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銘 【2010/11/24 蘋果日報】
馬政府上台兩年多來，對應興應革的政務，不論是內政、司法、教育的改革或經濟振興、環保及防救天然災害等等，給人印象深刻的不多，但對監督政府的媒體批判或制約，興趣特別濃厚，不管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立法，或近日初審修訂「兒童少年保護法」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等，乃至大搞置入性行銷，到了新聞評議會要「建請政府別再對媒體作置入性行銷」的地步，連美國「自由之家」都指陳此為罪魁禍首，甚至指出「中央社和公視都受到政府介入的影響」，而自台商購買媒體後亦影響編輯政策的獨立性，連累台灣的新聞自由，在國際上連續兩年降等。換言之，馬政府似患了杭廷頓大師所說的「威權懷舊症」，與中國官方派極力推展的「中國式民主」（認民主是西方的，不能全盤適用），致使今天台灣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大倒退，帶來解嚴前的空前危機。現在官方對媒體的要求，類如「淨化」、「淡化處理」、「導正」、「建設性建言」、「正面良善方向」云云，幾乎是我當年在官報（《台灣新生報》）服務時期執行的任務，但今夕何夕，怎麼新世紀的領導和高官還有如此的威權遺緒？誠令人匪夷所思！再者，我早年工作的《聯合報》和當時《徵信新聞》（後改《中國時報》）的生存競爭，就是靠「三版」的社會新聞（亦含羶色腥），即便當時的兩蔣，亦不過口喻「淨化」，並未見用立法手段干預（像「個資法」或「兒少法」等），頂多透過黨政運作，由「新聞學會或評議會」之類的媒體民間社團，要求「自律」罷了，若是執政當局對媒體報導或評論感到「偏頗」，亦不過弄個「研討會」或「座談會」交心而已。如今馬政府卻以立法約制，看似「文明」有其「道德」正當性，或言之成理，實則與「管制」、「箝制」媒體的心態，並無二致。事實上，新聞的發生，原就不可預料，根本無所謂分級，否則便不叫新聞！現在產生社會觀感不佳的主因，出在「編寫」處理表現的問題，此乃是學校傳播教育（含媒體機構實務）的編採課題，係屬於實務技術層面範疇，並非是用「法」導正，讓編採人員動輒得咎，或產生「寒蟬效應」，可說是本末倒置！
制約媒體民主受創
因為不論中外媒體團體對有關新聞自律和法律規範，實已多的不勝枚舉，亦多勸導媒體避免觸犯相關法規，但維護公平正義保護弱勢或兒少，則不在話下。也就是說，如何在維護媒體報導與讀者知的權利之間，拿捏得當，才是關鍵，倘用「法」條細則規範如何報導：犯罪、暴力、血腥、色情、猥褻細節的文字或圖片，非僅讓媒體（亦有其時間壓力）無所適從，是十分荒謬的事（此更應邀媒體參加公聽會或座談會交換親見），若謂怕麻煩「統統不要報」，更是荒唐！
竟企圖要箝制言論
總之，執政當局必須先去除「管制」媒體的大頭症，並端正民主的態度，不能有傳播學上「選擇性」的認知，排除異見的作為，何況台灣不缺對付媒體的法律，亦有社會的壓力，理應還給新聞自由的空間。若不斷用立法約制媒體，或由民間團體以審議媒體報導的機制，根本不符民主的做法，倒不如由學界、民間團體、官方、媒體專家共同找出新聞自律的辦法（先進國家就有媒體「監察人」機制），萬萬不可因噎廢食，壞了台灣的民主，及在國際上的新聞自由形象！(作者為前國營《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