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死胡同

前言:本文完稿于1986年6月,刊登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7年3月24、25日。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还在美国读研究所。当时在著名女性主义者苏珊.顾芭(Susan Gubar)门下受教的经验,让我观察到一些在女性主义学术化过程中浮现的问题,包括菁英化、去运动化、排他化、自由主义取向、白种中产取向等等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女性主义研究学术热烈庆幸本身成功的逐步正当化、专业化的同时,妇女解放运动却持续在保守的反挫力量中艰苦奋战。这种历史时刻的并列是很讽刺的。没多久,我就注意到台湾的外文研究学界开始热衷引介学术化了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且是以与运动没有明确连结的方式来推广。这个发展使我颇为不安,因此在1986年夏天抽空写了这篇文字,在文中明白的指出,与社会现实和激进妇女解放运动隔绝的女性主义批评,只会走向学术的死胡同/象牙塔。文中并挑战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的学者透过历史的分析来认识本身学术发展的结构性原因,从而重建与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趣的是,这篇文字在1994年我提出女性情欲解放理论之后竟然被用来检验我的女性主义立场:抹黑我的人说,这篇文章显示我「反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我反对女性主义──因此也就证明了我不是女性主义者,证明了我的女性情欲解放理论不是女性主义的。巧的是,像这样的曲解在西方女性主义阵营中也屡见不鲜:1980年代女性主义性辩论(sex debate)时,一些与保守右派结合起来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也是这样排挤那些开拓女性情欲空间的性激进派(sex radicals)女性主义者,说后者的女性情欲立场不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后者不是女性主义者云云。现在回头看来,这些排挤异己的言论已经充分暴露其主流及阶级优势的基本立场,也显示了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权力操作。如今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之下,我考虑过是否重新用理论的语言来说明这篇文字中所蕴含对本质主义、对运动实践、对结盟对象的说法;而且,事隔15年,女性文批也有了许多不一样的发展面貌。不过,这些都要再花费太多的工夫。此刻,就让当年为报纸写的半通俗文字在小幅度的文字修改后呈现它自己吧。(2008年10月24日注记)

自从1986年3月《中外文学》推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下简称「女性文批」)的专号以来,探讨女性主义文批的各种文章涌入市场,各方的反应也陆续在杂志报纸副刊的方块文章中出现。一时间,女性文批似乎成了继「解构批评」之后,目前(1987年)台湾最新、最时髦(但不一定最受欢迎)的文学理论。

巧的是,这些引介或讨论女性文批的文章几乎都用类似的一句话来说明女性文批的重要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1970年代掘起后,影响广大而且有力,目前确已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之气候。」可惜的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文章讨论何以女性文批能在短短十年间形成气候。

引介式的文章是台湾知识界最常见的文章,这种文章在知识的初步吸收过程中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一篇引介式的文章不应单单介绍一个思潮的内容,而应该也讨论为何那个学说会在某个历史时刻与时空条件下产生并且受人重视,并更进一步分析那个学说与其社会实践有何关联。否则,读者接受的是真空包装分解浓缩过的理论大要,是个只有骨干躯壳而没有历史、没有生命的抽象知识,这样一来,引介的文章反而会造成被引介者不愿见到的反效果,即:一般读者虽能说出某学说的大要,甚至炫耀其术语,却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引介进来的理论很难本土化,也因此很难帮助本土发展自己的人文社会理论。这种现象在「中心-边陲」国家的学术分工关系中非常普遍。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各方学者已经引介过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放回它的历史时空和客观环境中,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广大的背景中,我们才可以大致了解它形成的条件、发展的情况、及未来的展望,也才得以间接地分析其学说之内容及嬗变,以及它「移植」台湾的条件。

在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得先粗略地谈一下妇解运动及女性文批之关系。

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最早是争取妇女参与废奴运动的权利,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进一步为争取普选投票权而奋斗,这每一阶段的努力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此略过不提。1960年代,妇女面临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生产机械化与教育的普及给予了妇女某种程度的就业及发展自我的自由,但也制造了随之而来的严重问题:一方面由于生活费用提高,妇女必须为家庭的需要而出外工作,另方面却又在传统性别角色的压力之下必须同时继续负担小家庭中的各样家事杂务,「女强人」生活中的压力与尖锐的矛盾更加强化了女性对性别双重标准的意识。在这个历史时刻,随着普遍的人权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身为「二等公民」,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了妇女组织,更于1966年由《女性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作者贝蒂.芙里丹(Betty Friedan)为首,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她们所提出来的议题──小自托儿中心,大至国家政策,具体到同工同酬,抽象到女性意识──许多都反映了美国中产有职妇女当时关切的事项,也暴露出美国社会结构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个基本的组成性质对美国妇运(甚至女性文批)日后的发展方向极有影响。

