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雙璧:詹明信與伊戈頓

(前言:這是1980年代我做研究生時的習作,充滿年輕的衝動和粗淺。以「樓亮」、「李克」的筆名發表於1987年8月《海峽》雜誌第3期55-59頁。當時美國學院內理論風潮才剛剛進入教學的高峰,台灣則在追趕歐美學術的熱潮中不斷搬請所謂大師訪台。由於當時對於這些大師的理論介紹往往避開了其左翼的成份,我個人特別選擇在一個非常邊緣的左翼思想雜誌中發表這篇文章,也算是一種迂迴的介入。)

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大師詹明信,近月成了好趕流行的台灣文化界的熱門人物,報章雜誌紛紛登載有關其人其思的文章,然而,詹明信的中心思想或遭簡化或被曲解,其理論的戰鬥性更被閹割殆盡。本文除了闡明詹明信理論的精髓外,也介紹英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師伊戈頓,並指出知識份子用玄虛、艱澀的語言空談批判性的理論,藉此鳴高,既無助於變革體制,也成為既成體制的安全閥。

1987年7月中,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訪台,一些搞理論的人在報章雜誌上爭先恐後地介紹他的著作及理論,深恐落於他人之後,錯過自抬身價的機會。在這股熱潮中,學院中的專業人士當然自命權威,對詹明信的理論大加分析與評介,殊不知詹明信的理論所批判的正是學院內這種生吞活剝式的術語遊戲,他所打擊的正是自命清高、中立、客觀的文學作品自主論及文學批判至上觀。換句話說,走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道中的詹明信正是要揭露學院裡頭的文學批評所蘊涵的意識型態,以及文學作品與現實世界之間的深層關係。

在運動、實踐中反省、學習

除了詹明信之外,在當今英美學界,同以馬克思主義的架構治文學批評理論而卓然有成的,要以英國的伊戈頓(Terry Eagleton)最受矚目。詹明信與伊戈頓同時崛起於1970年代初期,都經歷了1960年代震動世界的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女權運動、及民權運動的洗禮,在實踐中反省社會,體認到馬克思主義才是切合實際的思想,它所指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方向,於是開始在這個領域中研讀、學習、成長。

這個學習的初步成果就是他們個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1971年詹明信發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arxism and Form)一書,向美國人介紹他研讀阿多諾、班傑明(Walter Benjamin)、馬庫色、布洛赫(Ernest Bloch)、盧卡契、及沙特等人馬克思主義文學觀的心得。他特別強調: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在掃除美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一貫的粗淺、錯誤認識及有意醜化,另一方面希望以此書來對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問題提出理論性的探討。

詹明信認為,按照社會、歷史、生產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環境中會產生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及古巴的農民馬克思主義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便是最好的例子。詹明信也希望他本人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能在後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相同的作用。

學術研究與社會變革的一體性

伊戈頓的第一本書《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簡單的勾勒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議題,藉著盧卡契(Georg Lukacs)、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馬歇瑞(Pierre Macherey)、勾德曼(Lucien Goldman)、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等人的理論,用歷史分析的方法來探討文學的意識型態作用,指出其所產生的歷史條件。伊戈頓一再指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絕不能侷限在學院的宮牆之內,它的重要功能乃在於整個社會的變革,而非學院中的空談。

伊戈頓與詹明信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同樣都是讀書報告式的總結討論,雖然創見尚未完全發展完備,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已踏入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看清了文學研究與社會變革、學院討論與社會實踐的一體性,也以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及相關著作為首要之務。由於他們的環境及背景不同,伊戈頓傾向阿爾杜塞式的意識型態分析,詹明信則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佛洛依德主義融合的可能性(這和他研究過眾多法蘭克福學派大師的思想有關)。

掌握好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及實踐原則,詹明信於1972年推出《語言的牢房》(ThePrison-House of Language)投入學術領域的意識型態戰場。詹明信在此書中用凌厲的筆鋒揭露當時方興未艾的結構主義及重新發現的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假設,以歷史的模式為結構主義及形式主義的語言模式重新定位,一方面承認語言模式的重大貢獻,另方面也指出其侷限性。

在這個研究及批判的過程中,詹明信透過李維史陀及格希馬(A. J. Greimas)的結構研究,深入地認識了新佛洛依德主義者拉崗(Jacques Lacan)的理論,種下了他的最重要著作的根基。

