略了這些差異的積極意義。也因此，多數「六年級生」會以更細緻的六年幾班(像是五年級的懷舊一樣)來建構自己的文化，或是以其他名詞來建構自己的認同；而「七年級生」幾乎不會以「年級」來論，取而代之的是屬於自己的「嘻哈文化」、「跳舞文化」等，而且個人才是重點，ㄧ個人可能是屬於多種文化的結合，個人很難、也不願完全歸類至某一種文化中。所以，這也顯示社會更趨於個人化與多元化，概括的「年級論」似乎越來越難表現當中的差異。
是誰的年級？
很明顯，「年級論」是五年級生的用法，是五年級藉此尋求自己的位置與認同；用於其他年級時，是從「五年級」的角度來看其他的世代，也是來建立起屬於五年級自己的空間與獨特性。「年級」論的操作，似乎是五年級在面對新舊矛盾與威脅時，為了確保自己的位置，ㄧ方面借懷舊，找尋所嚮往的舊世代所建立的典範與自己的認同，ㄧ方面也透過替新世代貼上有偏頗的標籤，以便在面對新世代快速的興起，能夠不被取代，用「年級」來確保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生存空間。也因此，「年級」的分類，不是一般人認為的那麼具代表性，實際上它作為一種操作工具，已經帶著特定的觀點，無法深刻貼切地表現民國六、七十年出生的不同，也不代表這些六、七十年出生屬於文化經驗與認同。
「年級」間有明顯的斷代性，但實際上這斷代性是被誇大的。再者，不同年級於特質上，的確是存在斷代性與極大的差異，但這只是反映一種集體的特徵，但實際上每個人的經驗是會有延續性的（相互重疊的），例如五年級青年時的經驗同時又是六年級兒時的經驗，「年級論」無法關照到這種經驗上重疊延續的感覺，這也是陳文瀾提出的：「年級論」缺乏對於「我們那個年代」或是「現在是哪個世代的年代」的討論與分別。這點出了各年級間看似獨有的特質或事物，在實際經驗上卻是相互共享與影響的。
同時，「五年級」本身也無法代表五年級的文化，它所代表的只是某種階級、或是參加過學運的成長經驗。「五年級同學會座談會」中何榮幸提出需要更多不同的「XX世代」來形容五年級，畢竟「學運世代」只是那ㄧ小群人。陳文瀾也提出：
五年級論述的建構者當然忽略了階級，在社會學、人類學的意義層次上，比『BOBO族』更無法深究。所謂的五年級現象說穿了只是中產階級或知識菁英的集體情緒，只是好孩子的懷舊株式會社，充滿慵懶、拘謹與精明的算計，並不及那些過去在放牛班、現在在社會底層被壓榨的同級生，不及那些飆車少年、墮胎少女、輟學退學生。好孩子其實既討厭又羨慕壞孩子，因為好小孩沒有童年，好的中學生沒有青少年，好的大學生沒有青年，而壞孩子有。所謂的五年級現象常常是，一些其實從來只在心裡抗爭和嘴巴碎碎念的五年級，編派自己小時候有多麼的頑劣，沒多窮的編織童年多麼勤樸，沒那麼可憐的想像往日多像阿信。
以此看來，「年級」一方面因應了多元社會需要更多的形容名詞與論述；另一方面，「年級」的論述卻往往抹殺了不同時與空、不同社會階層與脈絡的成長背景差異，「因為每個世代都複雜到無法歸類化約，愈清楚的分析與詮釋，反而使世代論述的基礎愈薄弱。」(陳文瀾，2002/8/23)
參考資料：
何榮幸，2003/6/2，＜人間—-五年級要幹什麼？＞，《五六七年級大鬥陣》於《中國時報新聞專輯》，(2004/4/22瀏覽)。
陳文瀾，2002/8/23，＜好孩子的懷舊株式會社——評所謂的「五年級」現象＞，《自由電子新聞網》，自由副刊。(2004/4/22瀏覽)
陳雅君、黃雅慧，2003/1/15，＜六年級與網路世代＞，《網路社會學期刊》第二十八期，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出版，。(2004/4/21瀏覽)
楊瑪利，2002/7，＜六年級生，你懂多少？＞，《天下雜誌》第254期。(2004/4/24瀏覽)
劉維公，2003年十月，<世代的消費，消費的世代>，《誠品好讀》三十七期，頁44-45
臧聲遠，2003/10/6，<六、七年級生，你為何不生氣？>，《Career就業情報》。 (2004/4/23瀏覽)
Mimiko，2001，<楔子>，《五年級同學會》，台北市：圓神，頁9
註釋：
「吞世代」（Tweens ，讀音近似「吞」。）這個字由teen與weens組成，前者是指青少年，後者得原字是「weenybopper」，形容穿著時髦、迷戀流行音樂的小孩。而『吞世代』則是指八到十四歲的小孩，也就是民國79年到85年出生的「八年級」生。 摘自<人小錢大吞世代>。
「年級」的用法，如幾年幾班，不僅是於從時間點上召喚了人們的回憶，同時「幾年幾班」也深刻地把我們拉回過去國小和國中分班的經驗，是一種強調個人化的認同。
《五年級同學會系列座談》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誠品《好讀》月刊、圓神出版社主辦，時間為2001年11月10日，座談會地點於誠品敦南店，主持人為楊澤，座談人有楊照、何榮幸、柯裕棻、mimiko和陳光達。座談會內容收錄於《中國時報新聞專輯》的《五六七年級大鬥陣》中，由陳文瀾、丁名慶紀錄整理。(2004/4/22瀏覽)
本文下載於http://career11.mac.nthu.edu.tw/job/freshman/1065423895-149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