一个社会运动不可能只是行动,它必须有团结行动、集中意志、并为行动辩护的理论意识,因此它也必须在文化思想界拥有相当的回响:自1960年代的妇运兴起后,美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史学、人类学、神学等等学科中都开始有女性主义角度的理论,表达并反应了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性主义意识。在文学界,女性文批就是对妇解运动的回响。

女性文批作为妇运在文学领域中的回响,自然也反映了妇运所关切的类似问题。大致上来说,它所探索的问题范围,由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妇女在各阶段中的写作和阅读活动、妇女文学作品的重新发掘与评估、妇女文学传统的建立、到妇女文学语言的运用与特质,无一不在探索妇女所受的压迫如何刻划在文学作品中,从而期望因意识的提升而促进妇女争取权益,反抗压迫。在此要说明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宗旨明确、目标统一的组织,对女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从事女性文批的学者因其不同的假设、原则、立场与价值观,往往择取不同的角度、手段及最终的目标。本文中所讨论的女性文批是指此中的主流派,重要的人物有伊莲.萧瓦特(Elaine Showalter)、安奈特.克拉德妮(Annette Kolodny)、珊度拉.基尔柏特(Sandra Gilbert)、苏珊.顾芭(Susan Gubar)等人。

女性文批在1970年代兴起,当然有其历史因素。第一个客观条件便是愈来愈多女性进入了高等学府。从1950年代开始,工业的精密化与复杂化迫使企业家需求教育水准较好的工人,再加上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之间的武力竞争促使美国政府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大学之门因此为之大开,各种学生贷款纷纷建立,一方面吸收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突增的失业人口,另方面培养未来一代的白领阶级。在这个高等教育急速扩张、工业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时刻,有不少妇女进入了大学或研究所,也使得她们将来在谋职愈来愈难的社会中有了竞争的本钱。

大批妇女进入大学进修当然是个划时代的举动。不过她们大部分选修的专业仍然和十九世纪中产妇女的传统教育(语文、音乐、仪态)相衔接,多半进入人文或社会科学等「软性」领域。在这些学科中,凡是逐渐脱离权力中心而被男性学生抛弃的非热门科系便接纳了女学生来补位,以维持各系的学生人数和预算补助,女学生因此逐渐成为人文系所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时间的进展,女学生人数的增加也就对各系教师人口的新陈代谢发生直接影响。例如,英文系既然产生了大量毕业生送入就业市场,但是由于男毕业生的数目不大,女毕业生在累积了一定的高等教育资历后,迟早会次第进入学院担任教职而改变文学研究领域的人口性别分布。同时,由于妇女运动的发展与压力,美国政府也设立了平等工作机会的法案以保障女性教职人口的比例,于是在妇运高峰期间,女性教授逐年增加(虽然占教职总人口的比例仍然有限),这个就业的可能管道也反过来鼓励女学生追求更高的学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学院制度上的这些诱因,实在是女性文批及其它妇女研究科目得以在学院内生根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

除了就学和研究的人口增加了大量女性之外,随着妇运的发展,妇女意识的普遍觉省不但表现在追求政治、法律、经济权利的平等上,同时也直接改变了女性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文学系中的女性在积极参与各种民权、妇解、反战运动的经验中,也逐渐意识到出世而旁观的「新批评」分析方式有其意识形态上的菁英主义,与现实中的不平等根本脱节,于是她们开始检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质疑经典传统历史的建立逻辑,挖掘新的女性写作和声音。她们很清楚的觉察到大批男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形像有着平面与刻板的描绘,不是慈母圣女便是泼妇淫娃,与自身的经验和观察有极大的差距。受妇解运动影响的女性学人于是以「经验」挂帅,肯定本身感受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向男性沙文主义提出挑战,抗议男作家一贯扭曲妇女形像,也抗议学院中的文学分析故意忽略这种扭曲,而只谈作品内在意象与主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忽略了──也就维系了──性别歧视。