文學作品是階級潛意識的象徵式表達

1981年,詹明信發表受學界推崇最力的《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一書,明白地指出,文學作品是階級無意識的象徵式表達。當人們想要解決現實矛盾的願望被壓抑下去時,人們的願望就只好曲折地以其他方式表達,文學就是以象徵方式來表達人們(集體的)無意識願望之行動。文學是烏托邦的,因為畢竟是一種想解決矛盾之願望的表達;但文學也是意識型態的,因為畢竟只在象徵層次上滿足願望,而不是真正地去滿足願望。若要真正滿足願望,就要真正地解決社會矛盾,而這需要以革命的行動來完成。

文學不是願望,易言之,從表面上看,我們察覺不出文學和想解決矛盾的願望之關連,因為這種願望被壓抑下去了。但文學是願望在象徵層次上的滿足,即,透過象徵的行動來滿足無意識的願望。因此文學和夢一樣,都是一種以象徵方式來滿足願望的行動,而不是真正地去滿足願望。

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太機械式的強調文學的意識型態面,使文學變成下層建築的直接反映,詹明信則希望大家也能注意到文學的烏托邦面(這一點可能受到馬庫色影響),不忽略文學的相對自主性。但這並不意味,對作品的分析不連繫到階級衝突與生產方式,而是要明白文學不是願望,因為願望根本不准實現,也甚至不能被意識到。

把作品納入歷史的整體,就有現實蘊涵與政治效果

詹明信認為,若要全面的理解或詮釋文學作品,就必須放大我們的眼界,到人類活動的空間與時間(即歷史)中。其他在語言、形式、心理、文化、傳記等層面的分析都只著眼於一個狹窄的視野,從一個片面、狹窄的視野出發所作的詮釋,即使有某種程度的正確性,這正確性也是有侷限的,總是見樹不見林的。所以文學作品一定要在產生它的歷史脈絡中去考察,詮釋作品時一定要把它歷史化,研究它是由於什麼現實矛盾而產生的,為什麼在那樣特定的歷史時刻產生等等。但這樣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連繫作品(包括其語言形式)到階級衝突,最後再連繫作品到生產方式,這樣才夠全面,才達到最大最遠的眼界。

或許有人懷疑,把作品連繫到生產方式時,詮釋或分析是否會變成千篇一律?但這是假定了一種社會只有一種生產方式,可是詹明信接受了阿爾杜塞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的說法(「社會型構」這一觀念其實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但經由阿爾杜塞發揚光大),認為一個社會中固然有一個主導的生產方式,也有其他生產方式,但彼此互相接合,形成一個整體,各種生產方式彼此互補,也互相矛盾,各有各的功用。所以把作品連繫到生產方式時,詮釋不會是千篇一律的。

總之,詹明信認為在詮釋作品時一定要把它政治化,因為把作品歷史化的同時,也揭露了作品與現實矛盾的關連、現實矛盾的來源──生產方式,也就是階級衝突、和階級衝突的根源。這就是一種政治化。詮釋作品時,從語言形式走向歷史,從微觀到宏觀,不斷地擴大眼界,把作品納入歷史的整體之中,就有現實涵蘊與政治效果了。所以詹明信在《政治無意識》一書的開頭便說:「永遠都要歷史化!」在第一章的開頭又說:「文學作品的政治詮釋是最優先的,政治觀點的詮釋不是什麼補充的方法或另一種可有可無的幫助詮釋的方法,而是一切閱讀、一切詮釋的絕對視野。

詹明信的《政治潛意識》一書把拉崗的心理分析理論巧妙地嵌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中,為「歷史─社會」層面添加微觀的細節,也為「心理─語言」層面點明其宏觀的意義。同時,在深奧的學術語言及概念討論中不失其與現實世界的緊密直接連繫,難怪此書會成為各大學心理分析研究、文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範疇內的重要典籍,也使詹明信展露他思想成熟期的見解,成為一派之宗師。

學院中的理論模式,不足以促進社會變革

最特殊的是,詹明信在這些學術研究中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絕不能從事象牙塔式的虛幻構築或學院內的無謂空談,而需要做阿爾杜塞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做的「理論中的階級鬥爭」。有了這樣的大目標作為前提,也難怪詹明信下筆方向確定、出拳有力,不但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論家挑戰,更為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添加火力。

相較於詹明信,伊戈頓似乎走的更遠些。伊戈頓1973年的小書只是讀書報告式的勾勒,為了更完整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研究方法,他在1976年提出另一部重要著作《批評與意識型態》(Criticism and Ideology),具體採用「歷史─社會」的分析方法來審視產生作家、作品、形式等等的歷史客觀條件,將阿爾杜塞及馬歇瑞的理論發展得更為詳盡,建立分析模式,後來且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範型。