女性文批早期这种富于挑战力的分析方法为女性学人带来莫大的好处。它不但揭露了文学内涵的歧视与扭曲,抖出了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提高了女性的自觉与认识,更明显的是,它开辟了一个让女性可以占得先机的研究园地。

新批评的形式分析经历了多年的实践,本来已经逐渐竭尽了论文的可能题目与研究方向,从乔叟(Chaucer)到莎士比亚到艾略特(T. S. Eliot)等等重要经典作家的作品都被各级学生及教授分析了不下千万遍,在新批评的阅读框架中能说的话似乎也说尽了,此刻女性文批一出,立刻提供了重新阅读并诠释作品的视角,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从女性中心或妇解思想的角度重新加以分析和评价,另外,过去一些不为人所重视和籍籍无名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也都因为女性主义在学院中的立足而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论文研究的正当对象。这一系列开辟新土的工作,给一向在学院中人数居多但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女性学人与学生提供了无穷尽的可能论文题目,她们的性别身分以及所谓「女性特有的认知方式」于是构成了在这片新土上耕耘、研究并发表著作的基础。男性学人虽不屑于做女性文批研究,觉得女性文批是旁门左道,但又凛于妇解运动的扩张,受制于平权法案的规定,更不愿失去自身多元主义的开明形象,因此多半会让出一些空隙给女学人发表,女性文批便在这夹缝中逐渐壮大。

对美国的高等知识份子来说,有题目做论文,论文做好了以后有刊物发表,或甚至出书,是打知名度的唯一管道,也是保住饭碗和升迁的必要条件。女性学人与女性学生有此大好机会稳住自身在学院内的地位,且可能进一步建立理论,成为一家之长,当然都不会放过,于是各大学的女性学人及学生纷纷放弃新批评,转向女性文批,采取与女性相关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作品,出版与发表的成果源源不绝,过去十年中的出版量远远超过有史以来的妇女写作量。在这一点上,美国学术界职务雇佣及升迁压力不可谓没有贡献。

女性文批不但发表的论文声势惊人,压过男性,连这方面的课也广受学生欢迎,这当然有其特殊原因。前面提过,女生占文学系的大多数,由于女学生本身的「先天优势」──女性读女性文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再加上女性主义已成为流行的题目,要赶时髦,并显示自己已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就必须知道女性文批在搞些甚么,因此女学生争相选修妇女研究与女性文批的课,造成人满为患,一度连研究所的讨论课也由最高限额12人延伸到25人,和其他男教授勉强凑足5个学生来开设的传统文学课(如艾略特、乔艾思等主题)相比,马上显得女性文批的教授受到学生欢迎的印象,同时助长了女性文批的势力,也因此增加了女性文批者的信心。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现象有其历史、社会及法律保障的原因;尤其是学术研究制度的结构性触媒。换言之,女性文批的逐渐得势,其基本动力当然来自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实际的操作也和美国学术界的官僚化以至于以论文发表挂帅的雇庸升等政策脱不了关系。对学院结构中的这种制度性力量及其影响,女性学者不能没有反省。

了解了女性文批的过去,我们需要看看它现在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的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女性文批的方向及目标显然已经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早期女性文批的抗议及批判在妇解运动的发展上扮演了呼应的角色,也与女性意识的推广同步,是革命的队伍。然而一旦女性学员在学术体制中的地位逐渐巩固,名声也已经建立,为了表现学术多元及开放的形象,保住自己在系中得来不易的「少数民族」优势,更因为本身已然成为建制的一员,获得了阶级上的优势,这么一来,女性文批也就渐次走向制度化,由游击战改为正规学术发展了。原本火药味很浓的抗议与批判路线随着197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运动的退潮而减温;学院内出现了文学理论抽象化、哲学化的倾向,但是常常在主流学者的手中进一步发展为淡化与现实的连结;再加上女权运动因中产妇女获得了部分权益的妥协,不愿丧失既得的成果,逐渐加入体制和主流──在这些发展中,原先大呼彻底革命的队伍也就转而寻求在建制中保有合法的一席地位了。晚近的女性文批因此偏重女性个别的文学传统,找寻女性文学语言的特性,由抨击性别压迫转为建立女性自主自立的文学世界,以确立女性文学的特殊性别气质;萧瓦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及基尔伯特与顾芭合编的《诺顿妇女文选》就是此中的佼佼者。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转变,也可以这么说:面对轰轰烈烈可能搅翻天的妇解运动,男性宰制的社会结构为了稳定局面,于是以权力分享为饵,容许特殊的少部分女性改善其地位及利益。一方面可借此显示女性的地位已有长足的进展(虽然获得进展的只是原先便占了某种阶级优势的少数女性),另一方面也可借此化敌为友,使原先的宰制关系结构得以持续。试想,如果女性文批真的继续有战斗性,有革命性,男性宰制的社会结构会待之以礼吗?

由女性文批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女性文批在文学学术会议中的一定份量、及女性学人与女性学生的人数来看,女性文批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女性文批者也因此自命「革命已经成功」(萧瓦特语)。但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呢?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来分析。

女性文批看起来显然是当下文学批评与理论领域中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但是这个现实仍然甩不掉性别歧视的包袱。女性文批──甚至其他妇女研究科目──是大学学术圈中所谓的边疆区域(或称「贫民窟」)。原先的正统学科虽然承认它们的存在,也默许其研究之有效性,但总是以半鄙夷、半开玩笑、半施恩的口吻说:「那些女性主义者如何如何」,而且批评女性文批太过狭窄,限制了诠释的角度。当然每个有名气的学校中都有少数几个象征性的女性学人做为点缀,但是就以英文系来说,女性教授的人数比例由1970年代的高峰指数(大约所有教授人口的百分之十或更低)到现在,并未增加,所以真正被女性文批者占据的滩头非常有限,她们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也就很侷限了。

前面提到过女性文批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但这也只是表面的描述。选课的学生虽多,但几乎清一色是女性,是「自家人关起门来说话」。有人或想,一间教室近三十个女性一起探讨女性文批,应该有很好的成果囉?事实上,课中的讨论常常不脱传统的文学批评框架,还是只谈文学作品的内容结构与字面诠释,只不过现在用与女性有关的事物作为主题来发掘作品的一致性,既无与实际运动相连之处,也没有众志成城地制定冲撞父权体制的战略。总之,女性文批成了另一门课而已,是女学生点缀性的学术活动;更有甚者,女性文批课变成了集体心理治疗时间,大家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谈性别压迫,但下了课便又成了普通学生,再也不思考女性主义及其实践,这和有些基督徒只有在星期天在教堂内虔诚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行动与口号分离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不在教室中培养妇女运动的情绪,发展组织,彼此建立姐妹情谊,制定战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份,当1980年代妇运明显衰弱不振时(下详),学校内的妇运也不会兴旺,所以在客观事实上,学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需要去诅织妇女学生运动,也觉得无能为力改变现况,于是只有独善其身了。其次,女性文批慢慢走向抽像化、玄学化,脱离现实,根本不适何合在课堂上谈甚么运动战略,要是有学生谈这些东西,往往被人侧目。另外,由于学习制度本身的竞争性,更不可能发展甚么妇女组织和姐妹情谊了。

在教室之外,女性文批的论文发表年有增加,这是事实,但是发表在哪些刊物上以及由哪些出版社出版,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女性文批的文字虽多,但多出现在1970代创刊的女性前进刊物上,或由专门出版女性主义的小型出版社发行,算是内部发表,由同行同路同情的人阅读,偶尔能上别的非女性文学刊物,则言辞特别委婉,以介绍与自卫为主,求谅解多于挑战,显然在声势上仍是被歧视的少数,也是弱者。以最具代表性的1985年出版的《新女性主义批评文选》来说,大部分文章已不再以消除性别压迫为宗旨,主将克拉德妮且言:「我们只要求轻松好玩的多元主义。」言下之意,女性文批只要能在学院内有栖身之地就满足了,这和1970年代初期声势汹汹的以消除压迫为唯一目标的妇解运动有天壤之别。

女性文批虽然实际上接触面狭窄,影响力有限,并受到某一程度的歧视,但有些重要的理论刊物也会不时推出女性文批的专号,俨然将女性文批视为重要理论流派之一。但是他们之所以发行专号并非认同女性文批的目的和宗旨,而正是因为女性文批逐渐退去了本来战斗气息浓厚的面貌,不再向男性的压迫挑战,只汲汲于自身的理论化、制度化,将女性革命提升到符号的、抽像的层面,在文学和理论空谈上大作文章,成了没有牙的老虎。既然没有抢男性地盘、危及男性优势、且有同化于男性理论的抽象化趋势,或至少以低姿态求得一席之地,这些以男性为本的重要理论刊物当然乐意提供解甲招降的机会。