伊戈頓和詹明信一樣,以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及目標為指導原則。他認為單單發展學院中的理論模式,尚不足以切實地促進社會變革,而必須更主動地參與意識型態領域內的抗爭,因此在1981年中發展了他的《班雅明:邁向革命的文學批評》(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藉著研讀班雅明的思想,伊戈頓對當時逐漸成為流行的解構分析及詮釋學派加以批判,同時闡述正統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托洛斯基、列寧等人)對文化及文學的觀點,這個批判的經驗為他最有名的著作舖下了厚實的根基。

文學理論在1980年代風行校園之內,各家之說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有鑒於理論市場上的混亂、玄虛、甚至與現實脫節,伊戈頓於是再度傾力投入意識型態層面的抗爭,集過去著作之大成,以一致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各派理論做出有系統而一針見血的分析與批判,寫成1983年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一書。他不贊成文學理論的玄奧與艱澀傾向,更反對各派理論在文字遊戲中遮掩或略過自身的意識型態,故而在此書中一掃學院式的深奧文字及晦澀的術語,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一般大眾推廣文學理論,陳述理論與建構之間的關聯,揭露理論的實際效果,因而廣受各方學子的歡迎,幾乎人手一本。由於它的敘事觀點不是故做旁觀中立者的客觀簡介,而是統一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的洞見與批評分析,故影響至鉅,蔚成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領域的顯學。

文學批評的功能,在於組織、動員讀者群

《文學理論》的第一章「英文的興起」追溯了18世紀以降英文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發展過程。伊戈頓指出,英國文學研究在各時代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型態架構中扮演不同的功能,但一直是既存體制的維護者及宣傳機構,其中所生產、流行的理論觀點反映出其傳統保守的色彩。這個「歷史─社會」的考察使伊戈頓特別針對理論及生產理論的階級之間的緊密關聯發生興趣,發展成為1984年他寫成的《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一書。

《批評的功能》是伊戈頓對整個文學批評領域的反思,「功能」二字就是此書的關鍵。伊戈頓由整個歷史的、社會架構的角度來看,認為「批評」作為一種實踐,乃是17、18世紀中產智識階級在對抗國家的絕對霸權中所產生的言談領域,在當時的公共領域中(包括俱樂部、期刊、咖啡屋等等)逐漸形成政治力量,對當時的既存體制有某一程度的批判力,因此扮演了特定的社會功能。可是,在歷史過程中,「批評」逐步被吸收合併,成為文化建制的一部份,不但喪失原有的批判功能,而且變成建制本身為不滿情緒所提供的安全閘門,因而理論也傾向於玄想、深奧,只在領域內爭吵芝麻細節,逐漸喪失了對整個社會的批判力。他認為像解構主義這種理論所表達出來的高度不安定感及懷疑主義,只不過是學院人本主義自身的功能、在周圍更廣大的歷史社會環境中發生問題的跡象。

換句話說,學院中理論的紛爭,只有在更廣大的歷史現實中才找得到根源及解釋。

建立了這個基本前提之後,伊戈頓為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指出一條明路,這也是他個人學術生涯的最成熟言論:「真正的政治活動不能僅止於寫些言論激烈的著作向廣大群眾推廣馬克思主義,而必須努力建立一個有組織、有環境、有協作、而且能採取集體政治行動的讀者群,然後才可能有對話、有共識、有政治力量」。對伊戈頓來說,這個讀者群不是學者們憑空創造出來的,乃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占據某些特定社會位置的人群。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必須在組織、動員特定的讀者群之後才算真正存在,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者只不過是一名游魂,在建制中頂多也只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批評的功能》一書顯示伊戈頓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已經把握其精髓,並理解到學院不是改變社會的地方。想要促使社會變革,還得由組織、動員特定的群眾做起。

鬥爭是沒有什麼學術不學術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詹明信從事的是馬克思主義迫切需要的學院內的意識型態抗爭,伊戈頓則深切體認到,這種學院內的抗爭固然有用,而且重要,但是若沒有廣大的、適當的讀者群及政治行動力量,其功效也只有一定限度。

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伊戈頓有段發人深省的話,可以恰當地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說過馬克思主義是個『學科』,我們真的得小心點,這類的書籍很可能剛好變成學院式的東西,不消說,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批評堂而皇之地被安插在佛洛依德式的文學研究法與神話的文學研究法之間,成為另一種新奇刺激的學術『研究取向』,另一門被耕耘過的學問領域,好讓學生來進入探險。在此之前,最好先提醒我們自己一項簡單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是有關人類社會及改變社會之實踐的科學理論。說得具體一點,馬克思主義所敘述的,是男男女女從某種剝削與壓迫形式中解放自己的鬥爭故事。這些鬥爭沒有什麼學術不學術的,要是我們忘記這一點,就一定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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