如果女性文批逐步解除武装,由集体的运动转为个人学术及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那么,它所从出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又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审视一下美国妇解运动最近20年来的发展及其历史因素。

自1960年代末期第二波妇运开展以后,美国妇解运动的领导主力逐渐落入主张在现存体制内奋斗改良的女性手中,「妇解」运动因而变成了极为狭碍的「平权」运动,所争取的目标由建制解体、妇女解放,转为争取「平等权利」,美国妇运从此也走向必然衰退失败的命运。为何会衰退失败呢?这也有着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结构中存在着两种分配社会报酬的价值观,一个是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另一个是追求平等的价值观。这两个价值观虽然互相冲突,但是在实际上却形成互补的关系,有着稳定市场结构的功能。在美国经济的巅峰时期,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在富裕中大大抬头,并落实为各种补贴政策(福利、救济等等措施都是补贴)。这种补贴政策或平等政策是国家对市场机能的干预,主要着眼于强化国家本身的统治合法性,同职也为了保持市场需求不断(因失业者或穷人都可因补贴而有钱可花),有防止经济崩溃的作用。但是当美国经济日渐走下坡时,补贴就被视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而生产力下降、投资减少、利润率下降等现象都被说成是补贴政策带来的恶果,于是,让市场自由运作的呼声高涨,追求效率的分配价值观与政策开始抬头,而在前一时期中人们所争取到的平等权利与福利就逐渐被撤回。这说明了何以美国妇运过去开创出的进展在美国1970年代后期恶化的经济现实中逐一倒退的原因。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详论美国妇运衰退的种种事实,希望在另文中再谈。

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经济现实中普遍遭受打击,但是女性文批却在学院内蓬勃发展(至少表面上有此现象),此处的差距正显示女性文批已经与实际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距离。从事女性文批的女学人是女权运动中的菁英份子(由教育程度来看),她们寄身学院之内进行理论研究,因其学术上的成就与地位来之不易,故多珍惜羽毛,不愿太过嚣张。一般的形态是这样的:女性文批者刚出道时,多半驾驭著当时的妇运风潮,用十分激烈的平权语言和研究来进行奋斗,在1970年代奠立名声及基础,但是一旦在学院内找到合意的工作,为某求终身职的考量,往往收敛锋芒,在系中循规蹈矩,展现主流风范,绝不为后进女学生或谋职的女学人出头说话,而只告诉别人:「我的工作来之不易,在此岗位上慢慢奋斗中,总比流落大学外抗议示威来的有效。」对照少数还维持边缘立场的女性学人流离失所,无法在学院中安身立命,实在是很讽刺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正反映出许多女性文批者缺乏团队精神与运动远见,只考虑到个人事业而未考虑到女性全体作为一个团体所需要的互助与团结。这种个人主义也透露出女性文批者本身真正所认同的社会团体,不是大多数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的女性同胞,而是学院中的菁英分子,是社会的上层。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们实在有负女性主义者之名。

美国女性文批者的认同选择固然给她们带来某种程度的事业成功(不管多么的有限),她们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也被同侪视为一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地位,但是她们与妇解运动整个脱节,只追求符号层面的抽象分析,而不打击性别压迫,这也带来另一种困扰──那就是,男性学者的竞争。萧瓦特在一篇文章中最明显的表达了这种威胁的压力。女性主义虽是女性为自身权益所做的自发式奋斗,但萧瓦特指出,目前有愈来愈多男性学者介入女性文批(例如在美国很红的文学理论家Terry Eagleton与Jonathen Culler等),似乎有「让大哥哥来教你们如何做好女性文批」的意味;有鉴于男性学者之经验、思考、及训练向来超越女性一等,萧瓦特于是忧心忡忡的警告女性文批者留心男性接手她们的行业。

萧瓦特的反应很值得分析。如果女性文批真的是以「为女性谋福利、求解放」为目标,那么愈多人加入此一努力就应该愈好。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为了女性的权益而战,皆可视为同袍战友,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威胁了。问题就在于,萧瓦特似乎认为,只有女性才可以从事女性文批。这里的假设是:女性的经验是无法沟通给男性的,是彻底有别于男性的,因此只有女性才能为女性而战,只有女性才有资格懂女性主义。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萧瓦特担心的,只是女性文批因此可能会被男性据为己有。这种心理充分反映出女性文批者虽口头上喊「男人能,我们更能」,但骨子里根本不够自信;另外,男性学者的轻易插手,也反映出女性文批已成了另一个学术游戏,任何人皆可插手,再也没有任何政治斗争性。萧瓦特的恐惧因此一再显示出女性文批者真正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全体女性谋福利,而只是推进个人的成就与利益,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发展自我的事业而已。

此外,由于为了排斥男人加入女性文批,为了防止自己被批判力较强的男性所批评,女性文批者在自己的研究中着意发展出「女性经验独特」,「独特女性语言」、「男人却无法归其堂奥」之类的理论,往往这类立论走向玄之又玄的境界,一点也不能连系实际。孤立女性经验,就是在政治上孤立,就是政治运动的自杀。妇解若要有成就,就必须「开大门,走大路」,团结社会上其他有被压迫经验的团体才行。女性生文批的闭关自守,说穿了无他,不过是为了保住饭碗,想长期垄断女性文批而已。

妇女解放运动是个群众运动,女性主义是女性群体觉醒到自身所受政治、法律、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歧视与压迫后产生的集体意识与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它既不是个人存在主义式的认定自身价值的单一行为,也不是个人孤立反抗压迫的个别举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女性文批在抽象层面所做的个人努力,实在距离妇女解放运动的理想甚远。

女性文批的脱离现实,除了和个人主义与认同对象有关以外,也和其研究及方法学的假设有关。许多女性文者是在新批评的调教下出师的(新批评在理论界的失势是在1960年代的事,但是许多文学系的教学方法直到今日仍不完全脱出新批评的框架,这主要是因为师资的新陈代谢及理论在教学上发展运用,和理论界的步调相差数十年的缘故,因而许多女性文批者仍是在新批评的奶水中被调教出来的),在新批评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对文学有一定程度的崇拜,看不出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边陲角色,后来她们因女性意识及意识形态分析的启发,虽然明白了文学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功能,却仍习惯于使用「文学」观点与方法来分析文学。也就是说,她们仍然走某一程度的形式主义路线,在文学作品本身的字面、意象、与主题之间的内在关系中找寻压迫的痕迹,而很少实地探索文学作为一个社会建构是如何进行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基尔伯特与顾芭所写的《阁楼疯妇》式的分析便是此中的典型。

这种狭隘的研究方法固然和学术精密分工所造成的短视观点有关,但也反映出女性文批没有充分和其它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如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方面的女性主义研究)连手作战,彼此声援,以「历史-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要想分析文学在性别压迫的社会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不去了解那社会及其各方面运作的机制,或不研究社会结构与它所产生的文学之间有何回馈及互补功能,是绝对徒劳无功的。这也就是女性文批主流目前走进的死胡同了。

不过,在主流以外,美国仍有不少女性文批者与妇解运动保持紧密关联,而且她们的研究也是以妇解运动的整体目标为大前提与指标。可惜她们多半不受中产的主流女性文批者所容纳,也在学院内及出版上遭受各种挫折与阻挠。关键就在于这些非主流女性文批者(如左翼的Lillian Robinson, Rosalind Coward, Judith Lowder Newton,以及研究黑人女性文批的Babara Smith和研究女同性恋文学的Bonnie Zimmerman等)要求彻底改变社会结构,以消除性别与种族歧视和压迫,她们认为跟本之道是必须取消男人宰治女人的建制,即父权家庭和一切支持父权家庭的建制;而主流女性文批者只希望写些不关痛痒的理论文字,不但于建制无损且可促进建制的开明容忍形象吧!

看清了美国女性文批的蓬勃现象的真正内涵,我想我们可以看看女性文批在台湾有没有横的移植条件。如果说在妇解运动颇为先进的国家中,女性文批也只落得如今的地步,我们可以想见在此刻还没有甚么妇解运动风潮的台湾,它会如何的与现实生活隔绝了。

当然,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赶时髦,引进一个新的抽象理论而不管它的隐涵价值和与假设,也不管它的历史意义与功能,那么我们大可以为女性文批大张旗鼓,学学它的骨架,这种完全没有妇解运动的女性文批是可以在学院的真空环境中孳生的。不过,就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说,有没有这个女性文批在学院中,不是个根本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台湾的社会现实中应该如何发展并积极推动妇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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